我的小舅舅

新安行者

表弟的电话来时，窗外是昏沉沉的。声音隔着电波，有些模糊，只说小舅舅快不行了。我捏着听筒，一时说不出话。末了，只低低应了句：“晓得了。”

挂了电话不久，消息便来了，人走了。心里并没有骤然塌下一块的剧烈，只是空茫茫的，像冬日的田野，收割尽了，只剩下些短而硬的茬，顶着薄薄的霜。

这几年，他总在受罪。一场突如其来的横祸，接着是大手术，在杭州的医院和康复处辗转。原以为能慢慢挺过来，谁知康复中又重重摔了一跤，便再也没能起身。今年夏天转回龙游老家，住在重症监护室里。我去看过一次，几乎认不出了。可他混浊的眼睛转向我，竟还费力地吐出我的名字。那一刻，喉咙里像塞了团浸水的棉花。

他有兄，有姐妹，四人。小时候，外公被冤枉，送去很远的地方“改造”，家里全靠外婆一人张罗。等外公平反回来，孩子们都已不太认得这个沉默的父亲了。在我的记忆里，外公一直是不大说话的，总是板着脸很严肃，我们小孩子见了，心里有些怯，便都躲着他。可能他性情也随外公，大概也造就了他闷沉的性子。再说我这外甥，也随他吧，情商不高，不善于言谈。

小时候去外婆家拜年，是最盼着的事。三十几里的乡路，多是田埂与土道。他便推着一辆独轮车来接。车身是暗沉的木色，轮轴转起来，发出“吱呀——吱呀——”的绵长声响，像一支永远哼不完的老歌。我和姐妹们挤坐在车两侧，“吱吱喳喳”，像极了一群小麻雀。他两手稳稳把着车把，手臂上青筋微微凸起，身子略向另一边倾着，一步一步，走得很扎实。田里的风，带着枯草与泥土的气息，拂在脸上，凉丝丝的。我们笑着，闹着，他从不呵斥，只偶尔回头，嘴角极难察觉地向上弯一弯，又转回去，看着前面的路。那“吱呀”声一路响着，将我们送入炊烟袅袅的外婆家。到了，他放下车把，搓搓手，对我们只说一句：“去玩罢。”仿佛小孩子到外婆家，天经地义便是玩的，没有什么活计该派到我们头上。

九岁那年，他来了，带了一个布包。打开，是一身新衣裳，是那时挺时兴的学生装样式，蓝色的布料像雨后的晴空，不扎眼，却清爽。他讷讷地，只说：“十岁了，长大成小伙子了。”我欢喜得不知说什么好，只一遍遍摸着那光滑的布料。后来，这身蓝衣裳我穿了许多年，领口、袖边都磨得发了白，仍不舍得丢。那蓝色，也便一年年地，在我身上渐渐褪成一片记忆里天空的底色。

再后来，因着一些家里头的琐事纷争，他与我母亲之间有了心结，好几年彼此不往来。我们做小辈的，夹在中间，也便生疏了。直到母亲去世的那天，我颤抖着手，拨通那个久已生疏的号码。电话那头，他沉默了几秒，只说：“我就来。”来了后跑上跑下，话依旧不多，可那堵横亘多年的墙，就在这默默的操劳里，无声地坍圮了。

本以为，日子能这样慢慢地走向和缓。谁能料到，那场飞来的车祸，正等在路口。这几年医院的惨白灯光，各种导管，日益消瘦的身体，将他最后一点生气也慢慢熬干了。我去看他时，他已不大像他。可他竟还认得我，叫得出我的名字。此时比任何痛哭更让人心碎。

此刻，夜已深得透了。我想起那独轮车“吱呀”的声音，想起他身上那件总似蒙着尘的旧褂子，想起他为我做的那身安静的蓝衣裳。他这一生，也像那辆独轮车，一边载着生活的重负，一边载着一点点稀薄的、给予他人的暖，小心翼翼地，在崎岖的路上走着，直至再也把不稳那车把。

生活大抵如此罢了，当家中大树依次倒下，我们的依靠渐渐远去，我们俨然已矗立在队伍的前列，默默撑起这世代相传的责任，为我们的后代们挡风遮雨。

舅舅，外边的路，您慢慢走。如果有来生，我还愿和您是一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