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见·博物馆（21）

吼吼

上海，从一个小小的江南渔村到享誉全球的国际都会，经历了千年蝶变，是中华文明兼具江南底蕴、海洋特质与现代活力的独特坐标。

古代，它是江南文明的延伸地，承载着漕运商贸与务实文脉。

近代，它是中西交融的前沿，孕育了海派文化，并推动中华文明近代化。

现代，它则以国际化的独特姿态引领创新，成为中华文明兼容并蓄、与时俱进的鲜活样本。

《遇见·博物馆》，走进上海博物馆，一睹中华文明艺术史不同领域的华丽篇章……

上海博物馆

（东馆）

上海博物馆（东馆），位于浦东新区世纪大道，总建筑面积11.32万平方米，以“世界顶级的中国古代艺术博物馆”为定位，馆内设有青铜馆、书法馆、绘画馆等8个常设展厅，堪称8部“中国古代艺术史教科书”，构建了海内外体系最完整的中国古代艺术通史陈列。

青铜器，是中国古代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为贵族社会崇尚礼制的特殊产物。由于青铜器多用于祭神享祖、礼尚交往、宴飨宾客等礼仪活动，故被称作“礼器”。作为权力的象征，不同身份的贵族，拥有与他们地位相称的礼器。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夏商周青铜艺术以其繁多的种类、精美的纹饰、高超的铸造技术，充分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古人杰出的创造能力，秦汉以后出现式微，到了宋元明清以复古的面貌得以重现。↓

🔥🔥🔥 镶嵌十字纹方钺（夏晚期），上海博物馆镇馆之宝。↓

📖：镶嵌十字纹方钺，长35.6厘米，刃宽33.2厘米，体形厚实。钺身中心有一直径6.1厘米圆孔，阑旁有两个长方形孔，用于安装木柄时穿过皮条。中心圆孔周围环列两圈用绿松石嵌成的十字纹，内圈6个，外圈12个，十字纹内外又环列绿松石圈，用胶质黏合。十字纹、圆圈纹与中心镂孔形成方圆相间的图案，整齐有序，富于变化。

​钺，是长柄弧刃的砍杀兵器和刑具。但这件方钺大而重，刃部平口无锋，没有任何实用痕迹，应是礼仪用器，是君权或军事权力的象征。我国夏代青铜器本就数量稀少，而这种镶嵌十字绿松石的青铜方钺目前仅发现这一件，且工艺精美，文化内涵丰富，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

🔥 束腰爵（夏晚期），高11.7厘米，口沿一侧有尖尾，另一侧有长流槽，口沿下部内束，平底，下有三只细长的三角锥状足，一个带状鋬从口沿下侧连到底上侧。其形制仿自陶爵，体呈扁圆形。↓

📖：束腰爵，出土于二里头遗址，虽然形制简单，但造型规整，腰部曲线明显，底部三足细长且带有弧度，说明此时的青铜铸造技术已初具规模，它也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将青铜技术与礼制相结合的物证之一。

🔥 乳钉纹管流爵（夏晚期），高20.6厘米，敞口弧沿，双翼上展，器身下设有假腹，假腹上有数个圆穿，下接三棱形足。器身一侧带有管形流，流上有2个曲尺状装饰。腹部饰有两行平行的乳钉纹，上下以弦纹为栏。↓

📖：由于管流爵容量很小，流的作用只是倾注而非吮饮，因此它是注酒器，可能在祭祀等礼仪活动中用于盛装酒水。​1959年，上海博物馆的专家从上海冶炼厂的废铜堆中拣选抢救出这件文物，当时其三足已缺失，后根据二里头出土的陶器形制补配了三棱形足。

兽面纹爵（商早期），高15.9厘米，形扁敞口，口沿修长，一侧有短尖尾，另一侧有细长流槽，流槽近口沿处有两只形短柱。腰部为直壁，近底处外侈，底下伸出三只细长的三棱锥状足，一只鋬接于口沿下侧至底上侧。腰部两道凸弦纹间，由两只“目”字纹构成原始的兽面纹，纹饰古拙朴素。此爵保留有夏晚期爵的部分特征，同时也展现出后世青铜器辉煌时期的样貌，是商早期爵向商晚期爵演变的过渡形式。↓

🔥 兽面纹斝（商中期），高31.1厘米，口径18.4厘米，口部设两个高大的方柱，上饰火纹，高颈，有丰腴的袋腹，下接锥形三足，设有一个较大的弧形把手。该斝以商代常见的兽面纹为主要装饰，线条细密夸张，突出神秘庄重的风格，这种兽面纹的装饰方法，在现存商代中期青铜斝中仅此一例。↓

​📖：斝，是一种用于祭祀礼仪的盛酒器。青铜斝出现在夏代晚期，发展到商代中期时器形已趋成熟，一般为平底，形制为颈、腹分段，这种袋腹的斝较为少见，具有较高的历史与艺术价值。

🔥 甲壶（商中期），高25.3厘米，壶身呈长颈球腹状，肩部设有两个横置的钮。壶盖和肩部饰龙纹，腹部饰兽面纹，兽目圆凸，具有典型的商代早、中期装饰风格。圈足内侧铸有铭文“甲”，是目前所见最早的青铜器铭文之一，对于研究汉字演变具有重要意义。↓

斜角云纹觚（商中期），敞口粗身，联圈足，圈足上有十字形镂孔，口沿与腹部连接处有一牛首，且带有用于持握的鋬，这种带鋬觚较为少见。以斜角云纹为主要装饰，线条流畅，富有动感，体现了商代中期青铜器纹饰的风格特点。↓

🔥 牛首兽面纹尊（商晚期），1966年华容东山出土，是湖南出土青铜尊中最大的一件。该尊高73.2厘米，口径61厘米，重27.3千克。其大敞口，颈部收束，圆肩折腹，高圈足，从腹部到圈足有三道钩状棱脊。肩部有三个立鸟形饰，以立鸟为中心各饰一组对称的长鼻龙纹，腹上部有三个直立的兽首，兽角作曲折的大羊角，腹部装饰外卷角兽面纹，圈足饰虎头式兽面纹。↓

🔥 兽面纹罍（商晚期），高43.5厘米，口径18.6厘米，重9.7千克，敞口外撇，方唇高颈，圆肩深腹，圈足外撇。两侧肩饰兽首耳，另两侧腹下部饰牛首鋬。颈部饰两道弦纹，肩饰六处火纹，间有八处乳钉纹突起，辅以龙纹。上腹饰兽面纹，下腹连鸟蕉叶纹，圈足饰兽体目纹。该罍圆润端庄，缛丽精致，阴线刻抽象变形的兽纹与极其写实的牛首相对应，虚实结合，在商代晚期的青铜罍中极具特色，是相当罕见的珍品。↓

亚夫方罍（商晚期），高53厘米，重约29.68千克，方体方口，直颈圆肩，鼓腹渐收，方圈足外撇。肩部两侧有兽首衔环耳，腹部正面下方设兽首形鋬。四角及四面中线设宽厚棱脊。采用“三层花”工艺，以云雷纹为底纹，叠加浮雕主纹与阴线刻纹。颈部与肩部饰凤鸟纹、对称龙纹，间以兽首装饰；腹部分三段纹饰，上部为凤鸟纹，中部为双角兽面纹，下部为外卷角兽面纹；圈足饰凤鸟纹。采用范铸法与分铸工艺，作为典型的“三组满花器”，代表了商代青铜铸造工艺的鼎盛水平。其铭文记载为祭祀先王及太子所制。↓

🔥 兽面纹饮壶（商晚期），博物馆给的名称叫“ 兽面纹饮壶”，但有的资料称其是“兽面纹方彝”，因为其整体呈典型的方彝“四阿式盖+方腹”造型，器盖顶部有菌状钮。 器盖为斜坡式屋顶形（四阿顶），盖面和器身以云雷纹为地纹，主纹是兽面纹与夔龙纹，器身两侧有突出的扉棱。方彝是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的高级盛酒礼器，常与爵、觚等组合用于祭祀。这件器物的纹饰布局、工艺水平，反映了商代晚期青铜礼器的“重酒”礼制与艺术巅峰。↓

四羊首瓿（商晚期），高38.8厘米，口径31.6厘米，重约14千克。大口短颈，广肩深腹，高圈足。肩部有四个高浮雕羊首，羊首间以鸟形棱脊间隔，饰有侧身龙纹。腹部上沿饰相间的火纹与“亚”形纹，腹部饰乳钉雷纹，圈足饰双角突出的兽面纹。其火纹与“亚”形纹相间的构图仅在商代早中期殷墟以外出土的青铜器中有发现，造型特点与装饰风格具有长江流域青铜器特征。↓

🔥🔥🔥 龙纹扁足鼎（商晚期），上海博物馆镇馆之宝。

📖：龙纹扁足鼎，高31.1厘米，口径24.2厘米，重4.85千克。鼎身立耳、方唇、浅腹、圆底，下置三条宽阔的龙形扁足，作上腾状，张口托住鼎体，龙有长鼻，与器上的纹样相应。这种扁足设计使鼎的支撑点缩小到最低限度，但整个鼎却具有很好的稳定感，增强了造型的气势。腹部饰卷尾的长鼻兽纹，外侧则是精细的雷纹，衬托出别具一格的立体效果。该鼎应是长江流域与中原文化交流的产物。

🔥🔥 父乙觥（商晚期-西周早期），青铜盛酒礼器，是上海博物馆的馆藏珍品之一 。↓

📖： 父乙觥，和山西博物院镇馆之宝之一商兽形觥属于同宗同族的亲戚。该觥长31.5厘米，高29.5厘米，重4840克。采用范铸法制成。觥盖前端是幻想中的动物头部，有长颈鹿角和兔子耳朵，两角后各有一条屈体小蛇，中脊浮雕一条细长卷尾小龙。盖后端是一只牛头，双角突出，长舌上翘，与器尾的牛头把手呼应。腹部饰大凤纹，其余诸凤鸟装饰在圈足、主凤背上及器盖各部位，整体铸工精湛，纹饰华美。

​觥器和盖相对铭刻“【共或举】父乙”三字，应该是“共氏”或“举氏”为祭祀父辈“乙”制作的礼器。父乙觥融合了兽面纹、龙纹和凤鸟纹等商代三大主题纹样，且纹饰不施底纹，是商代晚期青铜器纹饰新风格的代表。它也是现存不足200件的青铜觥中工艺最精者之一，具有极高的历史与艺术价值。

父乙盂（商晚期），与簋配合使用，簋中之饭取自盂中。其造型侈口、深腹、圈足。腹部纹饰以云雷纹为地，主纹为外卷角型兽面纹。器内铸有“父乙”铭文。↓

畐父辛爵（商晚期），具有流、尾、柱、鋬和三足等爵类青铜器的典型特征。“畐fu”的甲骨文、金文均为“加了盖子盛满酒(水)的容器”之象形，有“满”“充实”的含义，后引申为“福”义。“父辛”表明该爵是为祭祀长辈“辛”而制。↓

＊父辛角（商晚期），前边有个铭文实在不认识，也打不出来，只好用＊代替了😅。角是裸酒器，功能及使用方式与爵相似，两者在器物组合中可以相互替换。该角还和前边一样，是那个孝顺孩子给他的辛爹做的祭祀礼器。↓

亚酗觚（商晚期），颈部饰蕉叶纹，中间有象征性的兽面纹，仅突出双目。腹部饰对称的倒竖式龙纹，圈足饰对称卷体龙纹，内刻铭文“亚酗”，亚酗是商代大贵族。↓

父戊方彝（商晚期），盛酒器，长方形器身，带盖，直口、直腹、圈足，饰纹精美，具有典型的商代晚期方彝特征。↓

戉箙卣（商晚期），高33.3厘米，重6.75千克，隆盖高缘，鼓腹下垂，圈足。颈纵向置龙首提梁，自盖到圈足置棱脊四道，盖两侧挑出双角。器及盖上饰浮雕大兽面，盖沿、器颈、圈足分别饰不同形态的龙纹和鸟纹。盖内有铭文“戉yue箙fu”。↓

🔥 豕卣（商晚期），高14.1厘米，重0.94千克，由两个相背的猪首合成器身，腹部下设四蹄足，颈部两侧有如意头形桥钮，提梁已失。猪耳上竖，鼻部微卷，双目圆睁，嘴角上翘，憨态中透出威严。腹部满饰云纹与羽状纹，空隙处密布雷纹，腹下连接处饰蝉纹，纹饰繁简相衬，为商代青铜器“三层花”的典型特征。

​📖：商代“陈豕于室，合家而祀”，猪在祭祀中被视为沟通人神的重要媒介。该卣双猪首造型，可能象征雌雄交泰的阴阳观念，或与甲骨文中“家”字的构形逻辑相关，隐含对家族繁衍、五谷丰登的祈愿。↓

🔥 鸟父癸尊（商晚期），上博首次亮相的国家一级文物。高31.3厘米，口径23.8厘米，重5.57公斤，大口筒状三段式，喇叭形口，长颈、鼓腹、圈足，四道棱脊。颈饰蕉叶纹，内填倒置的内卷角兽面纹，其下为对称鸟纹，腹饰外卷角兽面纹，圈足饰曲折角兽面纹，以云雷纹为地。内底铸铭文3字“鸟父癸”。↓

酉父癸簋（商晚期），高17.4厘米，口径23.5厘米，重4.21公斤，侈口卷沿，束颈、鼓腹、圈足。颈腹两侧有一对兽首半环形耳。颈部、圈足均饰象兽纹，雷纹填地。簋颈前后各增饰一个浮雕兽首，腹部装饰斜方格云雷纹。内底有铭文“酉父癸”，表明此簋为酉氏为其父亲癸所作。↓

龙形磬（商晚期），长56厘米，高28.8厘米，整体呈龙形（据说原来叫豕形磬，也有点像🐷），背脊置鸟形曲棱，下设长方形孔用于悬挂，腹下有曲踞状足部。磬身设有十个乳钉状枚，腹部中央的大枚为奏击点，龙首部设一枚为目，其余沿边缘排列，两面纹饰相同。↓

透雕龙纹钺（商晚期），长18.2厘米，刃宽11厘米，重0.34千克。刃部不成正弧形，内呈长方形，饰虎耳兽面纹，援部后端饰透雕卷龙纹，体躯内卷，并饰鳞纹。↓

妊簋（西周早期），出土于洛阳西周贵族墓，高18.5厘米，口径19.5厘米，重2.8千克，侈口束颈，鼓腹圜底，四个象蹄形足。颈部两侧各饰浮雕兽面纹，口沿下方有一周以云雷纹为地的蛇纹；腹部饰百乳雷纹，这是商晚期盛行并沿用至周初的经典纹样。簋内底铸“王妊作簋”铭文，“王妊”指周王妊姓的后妃，表明该簋是由周王后妃所制。↓

甲簋（西周早期），高29.8厘米，口径22.5厘米，重6.48千克，侈口、深腹、圈足，上附方座，腹部两侧有兽耳垂珥。颈部和圈足饰长冠分尾鸟纹，方座上沿饰两两对称的垂尾鸟纹，下沿饰对称的长尾鸟纹，两侧饰伫立式的鸷鸟纹。方座台面四角饰牛头纹，腹部饰乳钉雷纹。器内底铸铭文“甲”，应是器主人名字，也是周人以干支生称的一个实例。↓

象首兽纹钺（西周早期），呈象鼻兽造型，象鼻延伸到刃部，钺身被象鼻兽“捧在怀中”。兽眼神态十足，眼珠微微向后，后脑有编在一起的头发，下端有上翘发髻，脚部类似鸟爪。该钺象征着军事权力或君权，一般在重要的礼仪场合中使用。↓

豫角（西周早期），高26.5厘米，口径18.8厘米，有盖，器口呈弧形，腹下承扁三棱形锥足。腹部一侧设犀牛首鋬，反面相同位置饰犀牛首浮雕，这是此器最大的装饰特色。盖面饰兽面纹、犀牛首纹，腹部两侧饰外卷角兽面纹。器、盖同铭二行七字铭文“豫作父乙宗尊彝”，是豫为祭祀父乙制的。↓

父庚觯（西周早期），高14.9厘米，口径7.6厘米，圆体垂腹，敞口束颈，圈足外撇。颈部饰蕉叶纹和分尾鸟纹，腹部饰对称的四只凤鸟纹。腹部与颈部交接处有一圈四只小凤鸟，整器以细雷纹为地。腹内底有“作父庚”三字铭文，是为祭祀父庚而制的礼器。↓

斿父癸壶（西周早期），高33.7厘米，口长13.0厘米，壶身造型规整，装饰有龙纹、羊纹和绳络纹，壶内铭文“斿you父癸gui”。↓

🔥🔥 鲁侯尊（西周康王），高22.2厘米，口径20.7厘米，整体朴素无纹，呈多节状，凹凸相间，质朴稳重。其造型独特，在尊类器物中绝无仅有。腹内底铸有22字铭文，记载了周王命令明公派遣三族征伐东国，鲁侯因有功而作此器。↓

伯盂（西周中期），高28.7厘米，口径42.8厘米，重12.2千克。敞口直颈圈足，颈两侧设附耳。颈饰回首龙纹一周，圈足饰目雷纹。腹内底铸“伯作宝盂”四字铭文。↓

师寰簋（西周宣王），高27厘米，口径22.5厘米，重9.18千克，敛口，鼓腹，圈足，下接三只兽蹄形足。腹部两侧附大龙形耳。器内底铸铭117个字，盖内铸铭113个字，记录了周宣王命令师寰征伐淮夷，师寰率领齐师、莱等邦国军队及左右虎臣出征，获胜后杀敌俘虏、缴获财物，宣王对其记功嘉奖的事迹。↓

仲义父【缶+霝ling】（西周中晚期），高44厘米，口径15.4厘米，重14.43公斤，平底圈足。肩部饰对称卷龙纹，腹部满饰层叠鳞纹，器肩及盖口外沿铸有相同的16字铭文“仲义父作缶霝，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此器于1890年在陕西扶风被发现，与大克鼎同窖。↓

🔥🔥🔥 大克鼎（西周中晚期），上海博物馆镇馆之宝，与毛公鼎、大盂鼎并称“晚清海内青铜器三宝”。↓

📖：大克鼎，高93.1厘米，口径75.6厘米，重201.5千克，是西周青铜重器中体量最大的炊器之一。鼎口沿装饰变形兽面纹，腹部以宽大的波曲纹为主，三足上部延续兽面纹，纹饰布局疏朗大气。器壁厚达1.5厘米，双立耳外撇，鼎足为柱足造型。

​腹内壁铸28行金文290个字。内容分三部分，一是追述克之祖父师华父辅佐周王之功绩，二是周懿王在宗周穆庙举行册命仪式任命克为膳夫之职，三是周王赏赐克田土、臣妾及礼服的详细清单。铭文中“膳夫”官职记载印证了《周礼·天官》的职官体系。

🔥🔥🔥 大克鼎，再来一个侧面展示。↓

龙纹壶（西周晚期），高44.3厘米，口径16.6厘米，重6050克，侈口长颈，鼓腹下置外撇圈足，盖及双耳已失。全器有四层主纹饰，自口至腹上部的三层主纹饰是蟠螭纹和人面鸟喙、兽体鸟尾的怪兽相缠绕，腹下部一层为兽面纹与蟠螭纹彼此衔咬缠绕。↓

🔥 芮伯壶（西周晚期），高40.3厘米，口径11.2厘米。盖顶饰卷体凤鸟纹，盖身环绕一周横向立体蝉纹。颈部为波曲纹，腹部由横竖排列的立体蝉纹分为四个纹饰块，每块皆装饰横列的三组波曲纹，圈足为一周立体蝉纹。颈部下两侧设兽首贯耳。盖内和颈部内壁有同铭“芮伯启作釐公尊彝”，表明此壶是芮国国君启为其父釐公所作的祭器。该壶传于清咸丰年间出土，由清末大臣端方收藏，之后曾流落日本、英国。↓

🔥🔥 虎簋（西周晚期），高34.7厘米，口径23.3厘米，重12.28千克，由器身与方座组成，配有莲花瓣形盖顶抓手及龙首耳垂珥。盖面、腹部及方座的四壁均饰波曲纹，龙首耳附耳饰重环纹，口沿和圈足饰由动物纹变形而来的窃曲纹。器内铸209字铭文，记载了周王对作器者先祖的褒奖等内容，是现存簋类青铜器中铭文最长者之一👏。↓

🔥🔥 齐侯匜（西周晚期），高24.7厘米，长48.1厘米，重6.42千克，椭圆形瓢状，前端宽流高高昂起，后端执鋬作蛟龙探水状，四足以龙为形，俯首曲体承载器身，通体饰平行条纹。腹底铸铭文22个字“齐侯乍（作）虢孟姬良女宝匜，其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记载了齐侯为其夫人虢国君主之女虢孟姬良女制作此匜。它是目前发现的西周青铜匜中最大的一件。↓

龙耳尊（春秋早期），高39.1厘米，口径35.4厘米，敞口束颈，鼓腹圈足。腹两侧饰龙形把手，龙首回顾，尾上卷，有四爪与腹相接。肩饰斜角雷纹，主体满饰瓦棱纹，圈足施雷纹，这些纹饰构图不是中原地区常见的，有鲜明的地域特点。↓

🔥🔥🔥 子仲姜盘（春秋早期），上海博物馆镇馆之宝。↓

📖：子仲姜盘高18厘米，口径45厘米，重12.4千克。折沿，浅腹，圈足，下置三只立体爬行猛虎。盘壁两侧有一对宽厚附耳，前后各攀一条立体曲折角龙。内壁铸有铭文32个字，大意为：六月初吉辛亥日，晋国的大师为其妻子仲姜制作了这件精美的盘，用以祈求长寿，希望子孙永远珍藏。

​盘内装饰有浮雕和立雕的水生生物，包括鱼、龟、蛙、水鸟等共31个，其中11个圆雕动物能原地作360度旋转，展现了春秋早期极高的青铜铸造工艺水平。子仲姜盘出土于山西，后流失海外，1994年被发现于香港，由香港太阳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叶肇夫购得，1997年叶肇夫将其捐赠给上海博物馆。

🔥 秦公鼎（春秋早期），立耳折沿，浅腹略鼓，平底，兽首蹄足。颈腹饰兽身交连纹，立耳外侧饰鳞纹。腹内壁有“秦公乍宝用鼎”铭文。对于鼎铭“秦公”的认定，有秦庄公、秦仲和庄公、秦襄公和秦文公等多种说法。该鼎是1993年甘肃大堡子山秦公大墓被盗文物，后入藏上海博物馆。↓

秦公簋（春秋早期），敛口鼓腹，器身饰兽目交连纹、垂鳞纹、横条沟纹，器、盖对铭5字，记为秦公用器。与秦公鼎同出一处。↓

禾簋（春秋早期），高29.5厘米，口径25厘米，重12.1公斤。直口方唇，束颈鼓腹，腹部有一对龙形耳，下有垂珥，圈足外撇，并连铸方座。腹部及方座饰环带纹，圈足饰垂鳞纹，整体纹饰古朴精美。内底铸铭文“唯正月己亥，禾肈乍皇母㛸龏孟姬□饙彝”十六字，表明此簋是名为“禾”的人为其母“㛸龏孟姬”所作的祭器。↓

莲瓣盖龙纹壶（春秋中期），高76.4厘米，口径29.9厘米，重22400克。器型高大，敞口设盖，盖顶有八瓣镂空的莲瓣形，盖沿饰一周简化龙纹。颈部自口沿向下微束，长颈鼓腹，下置高圈足。颈部设一对龙形附耳，龙作攀爬状，回首卷尾，龙角复杂夸张。颈部饰有蕉叶纹，内填变形龙纹，腹部饰粗犷的龙纹，圈足为镂空龙纹，整体纹饰具有明显的楚文化特征。↓

兽面纹龙流盉（春秋中期），高30.1厘米，全长39.2厘米，碗状盖，盖顶是蟠旋而出的龙头，流为张口的龙形，鋬的上端亦饰龙首，底部三足。颈部所饰龙纹，具有吴越青铜器常见的仿西周纹样特点，肩饰斜角雷纹，盖面和腹上饰兽面纹。↓

🔥 透雕盘龙纹鼓座（春秋晚期），高30厘米，最大径59厘米，重37.9千克，呈半球体，下有圈足，正中突起的空心圆筒用于插放鼓柱。12条相互缠绕噬咬的圆雕蟠龙攀爬于鼓面上，龙首为圆雕，口衔圆环，龙体为高浮雕，双目圆形中空，龙角两端有空槽，可能原有镶嵌物。整器融合圆雕、高浮雕、浅浮雕、阴刻等手法，运用了分铸、铸接、铜焊、镴接、镶嵌工艺，以多变的形态和对称的布局构成了群龙仰首弄尾、穿插纠结的立体造型。↓

🔥🔥🔥 牺尊（春秋晚期），上海博物馆镇馆之宝。↓

📖：牺尊，1923年出土于山西浑源县，之后差点流失海外，1948年被上海市政府扣留，方护得国宝免遭劫难。尊高33.7厘米、长58.7厘米，重10.76千克，铸成一头写实的耕牛形。牛腹中空，牛颈和背脊上有三个孔，中间一孔套有一锅形器，可取出，原有盖已遗失，屁股处还破了个大洞🤭。头、颈、身、腿、臀部均饰有回旋盘绕的龙蛇纹所组成的兽面纹，牛颈及锅形器上还饰有虎、犀等动物浮雕。

​这是一件兼可温酒的容酒器，牛背上的锅形器可以容酒，牛颈及背上的空穴可以注水于尊腹用以温酒，这种特殊构造的商周青铜器，目前仅见此一例。特别是牛鼻上的索状圆环，证明早在春秋晚期，我国已发展出以绳穿牛鼻的驯牛方法。

吴王夫差盉（春秋晚期），高27.8厘米，口径11.7厘米，扁圆形腹，器底下接三兽首蹄形足，曲颈龙首流。直口平盖，与器口相合成子母口，盖上有环钮，套铸8字形链条与提梁内侧小环相连。宽肩上设镂空龙形提梁。盖面与器腹饰蟠螭纹，肩部有铭文“吴王夫差吴金铸女子之器吉”十二字，可惜该女子的身份无从得知。↓

吴王夫差鉴（春秋晚期），高45厘米，口径73厘米，重45公斤，口沿外折，束颈，腹部内收，平底。颈腹左右设对称的兽耳衔环，前后各置一卷尾双角龙，龙攀附于器壁，咬住鉴口，作伸头探水状。颈部饰横鳞纹，腹部饰交龙纹。内壁有铭文“攻吴王夫差择氒（厥）吉金，自作御鉴”十三字，记叙了吴王夫差选用优质青铜铸造了这件宫廷御用之物。↓

🔥🔥 交龙垂鳞纹鼎（春秋晚期），高56.2厘米，口径56.3厘米，鼎口沿立有外撇附耳，深腹平底，下置三个蹄形足，具有鲜明的楚文化特点。口沿以及附耳均饰浅浮雕交龙纹，下腹部饰有层层相错的垂鳞纹，垂鳞纹上还有细密的交龙纹。足根部为圆目高突的兽首，其下还有浅浮雕交龙纹。在腹部均匀分布着六个龙形附件，龙首作回顾状。据说，它是迄今所知春秋时期最高等级的青铜礼器，也是目前所见春秋时期工艺最精美的大鼎。↓

透雕交龙纹铺（春秋晚期），盖顶装饰类似莲瓣，下方圈足形柄，整体镂空雕刻交缠在一起的龙纹，线条流畅，造型优美。↓

📖：铺，是一种盛放干果或干肉之类的盛食器，类似现在的果盘。它的造型与豆相似，但铺是平底，而豆多为半球形底。

🔥 越王者旨於睗矛（战国早期），是浙江省博物馆镇馆之宝“越王者旨於睗剑”的同胞兄弟。不过，在浙博那只剑可是C位，在上博这支矛却是纯配角。关键是浙博给出的读音是“者zhu旨ji”，上博却是字面音，上博该好好考校一番才是。↓

🔥🔥🔥 铸客鼎（战国晚期），安徽博物院镇馆之宝，网上说是被上博东馆借来的🤭。↓

📖：铸客鼎，1933年出土于安徽寿县楚幽王墓。通高113厘米，口径87厘米，重达400公斤，是我国现存最大的圆形青铜鼎之一。因沿口处刻有“铸客”等12字铭文而得名，又称“楚大鼎”。铸客鼎圆口方唇，平沿外折，颈外侧附双耳，鼓腹圆底，三蹄足。腹上饰有一周凸起的圆箍，箍上饰有模印花纹。双耳和颈外壁饰模印菱形几何纹，足根部饰浮雕漩涡纹。

鼎口平沿处阴刻“铸客为集腏、伸腏、睘腋腏为之”十二字铭文，前足足根和左腹下外壁各刻“安邦”二字。铸客鼎体型雄伟，达到了力量与气势的完美结合，代表了当时楚国青铜器铸造的最高水平，2002年被列为我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镶嵌几何纹方壶（战国晚期），高52.4厘米，重10千克。敞口，平圆肩，长颈，鼓腹，方圈足，肩部两侧有兽面环耳，顶有方形素盖，盖四角各有一环。通体布满几何云纹，整器以银丝、红铜和绿松石镶嵌，线条曲折多变，疏密有致，色彩协调且富有对比，体现了战国晚期高超的青铜器装饰艺术水准。↓

🔥 镶嵌几何纹敦（战国晚期），高25.6厘米，腹径18.6厘米。由两个上下对称的半球相合而成，是战国时代敦的标准形式。盖顶和器底饰火纹，其他部分饰上下交会的大几何形云纹，并用红铜丝或细银丝镶嵌。其设计精巧，完全超越了此前以动物为主的纹饰，走向纯几何形图案发展的新阶段，是战国时期青铜器纹饰艺术的代表作品。↓

🔥🔥🔥 商鞅方升（战国秦孝公十八年，公元前344年），上海博物馆镇馆之宝。↓

📖：商鞅方升，长18.7厘米，宽6.9742厘米，深2.323厘米，容积202.15立方厘米。呈长方形，一侧有中空柄，整体造型简洁规整。方升刻有两组铭文，第一组在器侧及器柄对边，记载了秦孝公十八年（公元前344年）大良造商鞅监制此标准量器，容积为十六又五分之一立方寸，制造或使用地点为重泉。第二组在器底及第一组铭文的对边，是秦王政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的诏书，内容为秦始皇令丞相隗状和王绾将商鞅既定的标准推行全国，加刻“临”字，表明方升使用地由重泉改至临地。

​它是商鞅变法统一度量衡的重要物证，也是秦始皇统一度量衡存世的唯一一件实物见证。前后经历了120多年的实际使用时间，充分说明秦始皇统一度量衡是商鞅变法的继续和发展。

信成侯鎏金方壶（西汉），高38厘米，重4.03千克。侈口短颈，弧腹，高圈足，两侧腹中部设铺首衔环，具有秦至汉初风格。原饰有鎏金云纹与三角纹，现大部已磨夷。

​壶腹中部刻有“信成侯”三字。经考证，“信成侯”为汉初名将郦商，在陈胜起兵时聚众响应，后归刘邦，屡立战功，公元前207年受封“信成君”，公元前202年刘邦称帝后迁为右丞相，赐爵列侯，公元前196年改封“曲周侯”。↓

🔥🔥 八牛贮贝器（西汉），呈束腰圆筒形，器盖上铸有一头大牛和七头小牛。中间的大牛立于鼓型座上，长角弯延前耸，七只小牛低首垂尾环绕在盖沿。腰部有两只虎形耳，虎的造型威猛，呈向上攀登状。贮贝器是古滇国贵族专属礼器，这件八牛贮贝器工艺精美，代表了古滇国青铜工艺的最高水平。↓

人物山水动物纹博山炉（东汉），由炉座、炉盘、炉盖三部分组成。炉盖高而尖，铸出山峦重叠的形状，山峦间有各种动物和人物形象。炉座圈足饰有错金卷云纹，座把透雕蛟龙图案，龙头托住炉盘。↓

鎏金龙纹夷则钟（清康熙），金灿灿的清代青铜器。↓

雕塑馆，通过289件/套立体造型文物构建了中国古代雕塑艺术通史体系，展品涵盖骨雕、玉雕、木雕等13个品类，时间跨度自商周至元明清时期。↓

兽面纹骨柶（商晚期），长20.6厘米，由骨制成。柶，也称匕，就是远古版用于取饭进食的匙。这件骨柶双面满工，采用线刻和浅浮雕手法，雕刻有兽面纹与蝉纹。兽面双目圆睁，獠牙外露，蝉纹则线条细腻。两种纹样交织，既显庄重威严，又暗含生命轮回的哲思。↓

青铜蟠龙纹鼓座（春秋晚期），属于一件建鼓的鼓座，中间是用于插入鼓柱的中空圆筒。鼓座主体由三条相互盘绕的高浮雕蟠龙组成。圆雕的龙首昂起，嘴衔圆筒口沿。↓

📖：建鼓，由两端蒙皮的横筒形鼓腔、木质鼓柱和青铜鼓座组成，可用作宴乐中的乐鼓，也可用作战场上的战鼓。

虎形鎏金铜镇（西汉），虎作卷卧状，昂首张口，脖颈戴装饰贝纹的项圈，身躯线刻斑纹，通体鎏金。在秦汉及更早时期，人们席地而坐，为避免由于起身与落座时，折卷席角和牵挂衣饰而影响仪态，出现了压住席子四角的席镇。这件虎镇即为其中之一种。↓

陶抚琴俑（东汉），欣赏陶俑，除了关注艺术和历史价值，还要看它的情绪价值。好多陶俑都是各种情绪和表情拉满，比如著名的击鼓说唱俑、武士俑等等。↓

白石供养菩萨像（唐）。这尊菩萨像是主尊佛像和众胁侍组像中的一件，即位于佛下方的供养菩萨。此像源自玄宗时期的长安，以大理石的细腻材质，充分展示肌肤柔软弹性的质感，是盛唐白石造像的上乘之作。↓

石天王像A（唐），唐代的雕像没有一个廋的，不管男女老幼，还是神仙菩萨，都主打一个体型丰满、脸盘圆润，一方面和唐人以胖为美的审美风格有关，同时也反映了煌煌盛唐的雄伟气象。↓

石天王像B（唐）。不再赘述，仔细欣赏。🤭↓

彩绘陶骑马俑（唐），泥质灰陶，采用彩绘、圆雕工艺。俑像面相丰满，头戴红色风帽，身穿窄袖长衣，足蹬长靴，直坐于马鞍之上。马为静立姿，双目圆睁，两耳上耸，四足踏于长方形踏板上，身上留有淡淡的红褐色彩绘。↓

彩绘陶侍女俑（唐），除了前边提到的丰满圆润，她的发型更具典型的唐韵，日本舞姬的发型就是学自大唐。↓

🔥🔥🔥 鎏金彩绘木观音菩萨像（北宋），上海博物馆镇馆之宝。↓

📖：鎏金彩绘木观音菩萨像，原名金漆木雕观音菩萨像，通高92厘米，采用圆雕工艺，由多块木料拼接而成。​观音菩萨像头戴宝冠，面目丰腴，双眼凝视，神态安详；右胸袒露，胸前璎珞华美，身着偏衫，下着长裙，衣带垂落；右腿支起，右手搁置膝上，左腿盘于身前，作半跏半倚坐式，姿态随意安祥。

​这尊观音像面庞丰满圆润，双目微垂凝视，唇角含笑，具有世俗贵妇的形象特点，体现了宋代佛教艺术走向世俗化的趋势，是宋代菩萨像的巅峰代表之一。同时，观音胸前璎珞的华丽装饰，隐约可见契丹金银器的影响，而坐姿的典雅内敛，则是中原文人审美的典型体现，见证了民族间艺术语言的交流与融合。↓

🔥 漆金彩绘木大势至菩萨像（金），高127厘米，采用圆雕、彩绘、描金工艺，材质为木。菩萨面容慈祥，双目微阖，嘴角微微上扬，身姿端正，盘腿坐于莲台之上。其身上的服饰线条流畅自然，褶皱雕刻细腻，漆金彩绘虽历经岁月仍光彩迷人。这尊造像源自山西南部汾河流域，是金、元时期当地木雕造像艺术的杰出代表，具有身材壮硕、装饰华丽、雕刻立体、线条流畅且夸张的特征。↓

书法馆，是海内外唯一的书画分开、系统展示中国古代书法通史的常设展。

🔥 熹平石经周易残石（东汉），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定儒家“教科书”的一部分。以隶书刻成，是汉隶成熟期的顶峰之作，在中国学术史和书法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

🔥🔥 行书集王羲之书金刚经册【部分】（东晋），是极为珍贵的宋拓本，也是唐代集王羲之字刻石的重要代表，兼具书法与佛教文化双重价值。它全称为《新集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是唐文宗大和四年敕令集王羲之书迹重刻，大和六年（832年）完工后立于长安兴唐寺，原石早已遗失。此册曾被明代吴桢收藏，是目前传世极少的宋拓本之一，与故宫藏本同为现存稀有的该作品早期拓本。这部集字作品达5175字，体量相当于15部《兰亭序》，是王羲之集字作品中字数最多的一件。↓

🔥🔥 王安石行书楞严经旨要卷（北宋），该卷为纸本，纵29.9厘米，横119厘米，共74行，是王安石去世前一年所书。卷后有南宋牟献之、元王蒙、明项元汴等人题跋。王安石罢相后于元丰八年（1085年）从道原处借得《楞严经》，亲自校正后刻于寺中，并抄写了其中《观世音发妙耳门》一节，即为此卷。此卷字势于端庄中有奇纵之变，左俯右仰，上下揖让，横笔逸出，孤撇出挑，颇有奇逸之趣。全篇行次紧密，字里行间错落参差，有横雨斜风之势，兼具萧散简远之韵。这件作品是王安石传世的两件书法作品之一。↓

🔥🔥 赵孟頫行书归去来辞卷（元），该卷为纸本，纵25.9厘米，横139.4厘米。书于大德元年（1297年），赵孟頫时年四十四岁，正居家闲赋。此书运笔沉稳畅朗，骨肉停匀，结体紧敛虚和，堪称其中年行书风格的典范。卷首为陶渊明《归去来辞》全文，末尾署“孟俯”，钤“赵氏子昂”朱文印。卷后有元倪渊、姚武、林士曜，明黄淮、王英，今人启功等题跋。此卷是现存赵孟頫真迹中唯一一个落款“孟俯”的作品，启功先生亲自鉴定其为真迹，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和历史研究价值。↓

徐渭行书诗词卷（明），该卷为绢本，纵22.5厘米，横269厘米。卷中收录了王翰《饮马长城窟行》、王维《洛阳女儿行》、沈佺期《古歌》与《古意》、李白《秋登巴陵望洞庭》、苏轼《蝶恋花·春景》等诗词。此卷书法以行书为主，间有章草和今草。徐渭的书法有颜真卿体势的基础，又受狂草滋养，用笔提按节奏变化丰富，张弛有度，虽篇章各异、书体多变，但气势贯畅、笔意连绵，狂愤抑郁之气时露笔端。徐渭是明代“青藤白阳”派的代表人物，其书法打破了明代“台阁体”的沉闷。↓

🔥🔥 唐寅行书赠顺承诗卷（明），该卷为纸本墨笔手卷，纵24.9厘米，横699厘米，书于嘉靖二年（1523年），是唐寅54岁时的作品，也是他的绝笔之作。此卷是唐寅自书七律二十一首，赠与友人姚舜承。在气象上多取法王羲之，用笔纵横捭阖，墨色浓淡对比强烈，正行长短参差不齐，行列间有小字补充，线条遒劲有力，粗细均匀且富有变化，每个字都有不同程度的倾斜，呈现出独特的艺术效果。款署“嘉靖二年太岁癸未，苏台唐寅书于学圃堂”，钤“学圃堂印”白文印、“唐子畏图书”朱文印。↓

玉器馆，展出文物360多件，涵盖石家河、红山等各地史前文明玉器，同时增补了绿松石、玛瑙、翡翠等材料的藏品。可惜藏品繁多，时间有限，看不完，实在看不完。😅↓

🔥🔥🔥 玉神人（新石器时代石家河文化），是极为少见的史前玉人全身像，品相、造型、玉质都堪称完美，海内外仅此一件，上海博物馆镇馆之宝。它长期作为上海博物馆的标志图案印在纸质门票上。↓

📖：玉神人，玉质为青玉，高10.3厘米，宽约3.4厘米。面部为斜橄榄形眼、蒜头鼻、阔嘴紧闭，表情庄严神秘，头戴平顶冠，双耳戴环。双手拱于胸前，上身裸露，下着短裤衩饰弦纹，腿微屈，跣足站立。头部与胯部有穿孔，推测用于穿系或插嵌祭祀。

玉神人普遍被认为是巫师通神的形象，双手拱立的姿态象征祭祀或降神仪式，头冠与耳环表明其神职身份，它可能兼具氏族图腾与神权象征，反映新石器时代晚期社会阶层分化与神权统治的萌芽。

在无金属工具的时代，玉神人采用石英、玛瑙等硬质工具琢制，线条简练而比例精准，体现了“减地浮雕”与钻孔技术的高超水平。海内外迄今未见同类全身玉人像，堪称孤品。

神人兽面飞鸟纹玉琮（良渚文化），1982年出土于上海市青浦区福泉山遗址，难得的上海本地文物🤣。黄绿玉质，整器呈薄壁矮方柱形，外方内圆，长7.4厘米，宽6.6厘米，高5.1厘米，内径6.5厘米。琮面以减地法凸出四块角尺形方座，又分上下两节，刻琢神人、兽面、飞鸟纹样。神人纹双目呈重圈状，鼻梁部延伸出羽状装饰带。鸟首朝向一致，翅羽刻画采用平行短线组。↓

🔥 玉璋（夏），长34.8厘米，宽6.0厘米，最厚0.8厘米，为青玉质地，因大面积受沁呈黄白色。器身窄长，两侧略内弧，作双面刃，体现了当时工匠对力学的掌握，素面设计则暗合夏代“尚质”的审美。这件玉璋上承龙山文化素面玉璋，下启商代繁缛风格，形制与二里头二期玉璋高度相似，是夏代礼制文明的典型物证。其传播范围广泛，形成了“中华牙璋文化圈”，标志着夏代礼制文明的辐射力，也是早期中国文化认同的物质见证。↓

龙凤纹玉璏（战国），青白玉质，长7.2厘米，宽2.3厘米，高3.1厘米。器作长方形，前宽后窄，下有一长方形凸出，内钻扁方形孔，可供革带穿入。器面窄端中部饰龙纹，龙首两侧各饰一虎纹，身下饰左右对称的双凤纹，凤爪又各攫一小蛇。器前后侧端及孔周边框上饰云纹。玉璏，是古代剑上的装饰，镶于剑鞘外部中上端，可供穿入革带以佩剑。以玉饰剑始于西周，春秋战国至两汉时期盛行。↓

胡人饮酒纹玉带銙（唐）。有唐一世，繁华如织。此件玉器正面雕饰一位手持来通杯的西域胡人，是彼时开放包容的社会缩影。↓

玉飞天（唐）。飞天对应佛典八部护法中的"乾闼婆"，是能歌善舞、满身香馥、造福人间的仙人，东汉末年随佛教传入中国，或因与我国传统的羽人传说相合而广受喜爱。玉飞天盛行于唐代，是人们对极乐祈求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