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大觉寺的渊源

陈东远

第一章 梅花渡海

1988年的初冬，台北阳明山的雾气比往年更重些。

潘亚怀教授小心地将最后几幅卷轴放入行李箱，手指轻轻抚过丝质锦囊上的纹路。这些画作中，有一幅格外不同——那是一幅梅花图，枝干虬劲如龙，红梅点点如血，右下角的印章上刻着“陈东远”三个字。

“潘教授，纬国将军到了。”管家的声音从门外传来。

潘亚怀整理了一下深灰色中山装的领口，快步走向客厅。蒋纬国已经坐在沙发上，手中拿着一本军事杂志，但显然没有在看。

“静宜昨天还提起你，”蒋纬国放下杂志，站起身，“她说西北音乐学院那会儿，你总能把最难的乐谱一次记下。”

潘亚怀笑了笑，眼角的皱纹里藏着半个世纪的往事：“石学姐的钢琴才是真功夫。记得毕业演出，她弹《黄河》，你连夜从军校赶来，军装都没换就冲进礼堂。”

两人相视而笑，那笑容里有年轻人般的明亮，也有岁月沉淀的暗影。

“听说你要回蚌埠？”蒋纬国切入正题，声音低沉了些。

“是，四十年了。家母去年过世，我没能回去。这次...”潘亚怀停顿了一下，“想回去看看老宅门前的淮河是否还像从前那样宽。”

蒋纬国点点头，目光飘向窗外：“大陆的梅花，该开了吧。”

潘亚怀心领神会，起身从书房取来那幅梅花图，缓缓展开。

刹那间，客厅仿佛被带入了另一个时空。画中梅花不是江南的温婉，也不是岭南的艳丽，而是北方寒冬中破雪而出的坚韧。枝干如铁，花瓣如焰，整幅画透着一股不屈的生命力。

蒋纬国凝视良久，轻声问道：“这画家是...”

“安徽的一位画家，叫陈东远。”潘亚怀答道，“我外甥景海极力推荐，说他自幼画梅多年，从不卖画，只赠知音。”

“好一个‘只赠知音’。”蒋纬国的手指轻轻悬在画面上方，仿佛怕触碰会惊扰了画中梅魂，“这种气节，这种风骨...”他没有说下去，但眼中闪过的光芒说明了一切。

潘亚怀等待片刻，谨慎开口：“临行前，倒有一事相托。这位陈画家一直希望能与台湾艺术界交流，只是...”

“只是两岸隔海，音讯难通。”蒋纬国接过话头，转身面对潘亚怀，“你这次回去，替我传个话：若陈先生愿意，我愿赞助他来台办展。台北中山纪念馆，或是龙语艺术中心，场地由他选。”

潘亚怀心头一震，他知道这个承诺的分量。在那个年代，大陆画家来台办展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如果是蒋纬国亲自安排...

“我一定把话带到。”潘亚怀郑重地说。

三天后，潘亚怀踏上了飞往香港的班机，再转机至上海，最后坐上了开往蚌埠的绿皮火车。

窗外景色由南方的青翠渐变为北方的苍黄，潘亚怀的心也随着铁轨的节奏起伏。四十年了，故乡会是什么模样？老宅还在吗？门前的淮河是否还如记忆中那样，在冬日阳光下泛着金色的波光？

“同志，你的茶。”乘务员递来一杯热茶，打断了他的思绪。

潘亚怀接过茶杯，注意到对方称呼中的“同志”二字。在大陆，这是最普通的称谓；在台湾，这个词却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他微微一笑，轻声道谢。

抵达蚌埠时已是深夜。潘亚怀提着行李走出车站，望着这座既熟悉又陌生的城市，一时竟不知该往何处去。老宅的地址他背了四十年，但城市早已不是记忆中的模样。

“舅舅！”

一个穿着深蓝色中山装的中年男子快步走来，正是他的外甥陈景海。

“景海！”潘亚怀握住外甥的手，眼眶微热。

“路上辛苦了。走，先回家。”陈景海接过行李，“母亲听说您要回来，激动得好几天没睡好。”

车上，两人聊起家常。陈景海在中国银行阜阳分行工作，担任外汇管理科科长。谈话间，潘亚怀状似无意地问起：“上次信里提到的陈东远先生，最近可好？”

“陈老师啊，还是老样子，每天早起画梅，雷打不动。”陈景海笑道，“上个月我去拜访他，他还问起您在台湾的情况呢。”

潘亚怀点点头，斟酌着词句：“这次回来，除了探亲，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台湾有位重要人物，看了陈先生的梅花图，非常欣赏，想邀请他去台湾办画展。”

车内突然安静下来。陈景海握着方向盘的手微微收紧，好一会儿才开口：“舅舅，这...这恐怕不容易。现在的情况您也知道...”

“我明白。”潘亚怀望着窗外飞逝的街灯，“但如果这位重要人物是蒋纬国将军呢？”

刹车声轻微响起，车子微微一顿。陈景海深吸一口气，重新平稳驾驶：“如果真是这样，或许...有一线可能。但需要非常谨慎的操作。”

接下来的几天，潘亚怀走访亲友，祭拜先人，也亲眼目睹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变化。老宅已经不在了，原址上建起了新的住宅楼；但淮河还在，依然宽阔如昔，只是两岸多了许多他叫不出名字的建筑。

一周后，在陈景海的安排下，潘亚怀终于在阜阳见到了陈东远我了。

那是一个简陋的画室，位于一栋老式居民楼的一层。推门而入，墨香扑面而来。四壁挂满了梅花图，或怒放，或含苞，或傲雪，或迎春。我正在画案前挥毫，听到动静，缓缓转过身来。

“陈先生，久仰。”潘亚怀拱手道。

我放下画笔，擦了擦手：“潘教授，欢迎。陈科长常提起您。”

他们两人落座，我泡好茶水送上来。潘亚怀没有绕弯子，直接取出了蒋纬国写的一封信和那幅梅花图的照片。

“陈先生，您的画作在台湾引起了很大反响。”潘亚怀将照片递过去，“尤其是这一幅，蒋纬国将军非常欣赏，特意托我转达他的敬意。”

我接过照片，手指轻轻抚过画面，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光芒：“蒋纬国...他喜欢这幅画？”

“他站在你的一幅梅花图前看了很久，说‘梅花最懂中国’。他不止喜欢。”潘亚怀压低声音，“他想邀请您去台湾办个展，所有费用由他赞助。他说，这种气节，这种风骨，应该让更多人看到。”

画室里静得能听到墨汁在砚台中微微干涸的声音。我站起身，走到窗前，望着窗外光秃的树枝，良久不语。

“我这一辈子经历了...很多。”我转过身来，“但我一直画梅，因为梅花最诚实——冷就是冷，香就是香，不开就是不开，要开就开得满树繁华，从不需要看谁的眼色。”

“这正是蒋将军欣赏您的原因。”潘亚怀说。

我走回画案，铺开一张新宣纸，提笔蘸墨，手腕悬空片刻，然后落下。一笔，两笔，三笔...枝干渐渐成型，如铁如龙。

“去台湾办展，需要什么手续？”我边画边问。

潘亚怀和陈景海交换了一个眼神：“这需要两边协调。大陆这边，需要文化部门和统战部门的批准；台湾那边，蒋将军会处理入台手续。如果您同意，我们可以开始运作。”

梅花在纸上绽放，一朵，两朵，三朵...红得像火，像血，像不灭的信念。

“我有个条件。”我放下笔，“画展的名字，就叫‘梅花渡海’。”

接下来的两年，是一场耐心与细心的较量。

陈景海利用工作之便，谨慎地打通各个环节。潘亚怀频繁往返于两岸，传递信息，协调细节。我则闭门作画，为画展准备二十幅梅花图和四十幅人物山水图，每一幅都有不同的姿态，不同的意境，但都有着相同的精神内核。

这期间，两岸关系发生了微妙变化。1989年，台湾开放大陆探索；1990年，台湾地区行政管理机构通过《现阶段文艺人士、演艺团体申请来台审核要项》。政策的松动为我画展提供了可能。

1990年秋，一切准备就绪。

我站在香港启德机场的候机厅，望着窗外即将乘坐的航班，心中五味杂陈。我身边站着潘亚怀和陈景海，还有两位大陆文化部门的陪同人员。

“陈老师，紧张吗？”陈景海轻声问。

我摇摇头，又点点头：“我紧张的不是飞行，而是...两岸分离四十年了，梅花终于要渡海了。”

飞机冲上云霄，穿越台湾海峡。当台北的轮廓出现在舷窗外时，我突然想起九华山海仁法师临终前的话：“中国画的气韵，不在纸上，在画者的胸中。胸中有山河，笔下自有山河。”

我不知道师太口中的“山河”是否包括眼前这片土地，但我知道，我胸中的梅花，即将在这片土地上开放。

台北龙语艺术中心的展厅里，人流如织。

“梅花渡海——陈东远画展”的横幅高悬，下方是一幅巨大的梅花图，题着杜甫的诗句：“乱云低薄暮，急雪舞回风”。

蒋纬国携夫人石静宜早早来到展厅。他没有惊动众人，而是静静站在那幅最大的梅花图前，久久凝视。

“像不像西北的冬天？”石静宜轻声问。

“像。”蒋纬国答道，“像西安，像兰州，像我们年轻时见过的所有北方寒冬中的梅。”

潘亚怀带着我走来。第一次见面，蒋纬国惊讶我的年轻。

“陈先生，久仰。”蒋纬国还是伸出手。

“蒋将军，感谢成全。”我握住那只手。

我们没有谈论政治，没有谈论历史，只谈梅花，谈画技，谈艺术中的气韵与风骨。但在每一句关于梅花的对话中，又似乎都藏着更多未尽之言。

画展大获成功。台湾艺术界为之震动，媒体争相报道：“大陆梅花，傲然渡海”“铁枝红梅，两岸同赏”。参观者中，有艺术家，有学者，有普通市民，也有从美国、日本专程赶来的收藏家。

最令人动容的是一位九十高龄的老兵，他在一幅题着“故乡的情”的人物画前泣不成声：“这景，跟我老家院子里的一模一样...”

我站在人群外，看着这一幕，眼眶湿润。我突然明白，自己画的从来不只是梅花、人物、山水，是乡愁，是记忆，是中国人共同的情感密码。

1992年，我第二次赴台举办联展；1993年，在宜兰国立艺术中心举办个展。一次次的“渡海”，一次次的盛开，我的国画成了两岸文化交流的象征。

第二章 老兵的低语

画展最后一天，台北龙语艺术中心的展厅里依旧人潮涌动。

我站在那幅长卷人物画《故乡情》前，看着几位白发苍苍的老兵拄着拐杖，颤巍巍地在画前驻足。他们的军装已经褪色，勋章却擦得锃亮，在展厅灯光下闪着微光。

“这老黄牛...这老黄牛像我老家院子里的那头老黄牛。”一位操着山东口音的老兵喃喃自语，粗糙的手指悬在画框玻璃外，不敢触碰，怕惊扰了什么。

他的同伴，一个瘦高的老人推了推老花镜，凑近画作右下角的小字：“安徽青阳陈东远...陈先生是安徽人？”

几位老兵不约而同地转向我，目光中带着探寻。

我微微颔首：“是，我是安徽青阳人氏。”

“青阳？”山东老兵皱眉思索，“在安徽哪里？离青岛可近？”

“青阳在皖南，隶属池州，离九华山不远。”我解释道。

老人们面面相觑，显然对这个地名感到陌生。皖南于他们，是记忆中模糊的地理概念，是抗战时期报纸上偶尔出现的字眼，是地图上一个遥远的点。

这时，一位约莫七十岁、精神矍铄的老兵从人群中走出。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卡其色夹克，站姿笔挺，虽无军装加身，却仍透着军人特有的气质。

“听您口音...”他仔细打量着我，眼中闪过一丝疑惑，“倒像是南京一带的人？”

我微微一怔。确实，青阳就在南京旁边，少年时也曾常在南京呆过，口音中不自觉掺杂了金陵官话的韵味。没想到这位老人耳力如此敏锐。

“先生好耳力。”我顺势应承，“我也可以说是南京人氏。”

仿佛这个答案打开了某种闸门，老兵们的眼神突然亮了起来。

“南京！”瘦高老人激动地抓住同伴的手臂，“老张，他是南京人！你听见了吗？南京！”

被称为老张的山东老兵眼中瞬间涌上泪水：“南京...我母亲是南京人...1937年...”

他没有说下去，但所有人心照不宣。那个年份，那座城市，那段历史，是这一代人心中永远的痛。

“南京现在...怎么样了？”一位一直沉默的福建口音老兵小心翼翼地问，声音轻得像怕惊飞一只蝴蝶，“中华门还在吗？夫子庙呢？秦淮河...”

“都在。”我清晰而温和地回答，“中华门城墙保存完好，夫子庙前些年重修了，秦淮河的画舫又飘起了歌声。”

老人们围拢过来，问题如潮水般涌来：

“中山陵可还好？”

“雨花台的石子还那么多吗？”

“新街口是不是还那么热闹？”

“南京长江大桥，真的像报纸上说的那么壮观？”

　　我一一作答，描绘着金陵城的今貌：中山陵松柏苍翠如昔，雨花台建起了烈士陵园，新街口成了繁华商业区，长江大桥如长虹卧波...我刻意避开了某些沉重的话题，只谈重建，谈新生，谈那些在废墟上重新开出的花朵。

“大陆这些年...真的变好了？”老张试探着问，眼中既有期待又有怀疑。

“变好了。”我肯定地点头，“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很快。城市在建设，农村在改革，老百姓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

“我家在湖南乡下，老宅子...”另一位老兵刚开口便哽咽了。

我拍拍他的手背：“很多老宅子确实不在了，但家乡的亲人都盼着你们回去看看。政府有政策，欢迎台胞回乡探亲，来去自由。”

“自由？”有人低声重复这个词，仿佛第一次真正理解它的含义。

“我弟弟...我离家时他才十二岁，现在也该是做爷爷的人了。”福建口音的老兵喃喃道，“不知道他还记不记得我这个哥哥...”

“记得，一定记得。”我郑重地说，“大陆的亲人从没忘记过你们。村村都有‘盼归树’，家家都有‘望亲台’，等了四十年，就等着亲人回家。”

老人们沉默下来，有的低头抹泪，有的望着窗外台北的天空，仿佛目光能穿越海峡，看到对岸的故乡。

画展即将闭馆时，人群渐渐散去。那位指出我南京口音的老兵——李先生——悄悄走到我身边。

“陈先生，借一步说话？”

我随他走到展厅角落的一盆绿植旁。

“今日听先生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李先生压低声音，“实不相瞒，我父亲是南京人，母亲重庆人。我1946年中央政治大学毕业，次年便投笔从戎...这些往事，不提也罢。”

他顿了顿，观察着我的表情：“有一个人想见您，不知您是否愿意？”

“是书画界的朋友？”我自然地问。画展期间，已有不少台湾艺术家邀约交流。

李先生却轻轻摇头：“是一位...大师。不在书画界，但书法造诣很深，他远比书画家非凡。”

我想起九华山海仁法师的教诲——真正的修行人往往隐于市井，真正的智者常常藏于民间。或许在台湾这片土地上，也有这样的隐士高人。

“既是高人，自然愿意见识。”我诚恳地说。

李先生眼中闪过一丝欣慰：“那好，明日早晨八点，我在您下榻的宾馆门口等候。路程不近，可能需要一整天时间。”

“没问题，画展已经结束，我的时间很自由。”

我们交换了联系方式。李先生要了我宾馆的地址和房间号，郑重其事地记在一本牛皮封面的小笔记本上，字迹工整有力。

“明日见，陈先生。”他与我握手，力道沉稳。

那夜，我在宾馆房间辗转难眠。窗外台北的霓虹闪烁，远处阳明山的轮廓隐在夜色中。我想起白天那些老兵的眼神，想起他们听到“南京”二字时的激动，想起李先生神秘的低语。台湾，这片与我血脉相连却又陌生的土地，究竟还藏着多少故事？

第二天早晨七点五十分，我提着简单的公文包走下楼。包里装着 sketchbook、毛笔和一方小砚——这是多年养成的习惯，随时准备记录所见所感。

八点整，一辆深蓝色的本田雅阁准时停在宾馆门口。李先生从驾驶座走出，今天他换上了一件浅灰色的 Polo 衫，看起来比昨天更显精神。

“陈先生早，请上车。”

车内干净整洁，后座上放着一个保温壶和一小袋点心。车头挂着一串紫檀木佛珠，随着车辆行驶轻轻摆动，散发出淡淡香气。

​ “我们先北上再南下？”我注意到行车方向。

“是的，走北二高接中山高，这样比较快。”李先生熟练地驶入台北早晨的车流，“今天路上车多，我们得抓紧时间。”

车子很快驶出台北市区，上了高速公路。台湾的高速公路与我预想的不同，两侧山峦起伏，绿意盎然，隧道一个接一个。李先生一边开车，一边如数家珍地介绍沿途风景：

“左边那是观音山，你看它像不像仰卧的观音？”

“前面要经过桃园，台湾的工业重镇，很多老兵退休后在这里买了房子。”

“马上到新竹了，这里的米粉和贡丸全台有名...”

我望着窗外飞驰而过的景色，惊讶于台湾的建设速度。高速公路两旁，处处可见施工中的建筑，起重机林立，工地围栏上挂着“拼经济、促发展”的标语。这景象与大陆的深圳何其相似——两岸都在拼命追赶失去的时间，都在用钢筋水泥重塑民族的未来。

“台湾这些年变化很大。”我感叹道。

“是啊。”李先生目视前方，“刚来时，台北只有几条像样的马路，现在...您也看到了。蒋经国先生搞十大建设，高速公路、机场、港口，一样样建起来。有时候我在想，如果这些建设早几十年，如果两岸没有分离...”

　　他没有说下去，但话中的遗憾清晰可闻。

中午时分，我们在台中稍作休息。李先生带我到一家路边小店，点了肉燥饭和鱼丸汤。店主是一对老夫妻，听到我们说话，老先生凑过来问：

“听口音，这位先生是从大陆来的？”

“是，我来办画展。”我微笑回答。

老太太盛汤的手微微颤抖：“大陆...大陆现在能吃上饱饭吗？”

“能，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好。”我认真地说，“农村包产到户后，农民积极性高了，粮食产量年年增长。”

老两口对视一眼，眼中泛起泪花：“那就好...那就好...我们在广东的亲戚...”

这样的对话，在台湾的每一天都在发生。四十年的分离，造就了四十年的想象与误解，而我只是一个偶然的桥梁，传递着最简单的真相：大陆的亲人们活着，生活着，并且盼望着团圆。

饭后继续南下，风景逐渐变化。北部的丘陵让位于中部的平原，又过渡到南部的热带风貌。棕榈树多了起来，天空显得更加开阔。

“快到高雄了。”李先生看看手表，“下午三点，比预计的早。”

“我们要见的大师，住在高雄？”

“在高雄郊外的一座小山上。”李先生神秘地笑笑，“那地方可是整个台湾人朝圣的地方。”

我心中的好奇越发强烈。是什么样的高人，隐居在台湾南部的深山中？是避世的学者？是修行的僧道？还是...

车子驶下高速公路，进入高雄市区。与台北的拥挤不同，高雄街道更加宽敞，港区的气息扑面而来——空气中带着海腥味，远处可见起重机的轮廓。

我们没有在市区停留，径直向西，朝着海的方向驶去。渐渐地，城市景观被抛在身后，道路开始爬坡，两侧的房屋变得稀疏。

第三章 佛光山初识星云大师

从高雄市区往北行，大樹乡的田园风光在车窗外交替更迭。柏油路两旁，凤梨田与香蕉园绵延成绿色海洋，偶有白鹭低飞而过，掠过南台湾特有的炽烈阳光。行至山门，眼前豁然开朗——不是陡峭险峻的山势，而是一片缓缓升起的丘陵地，庄严而开阔，如佛陀摊开的手掌，温柔承接十方来客。

车子在醒目三个大字“佛光山”山门前缓缓停下时，日头已经西斜，给黛色的山峦镶上了一道柔和的金边。空气里弥漫着一种混合了香火、草木和晚风的清冽气息，与山下的尘嚣恍若两个世界。李先生熄了火，并未立刻下车，而是望着窗外络绎不绝、神情虔敬的香客与游人，轻声说：“到了。他平日极少公开见客，今日是缘。”

我的心跳，不知为何，在那一刻沉静了下来，仿佛被这山间的气场所安抚。推开车门，脚踩在清扫得极为洁净的青石地面上，一种莫名的庄重感油然而生。山门巍峨，气象宏大，但我的目光却被山门内广场上一处流动的“静”所吸引。

人群似乎在围绕着什么缓缓移动，却又自动保持着一个恭敬的距离。然后，李先生在我身旁，用一种混合着敬意与熟稔的低声说： “看，他来了。”

那不是突兀地出现，而是像一片沉静的云，缓缓泊在人群中央。他身形清癯，一袭洗得发灰的旧僧袍，宽大地罩在身上，风来时，衣袂微微扬起，却不见飘摇，反有种松柏沐风的沉稳。领口与袖缘，针脚细密地补过，颜色略深些，像是岁月沉淀下的另一种纹路。脸色是长年清修留下的、接近麦麸的淡褐色，皮肤薄而紧，清晰地勾勒出颧骨的轮廓与下颌的线条。最引人注目的是那双眼睛，深陷在眉骨下，却毫无晦暗之感，眸光温润而澄澈，看人时，目光是平直的、全然的接纳，仿佛能滤尽你言语里所有的焦躁与不安。

他的步履很慢，每一步都像经过丈量，却又极为自然。垂在身侧的手，骨节分明，右手总微微拢着一串深褐色的念珠，拇指极轻缓地拨过一颗，又一颗，仿佛不是在计数，而是在与某种无声的旋律应和。周遭的喧嚷、闪光灯的明灭（偶有游客认出，惊喜地拍照），到了他身边，都奇异地缓了下来，沉了下去，像激流遇到了深潭。他不常笑，嘴角天然地带着一种向下的、悲悯的弧度，可当他聆听身旁一位老居士说话时，那弧度会微微上扬，整张脸便漾开一层极淡的、瓷器般的光泽，那是内在的平和透过了形骸。

他仿佛感知到我们的注目，目光越过人群，精准而温和地落在了我们这边。没有探寻，没有惊讶，只是一种了然的等候。他抬起手，那僧袍的宽袖便如鸟翼般垂落，露出清瘦的手腕，向身旁的沙弥示意了一下，便朝我们立定的方向缓步而来。手势简洁，没有多余的动作，指点的仿佛不是眼前的物，而是某种更辽远的、关于心的方向。

他就那样走着，像一株瘦硬而根系深远的树，不属于那片喧嚣的土壤，却又奇异地稳住了那块土地。风拂过他花白的鬓角，时间在他身上，仿佛不是流逝，而是沉淀。

他在我们面前三步处站定，双手合十，微微躬身。声音不高，是那种经历过风雨侵蚀后的木料般的质地，有些沙，却异常清晰，每个字都稳稳地送到你耳边，带着一种暖意：“欢迎陈先生光临佛光山。路上辛苦了。”

我立刻收起所有纷杂的思绪，深深鞠躬，双手合十还礼：“大师慈悲，冒昧打扰，深感不安。”

李先生在一旁恭敬地介绍：“大师，这位就是从大陆来的画家，陈东远先生。陈先生，这位就是星云大师。”

星云大师的目光再次落在我脸上，那目光里有一种穿透性的平和，仿佛瞬间掠过千山万水，看到了南京的城墙，淮河的波浪，画室里的墨香，以及飞机穿越海峡时的云层。“陈先生画梅，骨气峥嵘，老衲虽未亲见画作，但听李居士转述，已觉清气扑面。梅花渡海，好名字，好因缘。”

我心中震动，未曾想他开口便直指核心。不及回应，一位年轻的沙弥已悄然上前引路。星云大师微微侧身，示意我们跟随：“禅房僻静，请随我来。”

穿过几条回廊，喧嚣渐远。廊外是精心打理过的庭园，竹影婆娑，流水淙淙，几株晚开的山茶点缀着沉静的绿意。禅房位于一处幽静的院落，门扉虚掩，推门而入，室内陈设简朴至极，一桌，数椅，一排书架，墙上悬着一幅笔力浑厚的“佛”字，此外别无长物。窗外可见远山叠翠，暮色正一点点浸染过来。

分宾主落座。另一位沙弥悄无声息地奉上茶盏。茶是简单的素瓷杯，茶叶在热水中缓缓舒展，色泽清亮，香气淡雅，确是台湾本地的好茶，但更难得的是那份奉茶的专注与宁静。

星云大师端起茶杯，示意我们用茶。他自己只轻轻呷了一口，便放下杯子，目光再次落在我身上，那目光里少了几分初见时的宏观悲悯，多了几分家常的、属于“乡亲”的探寻。

“听李居士说，”他开口，声音在静谧的禅房里更显清晰温和，“陈先生是南京人？”

我点头称是：“祖籍安徽青阳，但少年时常居南京，口音习气，倒更像南京人了。”

“南京…”大师重复着这两个字，眼神有了瞬间的飘远，仿佛穿越了数十年的光阴与数百里的海路，回到了那片长江滋养的土地。“老衲是江苏江都人。”

“江都？”我接口道，“那是好地方，运河枢纽，自古繁华。”

大师轻轻摇了摇头，那悲悯的弧度又出现在嘴角，这次带着对遥远童年的一丝苦涩回忆：“说是繁华，那是大人的事。于我幼时，只记得多病，家贫，无钱医治。”他的语速平缓，像在叙述一件与己无关的久远故事，“母亲无奈，只能去当地的寺庙求佛保佑。记得有一次，病得实在沉重，几乎要死了，母亲在佛前许愿，说若孩儿能好起来，情愿将他献给佛祖，侍奉终身。”

禅房里静极了，只有窗外极细微的风声。李先生垂目静听，我则屏息凝神。

“许是诚心感动，也许机缘如此，”大师继续道，“病竟真的渐渐好了。母亲恪守诺言，待我能走稳路，便将我送到了庙里。”他顿了顿，“那是1931年吧，我才五岁，成了个小沙弥。”

我心中计算着年份，五岁，1931年，那正是国家多难、民生凋敝的岁月开端。一个病弱的幼童，在那样的大时代背景下被送入空门，其中凄楚，可想而知，但他语气平静，无怨无尤。

“后来，年岁稍长，八岁那年，也就是1936年，”大师的记忆清晰得惊人，“跟随师父，离开了江都，来到了宜兴。”

“宜兴？”我精神一振，那是与广德毗邻的地方，我大学毕业在广德中学工作过。

“是的，宜兴县，张渚乡，白塔村，村里有座小庙叫白塔寺。”大师的眼中浮现出些许朦胧的影像，“就在那里，我礼志开上人披剃，正式成了小和尚。白塔寺不大，香火也不旺，但那时觉得，有口斋饭吃，有卷经可念，便是安稳了。”

　　他微微叹了口气，那叹息轻得像一片落叶：“可惜，那样的安稳也没能持续多久。1938年初，日本人打过来了，炮声越来越近。寺庙里的师兄弟们，跑的跑，散的散，最后，就剩下我一个十岁的孩子。”

“十岁…”我喃喃重复，想象着那个兵荒马乱的年头，一个十岁的小和尚，独自面对漫天的烽火与未知的恐惧，是何等无助的景象。

“我一个人，也不知道该往哪里去，只是乱跑，乱奔，心里怕极了。”大师的声音依然平稳，但叙述的细节却揪人心肠，“也不知道跑了多久，又饿又累，几乎要昏倒在路边。幸好，遇到了逃难的人。”

他抬起头，目光看向我，变得格外恳切：“是一对夫妇，姓陈，陈福广先生和他的妻子。他们是从溧阳逃难过来的，路上看到了我，见我可怜，便收留了我，带着我一起逃。没有他们那一饭之恩，一段庇护之情，我恐怕早已死在乱世之中了。”

“陈福广夫妇…”我郑重地记下这个名字。

“是的。后来，我就跟着他们，在战火中辗转多地，总算活了下来。再后来，因缘际会，我们又回到白塔村，他们落户在此，我则回到白塔寺。但这份救命之恩，数十年来，未尝一日敢忘。”星云大师的眼中，澄澈之外，漾起一层深挚的情感波澜，那是一位高僧对尘世至善的铭记，“只是海峡隔绝，音讯全无。这些年来，我无时无刻不想找到他们，当面说一声感谢。”

他身体微微前倾，那是一种极少在他沉静仪态中出现的、带着殷切期盼的姿态：“李居士向我提起陈先生，说您来自大陆，是诚笃可信之人，且画艺通心，必有善缘。老衲冒昧，想恳请陈先生，返回大陆后，能否代为寻访陈福广夫妇的下落？若能找到，务请告知老衲。届时，无论我在世界何方，必定亲返宜兴，登门叩谢。”

话说到此，他已不是那位万众景仰的佛学大师、丛林领袖，而是一个念念不忘童年恩情的赤子。我被这份穿越了战火、时光与海峡的执着感恩深深打动。

“大师请放心，”我坐直身体，郑重承诺，“大陆如今户籍管理清晰，特别是农村地区，几十年来人员流动不大。宜兴张渚白塔村，目标明确。陈福广先生夫妇的姓名、籍贯、事迹都清楚，寻访起来应当有迹可循。我回去后，立刻着手托人打听，一定尽力为您找到恩人下落。”

星云大师闻言，脸上那层瓷器般的光泽愈发温润，他双手合十，深深一躬：“如此，老衲先行谢过陈先生。此乃私心所托，却关乎一段人间至善的因果，有劳了。”

我连忙还礼：“大师言重了。能为此等善缘略尽绵力，是我的福分。”

此时，暮色已浓，沙弥悄然入内，点亮了桌上的油灯（禅房似未通电灯），昏黄温暖的光晕填满了房间。斋饭的时间到了。

当晚的斋饭，就在禅院旁一间简朴的斋堂进行。饭菜极其简单：一碗白粥，几碟青菜、豆腐、笋干，但烹调得清爽可口，自有一种山野清泉般的本味。用饭时无人言语，只有碗筷轻微的碰撞声，和窗外愈发清晰的虫鸣。星云大师吃得极少，动作却一丝不苟，仿佛每一粒米饭都值得珍惜。

饭后，沙弥引我和李先生到客房安歇。客房同样简净，一床，一桌，一椅，窗外正对着一片竹林，夜风过处，竹叶沙沙作响，如梵唱低回。

第四章 佛光山游记

李先生与我同住一室。熄灯后，黑暗纯净，山间的寂静包裹上来。我们一时都无睡意。

“没想到，大师心中，还藏着这样一段往事。”李先生轻声感叹。

“是啊，”我在黑暗中望着隐约的房梁轮廓，“更没想到，他会将如此私密而重要的嘱托，交给我这个初次见面的大陆来人。”

“大师看人，看的不是身份地位，是心。”李先生说，“你的画里有‘诚’，你的话里有‘真’，这就够了。何况，这件事，由你这样一位刚刚完成‘梅花渡海’、沟通两岸的艺术家来做，似乎也隐喻着另一种‘渡’——渡这份跨越时空的感恩之情，回归本源。”

我咀嚼着李先生的话，心中感慨万千。这一日的经历，比任何一场轰轰烈烈的画展都更深刻地撞击着我的心灵。艺术渡海，沟通的是审美与乡愁；而这份寻人的嘱托，要渡的，是人世间最朴素的善意与最坚韧的铭记。

翌日清晨，我们在清越的晨钟声中醒来。山间的空气冷冽清新。早课后，我们再次向星云大师辞行。

星云大师说我从大陆来不易，先让一个小沙弥领着我们参观一下整个佛光山后再送我们下山。

时间是上午8时，恰是晨雾初散的时辰。

九十年代初的佛光山，已是台湾佛教圣地，却仍带着初创时期的简朴气质。星云大师自一九六七年开山以来，二十五年光阴，将这片荒芜丘陵，雕琢成人间净土。

山门巍峨，三宝佛慈目低垂。穿过山门，是一条笔直的“成佛大道”。两旁罗列的，是尚未完全成荫的菩提树苗——这是佛光山著名的“千株菩提”计划，每株都由信众认捐。一九九二年的它们，枝干尚细，叶片却已舒展如掌，在亚热带的微风中沙沙作响，仿佛诵读着稚嫩而坚定的经文。树下立着小木牌，写着认捐者的名字：有台北的李居士、高雄的张妈妈、花莲的陈老师，还有远自旧金山、新加坡寄来的祝福。这些名字，如散落人间的星子，在此汇成银河。

大道尽头，大雄宝殿屹立于三层月台之上。这不是传统寺庙的深红暗金，而是素雅的米白与赭石色系，在蓝天映衬下，格外清净庄严。殿前香炉青烟袅袅，却不刺鼻——佛光山提倡“心香一炷”，清香三支为限，倒是多了几分禅意。入得殿内，五丈高的释迦牟尼佛跌坐莲台，右手作触地印，目光穿过大殿，望向远方。一九九二年，殿内尚未安装空调，几台老式电扇在角落缓缓转动，反而让檀香与经书的气息更好地交融流动。有居士跪在蒲团上轻声诵经，有日本观光客脱帽肃立，有本地老妪带着孙儿虔诚礼拜——佛前众生平等，此刻尽显。

从大殿侧门出，沿着回廊向东，便是当时刚落成不久的大悲殿。这是佛光山最令我动容之处。殿中供奉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金身灿然，千臂如莲华绽放。特别的是，围绕菩萨的，不是传统佛教壁画，而是三百多尊白色陶塑观音像，每尊姿态各异——或持净瓶，或捻杨柳，或结手印，或抱婴孩。最引人注目的，是观音的面容：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神祇相，而是融入了人间百态。有慈母般的温柔，有少女般的清纯，有老妪般的慈悲，甚至有几尊，眉眼间竟有原住民轮廓或南洋特征。

陪同的沙弥见我驻足良久，缓步上前：“这些都是星云大师的理念——观音三十二应，本就可以是现代人的样子。”他指着其中一尊，“这是去年菲律宾信众捐造的，你看，是不是有点南洋风情？”又指另一尊，“这尊的面容，是参考了一位在九二一地震中救人的护士照片。”

这年的台湾，解严不过五年，社会正剧烈转型。佛光山的观音像，恰如一面镜子，照见这个岛屿寻找自我认同的历程：佛教可以传统，也可以现代；可以中国，也可以世界。

从大悲殿后门拾级而上，便是当时正在扩建中的大佛城。工地围栏尚未完全拆除，却能窥见雏形：一尊高达四十余米的接引大佛屹立中央，右手上扬，左手下垂，掌心皆现法轮。阳光为佛身镀上金边，从某些角度望去，佛像仿佛悬浮于绿意之上，与天空融为一体。工人们正在安装最后几块铜片，敲击声清脆，在山谷间回荡，竟如梵呗节奏。

绕过工地，是一片开阔平台。站在此处，佛光山全景尽收眼底——层层殿宇依山而建，白墙褐瓦，飞檐如翼。建筑群中没有高耸入云的塔楼，没有炫目的琉璃金顶，一切尺度都恰到好处，与丘陵地貌浑然天成。这与我在九华山所见的古寺颇为不同：少了历史的沉重感，多了人间烟火气；少了封闭的院落感，多了开放的包容性。

下山路上，经过佛光缘美术馆。九十年初，这里还不似后来规模，只是几间简朴展厅。正展出的是“佛教艺术现代转化特展”：有油画版的佛陀说法图，佛陀竟是坐在现代客厅的沙发上；有雕塑版的“放下”，用不锈钢材质表现布袋和尚的空袋；最有趣的是一组摄影作品，拍摄各地僧侣的日常生活——日本禅僧扫庭，泰国小沙弥托钵，西藏喇嘛辩经，台湾比丘尼操作电脑。解说牌上写着星云大师的话：“佛教要‘人间化’，不是降低标准，而是让佛法走入生活。”

美术馆后方的麻竹园，是僧众寮房与办公室所在。白墙绿窗，廊下悬着风铃，随风轻响。几位年轻比丘尼抱着经书走过，灰袍飘飘，步履轻盈。她们交谈着，口音各异——有台湾闽南腔，有字正腔圆的“国语”，甚至还有带点粤语尾音的。佛光山早已不是地方性道场，而是世界性教团，这种多元，在一九九二年的台湾尤为珍贵。

行至不二门，已是傍晚了。这是出山的门户，门联刻着：“门称不二，二不二俱是自家真面目；山为灵山，山非山无非我人清净身”。正要跨出门去，忽闻钟声响起——是大智殿的钟楼在敲响晚课诵钟。钟声浑厚，一波波在山谷间荡开，惊起群鸟齐飞。

我驻足回望：佛光山静卧在翠色之中，殿宇错落，梵呗隐约。一九九二年的它，既有传统佛教的庄严，又有现代道场的活力；既有中国寺庙的格局，又有国际视野的胸襟。它不像千年古刹那般，让人顿生沧海桑田之感；相反，它让人看到一种正在生长的、鲜活的佛教——扎根传统，却向世界舒展枝叶；严守戒律，却对众生敞开怀抱。

离开时，山门旁的布告栏上，贴着一张手写公告：“每周日上午九点，国际佛光会在此教授越南难民中文”。下面用小字列着课程内容：注音符号、简单会话、台湾风俗。公告边角已经卷起，显然贴了有些时日。

这就是九十年代初的佛光山：既是修行道场，也是文化中心；既是宗教圣地，也是人间驿站。它见证了一个时代的转型，也参与了一个岛屿的精神建构。在这里，佛教不是逃避尘世的避难所，而是走入人间的桥梁；不是暮鼓晨钟的古老回响，而是与时代同频的鲜活脉动。

这时星云大师一行把我们送至禅院门口，不再前行。晨光中，他灰色的僧袍仿佛融入了山岚雾气，唯有那双眼睛，依旧澄澈如初，蕴含着无尽的悲悯与力量。

“陈先生，一路平安。寻人之事，随缘尽力即可，不必过于挂怀，反成负担。”他合十道别，语气恢复了一贯的平和从容，“梅花既已渡海，自有其绽放的时节。人间善缘，亦复如是。”

我深深鞠躬：“谨记大师教诲。东远此行，获益匪浅，远非笔墨可以形容。”

车子缓缓驶离佛光山。回望那逐渐远去的山门、殿宇，以及山岚中似乎依然静立的身影，我心中充满了难以言喻的平静与力量。我知道，我的行囊里，除了画具，除了两岸同胞的乡愁共鸣，又多了一份沉甸甸的、跨越半个世纪的嘱托。这份嘱托，将指引我归程的方向，也将在我未来的笔墨中，注入更深沉的人间温度。

车行渐远，佛光山在视野中缓缓隐去。但我知道，那尊接引大佛的手，永远向上扬起；那千株菩提的嫩叶，终将亭亭如盖；而那敲响的钟声，会在某个时刻，跨过海峡，与大陆的钟声，共鸣在同一片月光下。

因为星云大师教会我的，不仅是佛家的庄严，更是一种可能：分离的海峡两岸，或许可以像这里的建筑与自然、传统与现代、本土与世界一样，找到一种和谐共存的方式——不是抹平差异，而是在差异中看见共同的根源；不是消除距离，而是在距离间架起理解的桥梁。

海峡的风，似乎也不再那么冷了。因为它吹送的，不仅是历史的烟云，还有未曾断绝的、温暖的人情。

第五章 归乡的彩电

从台北飞回上海的航班上，我一直握着那份写在佛光山便签上的信息：“江苏宜兴，张渚乡，白塔村，陈福广夫妇。”寥寥数字，却承载着半个世纪的感恩。舷窗外的云海翻腾，我的思绪却早已穿越海峡，落在江南那片水网密布的土地上。

回到阜阳画室，我做的第一件事不是铺纸作画，而是翻开了通讯录。寻人如大海捞针，我需要可靠的引路人。我想起了好友张海业——阜阳地区二轻局供销公司的总经理，一个在皖北人脉极广的能人。更重要的是，他曾是军人，而军人最重战友情。

电话拨通后，我简单说明了来意。张海业在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然后说：“陈校长，这事儿你找对人了。我有个老战友，叫杭国兴，转业后回了宜兴老家，现在在县里工作。这人特别‘活络’，没有他打听不到的事。”

“活络”这个词用在这里恰到好处。在九十年代初的中国，要办成事，就需要这样既懂政策又通人情、在体制内外都能游刃有余的人。

三天后，我坐上了开往南京的禄皮火车，再转长途汽车前往宜兴。一路上，江南的春色正浓，油菜花开得金黄一片，水田如镜，倒映着白墙黛瓦的村落。这与台湾南部的热带风光迥异，却让我想起了佛光山那些带着江南口音的比丘尼——原来她们的乡音，就生长在这样的山水之间。

在宜兴汽车站，我见到了杭国兴。他三十出头，身材结实，穿着当时流行的夹克衫，手里拿着一个黑色人造革公文包，典型的小商人模样。但那双眼睛透着精明与热情，一见我就大步上前握手：“陈校长！海业都跟我说了！星云大师寻恩人，这是大善事，我一定尽力！”

没有过多的寒暄，我们直奔主题。杭国兴开来一辆崭新的桑塔纳——这在当时可是了不得的座驾，是他自已才新购来的车子。车子沿着宜兴县城整洁的街道驶出，很快转入宜广公路。

“张渚乡我熟，”杭国兴一边熟练地转动方向盘，一边说，“我有个表姨就嫁到那边。白塔村嘛...好像是在张渚最西边，靠近浙江长兴了。村子不大，以前听说确实有个白塔寺。”

“寺庙现在还在吗？”我问。

“早没了。”杭国兴摇头，“解放后就没香火了，五十年代初拆的。不过陈福广这名字...我得打听打听。”

车子在江南的春天里穿行。路边的桑树吐出嫩芽，养蚕的季节就要到了。远处，宜兴特有的紫砂矿山在阳光下泛着赭红色的光泽。约莫一个半小时后，我们抵达了张渚乡。杭国兴没有去乡政府，而是直接把车开到了供销社——在当时的农村，供销社才是信息中心，站长往往比乡长更了解每个村子的家长里短。

供销社的王站长是杭国兴的老熟人。听我们说明来意，他眯着眼想了半天：“陈福广...是不是个子不高，左脸上有颗大痣的那个？”

“我们也不清楚长相，”我说，“只知道是溧阳逃难过来的，1938年左右到的白塔村。”

“那就是了！”王站长一拍大腿，“老陈头嘛！脸上有痣，说话带点溧阳口音。唉...可惜了。”

我的心一沉：“怎么了？”

“走了，老两口都走了。”王站长叹了口气，“大概是三年前吧，老头先走的，老太太隔了半年也没了。都是七十多岁，也算寿终正寝。”

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亲耳听到这个消息，我还是感到一阵怅然。星云大师等待了半个世纪的感恩，终究没能当面说出口。

“他们可有后人？”我急忙问。

“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都在本地。女儿嫁到浙江去了，三个儿子都在白塔村，都成家了，孩子都会打酱油了。”王站长热情地说，“我带你们去！”

白塔村离乡集镇不远，开车十分钟就到了。那是一个典型的江南村落：一条小河穿村而过，河上有石板桥，两岸是错落的民房，白墙有些已经斑驳，黑瓦上长着瓦松。村口有几棵老槐树，树下坐着几个老人正在晒太阳。

王站长一下车就高声招呼：“老杨！陈大毛在家不？”

一个抽着旱烟的老人抬起头：“大毛下田去了，找他啥事？”

“有贵客找他，说他爹以前救过的人来找恩人了！”王站长声音洪亮，这一喊，附近几户人家都有人探出头来。

很快，一个四十多岁、皮肤黝黑的中年汉子从田埂上快步走来，裤腿还卷着，脚上沾着泥。他就是陈福广的大儿子，村里人都叫他陈大毛。

“哪位找我？”他有些疑惑地看着我们这些不速之客。

我上前一步，尽量用平和的语气说明来意：“我们是受一位高僧的委托来的。这位高僧小时候逃难时，曾被您的父母陈福广夫妇救过，他一直铭记在心，想找到恩人当面致谢。”

陈大毛愣住了，他挠挠头：“我爹娘救过的人？还是个和尚？没听他们提过啊...”

“那是1938年的事了，”我说，“您父母可能觉得是小事，没跟你们说。但那位高僧一直记着。他现在在台湾，是佛光山的住持，法号星云。”

“台湾？和尚？”陈大毛的脸色变了变，下意识地后退了半步。九十年代初，“台湾关系”还是个敏感词汇，普通农民对此有种本能的警惕。

杭国兴见状，连忙拿出工作证，用当地方言解释：“大毛兄弟，别担心。这位陈老师是大陆的著名画家，是政府认可的文化交流使者。星云大师是世界闻名的高僧，这次是单纯的报恩，不涉及其他的。”

王站长也帮腔：“是啊，人家大老远从台湾记着你爹娘的恩情，这是好事啊！”

陈大毛的神色稍微放松了些，但依然谨慎：“我爹娘确实救过不少人...兵荒马乱的年月，逃难的人多，能给口吃的就给口吃的。但具体是哪位，我真不知道。”

“我们能进去说话吗？”我问。

陈大毛犹豫了一下，还是点点头，领我们进了院子。那是典型的农家小院：水泥地坪，东边是猪圈，西边是厨房，正屋是三间平房。屋里陈设简单，但收拾得干净。墙上贴着年画，桌上摆着暖水瓶和搪瓷缸。

我们坐下后，陈大毛的妻子给我们倒了茶。通过交谈，我们了解了陈家的现状：陈福广夫妇育有三子一女，女儿嫁到浙江湖州，三个儿子都在本村务农，也都盖了新房，虽然不富裕，但温饱无忧。老两口的坟就在村后的山坡上。

“我爹临走前的那几年，有时候会念叨以前的事，”陈大毛回忆道，“说逃难的时候见过不少可怜人，有个小和尚病得快死了，他和我娘给了碗粥...但没说后来怎么样，更没说那小和尚成了台湾的大师。”

我详细记录了这些信息，包括陈福广夫妇的去世时间、坟地位置、子女的姓名和住址。临别前，我把身上带的三百块钱塞给陈大毛——这在当时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三四个月的工资。

“这是星云大师的一点心意，请收下。”

陈大毛推辞了几次，最后在王站长的劝说下才收下。他送我们到村口，握着我的手说：“陈老师，谢谢你们还记得我爹娘。他们就是普通农民，做点该做的事，没想到人家记了一辈子。”

回到宜兴县城，我立刻去了邮电局，发了一封长长的电报到佛光山。电报费花了近百元，但我一字一句斟酌，尽量将情况说清楚：恩人已故，但有后人；白塔寺已毁，但村子还在；陈家人朴实善良，对往事不甚了了，但对这份跨越海峡的感恩感到温暖。

一周后，佛光山的回电到了。电报是星云大师口述，由执事僧代发的：

“惊闻恩公仙逝，悲恸难已。然恩德如山，不敢或忘。拟亲赴宜兴，面谢后人。敢问陈先生，携何礼物为宜？望示下。星云合十。”

我拿着电报，在画室里踱步良久。带什么礼物？这不仅是礼节问题，更是心意问题。礼物要实用，要让陈家人实实在在受益；又不能太招摇，免得给这个普通农家带来不必要的关注。

我想到了彩色电视机。

那是1992年，中国大陆的“彩电热”正达到高峰。城市里，彩电要凭票购买，一张彩电票在黑市上能卖到数百元；农村里，谁家有一台彩电，晚上就能吸引半个村子的人来看电视。一台进口彩电，不仅是一件家电，更是一种身份象征，一份实实在在的生活改善。

我回电建议：“彩色电视机四台，三子一女各一。日本品牌为宜，尺寸需大。此物紧俏实用，可慰后人。”

又过了一周，佛云大师的回电简洁有力：“善。已备日立彩电四台，29寸。下月十五日抵港，恳请陈先生深圳接应。同行五人。星云。”

　　接下来的日子，我忙碌起来。办理入境手续、安排行程、联系车辆...这些事情在今日看来简单，在当年却需要层层报批，多方协调。幸好有特热情杭国兴的帮忙，他以“两岸文化交流及宗教界友好往来”的名义，向帮我向当地上级打了报告，一路绿灯。

四月底，我提前一天抵达深圳。那时的深圳罗湖口岸，已是人来人往，熙熙攘攘。香港与内地之间的差异，在口岸两侧表现得淋漓尽致：香港一侧是现代化的高楼大厦，深圳一侧虽然也在大兴土木，但仍显简陋。

第二天下午两点，我在出境大厅见到了星云大师一行。他依然穿着朴素的灰色僧袍，身后跟着四位法师，其中两位年轻些，两位年长些。行李车上，四个硕大的纸箱格外醒目——那是日立彩电的原包装。

过关手续比预想的顺利。大陆这边对星云大师的到来早有准备，口岸的工作人员甚至有人认出了他，双手合十行礼。大师一一还礼，态度平和。

“陈先生，辛苦你了。”见到我，大师的第一句话仍是感谢。

“大师一路劳顿，”我说，“车已经安排好了，我们先去机场。”

我们从深圳机场飞往南京。在飞机上，大师很少说话，多数时间闭目养神。但我能感觉到，他平静的外表下，心潮并不平静。五十多年了，他终于踏上了回乡报恩的路。

抵达南京禄口机场时，已是傍晚。我之前安排的两辆出租车面包车已在等候。我们没有停留，直接驶上前往宜兴的公路。

夜色中的江南，别有一番韵味。车灯照亮道路两旁的稻田，空气中弥漫着春末夏初特有的湿润气息。星云大师一直望着窗外，偶尔轻声对同行的法师说：“这里的水田，和江都老家的很像。”

晚上九点，我们抵达宜兴县城，在县政府招待所(现宜兴国际大酒店)住下。县长和统战部长亲自来拜访，星云大师与他们做了简短交流，感谢地方政府的支持，但婉拒了任何形式的接待安排：“老衲此次纯属私事，不敢劳烦各位。”

第二天一早，两辆面包车载着四台彩电和我们一行人，再次驶向白塔村。这一次，消息已经传开了——台湾的大和尚要来报恩，还带了四台大彩电！当我们抵达村口时，那里已经聚集了不少村民。

陈大毛和他的两个弟弟、还有特意从浙江赶回来的妹妹，都站在自家门口等候。他们显然有些紧张，穿着最好的衣服，手脚都不知该往哪里放。

车子停下，星云大师缓缓下车。他走到陈大毛面前，没有马上说话，而是深深鞠了一躬。

这一躬，让在场所有人都安静下来。

“恩公后人在上，”星云大师直起身，声音清晰而沉稳，“老衲俗姓李，法号星云。五十余年前，兵荒马乱，贫病交加，幸得令尊令堂一饭之恩，活命之德。此恩此德，未尝一日敢忘。今日特来拜谢，虽恩公已登极乐，然恩情长存。区区薄礼，聊表心意。”

他示意随行的法师将彩电抬下来。当四台硕大的日立彩电纸箱摆在陈家门前的空地上时，围观的村民发出一阵阵惊叹。

“真是彩电！还是日本原装的！”

“这么大，得29寸吧？”

“陈家这下可风光了...”

陈大毛手足无措，连连摆手：“这...这太贵重了...我们不能收...”

“务必收下。”星云大师恳切地说，“此非施舍，乃报恩。若恩公在世，老衲当奉养天年。今恩公不在，奉其后人，理所应当。”

在我和村干部的劝说下，陈家人终于收下了这份厚礼。但接下来的对话，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转折。

星云大师问：“令尊令堂安葬何处？老衲想去祭拜。”

陈大毛说：“就在后山。大师要去，我带路。”

大师点点头，又问：“村中原有的白塔寺，遗址可在？老衲当年就是在那里落发为僧的。”

陈大毛和他的弟弟们面面相觑，然后摇头：“我们村...没有寺庙啊。”

星云大师愣住了：“没有？白塔寺，就在村子东头的山岗下。”

“大师是不是记错了？”陈大毛的大弟说，“我们从小在这儿长大，村里从来没有寺庙。东头山岗下现在是水稻田，高低相间的，哪有寺庙的影子。”

　　这时，一位看热闹的村里老人颤巍巍地开口了：“你们这些后生不知道...解放前，那里确实有个小庙，叫白塔寺。我小时候还去玩过，就三间房，一个老和尚带个小和尚...”

“那庙呢？”陈大毛问。

“解放初就拆了。”老人说，“砖头、木头、瓦片，都搬到村里，盖了间小学教室。那教室用了好多年呢，后来小学搬了，教室也拆了。”

星云大师静静地听着，手中的檀木念珠不知不觉停了下来。他抬起头，望向村子东头，那里确实是一片稻田，在晨光中泛着水光，几处田埂高低错落。

“带我去看看。”他说。

一行人穿过村庄，来到东头的山岗下。这里的地势确实有些特别：三面环着低矮的山丘，中间是一片相对平整的洼地，被开垦成了水田。田埂的走向，隐约能看出一些不是自然形成的规律。

星云大师站在田边，久久不语。他的目光扫过每一块水田，每一道田埂，仿佛在寻找记忆中的痕迹。然后，他缓步走下田埂，在一处较高的土坎前停下。

“这里，”他用手中的禅杖轻轻点了点地面，“这里应该是山门的位置。”

他又往前走了一段：“这里，应该是大殿。”

随行的法师和我们都默默跟着。大师在田埂间走了几个来回，最后在一处水田中央停下。那里并无特别，只是一块普通的水田，刚插下的秧苗还泛着嫩绿。

大师蹲下身，用手轻轻拨开田边的泥土。泥土湿润，带着江南水田特有的气息。他捧起一捧土，仔细看着，仿佛那泥土中藏着五十年前的影像。

然后，他站起身，转向我们，眼中闪过一丝决然的光芒。

“当年，我在这里落发为僧，”他的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虽然寺庙已毁，虽然物是人非，但这里，是佛光山的祖庭。”

他顿了顿，禅杖重重地顿在地上，发出沉闷的声响。

“我当复建此寺。”

这句话像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池塘，在所有人心中荡开涟漪。复建寺庙？在九十年代初的中国农村？这不仅是宗教问题，更是土地问题、政策问题、观念问题。

陈大毛和他的弟弟们愣住了。村干部面面相觑。村干部看向我，眼中带着询问。

只有星云大师，依然平静而坚定。他望着这片水田，仿佛已经看到了未来的殿宇、听到未来的钟声。

“大师，”我上前一步，轻声问，“此事...需 要从长计议吧？”

“自然，”大师点头，“但决心已下。佛光山从台湾回到大陆，从高雄回到宜兴，这是因缘，也是使命。”

他转身对陈家人说：“四台彩电，是报私恩。复建白塔寺，是报佛恩、报乡恩。此事若成，不仅告慰先师，更能泽被乡里，延续法脉。”

陈大毛似懂非懂地点点头。他可能还不完全明白“复建祖庭”的意义，但他能感受到眼前这位老和尚话语中的真诚与力量。

当天下午，我们在陈家简单用了斋饭。饭后，星云大师在陈福广夫妇的坟前做了简单的超度法事。青烟袅袅，诵经声在江南的春风中飘散。

离开白塔村时，夕阳西下。星云大师再次回望那片水田，目光深远。

“陈先生，”在回程的车上，他对我说，“复建之事，还需你多费心。老衲在台湾筹备，你帮助引见协调。这不仅是建一座寺庙，更是连接两岸的法缘。”

我郑重地点头。我知道，我又接下了一个新的使命。这个使命，比“梅花渡海”更深远，比“寻人报恩”更宏大。

它要将一段个人的感恩，升华成一种文化的回归；要将一座消失的寺庙，重建为两岸的精神桥梁。

车窗外，江南的暮色越来越浓。远山如黛，近水含烟。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一段新的因缘，正在萌芽。

而我的画笔，也将记录下这一切——从梅花渡海，到彩电报恩，再到祖庭重建。这一切，都是这个时代特有的故事，是海峡两岸中国人共同书写的历史。

第六章 祖庭归梦

从白塔村回到宜兴县城的路上，车内异常安静。

星云大师闭目凝神，手中的念珠缓缓转动。我能感受到他内心的波澜——五十年的寻恩之路终于抵达，却同时面对着恩人已逝、祖庭无存的现实。那个“复建白塔寺”的宣言，不是一时兴起的感慨，而是一个历经沧桑的高僧对生命根源的郑重承诺。

当晚在招待所，大师召集随行法师开了简短的会议。我作为唯一的“局外人”也被邀请参加。

“复建祖庭，非为个人，”星云大师的开场白清晰而坚定，“白塔寺是我披剃出家之地，是我法身慧命之源。虽然只剩一片水田，虽然物非人非，但这里孕育了佛光山的法脉。让法脉回归源头，让祖庭重现光芒，这是老衲此生必须完成的使命。”

慧传法师——星云大师的弟子之一，谨慎地提出：“师父，大陆的宗教政策与台湾不同，寺庙建设需要层层审批，恐怕...”

“正因为不同，才需要我们以智慧与耐心应对。”大师平和地打断他，“五十年前，我们能从战火中活下来；三十年前，我们能在高雄荒山上开辟佛光山；今天，我们也一定能在这片故土上重建祖庭。问题不在于‘能不能’，而在于‘如何能’。”

他的目光转向我：“陈先生，你是大陆人，了解这里的体制与人情。依你看，我们该如何着手？”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我身上。我沉吟片刻，整理思路：“大师，在大陆办事，首先要明确归口管理部门。寺庙建设属于宗教事务，应该由宗教事务部门主管。宜兴是县级单位，应该有民族宗教事务局。这是第一步——找到对的部门。”

“其次，”我继续说，“要明确政策依据。大陆鼓励两岸交流，但宗教交流有其特殊性。我们需要找到政策的结合点，比如‘文化交流’‘寻根问祖’这些层面，可能比纯粹的‘宗教建设’更容易被接受。”

“第三，要有耐心。大陆办事讲程序、讲层级，不可能一蹴而就。可能需要多次沟通，可能需要等待时机。”

星云大师静静听着，眼中流露出赞许：“陈先生所言极是。那么，就请你带我们走这第一步——拜访宜兴的民族宗教事务局。”

第二天上午九点，我们一行六人来到了宜兴县人民政府大院。那是一栋五层的老式办公楼，墙面是那种八十年代常见的淡黄色涂料，有些地方已经剥落。院子里的梧桐树刚抽出新叶，在春风中沙沙作响。

民族宗教事务局在三楼东侧，只有两间办公室。局长姓周，是个五十出头的中年人，戴着黑框眼镜，穿着灰色的中山装，典型的地方干部形象。见到我们，他显然有些意外——尤其是看到星云大师一袭僧袍，以及随行的几位法师。

“这位是台湾佛光山的星云大师，”我作为中间人介绍道，“这位是宜兴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周局长。”

星云大师合十行礼：“周局长，打扰了。”

周局长连忙起身还礼：“大师远道而来，欢迎欢迎。请坐，请坐。”

办公室不大，我们几个人一进来就显得有些拥挤。周局长让工作人员搬来几张折叠椅，又泡了茶——是宜兴本地产的阳羡茶，清香扑鼻。

寒暄过后，星云大师直入主题：“周局长，老衲此次回乡，除了寻访恩人，还有一事相求。老衲幼年曾在贵县张渚乡白塔村的白塔寺落发出家，如今寺庙已毁，只剩遗址。老衲发愿，想重建祖庭，恢复白塔寺。不知此事，该如何办理？”

周局长端起茶杯的手顿了顿，他放下杯子，推了推眼镜，表情变得严肃起来：“大师的爱国爱乡之情，令人感动。不过...”他斟酌着词句，“宗教场所的恢复与建设，国家有明确规定。特别是新建寺庙，需要省级以上宗教事务部门的批准，还需要符合城乡建设规划，程序比较复杂。”

“这些程序，我们可以一一办理。”星云大师平静地说，“只要政策允许，我们愿意遵守所有规定。”

周局长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大师，沉吟道：“这样吧，大师的心愿我了解了。但这件事，不是我们局能单独决定的。我需要向县领导汇报。如果大师方便，我可以安排您与县领导见面，当面沟通。”

“那就有劳周局长了。”星云大师合十致谢。

接下来的两天，我们在招待所等待消息。期间，星云大师走访了宜兴的几处古迹，包括著名的善卷洞和陶瓷博物馆。在陶瓷博物馆，他看到那些精美的紫砂壶时，感慨道：“江南文化，一脉相承。无论是紫砂艺术，还是佛教文化，都需要有人传承。”

第三天上午，周局长亲自来到招待所：“大师，县委周书记今天下午有时间，可以见您。不过...”他有些为难地说，“书记的意思是，见面时间不能太长，他下午还要去无锡市里开会。”

“无妨，有劳周局长安排了。”星云大师依然平和。

下午三点，我们再次来到县政府大院。这次不是去宗教局，而是直接到了县委办公楼。周书记的办公室在四楼，比宗教局的办公室宽敞得多，但也朴素——一张办公桌，几个文件柜，一套会客沙发，墙上挂着中国地图和江苏省地图。

周书记比周局长年轻些，大约四十五六岁，穿着白衬衫，外套挂在衣架上。见到我们，他主动上前握手：“星云大师，久仰大名。欢迎回到家乡。”

众人落座后，周书记开门见山：“周局长已经向我汇报了大师的心愿。首先，我代表宜兴县委、县政府，对大师回乡寻根、寻恩表示热烈欢迎。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大师这份情谊，令人感动。”

星云大师微微躬身：“周书记客气了。老衲此次回乡，一是报恩，二是寻根。白塔寺是老衲法身慧命之源，重建祖庭是老衲毕生心愿。不知此事，县里能否支持？”

周书记身体向后靠了靠，双手交叉放在桌上，这是一个典型的思考姿势。他沉默了片刻，缓缓开口：“大师，您的爱国爱乡之情，我们完全理解，也十分敬佩。不过...”他顿了顿，选择着措辞，“当前国家的宗教政策，对于新建宗教场所，特别是寺庙教堂，是有严格控制的。宜兴作为县级单位，没有批准新建寺庙的权限。”

“我们可以向上级申请。”星云大师说。

“问题不仅在于审批权限，”周书记继续说，“更在于政策导向。现在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鼓励引进外资，但主要是投资办厂、发展生产。寺庙建设...不属于鼓励范围。”

办公室里的气氛有些凝重。随行的法师们面面相觑，眼中流露出失望。

星云大师却依然平静：“周书记的意思，老衲明白了。那么，如果以‘文化交流’‘寻根问祖’的名义呢？白塔寺不仅是宗教场所，也是历史遗迹，是两岸法缘的见证。”

周书记轻轻摇头：“大师，我很想帮您，但政策就是政策。我是县委书记，必须按政策办事。这样吧——”他坐直身体，“您重建祖庭的心愿，我记下了。等将来中央政策有调整，等条件成熟了，我们一定优先考虑。现在嘛，我们热烈欢迎台湾同胞来宜兴投资兴业，办工厂、搞生产，我们一定提供最好的服务和支持！”

话说得很客气，但意思很明确：建寺庙，不行；投资办厂，欢迎。

星云大师静静地听着，手中的念珠不知何时已经停下。他微微低头，沉默了片刻。那一刻，我仿佛能听到他内心的叹息——那是一种深沉的、跨越半个世纪的期待，遭遇现实壁垒时的无奈。

然后，他抬起头，脸上重新浮现出那种平和慈悲的微笑：“既然如此，那就随缘吧。”

四个字，轻如叹息，却重如泰山。

他站起身，合十行礼：“感谢周书记拨冗相见。老衲的心愿已表达，虽暂不能成，但缘起不灭。只盼将来因缘具足时，再续此愿。”

周书记也起身：“大师深明大义，令人敬佩。请您放心，您的愿望我们记住了。将来政策允许时，我们一定支持。”

离开县委办公楼时，已是傍晚。夕阳将县城的建筑染成金黄色，街道上自行车铃声叮当作响，正是下班时分。这寻常的人间烟火，与刚才办公室里的那一番对话，仿佛两个世界。

回到招待所，星云大师独自在房间静坐了一个小时。出来后，他召集大家：“明天，我们离开宜兴，去南京。既然祖庭重建暂不可为，那就先去参访金陵古刹，续接法缘。”

他的语气平静如常，但我知道，那份失望深埋在心底。对于一个发下宏愿的高僧来说，“随缘”二字背后，是多少隐忍与等待。

　　第二天，我们启程前往南京。宜兴到南京的车程大约两个半小时，一路上，星云大师望着窗外的江南景色，很少说话。路过溧阳时，他轻声说：“当年陈福广夫妇，就是从溧阳逃难到宜兴的。”

历史仿佛一个圆，我们总在不经意间路过某个故事的起点。

在南京，我们参访了栖霞寺、灵谷寺、鸡鸣寺等多处古刹。每到一处，星云大师都恭敬礼佛，与当地僧众交流。在栖霞寺，他站在千佛岩前，仰望着那些历经沧桑的佛像，久久不语。

“这些佛像，”他对随行的法师们说，“经历了多少战火，多少动荡，依然在这里。为什么？因为有人守护，有人相信。寺庙不仅是建筑，更是信仰的载体，是文化的传承。”

在南京的最后一天，星云大师突然对我说：“陈先生，这次辛苦你了。寻恩之事已了，祖庭之愿暂寄。你学校工作繁忙，不必再陪我们了。我们过两日就经香港回台湾。”

“大师...”我想说什么，却不知如何表达。

他微笑着摆摆手：“缘起缘灭，自有定时。你为我做的已经足够多了。梅花渡海，恩情返乡，这两件事，都是因你而成。老衲感激不尽。”

他顿了顿，眼中闪过一丝坚定的光芒：“至于祖庭重建——今日不可为，不代表永远不可为。老衲此生，定当尽复兴祖庭之志。等政策许可时，我会再来。十年，二十年，老衲等得起。”

那一刻，我看到了一个高僧的宏愿与坚韧。那不是一时的热情，而是生生世世的承诺。

我返回阜阳后，继续我的教书与绘画生涯。但与星云大师的这段因缘，深深影响了我。我的画中，多了一份沉静，多了一份等待，多了一份跨越海峡的乡愁与期盼。

在工作之余，我铺开宣纸，却迟迟没有落笔。墨在砚中渐渐浓稠，我的心绪也渐渐沉淀。

最终，我画下的不是梅花，也不是山水，而是一片水田。田中有倒影，倒影中隐约有殿宇的轮廓，虚实之间，似有还无。

我在画上题了四个字：“因缘如水”。

是的，因缘如水，可渡海峡，可润心田，可在最不可能的地方，开出最不可思议的花。

而这一切，才刚刚开始。

时光如流水，一年年过去。

这期间，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发展日新月异，对外开放不断扩大，两岸交流也日益频繁。我时常关注宜兴的消息，偶尔通过杭国兴及他介绍我认识的褚剑波、杨锡强等打听白塔村的情况，但祖庭重建的事，始终没有进展。

直到十年后。

2002年，宜兴县撤县设市，成为无锡市代管的县级市。同年，市委书记换人，新任市委书记叫蒋宏亮，这位新书记年轻有为，思想开放，对文化建设尤为重视。

2003年春天，我接到一个来自南京的电话——是江苏省佛教协会的工作人员：“陈老师，星云大师下个月要来江苏，特别提出想再见见您。您方便来南京吗？”

我的心猛地一跳。十年了，大师终于又回来了。

四月，南京的梧桐树新叶初展。在金陵饭店，我再次见到了星云大师。十年光阴，他明显老了——头发更白，背微微佝偻，但那双眼睛，依然澄澈如初，甚至更加深邃。

“陈先生，十年不见，风采依旧。”他微笑着，依然是那份平和。

“大师身体可好？”我关切地问。

“老衲今年七十七了，”他坦然说，“身体一年不如一年，但心愿未了，不敢老去。”

他告诉我，这次来江苏，是参加一个两岸佛教文化交流活动。但他心中最重要的，还是那个未了的愿——重建佛光山祖庭。

“我已经和宜兴方面联系过了，”大师说，“新任的蒋书记很热情，邀请我去宜兴看看。陈先生，你可愿再陪老衲走一趟？”

“当然！”我毫不犹豫。

两天后，我们再次踏上去宜兴的路。这一次，阵容更加庞大——星云大师带了八位法师，还有几位台湾的护法居士。江苏省宗教局、无锡市宗教局也都派了人陪同。

车子进入宜兴市区时，我被眼前的变化震惊了。十年前的那些老房子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整齐的街道、现代化的建筑、新建的广场。开发区里厂房林立，道路上轿车明显多了。宜兴，这个江南小城，正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着。

在宜兴市政府崭新的办公大楼里，蒋宏亮书记亲自迎接。与十年前的周书记不同，蒋书记更加热情、更加开放。他握着星云大师的手说：“大师，欢迎回家！您为两岸文化交流做的贡献，我们都知道。这次来，一定要多看看家乡的变化！”

欢迎会上，蒋书记详细介绍了宜兴这些年的发展：GDP增长了多少，引进了多少外资，建了多少工厂，修了多少路...数字一个个报出来，确实令人震撼。

星云大师静静听着，待蒋书记说完，他合十开口：“蒋书记，家乡的发展，老衲由衷欢喜。此次回来，除了看看家乡变化，还有一事——老衲十年前发愿，想重建白塔寺祖庭。不知今日，此愿可能实现？”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蒋书记身上。

蒋书记没有马上回答，他环视会场，然后缓缓说道：“大师的心愿，我们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这十年来，国家政策也在不断调整完善。对于两岸文化交流、对于宗教界的友好往来，现在的环境比十年前宽松多了。”

他顿了顿，脸上露出笑容：“经过市委研究，我们决定支持大师重建佛光山祖庭。不过——”他话锋一转，“白塔寺原址现在都是农田，而且面积有限。我们考察过了，在原址不远处，云湖边上，有一块地，面积比原址大得多，风景更好，交通也更方便。我们愿意把这块地赠送给大师，由您来筹资建设祖庭。您看如何？”

峰回路转！柳暗花明！

星云大师眼中闪过一丝光芒，但他依然平静：“蒋书记厚意，老衲感激。不过，老衲还是希望能在原址重建，那是法脉源头...”

“大师，”蒋书记诚恳地说，“原址现在涉及基本农田，政策上很难调整。云湖边上这块地，我们已经规划为文化旅游区，建寺庙正合适。而且那里背山面水，风景绝佳，建成后一定会成为宜兴的文化地标。”

随行的慧传法师低声对大师说：“师父，能有一块地已经不容易了。云湖那边我去看过，确实很好。”

星云大师沉吟片刻，终于点头：“既然如此，那就恭敬不如从命。老衲感谢宜兴市委、市政府的支持。”

接下来的几天，是紧张的考察、商议、选址。我们多次前往云湖边，那里确实是一块宝地——背靠青山，面临湖泊，远处是连绵的茶田，近处有溪流蜿蜒。空气清新，环境幽静，确是修行的好地方。

星云大师站在湖边，望着波光粼粼的湖面，轻声说：“这里，确实比白塔村原址更好。也许，这是佛菩萨的安排——不让佛光山祖庭局限于一个小小的村庄，而要让它面向更广阔的世界。”

2003年6月，宜兴市人民政府与佛光山正式签署协议：云湖西岸的150亩土地，无偿提供给佛光山使用，用于建设祖庭道场。

签约仪式上，星云大师感慨万千：“五十四年前，我从这里走出去；五十四年后，我回到这里。这不是结束，而是新的开始。这座佛光山祖庭，将不仅是佛光山的根，也将是两岸佛教文化交流的桥梁，是所有华人寻找精神家园的灯塔。”

协议签了，但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建一座寺庙，需要设计、规划、资金、人才...千头万绪。

回到台湾后，星云大师开始全力筹备。他亲自参与设计，提出“古今交融、传统与现代结合”的理念——既要有传统寺庙的庄严，又要有现代道场的功能；既要保持佛教本色，又要融入江南建筑风格。

2004年，设计方案几易其稿，终于确定。

2005年6月，佛光山派遣慧伦、慧是两位法师作为先遣队，常驻宜兴，正式展开筹建工作。他们在云湖边搭起了简易工棚，开始了漫长的开山之路。

同年，一个感人的因缘发生了。

有五位东北青年，因缘际会读到星云大师的著作，深受感动，千里迢迢来到宜兴，发心在大师座下出家。他们在简易工棚里，向慧伦法师表达了出家的愿望。

消息传到台湾，星云大师十分重视。他亲自为这五位青年赐予法名：慧方、慧品、慧有、慧宇、慧常。

　　“慧是智慧，方是方正，品是品德，有是拥有，宇是宇宙，常是永恒。”大师解释道，“希望你们以智慧为根本，以方正为准则，以品德为修行，拥有宽广的胸怀，如宇宙般包容，如永恒般坚持。”

这五位年轻法师随后分别前往宁波雪窦寺、泰州光孝寺、深圳弘法寺等道场受具足戒，成为正式的比丘。受戒后，他们全部回到宜兴，参与祖庭的开山重建工作。

从东北到江南，从在家到出家，这五位青年的人生轨迹因一个宏愿而改变。而他们，也将成为连接东北与江南、连接在家与出家、连接两岸法缘的桥梁。

建设期间，佛光山的心定、心培、慈惠、慈容、妙士等法师，以及萧碧霞师姑，多次从台湾来到宜兴，探勘工地，指导建设。每一次来，他们都带着台湾信众的供养，带着世界佛光人的期盼。

星云大师虽然年事已高，不能常驻工地，但他通过电话、书信，时刻关注着工程的每一个细节。他特别强调：“佛光山祖庭建设，质量第一。一砖一瓦，都要用心；一柱一梁，都要如法。”

2005年10月14日，一个重要的日子。

在云湖西岸的工地上，举行了隆重的奠基典礼。虽然场地还很简陋，虽然建筑还未成型，但来自两岸四地的信众、嘉宾，聚集了上千人。

星云大师亲自从台湾飞来，主持奠基仪式。那一天，他穿着黄色的袈裟，站在临时搭建的主席台上，望着下面的人群，望着远处的山湖，眼中闪烁着泪光。

“五十六年了...”他的声音通过扩音器传遍工地，“五十六年前，我离开这里时，是个十岁的小沙弥；五十六年后，我回到这里，是个七十七岁的老和尚。这一生，走过千山万水，但根在这里。今天，我们在这里奠基，不是建一座普通的寺庙，而是建一个家——所有佛光人的精神家园，所有华人的心灵故乡。”

奠基培土时，大师的手微微颤抖。那一锹土，仿佛承载了半个世纪的等待，承载了无数人的期盼。

奠基后，工程全面展开。大雄宝殿、观音殿、钟鼓楼、僧寮、斋堂...一座座建筑拔地而起。设计上，确实体现了星云大师的理念：既有传统寺庙的中轴线布局，又有现代建筑的实用功能；既有飞檐翘角的古典美，又有宽敞明亮的现代感。

2007年3月，是一个里程碑。

经过近两年的建设，主体工程基本完工。宜兴市宗教局正式发放宗教活动场所登记证，完成了寺庙的合法登记。

登记之后，就是住持的人选问题。按照大陆的宗教管理条例，寺庙住持需要由当地的佛教协会任命。经过协商，南京佛教协会会长、栖霞寺住持隆相和尚被邀请担任大觉寺的首任住持。

隆相和尚是大陆佛教界的高僧，德高望重。他出任住持，既符合政策要求，又能保证寺庙的如法如律运行，还能加强大觉寺与大陆佛教界的联系。这是一个智慧的选择。

最后，就是寺庙的名字。

原来的白塔寺，寺以塔名。但新寺不在白塔村，也没有白塔，再用旧名似乎不妥。星云大师翻阅史志，发现宜兴历史上曾有一座“大觉寺”，始建于南宋，是江南名刹，但早已毁于战火。

“大觉，”大师沉吟道，“大觉悟，大觉醒。佛教的终极目标，就是觉悟。这个名字好。”

更重要的是，“大觉”二字，与星云大师倡导的“人间佛教”理念高度契合——让众生在现实生活中觉悟，在人间修行中觉醒。

于是，星云大师亲自题写匾额——“大觉寺”。这三个字，苍劲有力，圆融自如，凝聚了他一生的修行与感悟。

2007年秋天，大觉寺举行了隆重的落成开光典礼。来自世界各地的佛光人、两岸四地的高僧大德、各级领导、各界嘉宾，上万人齐聚云湖畔。

星云大师站在崭新的大雄宝殿前，望着殿内庄严的佛像，望着殿外虔诚的信众，望着远处的青山绿水，久久不语。

然后，他缓缓转身，对所有人宣布：“从今天起，这里就是佛光祖庭——佛光山法脉的源头，所有佛光人精神的家园。”

掌声雷动，经久不息。

人群中，我看到了陈大毛——陈福广的儿子。他带着全家人都来了，站在人群中，有些拘谨，但眼中闪着光。恩人的后代，见证了这份跨越半个世纪的感恩与宏愿的实现。

我还看到了杭国兴，他已经从当年的小商人，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企业家。他对我挥手微笑，用口型说：“成了！”

是啊，成了。从1988年梅花渡海，到1992年佛光山初识，到2003年转机出现，到2007年祖庭落成...二十年，一个时代的跨度，一个宏愿的实现。

典礼结束后那天傍晚，我正在和宜兴市国税稽查局褚剑波局长夫妇并王小军等人聚会时，星云大师派大觉寺一小沙弥开车过特意把我接到寺院，告诉我：“陈先生，陪我走走。”

我们沿着云湖畔的小径慢慢走。秋日的阳光温暖而不灼热，湖面上波光粼粼，远处大觉寺的殿宇在绿树掩映中，庄严而宁静。

“还记得当年在白塔村，我说要复建祖庭时，你说‘需从长计议’吗？”大师微笑着说。

“记得，”我也笑了，“没想到这一‘计议’，就是十五年。”

“十五年，在历史长河中只是一瞬，”大师望着湖面，“但对于一个人来说，几乎是余生的全部等待。我很庆幸，我等到了。”

他停下脚步，转身面对我：“陈先生，你知道吗？这座大觉寺，不只是砖瓦木材建成的。它是用感恩的心、用坚韧的愿、用两岸的情、用时代的缘，一点一点垒起来的。而这一切的起点，是你那幅‘梅花渡海’。”

我心中一热：“大师言重了。我只是一个桥梁，连接了两岸的缘分。”

“桥梁很重要，”大师郑重地说，“没有桥梁，两岸只能隔海相望；有了桥梁，才能你来我往。你的画是桥梁，你的人也是桥梁。这座大觉寺，将来也要成为桥梁——连接传统与现代，连接出家与在家，连接两岸，连接世界。”

我们继续往前走。路上遇到几位年轻的法师，正是慧方、慧品他们。他们恭敬地向大师行礼，然后继续自己的工作——有的在扫地，有的在浇花，有的在接待香客。

看着他们年轻的背影，大师轻声说：“祖庭建成了，但真正的建设才刚刚开始。建筑会老旧，但法脉要传承；砖瓦会风化，但精神要永恒。这些年轻人，才是祖庭的未来。”

回到大雄宝殿前，大师抬头望着自己题写的“大觉寺”匾额，眼中充满深情。

“陈先生，”他突然说，“我有个不情之请。”

“大师请讲。”

星云大师合十道：“陈施主深谙书画之道，老衲有一事相托。今有厦门两岸佛博会因缘，盼能以笔墨供养一方会标。心中构图乃是佛祖踏莲而至，南海观音端坐在佛祖慈光遍照之中，，其间有僧人虔心礼拜。可绘莲花宝座渡海之景，再以一对如意托底——不知施主可否提笔，为这场盛会留一幅般若光影？”

我郑重地点头：“大师嘱托，这是我的荣幸。”

大师笑了，那笑容如同云湖的秋阳，温暖而澄澈。

星云大师的相托让我深感荣幸，这不仅是艺术的创作，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期许与信任。 那天晚上，提笔凝神，我仿佛已见慈悲宝相庄严，莲舟普渡沧溟。以笔墨为桥梁，绘就两岸共同的心灵图景，这正是我作为艺者的无上福田。我欣然应允，愿倾注至诚，让一笔一画都承载般若智慧与和平祝愿，让这方会标成为联结彼此心灯的一叶慈航。(按星云大师嘱托其作品如下图)

　　也是那天晚上，大觉寺举行了盛大的传灯法会。上万盏莲灯在夜色中点亮，从大雄宝殿一直延伸到湖边，形成一条光的河流。

星云大师亲手点亮第一盏灯，然后一盏传一盏，灯灯相续，光光相映。

“一灯能破千年暗，”大师的声音在夜空中回荡，“一智能灭万年愚。愿大觉寺的灯光，照亮每个人的心灵；愿佛法的智慧，温暖整个世界。”

我站在人群中，看着那漫山遍野的灯光，看着灯光映照下的湖面，看着湖面倒影中的殿宇，心中充满了难以言喻的感动。

从一幅梅花图开始，到一个报恩的心愿，再到一座祖庭的建立...这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故事，也不仅仅是一座寺庙的故事。

这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两岸从隔绝到交流，从陌生到理解，从分离到重逢。

这是一种精神的传承——无论走得多远，根在故乡；无论经历多少风雨，初心不改。

这是一种文化的回归——中华文化，就像这传灯的火焰，灯灯相续，永不熄灭。

夜深了，法会结束，人群渐渐散去。我独自站在云湖边，望着夜色中的大觉寺。

殿宇的轮廓在月光下显得格外庄严，飞檐如翼，仿佛随时会乘着月光飞向远方。钟楼里传来悠扬的钟声，一声，又一声，在湖面上荡开涟漪。

我想起了二十年前，在台北龙语艺术中心，那些老兵看着我的画流泪的场景。

我想起了十八年前，在佛光山禅房，星云大师讲述逃难往事的那个傍晚。

我想起了十五年前，在白塔村水田边，大师说“我当复建此寺”的那个清晨。

我想起了十年前，在宜兴县委办公室，那句“那就随缘吧”的无奈叹息。

我想起了今天，万人传灯、光耀山河的盛况。

二十年，一个人的大半生；二十年，一个时代的伟大变迁。

而这一切，都从一幅梅花开始——梅花渡海，终归祖庭；法脉绵延，灯传无尽。

夜风轻拂，带来湖水的湿润气息，也带来大觉寺淡淡的檀香。我知道，这座寺庙将会在这里屹立百年、千年，见证更多的故事，连接更多的缘分。

而我的笔，将继续记录——记录这人间佛教的实践，记录这两岸交流的佳话，记录这伟大时代的每一个动人瞬间。

因为，这就是我与大觉寺的渊源。

一个画家，一幅梅花，一座寺庙，一个时代。

缘起不灭，故事未完。

第七章 尾声

晨钟又一次敲响，回荡在云湖与远山之间。大觉寺的瓦檐上，昨夜凝聚的露珠正沿着琉璃瓦的弧度缓缓滚落，在晨曦中折射出千万点细碎的金光，恰如当年万人传灯时，那片光海的余韵。

星云大师已于数年前安详示寂，那袭朴素的灰色僧袍，那温润如古木的声音，已化入大觉寺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然而，当你步入山门，穿过他曾驻足的回廊，于大雄宝殿内合十仰望，便会清晰地感知到，他并未离去。他的悲愿，已凝结为殿宇的庄严；他的智慧，已流淌成晨昏的梵呗；他跨越海峡的深深期盼，已成为这方山水间最沉静而恒久的力量。

佛光山依旧矗立在台湾的高雄，慈光普照；而它的祖庭——宜兴大觉寺，也已在江南的云水间深深扎根，枝繁叶茂。两座道场，隔着一湾浅浅的海峡，遥相守望，共沐同一轮明月，同诵同一部经典。慧方、慧品等当年发心的青年法师，如今已能独当一面，将“人间佛教”的种子，播撒在更广阔的土地。每年，依旧有无数信众与游人，从台湾，从世界各地，来到宜兴。他们在大觉寺的菩提树下静坐，在星云大师纪念馆前缅怀，在“一笔字”墨宝前感悟“慈悲喜舍”。大觉寺早已不只是宗教场所，它是一座桥，一座文化的桥、心灵的桥、血脉的桥。

我亦已鬓发苍然，手中的画笔却从未停歇。我画大觉寺的四季更迭，画云湖的烟波浩渺，画僧侣们安然行过的身影，也画那些来自海峡对岸、眼中含着相似乡愁的参访者。我的画案上，永远铺展着两份乡愁——一份是梅花渡海时，对故土风物的殷切；一份是佛法东来又西返后，对精神原乡的终极追溯。这两份情感，最终都在大觉寺的钟声里，找到了和鸣。

历史的长河，时有迂回，却终向大海。两岸的分离，是民族近代悲怆史页上的一道深痕。然而，血脉的呼唤，文化的根须，人心的向背，从来就不曾真正被海峡割断。从“梅花渡海”的艺术共鸣，到“寻恩报德”的人情温暖，再到“祖庭重光”的法缘汇聚，这一切都昭示着一个再朴素不过的真理：我们本是同源所生，同文所化，心灵深处渴望着同一份圆满与安宁。

星云大师曾言：“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长流五大洲。”这光照与水流的起点与归处，始终是那片共同的文化母土。大觉寺的香火，在江南的微风中袅袅不绝；佛光山的钟声，在宝岛的夜空中清越悠长。它们用不同的音声，讲述着同一个关于慈悲、智慧与团圆的故事。

海峡的风，终将吹散历史的烟霭；同胞的手，终将跨越短暂的阻隔。因为，山与山不相遇，人与人总相逢；水与水可汇流，心与心本相通。当文化的灯塔长明不熄，当心灵的舟楫往来不绝，那一天——两岸同胞共仰同一轮皓月，共庆同一个佳节，共绘同一幅盛世画卷的日子——必定会随着时代的潮汐，如期而至。

这，便是我与大觉寺，与那段绵长岁月，最深的渊源，与最终的信念。故事，在每一个合十的掌间，在每一盏点燃的心灯里，永恒续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