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光，一直都在

七红

雨丝像扯不断的银线，斜斜地编织着洪城的秋，把滨河路旁边“明月”茶楼的青瓦洗得泛出冷光。翻新过的木窗换了玻璃，却仍留着当年的雕花木框，框住窗外濛濛雨雾的同时，也像框着一段浸了水的旧时光。他选的位置靠窗，外面就是护城河，水色比四十年前深了许多，绿得发沉，像积了满河没说出口的话。两岸新增的的垂柳低着头，枝条探进水里，风一吹，搅得倒影支离破碎。“她会来吗？”望着眼前变得陌生的景象，他不禁有些忐忑。

她推开门时，风裹着雨气扑进来，于是下意识拢了拢领口。他就坐在那里，深灰夹克的领口磨出毛边，手里的搪瓷缸印着“洪都机床厂”，漆皮剥落的地方，白瓷像旧伤口露着肉。听见动静，他抬头的瞬间，眼里的光晃了晃，快得像烛火被风吹灭前的最后一跳。

“晨曦。”他站起来，椅子腿在地板上刮出刺耳的响，握手的时候她明显感觉到，他手掌上的茧子硬得像砂纸——那是常年握工具磨出来的，她记得，小时候他爬树掏鸟窝，手心也磨出过这样的茧，当时她还把自己的花手绢给他包。

“建新。”她应着，目光越过他，落在窗外的河面上。记忆猛地像决了堤的河水喷涌而出。1968年的夏天，机床厂家属区大院的大槐树下，八岁的建新举着只知了，硬往她的小手里塞：“给你，会叫的。”蝉鸣声“嗞嗞”叫的震耳，他额角的汗珠滴在她手背上，热得她猛地缩回手，却偷偷把知了藏进了口袋——那是他第一次给她东西。

他们是在一个院子里滚大的。子弟小学的课桌挨在一起，他总在她算术本上画小青蛙，她就趁他不注意，把他的橡皮切成小块。有次他偷拿家里的冰糖给她，被他妈追着打，绕着大院跑了三圈，糖块攥在手里都化了，黏糊糊地沾着他的掌心，他却咧着嘴笑：“甜不甜？”她含着糖，看着他胳膊上被打出的红痕，突然就哭了。

初中时他成了班长，她是团支书，课间总凑在黑板报前。他画红旗，笔锋太急，颜料溅到她白衬衫上，像朵突兀的红月季。他慌里慌张撕了页作业本要擦，她却按住他的手：“这样挺好，像朵花。”粉笔灰落在两人肩头，他偷偷碰了碰她的手指，像触电似的缩回去，耳根红得能滴出血。那天放学，他偷偷的在书包里放了朵野蔷薇，花瓣上还沾着露水。

1975年冬天，气候特别阴冷潮湿，教室冻得像冰窖。她总咳嗽，早读时声音发哑。那天早上他提前半小时到学校，拿着搪瓷杯去锅炉房打热水，偷偷放进去几块冰糖——那是他从生病的奶奶那里弄的。她喝着糖水，看他冻得通红的鼻尖，心里暖得发涨，却故意说：“太甜了，下次少放。”他挠挠头，第二天杯里的糖却更多了。

那时候的“微光”，是他藏在她杯底的冰糖，是她替他补好的磨破袖口的衣服，是大院停电的夜晚，他举着蜡烛送她回家，烛火在两人之间跳着，把影子拉得老长，像要缠成一股绳。他说：“晨曦，等将来，我要让你天天都有糖吃，屋里永远亮堂堂的。”她没说话，只觉得蜡烛的光映在他眼里，亮得像星星。

1978年团代会，他作为班长发言，说“要为四化建设奋斗”，目光却黏在她身上。她攥着团徽，指头把那点金漆都快磨掉了。散会后他追上她，塞给她本《青春之歌》，扉页夹着的纸条上写着“赠晨曦”，字迹用力得戳破了纸，墨点晕开，像滴没敢落下的泪。她后来才发现，书里还夹着片干枯的蔷薇花瓣，是那年他放在她书包里的那朵。

命运的转折是从那年秋天开始的，他被告之去郊县知青农场下放时，她刚收到上海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赣江中山码头送别那天，秋雨下得像瓢泼，他的帆布包被淋得透湿，红徽章洇成了深紫色。他从包里掏出个铁皮文具盒，塞给她时手在抖：“野山楂干，你总说背书费嗓子。”盒盖没扣严，露出里面暗红的果肉，“等哪天我们见面，还在护城河边茶楼上背书，我数学题不会，还得问你。”

他眼里的光忽明忽暗，像快被雨浇熄的火堆。她点头，看着船推开青灰色的浪，把他的身影晃成个模糊的点，直到消失在雨雾里。她不知道，那天他跳上船前，偷偷把她塞给他的数学笔记又塞进了她的书包——他怕自己弄丢了，那上面有她娟秀的字迹，还有他看不太懂的三角函数，却记得她写“sin”时，笔尖微微向右偏的弧度。

大学的四年，她写了十二封信，地址都是洪都机床厂——那是他说过“早晚要回去”的地方。信一封封退回来，信封上的“收件人未在收件地址”像根针，扎得她心口发疼。母亲来学校看她，带来件新毛衣，随口说：“建新妈托人带话，说他在农场挺好，让你别惦记。”她当时没多想，直到多年后整理樟木箱，才在最底层发现那些信，母亲用红绳捆着，每封都没拆，绳结打得很紧，像要勒死那段见不得光的心事。她不知道，那些日子，他被调到农场最远的水库工地，每天扛石头，手磨得血肉模糊，却总在睡前摸出她送的那支钢笔——笔帽上刻着个小小的“曦”字，是她用圆规尖一点点刻上去的。

1982年底她毕业回洪城，分配到二中当了一名老师。报到那天路过机床厂，门口的招工启事墨迹还新鲜，落款日期是上个月，他果然回来了。她站在厂门口等了大半天，夜晚的路灯把她的影子拉得孤孤单单，也没等来那个熟悉的身影。后来才听说，他招工分到了远郊的分厂，在铸造车间当普工，三班倒，住集体宿舍。她托同学带话，说想见一面。同学传回他的口信：“等我考上大学，就去找她。”

她不知道，他说这话时，正蹲在车间的角落里啃干馒头，旁边堆着翻得起毛的习题册。他白天抡扳手，晚上在宿舍昏黄的灯下啃课本，数学公式像天书，英语字母扭得像虫子，每次都差几分。她去分厂看过他一次，隔着铁丝网，看见他穿着沾满油污的工装，蹲在地上吃油条，旁边好像还放着复习书。她没敢叫他，转身时眼泪掉在自行车铃铛上，虽然无声，但却像在笑她傻——他们从小一起蹚过的日子，怎么就隔着铁丝网了呢？

再后来她嫁了人，丈夫是教育局的一名干事，后来升了科长。婚礼那天，她在婚纱口袋里揣着那盒野山楂干，涩味从布缝里渗出来，像渗着滴没掉的泪。有次丈夫去郊县调研，回来跟她说：“机床厂分厂有个工人，三十多了还在考大学，听说偏科厉害，年年报考年年落榜，怪可怜的，不过精神可嘉。”她握着备课笔记的手猛地收紧，笔尖在纸上戳出个洞——她知道那是谁，他是想追上来，缩小他们之间的距离，想回到那个能与她并肩站在黑板报前的位置，回到那束他们曾一起守护的微光里。

“听说你在学校教得挺好。”建新的声音把她拉回现实，他给她续茶，水汽模糊了他鬓角的白，“我儿子就在你班上，说老师总夸他数学好，英语也很棒。”

“叫什么名字？”她问，指尖抖得捏不住茶杯。

“晓光，”他笑了笑，眼角的纹里盛着光，“随他妈的名字，带个‘晓’字。”他顿了顿，从口袋里掏出几本皱巴巴的笔记本，“这是你当年托同学带给我的，里面有你写的数学公式，我总看，可还是学不会。”

笔记本的封面上印着“上海师范大学”，第一页是她的字迹：“三角函数公式：sin(α+β)=…”后面夹着张纸条，是他写的，日期是1985年：“这次又落榜了，数学38分，英语29分。晨曦，我是不是很没用？”她忽然想起初中时，有次他数学考砸了，趴在课桌上不肯抬头，她偷偷把自己的卷子塞过去：“我帮你改错题。”那时他抬头看她，眼里的光像被雨洗过的星星，亮得能照见她的影子。

有人说起过他的事，她只知道2000年，近四十岁的他才结婚，搬离了大院，后来又下了岗。她并不知道，他妻子产后不久便患了重病。更可怕的是此时厂子也行将倒闭，为了生计，他彻底放弃了高考。此后他摆过修车摊，送过桶装水，现在在一小区当保安，“就在二中旁边的老家属院，离你上班的地方不远”他忽然“嘿嘿”的笑了笑，接着说：“孩子上学方便，更主要的是能时不时的见到你。”这后半句他没说出声，只是在心里默念。

晨曦的心像被重锤砸了下。她每天上下班都经过那个小区，门口总有个穿保安服的男人，背有点驼，总在低头看报纸。有次她的车在门口熄火，是他过来帮忙推的，手心的茧无意蹭到她的手背，她当时只说了声“谢谢”，他也一直没抬头——那双手，曾帮她拧开过无数个汽水瓶，曾在运动会上替她接过接力棒，曾在团代会的掌声里，悄悄碰过她的指尖，带着少年人特有的、微颤的热。

“有一年你带学生去梅岭踏青，”他忽然说，声音轻得像雨丝，“在山脚下的山楂树旁，你跟学生说‘这果子晒干了泡水，治嗓子’。我就在不远处，听见了。”

她愣住。有年春天，她确实带学生去过郊外，看见片山楂林，想起那盒野山楂干，随口说了句。当时好像有个穿蓝工装的男人在附近，背影很像他，她以为是错觉，原来不是。

“我没敢叫你，”他望着窗外的护城河，水面泛着细碎的光，“你跟你爱人站在一起，他给你递水，你笑的时候，眼角的纹都带着光。我想，这就够了。我当年说要替你守着微光，原来光一直在你这儿，我能看着，就不算辜负。”

分手时，雨停了。他送她到饭店门口，指着对面的公交站：“坐15路能到二中，我常坐这趟车。”

她点头，看见他夹克口袋里露出半截保安袖章。“你……”她想说点什么，却被他打断。

“我挺好的，”他笑了笑，眼角的纹里盛着光，“晓光明年考大学，说要报师大，将来跟你一样当老师。”

公交车来了，他替她扶着车门，手碰到她的挎包带，像四十二年前在码头塞给她铁皮盒时那样，带着点微颤的热。

“多保重。”他说。

“你也是。”她上了车，透过后窗，看见他还站在原地，像棵守在护城河岸边的柳树，枝条垂在水面上，荡起一圈圈涟漪，把四十多年的光阴，都荡成了眼底的微光。

车开了，路过二中的校门，夕阳正落在教学楼的玻璃上，亮得刺眼。她摸出那个铁皮盒，野山楂干的涩味混着阳光的暖，漫上来。盒底压着张纸条，是他今天塞进来的，字迹歪歪扭扭，像当年在团代会发言稿上的批注：“大院里的老槐树还在，春天还会开花。你看，微光，一直都在。”

她望着窗外，护城河的水面波光粼粼，像撒了把碎银。那些从小一起数过的星星，一起背过的公式，一起藏在心底的悸动，原来都没消失。它们变成了他眼里不敢亮得太足的光，变成了野山楂嚼不尽的涩，变成了四十多年后那句“微光，一直都在”——而那束光里，她从未知道，有多少个夜晚，他守在她学校门口的路灯下，看她办公室的灯灭了才离开；有多少回，他路过她家门口，看见阳台上晾着的衣服，就知道她最近睡得好不好；有多少次，他翻开那本《青春之歌》，对着扉页的蔷薇花瓣，把“晨曦”两个字在心里念了又念，直到念出泪来。

车窗外的雨又开始下了，细得像愁绪，缠在护城河边的柳树上，也缠在她的心上。那束他们曾共同仰望的，一直都在的微光，终究没能凑成一团火，只是各自在岁月里亮着，冷得让人想落泪。

他看着她的车消失在街角，手里还攥着她没带走的那片晒干的山楂叶——是今早从老树上摘的，想给她看看，和当年那盒里的是不是一个模样。她坐在车上摸着铁皮盒，指腹划过盒盖的凹痕，那是当年他用螺丝刀刻的，想刻个“曦”字，却笨手笨脚刻成了歪歪扭扭的“義”

护城河里的水，四十多年来涨了又落，落了又涨，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话，总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漫上来，带着点涩，又有点暖。就像他藏在袖章里的那句“我等过”，像她揣在铁皮盒里的那捧山楂干，明明是苦的，却让人忍不住攥紧了，怕一松手，就连这点念想都散了。

岁月这东西，最是磨人，却也最是留情。那些藏在微光里的牵挂，哪怕隔着铁丝网，隔着红绳捆住的信，隔着四十多年的雨，终究还是落进了心里，成了一辈子都褪不去的印。或许这就是最让人揪心的地方——不是生离死别那样痛彻心扉，而是明明都在同一个城市，呼吸着同样的空气，却像隔着一条永远跨不过的护城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