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茶烟里的河山

庐陵茶人阿鹏

北地的秋，到底是来得干脆利落些。前几日还温吞着、黏滞着的暑气，仿佛被谁用无形的巨帚，一夜之间扫了个干净。天穹蓦地高了，颜色是那种窖藏了许久的汝窑天青釉，匀净、清冷，含着一种不容分说的威严的寂静。御苑里的梧桐开始大片大片地落叶子，那叶子也硬气，焦黄里透着锈红，落在地上并不蜷缩，依旧支棱着，风过时哗啦啦一阵脆响，像是无数面干透了的、小小的金钹在彼此叩击，奏着一曲繁华将尽的、清刚的挽歌。

就在这样的时节里，我总无端地想起他来。想起那座倾尽天下之力堆砌起来的、云霞般的艮岳，想起那石头叠嶂间缭绕不散的、比云雾更轻盈的茶烟，想起那个将自己的年号——“大观”，慷慨地赐予了一部茶书的皇帝。赵佶——宋徽宗，一个被龙袍紧紧裹住，灵魂却挣扎着要在笔尖、在茶瓯里寻一处安放的，绝世的艺术家，与亡国的君王。

于是，我的神思便随着这清冽的秋风，飘飘摇摇，逆着时光的河道，回溯到那一个被艺术的光晕笼罩，却也隐伏着巨大危机的朝代里去。

那该是怎样一个纤毫毕现、精丽入骨的清晨呢？或许，就在这东京汴梁的宫禁深处，在太清楼或是玉华阁，一场专属于皇帝的、极私密又极考究的茶事，正徐徐拉开序幕。没有朝会上山呼万岁的喧嚷，没有紧急边报带来的蹙眉，这里只有他与他的茶，以及几位或许擅画、或许工书、或许通音律的近臣与侍茶的内使。空气里浮动着一种近乎神圣的静谧，连宫漏的滴水声，似乎都比平日慢了半拍。

殿角那只青铜兽耳宣明炉里，悠悠吐着瑞脑的冷香，一丝丝，一线线，与窗外透进来的、被银杏叶滤得金灿灿的阳光缠绕在一起。我们的道君皇帝，此刻已褪去了那身沉重的十二章纹朝服，换上了一袭素雅的绢道袍，袖口宽大，以便腕部的运转自如。他的神情是专注的，甚至带着一种孩童摆弄心爱玩物时的、纯粹的欣悦与虔诚。眉宇间那点属于帝王的威仪，此刻全然让位于一种艺术家的、沉浸式的温柔。

茶席已备。那定然不是寻常人家粗陶瓦器的摆设。碾是银碾，罗是细绢为底的金框罗，那煨着水的汤瓶，或许是定窑的白瓷，釉色如脂，抑或是他亲自指点烧造的、某种秘色般的青瓷，线条柔婉如处子的颈项。而最紧要的，是那一列黑沉沉的建窑茶盏，静静卧在紫檀的托盘里，像一群收敛了羽翼的玄鸟。盏口微敛，盏身饱满，釉面上，或是丝丝垂流的兔毫，或是斑斑如锦的油滴鹧鸪斑，在幽暗的底子里，闪烁着金属或星辰般的神秘光泽。他信手拈起一只，对着光，微微转动，目光在釉色的微妙变幻间流连，仿佛在鉴赏一幅米芾的烟雨山水，或是一轴李成的寒林平远。

“碾色欲其白，罗细则茶浮，粗则水浮。” 他心中默念着自己正在撰写的《大观茶论》里的句子。上好的腊茶团饼，已在茶钤上缓缓炙过，褪去了些许水汽与青气，显出一种更深沉的、混合着炭火与植物本质的香气。然后，它被置于那光洁如玉的茶砧上，用精巧的银椎，轻轻击碎——这“击碎”本身，便须有音乐的节奏，重了，则茶末粗粝；轻了，又费时费力。破碎的茶块再入银碾，徐徐推转。这碾磨的过程，在他眼中，或许与研磨一碟上好的、用来描绘工笔花鸟的颜料，有着异曲同工的妙趣。都要匀，都要细，都要不疾不徐，在单调的重复里，接近一种物我两忘的禅定。

末成，过罗，细如尘、白如雪的茶粉，如一阵香雪，簌簌地落在罗下的容器里。他俯身，轻轻一嗅，那香气是内敛的，尚未被水唤醒，却已透着一股山野岩骨间的清冽。此时，侍者已将汤瓶中的水，烧到了他最以为恰到好处的火候——“蟹眼鱼目，溅跃以度”。他亲执汤瓶，那瓶柄或许已被摩挲得温润。沸水冲入已用热水“熁”得温热的茶盏，与盏底那一小撮雪白的茶粉相遇，激腾起细密的泡沫。他另一只手，已执起竹制的茶筅，手腕悬空，开始“击拂”。

这是一场无声的、却惊心动魄的“战斗”。手臂的起落，腕力的轻重，筅势的缓急，全在方寸之间，决定着这一盏茶的生死荣辱。初时，汤面混沌，继而，乳白色的沫浡开始聚集、膨胀，如堆云，如积雪。他屏息凝神，眼神锐利如鹰隼，观察着汤花的变化。那腕上的动作，时而迅疾如骤雨打新荷，时而轻缓如春风拂柳丝。渐渐地，奇迹出现了：茶汤的表面，凝起了一层极其细腻、极其莹润、如冻酪、如冷粥的“沫饽”，紧紧地“咬”住了盏沿，久久不散。而汤色呢，竟是那样一种不可思议的、脱离了所有尘世颜色的“白”——一种“纯粹”的白，一种“空无”的白，仿佛将山间最洁净的云霭、雪后初霁的天光、最上等的羊脂玉的髓质，都融在了这一泓清液之中。这白，衬着盏壁沉郁的黑，黑得愈发深邃如古潭，白得愈发皎洁如初月。黑白对峙，却又水乳交融，构成一幅最简单、也最富张力的画面。

他缓缓停手，将茶筅轻搁一旁。额角或许已渗出微汗，但嘴角却漾开一丝极淡、极满足的笑意。这笑意，比他接受万国来朝的贺表时，要真切得多；比他看到花石纲又运来一块奇绝的太湖石时，要澄澈得多。在这一刻，他不是君王，他只是赵佶，一个凭借自己的眼力、心力与手力，创造出了一件完美“艺术品”的匠人，或者说，一个通过这极致的形式，触摸到了某种“道”的哲人。

“茶盏色贵青黑，玉毫条达者为上。” 他撰写的《大观茶论》里这样定下标准。这标准，不仅是对物的品鉴，更是对整个茶事美学的定调。他亲手将“斗茶”这一风尚，从士大夫的书斋、坊间的游戏，提升到了宫廷艺术的殿堂，赋予它一套严整的、近乎仪典的规范。从“择茶”、“择水”、“择器”，到“点茶”的“七汤之法”，每一步都有法可依，有度可量，却又在法度之中，要求着点茶者超绝的悟性与手感。这像极了他治下的画院，讲究格法，崇尚形似，却又在形似之中，追求诗意的蕴藉与理想的境界。他将对绘画、书法、园林的审美，毫无保留地倾注到了茶事之中。茶，不再是解渴的饮料，或提神的药饵，它成了他艺术王国里一个精致的组件，一种精神的炼金术。在调弄那黑白二色的茶汤时，他或许以为自己也在调弄着这个庞大帝国的阴阳、文质、丰俭与兴衰，一切都在那精妙的腕力与控制之中，趋向一种和谐、优雅、无懈可击的完美。

宫墙之外，是汴河上昼夜不息的漕运桨声，是州桥夜市人烟浩穰的喧闹，是“杨柳岸晓风残月”的浅斟低唱，是一个文明达到鼎盛时，所散发出的、令人目眩神迷的繁华光焰。而这宫墙之内，茶烟静静地袅袅上升，试图构建一个纯白、寂静、纤尘不染的乌托邦。两种气息，一种热烈如锦绣，一种清冷如宋瓷，奇异地交织在那个时代的上空。他的《大观茶论》，便是在这交织的缝隙里，诞生的一株奇葩。它是一部技艺之书，详尽得如同一份内府的匠作则例；它更是一部美学宣言，字里行间，流淌着一位帝王艺术家对“纯粹”与“完美”近乎偏执的追求。他论“香”，要“茶有真香”，厌恶掺杂他物；他论“味”，要“香甘重滑”，四者缺一不可；他论“藏焙”，要“阴阳相济，火功兼到”。这哪里只是在说茶？分明是他对理想人格、理想政治、理想世界的一种隐喻式的表达。

风渐渐紧了，吹得窗棂呜呜作响，将我从那华美而脆弱的梦境里拉回。夕阳的最后一抹余晖，像一道浓稠的血痕，抹在西边犬牙交错的宫殿剪影上。我仿佛看到，许多年后，同样是这个皇帝，却已不再是那个在茶烟里从容点试的雅致君王。他成了金人铁蹄下的俘虏，仓皇辞庙，乘着青盖车，在萧瑟的北风中，踏上那条通往五国城的、不归的绝路。史书上那冰冷的几行字——“靖康耻，犹未雪”，背后是怎样天崩地裂的哭号与个人命运被碾为齑粉的惨痛？

我不知道，在北国那冰天雪地、粗砺腥膻的漫长岁月里，他是否还会想起，想起汴京宫苑里那一缕清甜的茶香？想起自己曾那样细致地辨别过水的清浊、火的文武、盏的纹色？当他用冻僵的手，接过粗陶碗里浑浊的酪浆时，那曾经在玉毫盏中皎然如月的“纯白”茶汤，是否会像一个尖锐的讽刺，一个华丽至极的梦魇，蓦然刺痛他早已麻木的心？

或许会吧，也或许，也正是那深入骨髓的、对于“美”的敏感与执着，成了他最后的精神盔甲，让他在无尽的屈辱与苦难中，仍能保有内心一角不曾被全然摧毁的园地。他依然写字，那“瘦金体”在流放的途程中，想必愈发瘦硬、愈发奇崛，如寒枝在风中挣扎的线条。他可能依然怀想着茶事，只是那茶事，早已褪尽了所有繁华的附丽，只剩下最本质的一点渴望——对故国山川风物那清苦而回甘的、魂牵梦萦的思念。那一盏他曾经用天下至精至细的工夫烹点出的茶，其最终的、最深刻的味道，竟要在国破家亡之后，在失去一切之后，才真正地，于他生命的苦杯之中，缓缓浮现。

风终于停歇了。夜色如墨，彻底浸染了天地。远处现代都市的霓虹开始闪烁，勾勒出一个与北宋汴梁截然不同、却同样喧腾的盛世图景。桌上的茶早已凉透，我却没有去续热水。凉茶有凉茶的滋味，是一种褪去了浮香热气的、本质的微涩与清寂。

赵佶和他的《大观茶论》，连同那个时代极致优雅又极致脆弱的文化，早已沉入历史的长河底处，化为一片可供我们打捞与凭吊的、璀璨的碎瓷。那茶烟里曾寄托的，是一个艺术家帝王对完美世界的全部幻想，也是一个王朝在它最文明的巅峰，所未能察觉的、那缕预示着焚身之祸的幽幽冷焰。茶道依旧流传，从宋代的点茶，到明代的瀹泡，方式变了，精髓却在延续。那份对自然的敬畏，对器物的讲究，对片刻安宁与美的珍视，早已融入我们这个民族的肌理。

当我们在今日的茶席上，亦追求那泡茶之水的清冽、器皿的雅致、氛围的宁静时，我们是否会偶尔想起，在千年之前，曾有一位失败的皇帝，用他全部的才华与热情，甚至不自觉地，用他整个王朝的命运为代价，将“茶”这件事，推上了一种前无古人、后亦难有来者的、仪式化与艺术化的绝顶？

夜气寒重，我拢了拢衣衫。那存在于文字与想象里的、属于赵佶的茶烟，终究是散尽了。但它所氤氲过的那种对“美”的极端虔诚，以及这种“美”与庞大现实之间那惊心动魄的落差，却如一盏冷茶的回甘，久久地，滞留在这无边的夜色与我的唇齿之间，清苦，冰凉，而又意味深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