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文】青春如河，奔流不息——怀念临沂教育学院地理专业进修时光

沂蒙山人

作者昵称：沂蒙山人

美篇编号：31431207

“青春回望·梦启新章”主题征文投稿

明年盛夏时节就是我们【临沂教育学院八四级地理班】毕业四十周年，为此撰写此文以作纪念，并送给本班所有老师和同学们。

四十二年时光，像一条静静流淌的沂河，无声无息地从我们生命里穿行而过。当年那个九月一日上午，阳光洒在临沂教育学院斑驳的砖墙上，我背着一只洗得发白的黄色帆布包，骑着一辆不是很新的“海燕”牌自行车驶入校门的时候，绝不会想到，这一段两年的时光，会在我此后的人生中，留下如此深重而温润的印记。

我们是八四级地理班——临沂教育学院历史上第一个地理专科进修班，四十个来自沂蒙大地各县的青年教师，带着粉笔灰的气息、教案本的折痕和对知识的渴望，汇聚在这片并不宽敞却充满生机的校园里。

那时的我们，大多已在乡村或县城的中学讲台上站了几年。手中的教鞭曾划过无数张粗糙的黑板，口中讲出的经纬线、气压带、洋流模式，常常是靠着一本翻烂了的旧教材和自己摸索的经验。地理，在当时的临沂教育体系中，是一门被严重忽视的“副科”，师资奇缺，课程简易。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教育学院决定开设地理专科培训班，为我们这些一线教师提供系统进修的机会。于是，一九八四年九月，我们来了。

班长叫寻明玉，费县人，身材中等，方圆型白脸，说话慢条斯理，带着沂蒙深山老林里方言气息，却有一种让人信服的沉稳和机智。他是我们这个集体的主心骨，像一棵扎根于山地的老松，默默撑起一片荫凉。他不是最善言辞的，但每当我们遇到困难——无论是学习上的难题，还是生活中的琐事——他总是第一个站出来协调解决。后来才知道，他毕业后被留在县城条件较好的学校——费县一中，只为让更多优秀的孩子能听到一堂像样的地理课。这种朴素的担当，成了我们班的精神底色。

我们的系主任是郑宿老师。他个子清瘦，戴着一副黑框眼镜，走路时总微微低头，仿佛在思考一道尚未解完的地理题。他讲《地质学概论》时，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像山间溪流冲刷着卵石。他从不照本宣科，而是把岩石的形成、地壳的运动，讲成一个个有温度的故事。记得有一次，他带我们去青岛黄海沿岸做野外实习，蹲在一块裸露的页岩前，用手轻轻拂去尘土，说：“你们看，这上面的纹路，是数亿年前的波浪留下的痕迹。我们今天站的地方，曾经是海底。”那一刻，我忽然觉得，脚下的土地不再是沉默的泥土，而是会呼吸、会诉说的生命载体。郑老师就是这样，用他的学识与情怀，把一门“死记硬背”的学科，变成了我们心中辽阔的宇宙。

还有班主任王志伟老师，讲《气象学与气候学》时，总爱拿临沂的四季变化做例子。他说：“你们教学生，不要只讲赤道多雨、极地寒冷，要让他们知道，为什么咱们这里春天风大，夏天闷热，秋天来得晚，冬天又特别干冷。”他甚至要求我们记录了整整一个学期的气温与降水数据，亲手绘制图表。

梁仁军老师则擅长用地图说话，他能在黑板上徒手画出中国轮廓，精确到每一个省界弯折；肖光平老师和宿静老师，是班里仅有的两位女地理老师，她们讲课细致温柔，却从不回避难题。尤其是肖老师讲《世界经济地理》时，把每一个国家的资源分布、产业格局讲得如数家珍，让我们第一次意识到，地理不仅是自然的学问，更是人类命运的经纬。

政治课褚老师，总是穿一件偏深色的大众装，头发整齐地挽在脑后。她讲哲学，却从不空谈理论，而是结合我们这些基层教师的实际困惑，告诉我们：“教育的本质，是点燃火种，而不是灌满水桶。”

任教育学心理学的刘老师，则像一位慈祥的兄长，常在课后留我们聊天，问我们教学中的困难，提醒我们：“别忘了，你们面对的不是一个分数，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孩子。”

任体育课的郭老师，高大健壮，操着一口浓重的临沂口音，每节体育课都带着我们跑几公里。他说：“教地理的人，更要有一双能走遍山河的腿。”

我们班四十人，三十六个男同学，四个女同学。于凤英、徐桂琴、刘淑玲、王志红，她们像四朵开在山野间的花，似在一片“格桑花”原野中格外醒目。她们从不因性别而退缩，实习时爬山涉水，笔记记得最工整，讨论问题时声音清亮。有她们在，我们班的教室总是弥漫着一种特别的暖意。于凤英老同学的脚还未踏进屋里，笑声就先到了。她爱穿一件藏蓝色的毛衣，领口别着枚小小的地理经纬徽章，说话时手总比划着，像在黑板上画等高线。谁忘了带笔记，她包里总有备用的笔记本；谁心情低落，她几句玩笑就能逗得人笑出眼泪。她是那种能把琐碎日常过成诗的人，连帮同学缝扣子都带着节奏感，针线在她手里像在跳舞；徐桂琴则安静沉稳得多。她常坐在靠窗的位置，阳光斜斜地落在课本上，映出她低垂的睫毛。她不爱多言，但谁有难处，她总是第一个默默伸手的人。她是临沂河畔长大的姑娘，熟悉每一条街巷的拐角，也熟悉每个人心里的褶皱。外地同学想吃地道煎饼，她就悄悄从家里带来，说是“顺路捎的”，其实绕了大半座城。她们俩，一个像夏日的风，一个像冬夜的炉，一个把热闹织进日子，一个把温情藏进细节。我们常笑说：“有两位大姐在，我们离家远也不怕。”这话，从八四年一直说到今天，越说越真。

惠连山来自临沂市区，总爱在课间掏出一本手抄的《徐霞客游记》读上几段；孙少华则痴迷天文，宿舍床头贴着一张手绘的星图；程兆才和姜开平是同乡，常一起讨论如何把地理课讲得更生动。费县的邹士珍，话不多，却句句扣在点子上，他每次作业都写得一丝不苟；吴卫忠则是个乐天派，总能在枯燥的复习中讲出笑话，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沂南的四位同学——王兴坤、马力进、苗广善、尹永泉，是班里的“实干派”，也都是体育课冲在前头的排头兵。王兴坤是劳动委员，每逢大扫除，他总是第一个拎起扫帚，带着大家把教室、走廊、甚至厕所都收拾得干干净净。马力进后来因病早逝，但当年他的身影总出现在篮球场上，奔跑跳跃，充满活力。他常说：“地理老师，也得有好身体，不然怎么带学生去野外考察？”如今想来，他的话竟成了对自己生命的预言。沂水的五位同学中，郭春山思维敏捷，肖仁玉沉稳内敛，刘金顺爱好文学，江兆平则对地图有着近乎痴迷的热爱，据说收藏了上百张不同时期的地图，常常在熄灯后打着手电研究。他走的那天，我梦见他站在一片无垠的沙漠中，手里举着一张泛黄的地图，微笑着指向远方。还有我们的班花王志红，是最为活跃的年轻美女同学。莒县的刘全，是个极认真的人，笔记做得像印刷品，可惜他也已离世。每念及此，心中便涌起一阵钝痛——我们曾并肩而坐，共读一本书，如今却已天人永隔。刘淑玲是个玲珑小美女，爱说爱笑，思维敏捷，为人热忱。彭彦廷则性格内敛，善于自我行事，从不惹事。平邑的高建忠课间擅长简笔粉笔画，手握粉笔头，随手在黑板上那么一旋转，一幅唯妙唯俏的澳洲大袋鼠或鸭嘴兽就出来了。沂源县的侯现全、王光福、王克林、王先峰、李道标，日照的六位同学——张守宝、申文胜、秦泗礼、孟凡胜、宋伯海、宋全祜，莒南的李中宇、张玉山、傅绍勇，临沭的杨自涛、沈怀前、赵成振，郯城的宋法金，每一个人的名字背后，都有一段鲜活的记忆。侯现全是班党支部书记，做事沉稳，王光福是生活委员，对同学热情耐心，李中宇是组织委员，做事有条不紊；沈怀前是体育委员，篮球打得极好；赵成振来自临沭农村，毕业后被分到临沭一中教学地理，一干就是三十多年，把无数东夷文化中心县之一的孩子送进了重点大学。

那时的校园，简陋却充满生机。教室的窗户玻璃常有裂缝，冬天得用报纸糊上；宿舍是在一楼，我和寻明玉、程兆才、张守宝等八人一间，冬天有点寒冷，夏天不免会有蚊虫叮咬。可我们从不觉得苦。晚自习的灯光下，四十个人埋头读书，笔尖沙沙作响；周末的操场上，我们打篮球、跳绳；春日里，结伴去沂河岸边踏青，看柳枝抽芽，听流水潺潺；秋日登沂蒙山，也包括游览各自家乡的山地风光，采野果，辨岩层，时常走进大自然。我们曾一起在食堂排队打饭，抢最后一份炒土豆丝；曾因某次考试成绩欠佳而围坐宿舍不再大声喧哗，闷闷不乐，是在班长的鼓励下重振旗鼓；曾为一场辩论赛准备整整一周，只为证明“地理是否应成为中学主科”。

我们是那个时代特殊的一群人——不是高中生，也不是全日制大学生，而是肩负着教学任务的在职教师。我们深知，这两年的学习，不仅是为了自己，更是为了回到讲台后，能给学生们带来不一样的地理课堂。因此，学习氛围格外浓厚。图书馆里，总有我们班同学的身影；教室的黑板上，常留着未擦净的等高线图；宿舍的床头，贴满了自制的气候类型对比表。我们不是为了文凭而学，而是为了不辜负讲台下那一双双求知的学生眼睛。

班长寻明玉，班党支部书记侯现全，组织委员李中宇，生活委员王光福，劳动委员王兴坤，体育委员沈怀前等——这些名字，构成了我们班集体的骨架。他们默默付出，组织活动、协调关系、关心同学，让这个来自十多个县区的群体，迅速凝聚成一个温暖的家。我们曾一起为一位有病的同学送往附近医院诊治，也曾为庆祝某位同学结婚，在宿舍里摆上几包花生米、一瓶白酒，一大包糖块，举杯相庆。那时的快乐，简单而纯粹。

如今，离开临沂教育学院四十年了，那条河静静流淌，带走了青春，却冲刷出记忆的河床。如今我闭眼思远，仍能看见沂河岸边的柳枝抽芽，听见篮球场上沈怀前等投篮手的呼喊，闻到食堂最后一份炒土豆丝的香气。

我们曾是平凡的乡村教师，却在那两年里，被点燃了火种。如今，火种已成星火，散落在沂蒙大地的各个讲台。

念及此情不渝，赋诗一首：

四十年光逝若河，

同窗两载记心窝。

讲台曾落粉笔雪，

山野犹闻辩理歌。

页岩有迹藏沧海，

赤道无言渡星波。

若问此生何所寄，

春风又绿沂蒙坡。

这一切，虽然只可回忆，但却记忆久远，如果可能，还想时光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