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渡记忆（下）百年解读之十，农业生产责任制与改革开放

孟先

秦渡记忆（下）百年解读之十

农业生产责任制与改革开放

1978年，终于迎来春暖花开的一天，春回大地，万物复苏。这一年的12月18日—22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前，召开了历时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党的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和领导骨干，对“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两年来党的领导工作出现的失误提出了中肯的批评，对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政治方面的重大决策，党的优良传统的恢复和发扬等，提出了积极的建议。邓小平同志在会议闭幕式上做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为即将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充分准备。邓小平的讲话实际上成为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粉粹“四人帮”之后两年中，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实现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这个伟大转折是全局性的、根本性的，实现了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做出了实现改革开放的新决策，启动了农村改革的新进程。

1978年冬天，就在党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前后，在安徽凤阳，一个叫小岗村的生产队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那一年，20户115人的小岗生产队仅生产粮食万斤。饥饿驱使36岁的队长严俊昌和队里的几位老人决定：包产到户！队里20户人家一致同意，并且还为这一极为冒险的举动立下了“生死状”，20户户主按下了手印。1979年夏季，小岗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丰收，他们的冒险带来了巨大的丰收喜悦。1979年安徽全省99.5%的生产队实行了各种形式的责任制，结果夏粮、秋粮获得了历史上最好的收成，与此同时，，四川、贵州、河南、甘肃等地也相继出现了包产到户、包产到组等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 不久，一场轰轰烈烈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在全国推开。

1979年2月，户县召开生产队长以上2000人的“四干会议“，传达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安排部署全县建立农业生产责任制，给予生产队和社员个人更多的土地经营权。从6月份起，推行生产队划分作业小组的责任制形式。原来的秦三大队划分为7个生产小组。

1982年元月县委和县政府召开“四干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同年10月，全县2406个生产队，有2383个生产队实行按人划分耕地的家庭土地承包责任制。

1982年秋，秦渡公社召开生产队干部参加的“三干会”讨论落实“分田到户”的家庭联产责任制。之前，公社党委副书记白耀邦在所住队搞试点，曾受到责难。“三干会”上农村基层干部对公社个别领导的保守思想公开提出批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非常顺利，很快各生产队积极行动 ，地很快地分到各家手中。中央的文件精神加上农民的积极拥护，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水到渠成。

实行联产责任后，卸掉精神枷锁的农民，种田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得到充分释放，聪明才智充分发挥，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农业的增产势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提升，粮食产量成倍增加。几十年来的缺吃少穿一夜之间从生活中消失。久违的笑容重新回到农户的脸上，农民的精神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扬眉吐气，真正当家作了主人。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生产责任制后的八十年代，田间发生了变化，街道也发生了变化。各种商业活动得到恢复，南街从丁字街口到楼坡200多米的街道，五颜六色、各种质地的布料，各种样式的成衣、童装摆满了街头，熙熙攘攘，摩肩接踵。久违的各样的小吃涌上街头，位于闹市的几家秦镇米皮店开张营业，久已萧条的集市贸易慢慢地恢复了生气。

1984年我接任党支部书记时，村办企业仅剩下一个采沙场还在艰难地经营。沙源逐渐枯竭，迫在眉睫。村上从刘志德任书记开始，一直全部承担着所有农户的机耕机播、灌溉用电等大型开支。这些无疑是我们这一届领导班子急需考虑的问题。面对秦渡镇市场逐渐恢复，秦三村地处闹市的有利条件，经过充分酝酿，决定把突破点放在市场上。首先利用当时村上的剩余资金将街道上各生产队的街房折价收归村上所有。经和上级部门协商，建设秦渡镇首个商贸城。从1986年开始，从河堤改造开始，平整场地、申报筹资、招标施工，中间虽重新调整了领导班子，但这一项工程，还是按照原来计划顺利完工。在秦渡镇北门外建起了一座有300间门面的简易商城。这座商城的建立，极大地促进了秦渡镇商贸交易的发展，也给秦三村带来了可观的收入。除支付全村机耕机播和农田灌溉、公用花费、日常费用等全部开支外，每年每人还有上百元的分红。

2004年和2008年又经过两届领导班子的努力，进行了重建，商城的规模和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入驻商户由原来的200多户增加到400多户，房租收入成倍增加。村上除了机耕、灌溉以及日常的费用外，每人的分红款由100元逐渐增加到400元。

农业生产方面，由于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农业科学技术的推广，个人能量的发挥，亩产量由原来的五六百斤增产到一千四五百斤。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央的惠农政策不断的出台。农民开始享受“‘改革开放’红利”。从2003年开始，在继续深入农业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开始进行农业税改革试点工作。2005年12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废止《农业税条例》的决定”，从2006年1月1日开始废止《农业税条例》。农业税俗称“公粮”，从古到今，“种地纳粮”天经地义，这一政策的出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该决定的公布，意味着这个有着2300年以上历史的传统税收的终结。停止征收农业税，不仅减少了农民的负担，增加了农民的公民权利，体现了现代税收中的“公平原则”，同时还符合“工业反哺农业”的趋势。

中央从2000年下半年开始，又酝酿研究粮食直补方案。从2004年起，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粮食直补。2016年起，在全国全面推开农业“三项补贴政策”改革，将农作物良种补贴、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和农资综合补贴合并为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目标调整为支持耕地地力保护和粮食适度规模经营。

进入21世纪后，改革不断深入，农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业进入快车道，农民的收入不断增加。除粮食生产外，村民积极、大量地从事商贸业、饮食业、服务业，人均收入数万元，彻底摆脱了“一穷二白”的面貌，走上了富裕的康庄大道。

（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