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忘，就是纵容 ‍参观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

行者安培

2025年10月23日晚上，我从北京飞往夜幕下的哈尔滨。第二天下午，我来到了哈尔滨平房区——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在此之前，我曾犹豫、徘徊，恐惧。那里，是成千上万生命在被折磨中消逝的地方，是人性最黑暗的角落。我是否有足够的勇气去面对那一切？我是否会丢了魂魄？我如何抚平我情感上的震撼，悲怆与愤怒？

我想起十年前，在波兰旅行的我，也曾在犹豫之后走进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那里的空气沉重得令人窒息。 那里的罪行令人发指。那段记忆至今仍在心头阴影般挥之不去。那是一次灵魂的朝圣。

我告诉自己：我必须走进这里亲眼看看在中国的土地上，中国人民曾经历过何等的苦难，倾听那些被肢解的亡灵在时间的深渊里发出的低吟。这是另一次灵魂的朝圣。

位于哈尔滨市南部平房区的731部队罪证陈列馆。

该建筑主体采用黑色花岗岩石板贴面，呈现方形结构像一个黑匣子，其上贯穿一道十字裂痕，象征着黑匣子中的密秘被揭穿，罪证已公之于众。该馆由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系设计，并于2015年建成并投入使用。馆内陈列有从731部队旧址发掘出的文物及世界各地收集的图片资料，旨在揭露日军侵华罪行之事实。馆址的边上是731部队旧址，这是罪恶曾经发生的地方。

1936年，731部队原址在建筑中，731部队全称日本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本部，是二战期间日本设立的一个军事机构。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了中国东北。1932年，细菌战研究的重要人物石井四郎在日本陆军军医学校成立了“防疫研究室”，秘密进行细菌战和防疫研究。同年，他在哈尔滨南方的平房区附近设立了一个实验机构，这便是731部队的前身。1936年8月1日，日本陆军正式批准成立了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本部，代号731部队，隶属于关东军。其地面建筑于1945年8月13日至14日在七三一部队撤离时被炸毁，两日后苏联军队占领该地区。尽管地面建筑已成废墟，但地下仍埋藏着罪恶的证据。该遗址自1950年起便开始进行发掘、保护和展览工作，直至2021年才最终形成现今的规模和面貌。

这里，凝固着人类历史上最血腥、最痛苦、最非人道的一页。成千上万的中国平民和抗日志士，被当作“活体实验品”，接受细菌感染、低温冻伤、毒气攻击与残酷的活体解剖。他们被注射鼠疫、霍乱、炭疽等致命病菌，在病痛中被观察、记录、比较。当他们的身体濒临崩溃时，日本军医往往在他们尚有呼吸时切开胸腔，取出心脏与肝脏，只为追求所谓“科学数据”。许多人在没有注射麻醉剂的情况下，清醒中目睹自己的内脏被摘除。

在这里，从未有一个“实验体”活着走出过。

731部队官兵丰富的菜谱。这里的军队成员包括医生、博士、科学家和辅助人员。最多的时候有3000多人，他们每天伙食丰富。他们的薪水也很高。

步入展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面巨大的墙壁，上面有“反人类罪”四个字，用六种语言写就。那是对历史的控诉，也是对沉默的审判。每一种语言，都是一个民族被血洗的记忆。灰暗的灯光下，展厅寂静得令人窒息。陈列柜中摆放着原731部队成员的供述、手术器械、病毒培养瓶、低温实验装置、鼠疫跳蚤繁殖器——以及那台带血渍的手术台。

冰冷的灯光下，空气寒冷刺骨，仿佛时间凝滞不前。尽管今日哈尔滨秋高气爽，但此处却如同世界最阴暗之地。我仿佛在昏暗的灯光下目睹，那些被解剖的遗体仍在微微颤动，取出的内脏尚存余温。腥臭与福尔马林的气味交织。

原731部队细菌生产部长川岛清供词：

问：“什么是‘受实验的材料’？是那些被送来进行实验的活人吗？”

答：“正是如此。”

问：“这些人有名字吗？”

答：“没有，他们被称作‘木头’。”

问：“这些人都必须死吗？”

答：“正是如此。”

森村诚一在《恶魔的饱食》中写道：被送往七三一部队的被实验者，每个人都被编上一个三位数号码。他们失去了姓名、年龄与身份，只剩下编号与命运。

原少年队队员山内也曾回忆：他看到大烟囱冒出的腥臭浓烟，班长冷冷地说——“又在烧‘马路大’了。”在他们的暗语中，“马路大”就是被判处死刑的“木头”，是被焚烧的活人。

所谓“活体实验者”，是被731部队和关东军挑选的中国平民、抗日志士、战俘，以及部分朝鲜人、蒙古人和苏联俘虏。他们被押送至实验基地，档案中只留下冰冷的编号。

哈尔滨档案馆现存1500余份押送文件，详细记录了这些人的姓名、年龄、籍贯与押送日期。据统计，可查证的活体实验对象约三千人，学者推测实际超过一万人。

这是牺牲的抗日烈士个人的原始资料。文件来源于哈尔滨档案馆。

他们被感染鼠疫、霍乱、炭疽、伤寒、梅毒等病菌后，被迫经历一系列惨无人道的实验：低温冻伤、高压舱、脱水、麻醉药、子弹创伤、毒气乃至替代输血实验。有人被剥去衣物，在零下四十度的寒夜被反复浇水直至皮肤裂开，再被放入温水中观察血液凝结过程；有人被固定在铁架上，用以测试火焰喷射或手榴弹爆炸的杀伤力；也有人被注入马血、海水，或不同动物的血液，只为所谓的“替代输血”研究。

一名731军医在供述中说：“解剖必须在心脏仍跳动时进行，否则器官就失去科学价值。”有些解剖是在不注射麻醉剂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些被称作“丸太”（日语意为“木头”，マルダイ，Marudai）的受害者，在这个手术台上被一刀刀解剖。我们这里看到的手术台是真实遗物，出自原实验楼。白布和上面的血渍为当代复原陈列。原遗址共有七座解剖室。

昏暗的光线下，空气凝固，仿佛时间被封存。痛苦的幽魂仍在手术台上挣扎、呻吟。那一瞬，我似乎与那些即将被肢解的人四目相对——一双双绝望的眼睛，从黑暗深处注视着我。在胸腔深处形成一种难以言喻的疼痛。耳畔似乎回荡着撕心裂肺的惨叫声。我胸中感到一种莫名的空，被剥离后的虚空。

这是出土的用于解剖用的手术刀。这里曾出土了很多手术刀、止血镊子、针筒等金属器械。

这是当时用于解剖用的外科手术器。这些器具多为当地出土真品或同期型号复原件。原来为了救病治人的医疗设备，在这里被用来切割人体的工具。

受害者的内脏被迅速切下，悬挂在这些金属架上。或许，那些还有有意识的人，还能看见属于自己的尚有体温的器官在空中晃动。这里真是噩梦滋生之地。那金属架是在这里出土的文物。

解剖结束后，肉体器官被分解，样本浸泡于福尔马林瓶中。那些巨大的玻璃容器，同样出土自平房遗址。每一个瓶中，都曾沉睡着一个亡灵。

这里还陈列着大量被破坏的玻璃容器、试管、烧瓶、培养皿、玻璃罐、标本瓶等。这些绝大多数并非后期仿制品，而是从原址发掘出的实物证据。有的瓶上仍带“炭疽”“鼠疫菌”等标识。

不过，今天我们在展览室中看到的那些实物，早已不再含有人体残留或任何活性生物成分。每件展具都经过严格的消毒和检测，对参观者已没有任何危害。

此图用于一个个细菌活体实验的总结：图中数字为受试者代号（当时被称为“圆木”的被实验者），红色标识代表解剖后发现的病变器官。由于当时缺乏彩色摄影，画师依解剖所见手绘出内脏。战后，部分相关资料被移交到美方情报与军事机构，并在美国档案体系内保存至今。部分由个人保存。

目前在美国国家档案馆一些档案已被解禁。档案报告叫报告A和报告Q等。每一幅图稿背后都对应着一段可考证的血腥历史，一段兽性的实验和开膛破肚的折磨，一个被罪恶屠杀的鲜活的生命。

解剖下来的器官在细菌的影响下，其病变又通过当时传统的黑白显微镜照相记录下来。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上面有几个号码，还有一些医学用词，这来自当年某份尸检报告或实验病理记录（日文被美国科学家们翻译为英文从而形成了美方的报告）。

我脑子里又出现了这样一个情景：在图片和福尔马林药液中浸泡的内脏前面，731部队的医生、博士和科学家们正在冷静地，用极端专业的医学术语讨论他们重要发现。那些做实验的人精神麻木，眼神空洞，已放弃了身为人的一部分。他们的手在操作，而灵魂却早已失去。每一刀都在重演对生命的亵渎，对理性的背叛。他们在这里培养和制造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细菌武器。他们的欢呼和狰狞的笑凝固在空气中。中国是遭受细菌战最严重的国家，而日本是使用细菌武器最疯狂的国家。科学和发明曾被扭曲成杀戮工具。

医生是一个多么伟大的职业，在全世界范围内都要宣誓。宣誓的传统源自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誓言》（Hippocratic Oath），经过两千多年不断演变，如今已成为医学职业伦理的象征。医生宣誓的核心精神可以总结为：

“我将以病人的健康为首要关怀，不施任何有害之事，我将尊重每一个生命，不论其种族、信仰、地位或思想，我之职业是服务于人类的健康，而非服务于任何权力或暴力。”

在731部队工作的医生和医学科学家们当时在他们的大学里也曾经宣誓过，但是由于军国主义对人性与正义的扭曲，他们形成了一种新的医生伦理道德：“为了国家的生存，为了科学的进步，牺牲个体是必要的”。尽管这不是一段731部队成员留下的原话，但是根据731部队成员及日本军医战后供述与学术分析总结出的思想原型。

这是731部队展厅中展示的防化面具墙，其上悬挂的面具主要为日本陆军制式装备，部分面具来源于731部队旧址的考古发掘，其余部分则源自苏联红军缴获以及各分队遗迹。这些面具在细菌战和毒气实验中被用作研究防护性能的工具，为731部队生物武器研发提供数据支持。731部队不仅制造和储存了大量毒气，还以战俘为实验对象，对毒气在人体中的致死效果以及防化装备的耐受性进行测试，以期提升其生物武器的效能和安全性。

731部队在实验室环境中对研究出的最具活性的细菌武器进行研究。随后，他们在附近的靶场进行实战活体实验。在实验中，他们将实验者固定于排列成巨大环形的木桩上，并在环形结构的中心引爆细菌炸弹，以观察实验者感染细菌的具体情况。从实战角度验证细菌弹的实施方法，并评估细菌的致病强度。

细菌培养箱，用于细菌病原体的培养和储存。细菌病原体从被感染动物内脏分离后，转移至培养皿表面，缓慢生长。待细菌生长至一定浓度后，进行刮取、储存和应用。这些细菌原体可用于感染各种小型动物，例如老鼠、跳蚤等。通过这些动物载体，细菌得以广泛传播，随后将被感染动物释放至人群中，从而实现细菌的传播和扩散。在七三一遗址中，发掘了大量用于饲养老鼠和跳蚤的设备，以及用于饲养这些生物的地址，表明该遗址已形成一套完整的细菌武器生产线。

细菌的生产量统计表，该表格由一位早期少年队员的记忆记录而成。此供词虽为最早引发关注的证据之一，但其仅为整个证据链中的一个环节。确立731部队确实进行大规模细菌生产的依据，是多方交叉验证的结果，包括人证、物证以及档案证据。

细菌载体被置于一种陶瓷炸弹中。陶瓷炸弹就是在这里研制并用于实战的。该炸弹在爆炸时无需极高的压力和温度即可破裂，从而使其中所含的细菌载体扩散至空气中，实现细菌的广泛传播。此类陶瓷炸弹亦为本单位一项臭名昭著的发明。表中列出了731部队每年生产的陶瓷炸弹数量。

1940年至1942年间，他们多次在浙江、湖南等地实施细菌战，将装有鼠疫跳蚤的炸弹投向中国城镇，造成数十万人感染。1942年浙江义乌与衢州地区爆发的大规模鼠疫，就是这一罪行的直接后果。日本是历史上唯一在战争中实战使用细菌武器的国家，而中国是受其细菌战攻击最严重的受害国。

在731部队的展览中，这个场景并非真实的遗物，而是依据多份证词创作的象征性复原。历史记录并未明确说明他们在同一房间里，但确凿证据表明，妇女和儿童都曾被用于毒气与细菌实验。731部队的实验对象中，不仅有战俘，也包括平民妇女和孩子。他们被迫暴露于毒气、病菌或极端环境之下，用以观察致死反应。无论年龄与身份，他们都被视为“实验材料”。这幅画虽非实景，却揭示了战争中科学被滥用的深渊。从1937到1945年，日本在中国至少发动过一千余次毒气攻击，投放毒气弹总量约200万枚以上。

图片所示为一名被剥去外衣的个体，在严寒的冬季环境中被绑定于木柱之上，其身体表面已结冰。此场景的复原依据为多份731部队成员的供述，其中提及“冻伤实验”。研究者将受害者置于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的低温环境下进行长时间暴露，或将受害者的四肢浸入冰水中，直至皮肤结冰、组织僵硬，随后采用火烤、热水浇灌、体温复热等方式进行“复温过程观察”。研究者记录了血液循环状况、肌肉坏死情况以及冻伤坏疽的形成过程，以研究士兵在极端寒冷条件下的“生理极限”。值得注意的是，关东军在东北地区作战时亦面临着严寒的气候挑战。多数受害者在剧烈疼痛和休克状态下死亡。

这是731部队“冻伤实验”最具代表性的罪证之一。它并非艺术创作，而是根据当年遗留的医学记录图与供述说明复原的。图上显示一条被冻伤的人手臂，从最初结冰到组织坏死、皮肤溃烂、肌肉发黑、骨头外露的全过程，旁边还标注着“时间”“温度”“反应”等记录数据。在这个图上有下面的线记录。上面文字为下：

实验开始时，受试者的手臂被暴露在零下的寒风或冰水中。起初皮肤逐渐发白，血液循环停止，随后传来剧烈的疼痛。时间推移，皮肤起泡，手指僵硬，手臂彻底冻硬。接着进入复温阶段，手臂被放入温水中，疼痛再次袭来，受试者极度挣扎。复温后皮肤变成暗紫色，水泡破裂，组织开始坏死。几天后出现坏疽与恶臭，肌肉脱落，骨头裸露。最后，记录上冷静地写着实验结束——意味着那个人的生命已终止。这是一份以医学名义记录的死亡全过程。

这一实验源于石井四郎主持的所谓“防寒研究”。实验对象多为中国、苏联及朝鲜平民或战俘，被迫将手臂浸入冰水中或伸出窗外暴露在零下三十度的寒风中，直到完全冻硬，然后用不同方式复温——有人被放在火边烤，有人被浸入热水，有的用热敷仪进行治疗。731军医详细记录血流恢复、组织坏死与死亡时的变化，用作所谓的“军用防冻研究数据”。

731部队遗址中发现的三座焚尸炉遗迹。这些焚尸炉由厚重的耐火砖砌筑而成，炉壁上刻有“天津耐火”等字样。尽管在战败前被日军炸毁，但残留的炉体、灰烬层以及烟囱根部仍清晰可见。

1940年拍摄的731部队本部旧址航拍图，清晰呈现了该部队在哈尔滨平房区的整体布局。该部队始建于1936年，占地面积约60万平方米。图中中央田字型建筑即为四方楼，内设监狱、实验室及多个解剖室，诸多令人发指的杀戮事件均发生于此。监狱位于图中左侧，为两座较矮的建筑，被外部环楼包围。图中左侧为总部大楼，此为唯一一处未被毁坏的建筑。

根据日本《防疫给水部建筑工程明细表》以及1949年苏联哈巴罗夫斯克审判中供述，该基地由伪满洲国政府征用的中国劳工进行修建。考古发掘工作出土了印有“阿城造砖厂”“德盛砖厂”等汉字铭文的砖块，证明了施工过程以及所使用的建筑材料均由中国地方砖厂提供。据悉，在部队完工后，大多数参与修建的劳工被处决或失踪，至今仍无幸存者名册可供查阅。在中国至今没有找到一位昔日的劳工对当时事件的回忆。没有任何文件说明他们的去处。

731部队遗址展览馆的地图

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原主楼，此建筑为当地保存完好程度最好的原始建筑，其免遭毁灭的原因尚不明确，但其保留了大量证据。该建筑始建于1938年，为两层红砖结构，并设有地下室，总建筑面积约为4000平方米。该楼是731部队主要的细菌研究与实验区，在战争期间，其用于细菌培养、动物感染以及组织切片分析等工作。

当我面对的这座总部大楼时。大楼后方即为具有监狱的四方楼。您右手方向为一座拥有三个高耸烟囱的发电厂和焚尸炉。您左手方向则是七三一部队最大的解剖室，许多重要的尸体解剖均在此进行。解剖室大楼现已被毁，目前这个遗迹上面已被水泥封闭，但是下方仍有待进一步的考古发掘。

我站在这里向右边望去，可以看到那个像黑匣子一样，新建造的展览厅。

1989年及2011年进行的考古发掘工作在总部大楼地下实验室遗址中发现大量玻璃试管、培养皿、金属注射针以及残留试剂的试剂瓶。该大楼于1945年遭受日军部分破坏，但主结构完好，于1985年改建为罪证陈列馆

这是是保留完好的走廊。1947年至1950年间，平房区由哈尔滨市人民政府接管，主楼建筑被改建为平房区地方小学教学楼。当年，在地下通风口内发现大量碎玻璃和铁器。当时的地下室环境混乱潮湿，充满异味，存在安全隐患，因此进行了门锁封存。当时的师生们在一楼和二楼进行教学和学习。1950年后，该建筑被改建为邮局仓库，仅对地上两层结构进行了修复和利用，地下室入口采用砖砌后抹灰的封闭方式。文化大革命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期间，曾有人员尝试开启地下室，但由于积水严重、空气腐臭，最终未能成功挖掘，再次进行封闭。

直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考古部门介入之前，地下空间几乎完全保持原貌，如同时间胶囊般被保存至其重见天日，直至后续的考古发掘工作。1980年，考古队进入主楼地下室进行清理工作时，仍可在地面下方发现手术台基台、化学器皿残渣以及排水沟内凝固的沉积物。目前，地下室仍未对公众开放，原因包括通风不良以及环境卫生状况不佳。

这是二楼石井四郎办公室复原陈设。石井四郎为日本陆军军医中将，负责细菌战的总体规划。室内陈设包括电话、保险柜以及实验文件复印件等。

“一命一灭一尺间”条幅极有可能真实存在，其来源为战俘的供词。其含义为生死一线间，悬挂于办公室墙壁之上；它并非装饰，而是一种冷酷的“信条”，宣示了731部队以科学名义屠杀生命的精神面貌。

战后，石井四郎逃避审判，美国以换取其研究资料为条件对其免罪。

受害者纪念墙，记录了约3000名已确认身份的受害者。其名单依据中国、俄罗斯和日本的档案资料以及考古，口述历史进行整理，并通过对两个以上证据链的比对而形成。受害者群体包括中国抗日志士、苏联战俘以及朝鲜平民。在此，我们共同缅怀逝者。

731部队于1939年至1945年间实施了约3000例活体实验，所有受害者均已死亡。

这面墙上再次将实验者解剖后记录的内脏感染情况刻在石头表面，并贴在墙面，每份记录没有姓名，只有一个符号。

731部队遗址排污系统遗迹。该地下排污系统始建于1938年前后，全长约70米，其主要功能为排放实验后含病菌废液。1989年和2002年进行的考古发掘工作，出土了包括陶瓷过滤器、玻璃导管、培养瓶以及注射针筒残片在内的多种遗物。目前，这些遗物的具体用途仍在研究之中。731部队的中心遗址已加盖永久性钢质结构，四面封闭，并设有窗户和门。所有遗迹均已永久性保存。

历史上，731部队的实验污水、生物残渣经南部排污系统排入阿什河，进而流入松花江。由此可见，当年平房区周边水系曾直接承载过战争试验的废液。2011年及2015年，部分残留遗物亦从这些水渠淤泥中被发现。

731部队遗址监狱遗址（被拘禁与实验对象关押区）。该遗址是731部队遗址中保存最为完好的监狱地基遗迹，其建造年代为1937年至1938年，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并分为若干独立的囚室。考古勘测结果表明，每间囚室面积不足三平方米，墙体上残留有铁链和用于固定铁链的环孔洞。

照片所示为冻伤实验室遗址，其原址为冻伤与低温生理实验设施。1939年至1945年间，日本军医在此进行人体冻伤反应研究，以模拟极寒作战环境。考古发掘工作已发现大量玻璃恒温瓶、金属温度探针以及冷冻装置部件等遗迹。文献资料证实，石井四郎直属小组在此进行过动物与人类冻伤比较实验。

毒气实验室旧址，始建于1938年，属近当地重要史迹。七三一部队败退前将其破坏，后修复，将内置楼梯改为外设楼梯，毒气实验室是研究和生产毒气的场所。是七三一部队进行毒气实验，制造化学武器的重要见证。

这座遗址原为侵华日军 731 部队的锅炉房，约于 1930 年代中期随基地一同建成，为整个细菌实验区提供蒸汽和动力。1945 年 8 月日军败退前为销毁罪证，对建筑实施爆破焚毁，只剩部分外墙和两根混凝土排烟筒幸存。2000 年后考古发掘并系统清理锅炉房遗迹，2013～2015 年完成保护性加固工程，如今所见烟囱和墙体为当年残存结构，只在外侧加上钢架与支撑，使其以残破之姿长期保存、向公众开放。

当地饲养老鼠及其他小型动物的场所。图为通往地下动物养殖场的入口，现已封闭。

这处遗迹原为 731 部队的实验动物饲养室，地下保留的大量方格混凝土槽用于饲养小鼠、豚鼠等，是细菌扩增与实验准备的基础设施。1945 年日军自毁建筑后，此处上方长期废弃，曾被作物种植、堆放杂物或作为空地使用。进入 21 世纪后考古发掘揭露了原始结构，并加建木屋与玻璃步道进行保护。今日所见既是当年罪证的真实遗存。

平房731部队遗址周围高楼林立，居住着大量居民。该区域市政设施完善，与中国其它地区无异。

后记

2016年10月3日，医生们用了9个小时把我有癌变的食道切除了。当我从昏迷中苏醒，医生们高兴地向我说你的手术成功，你没事儿了。医者是我的恩人！

这是一把从731部队遗址中出土的手术刀，在731遗迹展柜灯下闪着金属冷冷的光。光不亮，却让人心发紧冷汗出现在脊梁。历史记载里，从1936到1945，这类器械被用于泯灭人性的，惨无人道的活体冻伤实验、活体解剖感染者——这些是档案与审判记录中确凿存在的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

它本应属于治病救人的医院，却在这里从“治疗”扭向灭绝人性的“试验”。我今天感觉到有这么一种死亡：他在无尽痛苦和绝望中被他人任意摆弄，又在神智清醒时被人肢解。可能他可能看着自己血淋淋的内脏被挂在金属挂勾上。他的内脏被放在福尔马林液里作为科学样品。人的精神，情感和疼痛已被忽略。他只是一块可被任意切割的木头。

在这把手术刀的表面可能还存在着死者的血迹和他们的体液。在这把手术刀的后面，我看到一个个兽性的科学家在军国主义的疯狂和人性麻木中向人类进行着成百上千的杀戮。他们重视细节，步骤精密，精致的运作，团队协作的科学精神极致地用到了残害当时可怜，落后，软弱可欺的中国人民身上。

面对物证，我们后人能做的不应沉浸于愤怒，而要保持清醒。我们要清醒地阅读各种档案，清醒地辨别否认与歪曲，清醒地理解科学在缺乏伦理时会变成什么模样。手术刀如今被封存在玻璃里，但它反射出的那一点光提醒我们：文明不仅靠技术维系，而要靠不断划清底线。历史不会自己守护自己，需要我们一代一代地把那道微弱的光永远保留下去。

作为从苦难中走出来的中国人民，我们要在自己心底感受自己的痛。只有记得，才有底线；只有底线，才有尊严。对世界，我们要清楚地划出一句话：遗忘，就是纵容。

* 永远不要让自己再成为刀下的肉，

* 永远不要成为操刀的手。

* 我们不能允许这种罪行在未来的人类社会里，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再次出现。

* 这是记忆，是责任，是警醒，是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