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随想》

三河四季

志斌受爷爷的影响，从小酷爱中医。到了工作年令，巧迂广饶医院来场招录医务人员。因志斌有基础，有文化，通过了面试，院长决定录用。可是，到了农场劳资干事那里，无理由的拒不盖章。就这样，一个青年的学医梦破滅了。这位干事，是政策水平问题？思想意识问题？还是其他什么原因？不得而知。却改变了一个青年人的命运。

由此我联想到一个“四清”故事。1965年8月至1966年7月，广北农场五分场开展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四清”运动。约在1966年5月，我经过九个月“四清”运动每个阶段，得到“解放，也称下楼”，恢复了工作。有一天，总场“四清”大队张庆海付队長突然来到五分场我的办公室，开门见山：听说你和刘振东关系不错，现在他下不来楼，你去做工作，让他老实交代问题。当时我还心有余悸，认为这是在考验我。

第二天，我到分场办公室西不远处的工付业队，刘振东被隔离在屋山头一间前只有门，后只有吊窗的单间屋里。门口贴着对 联：

上联，为人不做亏心事

下联，不怕半夜鬼叫门

横㘩，问心无愧

我叫开门，有意不关，并敞开后窗。他一见我，嚎啕大哭。哭过之后，我问他为什么不老实交代问题？他说，有一次，我到广饶县商业局批了一万尺鞋厂用布，我拿着商业局的买布指标介绍信，买了一万尺布，布入了倉库，买布的钱钱也持单据报销入帳，硬说我说我贪污了一万尺布票。还说了几个类似的小事。我对他说了一些帮助教育的话，结束了这次工作。

二天后，张队長又来找我，我如实作了回报。并斗胆对张队長说，请工作队不要光听“运动积极分子”的，有的人心术不正。我本来在冒险，没想到张队長反问我“你说的是不是那个麻子？”我说“是！，还有一二个人”。原来张队長已经深入会场，亲自听了会上的发言，弄清了问题的真相。几天后，刘振东被“解放”了。

我想说的不是问题的本身，而是由此而引发的联想。该队四清工作组长是一位十八级科级干部，明明不存在的一万尺布票，却在那里日夜开会，追查贪污，而且还把问题上报分队。分辨能力如此之差，政策水平如此之低，实在官不配位。也或许是怕挫伤了运动“积极分子”的积极性？犯压制群众运动的错误？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令人费解。

分场四清工作分队長，是位十三级处级干部，有水平，有能力。可偏偏是不深入实际，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分队离工付业队，一歩之遥，去现场听一二次会就清楚了，还用得着糊里糊涂的上报给四清工作大队？而张庆海队長是中央农林政治部的一位司局级干部，说话行事的风格很像高树林书记。据说曾在友谊农场作过领导工作，他能骑自行车三十华里，昼来夜歸，三番五次深入调查研究，弄清问题。刘振东如果不是迂上这样的好领导，也许莫须有的“四不清”会長期悬在那里，揹一辈子“黑锅”。

社会现实就是这样，同样的事，迂上不同的人，会有截然不同的结果。同样的事，处在不同单位，也会有不完全相同的结果……

张庆海，我并不熟识，但他的工作作风深深的感动了我。并情不自禁的联想到，广北农场第一任党委书记李景崙。李书记在广北德高望重，众口皆碑。1957年，全国反右派运动时，广北在他的领导下，发动群众，大鳴，大放，大字报，大揭发，大批判。重点人物也有好几个。可是运动结束时，没有给任何一个人定为为“右派分子”，这在当时也许是全国极少有的典型。李书记1960年调任渤海农垦局付局長，广饶县委书记。1961年，因国家经济困难，中央下达了精简机关工作人员的任务，这可是让人丢掉“铁饭碗”的难事啊！李书记率先动员自己的老伴，二十级干部王竹轩，办理了退职手续，取得了话语权，順利完成了艰难的精简任务。1965年“四清”运动时，群众用大标语的形式把县委领导干部分成红、黄、黑三种颜色，唯有李书记是红色，可见群众威信之高。1966年，文革风暴席卷而来，群众运动凶猛，李景崙这样的好书记，却成了“走资派”。造反派举着五花八门的造反队旗帜，喊着“造反有理”的革命口号，闯进县委大院，横冲直撞，砸烂了广饶县委。造反派两个人拧着胳膊，摁着脖子，四个人端着真槍，和押送犯人一样，强行夺了县委书记的权。挨了多少打，挨了怎样的斗，受了多少折磨，不言而喻。好几年之后，李书记恢复了工作，任惠民行署农办主任。当时社会上已经出现了“走后门”，拉关系的不正之风。他的五个孩子，却没有一个利用自己的职权和关系，安排好的工作。仍然一身正气，清政亷洁。但愿再有焦裕禄，但愿再有夏林，李景崙，李子元，高树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