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使这个世界更诗化》，‍汪曾祺 著

青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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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篇文章，最开始我并没有留意题目：因为我先是听到的，对，跑步时候听的。《人间草本——汪曾祺散文精选集》，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已经听了一周了，内容非常的丰富。

晨起，跑步开始，打开APP，点击开始阅读，耳机就听到了朗读声。

吸引我的是内容，他说了，写作的东西，放在抽屉就是自己的，发表了就是社会现象，这是前提，我微笑了，此时。

紧接着的观点：“我认为作家的责任是给读者以喜悦，让读者感觉到活着是美的，有诗意的，生活是可欣赏的。这样他就会觉得自己也应该活得更好一些，更高尚一些，更优美一些，更有诗意一些。”

就是听到这段，一入耳，我就立刻提起了精神，专注地听，巡航一般地奔跑着：好在是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小公园，只要绕圈就OK。

我不能再不同意汪老先生的观点了：“因此，我觉得文艺应该写美，写美的事物。”

“鲁迅曾经说过，画家可以画花，画水果，但是不能画毛毛虫，画大便。”

当时我差点笑出声来，还好，克制了；

“前几年有一些青年小说家热衷于写丑，写得淋漓尽致，而且提出一个不知从哪里来的奇怪的口号："审丑作用”，以为这样才是现代主义。我作为一个七十四岁的作家，对此实在不能理解。”

就是这句，让我好不赞同，为老爷子能够坦然说出来，鼓掌，想要大声喊一句：“好！”声音大大的。

我左顾右盼了一下，并没有喊出来。当然，就算是喊出来了，天刚麻麻亮，周边也没有人可以听到。

接着，汪老讲解了他认为的美，精神的美与相貌的美，如何在文学作品中体现美？利用小说与绘画的不同，将文字表达美的方式做了非常好的讲解，有实例，有内容，有影响力。

我们有太多表达美的词语了，而且可以用很多的修饰、修辞与象征、类比等方式，并不需要将美的内容毫无保留地全盘托出才是对的，用更高明的手法，给读者无限的想象力，带着读者欣赏美……

汪老不愧为大家，我当时的感觉就是如此。

等听到他最苏轼的诗词作品的点评的时候，我笑了：因为最近我所学到的一个写作的技巧，刚好就是如此：细节，通过对相关事物、人物的细节的白描，去间接表达更多的变化，比如阳光照耀的热，不说太阳多热，而是写额头的汗滴、手心的湿润；比如写一个人着急的状态，通过他碎布疾走、站立的时候不停地搓动双手，等等来表现……

哎呀，心里来不及更多的感叹，这篇文章就结束了，而我还不知道题目是什么呢。

此时的我，还剩下最后200米了，我几乎是非常激动就完成了最后的冲刺，然后比以往每一次都要更轻松愉悦，享受了这样美好的一次身心愉悦的奔跑，太值得了！

我知道，回来后我要认真阅读这篇文章了。非常值得好好学习！

等我回来，才发现题目叫《使这个世界更诗化》，用一个使动词的语句，这在汪老先生的作品中不多见。而且，诗化，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遥远的“梦”。我并没有多在意题目，此时的我，更想了解的是内容。

读了一遍、又一遍以后，内心涌动的是感恩、感激：因为汪老先生的这一篇完稿，比他之前发表的一个文稿增加了很多的内容，而所增加的不仅提出了一个作家的“社会责任”，文字发表要体现社会价值，而且对于丑的表现的批评，对于诗歌形式的推荐，让主题更明确了。

生活已经够不容易了，我们就尽可能多一些分享美好吧！

或许我们写不出诗意的文字，但我们可以争取用诗意的心态去对待生活。

或者，诗歌，本来就是传递美的最好的方式。

这是汪老的本意，我感觉是。

原文：

《使这个世界更诗化》 汪曾祺 著

关于文学的社会职能有不同的说法。中国古代十分强调文艺的教育作用。古代把演剧叫作“高台教化”，即在高高的舞台上对人民进行形象的教育，宣扬封建伦理道德——忠、孝、节、义。三十、四十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为文艺的功能首先在教育，对读者和观众进行政治教育，要求文艺作品塑造可供群众学习的英雄模范人物。有人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文艺不存在教育作用，只存在审美作用。我认为文艺的教育作用是存在的，但不是那样的直接，那样“立竿见影”。让一些“苦大仇深”的农民，看一出戏，立刻热血沸腾，当场要求报名参军，上前线打鬼子，可能性不大（不是绝对不可能），而且这也不是文艺作品应尽的职责。文艺的教育作用只能是曲折的，潜在的，像杜甫的诗《春雨》所说：“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使读者（观众）于不知不觉中受到影响。我觉得一个作家的作品总要使读者受到影响，这样或那样的影响。一个作品写完了，放在抽屉里，是作家个人的事。拿出来发表，就是一个社会现象。我认为作家的责任是给读者以喜悦，让读者感觉到活着是美的，有诗意的，生活是可欣赏的。这样他就会觉得自己也应该活得更好一些，更高尚一些，更优美一些，更有诗意一些。小说应该使人在文化素养上有所提高。小说的作用是使这个世界更诗化。

这样说起来，文艺的教育作用和审美作用就可以一致起来，善和美就可以得到统一。

因此，我觉得文艺应该写美，写美的事物。鲁迅曾经说过，画家可以画花，画水果，但是不能画毛毛虫，画大便。丑的东西总是使人不愉快的。前几年有一些青年小说家热衷于写丑，写得淋漓尽致，而且提出一个不知从哪里来的奇怪的口号：“审丑作用”，以为这样才是现代主义。我作为一个七十四岁的作家，对此实在不能理解。

美，首先是人的精神的美、性格的美、人性美。中国对于性善、性恶，长期以来，争论不休。比较占上风的还是性善说。我们小时候读启蒙的科教书《三字经》，开头第一句话便是“人之初，性本善”。性善的标准是保持孩子一样纯洁的心，保持对人、对物的同情，即“童心”、“赤子之心”。孟子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人性有恶的一面。“文化大革命”把一些人的恶德发展到了极致，因此有人提出“人性的回归”。

有一些青年作家以为文艺应该表现恶，表现善是虚伪的。他愿意表现恶，就由他表现吧，谁也不能干涉。

其次是人的形貌的美。

小说不同于绘画，不能具体地表现一个人的外貌，但小说有自己的优势，写作家的主体印象。鲁迅以为写一个人，最好写他的眼睛。中国人惯用“秋水”写女人眼睛的清澈。“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是写美女的名句。

小说和绘画的另一不同处，即可以写人的体态。中国写美女，说她“烟视媚行”。古诗《孔雀东南飞》写焦仲卿妻“珊珊作细步，精妙世无双”，这比写女人的肢体要聪明得多。

不具体写美女，而用暗示的方法使读者产生美的想象，是高明的方法。唐代的诗人朱庆余写新嫁娘：

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
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

宋代的评论家说：此诗不言美丽，然味其辞义，非绝色女子不足以当之。

有两句诗：

行到中庭数花朵，蜻蜓飞上玉搔头。

也让人想象到，这是一个很美的女人。有时不直接写女人的美，而从看到她的人的反应中显出她的美。汉代乐府《陌上桑》写罗敷之美：

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
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

这种方法和《伊里亚特》写海伦王后的美很相似。

中国人对自然美有一种独特的敏感。

郦道元《水经注·三峡》：

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

短短的几句话，就把三峡风景全写出来了。这样高度的概括，真是大手笔！

柳宗元《至小丘西小石潭记》：

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佁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

通过鱼影，写出水的清澈，这种方法为后来许多诗人所效法，而首创者实为柳宗元。

苏轼《记承天寺夜游》：

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

这写的是月色，但没有写出月字。

古人要求写自然能做到“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作为一个中国作家，应该学习、继承这个传统。

载一九九四年第十期《读书》

作者简介：

汪曾祺（1920年3月5日—1997年5月16日），男，汉族，江苏高邮人，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任中学教师、北京市文联干部、《北京文艺》编辑、北京京剧院编辑。汪曾祺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著有小说集《邂逅集》，小说《受戒》、《大淖记事》，散文集《蒲桥集》，其大部分作品收录在《汪曾祺全集》中。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1997年5月16日上午10点30分，汪曾祺因病医治无效去世，享年77岁。

2025年12月11日 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