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马游疆之七：某电影存在很多问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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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价值导向的严重偏差导致对历史认知误导与危害

历史题材作品不仅是艺术创作，更是历史传播的重要载体，其价值导向直接影响观众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历史认知。电影《XXX》的诸多问题，不仅在于自身的创作失当，更在于其可能对公众历史认知造成的长期误导—它模糊了历史的黑白界限，弱化了反人类罪行的严重性，甚至可能让年轻观众对XXX部队的罪行产生“娱乐化”“无害化”的错误认知。

（一）对日军罪行的“脱敏”与弱化。XXX部队的核心罪行是“系统性、大规模的活体人体实验”，这一行为违背了《日内瓦公约》和基本的人道主义原则，是全人类共同的敌人。但电影《XXX》通过一系列情节设计，变相弱化了这种罪行的严重性：将日军官兵与“马路大”的关系从“施暴者与受害者”扭曲为“平等对手”；将日本女军官塑造成“有人性弱点的复杂形象”，让观众对施暴者产生同情；将极端残酷的殖民压迫简化为“个人恩怨”，忽略了其背后的军国主义侵略本质。这种处理方式，本质是对日军罪行的“脱敏”—它让观众逐渐习惯将反人类罪行视为“普通战争行为”，将施暴者视为“有血有肉的普通人”，而忘记了XXX部队的罪行是不可饶恕的历史罪恶。更严重的是，影片可能让年轻观众产生“XXX部队的罪行不过是战争中的常见现象”“日军中也有好人”等错误认知，从而淡化对军国主义的警惕，违背了历史题材作品“以史为鉴”的教育意义。

（二）对历史抗争的“简化”与误读。真实的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浴血奋战的历史，“马路大”的抗争是其中最悲壮的篇章之一。他们在极端绝望的环境中，以微薄之力反抗法西斯暴行，即便知道无人生还，仍坚持写下反帝口号、策划越狱，这种抗争的价值在于其“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以及对人性尊严的坚守。

但电影《XXX》却将这种复杂的抗争简化为“主角光环下的轻松胜利”：主角凭借一把钥匙就能打开所有牢门，凭借一己之力就能随意击杀日军，凭借训练有素的老鼠就能传递情报。这种“爽文式”的叙事，让年轻观众误以为历史上的抗争是轻松、容易的，从而忽略了真实抗争中付出的巨大牺牲。更危险的是，它可能让观众产生“暴力可以解决一切”“历史可以被随意改写”的错误认知，不利于培养正确的历史观与价值观。

（三）对历史记忆的“消解”与扭曲。集体记忆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根基，XXX部队的罪行作为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被准确、完整地传递给后代。但电影《XXX》通过大量虚假情节的植入，正在扭曲这种集体记忆—当年轻观众通过影片了解到“马路大能吃水饺、住干净房间”“日军女军官有人性”“越狱很容易”等虚假信息后，真实的历史记忆就会被逐渐稀释、替代。

这种扭曲的危害是长期的：它可能让后代对历史的认知产生偏差，无法理解祖辈所遭受的真实苦难；可能让历史的警示意义失效，无法从过往的罪恶中汲取教训；更可能让军国主义的残余势力有机可乘，为历史翻案、美化侵略行为提供可乘之机。正如历史学家南香红所说：“细菌战一直是一个巨大的历史黑洞。作恶者总是借消灭历史来掩盖罪行，所以还原历史、保存真实，是反思并校正人类行为的起点和前提。”电影《XXX》的创作，显然违背了这一基本前提。

七、维护历史题材创作严肃性底线与反思

电影《XXX》的争议，不仅是一部作品的成败问题，更折射出当下历史题材创作中存在的普遍困境：如何平衡艺术虚构与历史真实？如何兼顾商业价值与历史责任？如何避免消费苦难、尊重历史记忆？这些问题值得每一位创作者、观众乃至整个社会深入思考。

历史题材作品的创作，必须坚守“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底线。“大事不虚”意味着必须尊重历史的核心事实、时代背景与本质逻辑，不能随意篡改关键史实、扭曲历史关系、弱化历史罪行；“小事不拘”则意味着在不违背历史本质的前提下，允许适度的艺术虚构，但其目的必须是增强历史的感染力，而非消解历史的严肃性。对于XXX部队这样的敏感题材，创作者更应保持敬畏之心，深入研究史料，走访历史见证者，力求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而不是凭借想象随意编造情节。

历史题材作品的价值，在于“以史为鉴、警示未来”。它不仅要让观众了解历史事实，更要让观众感受到历史背后的人性力量、民族精神与和平珍贵。因此，创作者不能将历史题材当作博取票房的工具，而应承担起传递历史记忆、弘扬核心价值观的社会责任。这意味着要拒绝娱乐化、猎奇化的创作手法，直面历史的苦难与残酷，通过真实的细节、立体的人物、深刻的反思，让观众在感动与震撼中铭记历史、珍惜和平。

作为观众，我们也应保持理性的历史认知，既要通过影视作品了解历史，也要主动查阅史料、参观纪念馆，形成对历史的全面认知。对于违背史实、消费苦难的作品，我们应保持批判态度。保持合理的方式表达质疑，推动历史题材创作回归严肃本质。只有创作者坚守底线、观众保持清醒、社会形成监督合力，才能让历史题材作品真正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而非扭曲历史记忆的工具。

八、从史料维度驳斥影片的荒诞设定

历史真实的绝对不可撼动。要彻底认清电影《XXX》的问题，必须回归史料本身。XXX部队的罪行并非模糊的历史传说，而是有大量一手文献、证人证言与实物证据支撑的铁证，这些史料构成了驳斥影片虚构情节的坚实基础，也让影片的“艺术加工”显得格外苍白与荒谬。

（一）从加害者的日军官兵证言自白中看看真实的XXX。大量原XXX部队官兵的供述与回忆录，清晰还原了“马路大”的悲惨处境，直接否定了影片的虚假设定。原XXX部队军医官柄泽十三夫在1949年伯力审判中供认：“特设监狱的囚室是水泥结构，每个房间约4平方米，关押3-4名‘马路大’，他们被铁链拴在墙上的铁环上，无法自由活动，排泄物直接排在地上，每周仅清理一次，房间内恶臭难忍。”这与影片中“干净整洁、带独立卫浴”的住宿环境形成鲜明对比，证明所谓“整洁囚室”完全是无中生有。

关于“马路大”的饮食问题。原部队后勤人员松本博一在《XXX部队秘录》中记载：“为保证实验数据准确，‘马路大’的饮食由专人管控，每日定量供应糙米与少量咸菜，只有在进行‘营养实验’时才会提供少量肉类，且均需经过病菌检测。水饺、白面馒头在战时东北属于军官特供食品，普通士兵都难以享用，更不可能给‘马路大’。”这段证言直接戳破了影片“饮食丰盛”的谎言，暴露了其对历史物资供应体系的无知。

关于“与恶魔头子共浴”的荒诞情节。原XXX部队卫兵长高桥正治的回忆更是有力反驳：“石井四郎的住所位于基地核心区域，周围有三层岗哨，与关押‘马路大’的特设监狱相距1.5公里，且有铁丝网和高墙隔离。‘马路大’若想接近石井四郎，必须突破五道安保关卡，这在现实中绝无可能。我们这些卫兵连靠近石井住所都需要特别通行证，更别提‘马路大’了。”这些来自加害者的自白，是历史真实的直接见证，也让影片的虚构情节失去了任何辩解的空间。

（二）从受害幸存者与遗物记录中看苦难印记。尽管XXX部队的“马路大”几乎无人生还，但少量幸存者的口述与遗留下来的物品，仍为我们勾勒出真实的苦难图景。1945年日军撤退时，侥幸逃脱的中国劳工刘连仁曾目睹“马路大”的遭遇，他在《我控诉—XXX部队罪行实录》中回忆：“我曾在搬运实验废料时看到过囚室，铁笼里的人瘦得只剩皮包骨，身上布满溃烂的伤口，有人被冻掉了手指，还在被日军强迫记录体温。他们眼神里满是绝望，根本没有影片里‘大义凛然’的样子—在那种地狱里，能活着就是最大的挣扎。”这段记录揭示了影片对“马路大”形象塑造的失真，真实的受害者面临的是生理与心理的双重崩溃，而非戏剧化的“英雄姿态”。

在哈尔滨XXX部队罪证陈列馆中，保存着一件特殊的遗物—一枚刻有“37”编号的铁片，这是“马路大”的身份标识。根据馆方研究，这枚铁片的主人是一名年仅17岁的中国青年，他在1943年被日军逮捕，先后经历了冻伤实验、细菌注射实验，最终在1944年的活体解剖中死亡。铁片边缘的磨损痕迹，证明其主人曾无数次摩挲它，或许是在怀念家人，或许是在记录自己残存的生命时光。这样的遗物背后，是一个个鲜活生命的消逝，而影片却用“老鼠传情报”“轻松杀日军”的闹剧，消解了这种生命逝去的沉重，无疑是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

（三）从国际学者研究第三方的考证中看历史真相。国际学界对XXX部队的研究，同样为驳斥影片虚构情节提供了权威依据。美国历史学家谢尔顿·H·哈里斯耗时15年，查阅美、日、俄三国解密档案，在《死亡工厂—美国掩盖的日本细菌战犯罪》一书中明确指出：“XXX部队的安保体系是当时世界上最严密的军事设施之一，基地周围设置了高压电网、狼狗圈和瞭望塔，任何试图反抗或逃跑的‘马路大’，都会被当场处决，且尸体将被用于解剖实验。所谓‘随意杀死日军’的场景，违背了XXX部队‘绝对保密、零逃脱’的核心原则，是对历史逻辑的公然违背。”

英国学者珍妮特·鲍尔在《细菌战：被遗忘的暴行》中，专门研究了XXX部队的人员构成，她指出：“二战期间，日本军队实行严格的性别隔离制度，女性不得参与作战部队，更不可能在XXX这样的机密单位担任军官。XXX部队中的女性均为后勤文职人员，主要负责清洗实验器具、整理数据，且不得进入实验区，影片中‘女军官参与实验决策’的设定，完全不符合日军的军事制度与历史事实。”这些国际学者的严谨研究，基于海量的档案与实证，其结论具有不可动摇的学术权威，也让影片的历史错误暴露无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