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山别墅旧址

加木

黄山抗战遗址。

南京人在重庆的感悟，民国时期，一个正都，一个陪都。重庆保留大量的民国时期历史建筑，并对外开放。南京虽然也有不少民国时期的建筑，但并不全部对外开放。

人少不好看，就随手拍照，多图预警。

至少对我这样有着民国情怀的南京人来说，简直说这里的确很完美。满满的民国世风。

到重庆必须要去一次，也还算是方便，南坪有开往山上的公交车，在南山植物园前一站下就好了。

确实去的人很少，去了后感觉很安静，自己一个人走在石阶上，周围是山林，仿佛走在历史中。山上基本是重庆做陪都是政界大佬的公馆。也有蒋公的办公楼和美国军事顾问的公馆，都是民国风的建筑，还有一些当年日军轰炸的遗址、防空洞什么的。

我真的很喜欢一个人去，半座山除了工作人员以外就只有你一个人和历史独处，你可以在蒋介石的云岫楼前做一下午，俯视重庆城。也可以在莲青楼的木制阶梯上坐着读一本民国小说。然后觉得自己好像穿越，那些呼风唤雨过的人物也生活化起来。

其实，景致真的好，也可以拍拍民国范儿的艺术照什么的。

也可以了解下西南大后方的抗战史，在那读抗战史相当有代入感。

就是这样。

发布于 2025-12-11 16:51

松 厅

孔园

卧室

岫云楼

【民国·重庆】黄山官邸：民国一梦

地址：重庆市南岸区南山街道南山植物园1号

第一次听到黄山官邸这个名词，还是在12年前，建国60周年献礼电视剧《人间正道是沧桑》中，有一段情节是我党电报员截获日军要轰炸黄山官邸的电文。

《人间正道是沧桑》剧照

这个名字大约使用时间非常短暂，原来不这么叫，后来也不这么叫，所以最终没有多少人听过。重庆黄山之所以叫黄山，因为其原主姓黄名云阶，本地富商，估计是他买下这片地盖了这片宅子，就用自己的姓给山命名了，算是打卡了一项人生成就，把自己的名字刻在了山上。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委员长行辕是头等紧急大事。最终选到黄山应该并不难，便利程度、安保、风水等几个因素综合考虑，几乎没有第二个选择。黄云阶也非常配合的接受了这笔与国民政府的房地产生意，具体成交价格不详，在台湾应该能找到收据或发票底联。事实上哪怕是白送，黄老爷也是比较开心的，这显然是又达成了一项更大的人生成就，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了历史书里。以黄的身份和地位，肯定是一时之人杰，但是如果无此机缘，连历史书的字缝儿里也不可能找到这个名字。只因为是黄山官邸的ex，从此也算青史留名，虽然仅仅是字缝儿里找的到，总比完全找不到有天壤之别，完成了从0到1的突破。从此，黄宅就成为了黄山官邸，这个名字应该一直能叫到1949年，连头带尾共计12年。现在这里的名字叫做抗战遗迹博物馆，即使提到官邸，也是黄山蒋介石官邸，或蒋介石官邸。

我们现在看历史，经常有一些情节，朝堂之上为个名分的问题吵来吵去，整的鸡飞狗跳。我们对当时的一切当然已经看得风轻云淡，会觉得这样做愚不可及。但我们看到黄山官邸的名字变迁，大概可以体会到名字的重要意义。叫你小甜甜还是叫你牛夫人，显然不是一个简单的改名儿问题。

Part I - 一览众山小

这里可能是重庆最偏僻最幽静的景区之一，哪怕是黄金假期，也没多少游客，门口有一个景区日接待人数纪录18000人，大概只有我党才有这种组织能力带来这么大规模的游客。不知道当真有18000人进入这片林子是什么场景，但估计作为领袖官邸的时期，这是从来没有过那么多人的。之所以挑选这里作为官邸，最实用的价值肯定还是安全，当时的重庆的核心区大约是是沿嘉陵江到朝天门，长江南岸本来就已经是偏僻所在，长江南岸有南山，黄山更在南山南。即使是现在，从市区过去都需要翻山越岭，以民国时期的交通状况，普通市民一辈子未必来过这边一次。这就最大概率的避免了出现普通的暗杀行动，只要一个警卫营分散在各个险要之处站岗放哨，很难有人接近这片区域。

黄山官邸远离重庆市区，孤悬山中，安全系数极高。

而自打迁都重庆，日军的轰炸就从未停止，把官邸选在山区也是为了能够最大概率的避免成为轰炸目标。据称当时日军曾经花费数年时间在中国全境搞测绘，掌握了一套当时最精确的中国军事地图，比例尺达到几千比一，连水井的位置都有详细标注。那么以日军对中国的了解，想躲开轰炸，只有靠藏。藏在树木茂盛的山里，以当时的空军侦察能力和投弹精度，即使知道大体位置，也很难精准打击目标。

事实证明这两点都算走对了。当时的委员长肯定是日军的刺杀目标，但整个抗战期间，没发生过致命的刺杀事件。而日军针对黄山官邸的轰炸，也以炸出一个莲花池为结局，并没有对蒋本人和官邸造成重大伤害。

据称这个大坑就是日军轰炸后留下的，不知出于什么考虑也没有再填上，还索性盖了个亭子种了点荷花

除了安全问题，我想蒋委员长看到黄山的选址之后，应该对这个地方的风水非常满意。整个山势面南背北，而他所住的云岫楼，则是这片大园子的中心，众山拱卫，一条台阶直通山顶，犹如太和殿前面那工字形须弥座。

云岫楼前短短的几十级看似平淡无奇的石板台阶，蕴含了中国的政治和思想传统

虽然本人为纯粹的无神论者，无法体会到虔诚的宗教信仰是什么感觉，但按照情理来讲，那应该是一种本能的热爱和相信，至少在皈依之后，并不需要有人教化你要去相信和敬畏这个宗教的教主或主神。就如我们爱上一个人，可能在爱情产生的时候需要各种理由和机缘巧合，一旦陷入爱情，任何理由都是多余的。

那么中国对于集中权力的信仰可能就像欧洲人对上帝的信仰一样，是植根于每个人心中的。

而蒋委员长那一代人，虽然从少年时就投身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国的革命鸿图之中，但心中显然始终还存着那永远剪不断的辫子。皇帝可以推翻，国号可以叫共和国，但作为最高统治者必须唯我独尊，再传之子孙，以致千秋万载一统江湖。

Part II - 写日记的人

拜姜导所赐，蒋委员长写日记的习惯认知度暴涨。from《邪不压正》剧照

蒋介石与大多数国民党元老一样，都属于留日派。而蒋介石之所以最终成为了蒋委员长，就不得不提到他留日的青葱岁月。

1895年之后，虽然大清朝洋务幻灭，被日本人打的鼻青脸肿，但中日之间却很快建立起来一种现在看起来简直不可思议的、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关系。一边是清廷搜刮民脂民膏给日本交着天文数字的战争赔款，另一边是眼见着日本磨刀霍霍随时准备对中国宰上第二刀。但同时，大量中国留学生涌入日本，希望从日本身上学到现代化速成的本领，而日本人也对中国人颇为欢迎，民间关系非常友好。更神奇的是，政府关系也相处融洽，光绪皇帝甚至还一度希望逼迫清朝签订马关条约的伊藤博文来当清朝的改革设计师。

这场景之所以在我们现代人看起来匪夷所思，但在当时，貌似从来没人说过这些与日本亲善的各方势力是汉奸。归根到底，是社会意识发生了本质变化。清末的中国人仍然是天下观，朝廷是朝廷，外国只是不属于朝廷法度的化外之地。老百姓乃至于大量知识分子，对于外国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与外省并无本质区别。这种观念从先秦一直持续到抗日战争。比如，虽然陕西人天天欺负河南人山西人，还把河北人坑杀了好几十万，其暴行不亚于现代任何民族仇恨，但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没有人把陕西人这个群体当作暴行的代名词，背锅的是秦国和秦朝那个政权。大量的河北河南山西人去陕西打工，也没见有人骂他们是冀奸豫奸晋奸。那么，当时中国人对日本的感觉可能就是类似的心态，军事的胜败并不影响两国交流，打完仗就完事儿了，甚至打仗也只是李中堂的北洋集团和日本海陆军部之间的事儿。就好比两个家族，其中胳膊根儿粗的几个小伙子打得头破血流，最后打输的家族给打赢的家族赔钱赔礼还出让了一块儿宅基地，但对家族里大多数其他人来说，这跟他们都没啥直接关系。

在这个大的气候下，一大批中国社会中层甚至底层青年涌入日本。

后来有人曾总结，这段时期的留学生，留美亲美。留日反日，从而说明美国制度多么美好多么有吸引力。事实这个结论本身就值得质疑，就算这个现象大概率是事实，跟什么制度都优越性也不一定有直接关系，影响更大的可能是学生本身的特征和中日关系。

清末能够留学欧美的，都是家资巨富或学业极佳者，前者如前文书提到的湖州富豪张静江，后者如安徽寒门学子胡适之。其中缘由无非就是一个钱字。欧美学校系统而正规，无论是时间还是金钱的投入都相当大，而时间投入也最终可以转化为成本，总之就是普通人负担不起。学习好的如果没有资助人也是没希望去欧美的，但好在后来有了个庚子赔款官费留学，靠考试也能挣钱了，胡适等人才有机会去欧美。

但是，留日日本的费用就低的多了。日本人在教育产业化的道路上领先了英国人上百年，20世纪初就知道给中国人开特训班，随便发个文凭就能挣到中国人的钱。比如鲁迅在仙台学的医学速成班，比如蒋委员长在日本士官学校门口上的军事速成班，这种新东方培训班式的教育方式，应付个考试也许还可以，但想在一个领域哪怕入门也都不够格。不过优点也非常明显，花钱少，时间短，见效快，一年两载就可以混到一张证书。加上日本当时也是一穷二白，人民生活水平不高，生活开销也不大，一下子就大大拉低了中国留学生的门槛。

门槛一降低，就形成了几个现象。

首先，人数暴涨，据不完全统计，1900年代，赴欧美的留学生一共几百人，但赴日的总人数可能超过3万。

其次，社会阶层被拉低，富豪和精英阶层极少有激进派，因为他们已经是目前社会体系的受益者，但社会中下层必然充斥各种不稳定因素，随时可能被引燃。

最后，毕竟他们还是四万万同胞中万里挑一的留学生，说是中下层，只是跟留学欧美那些最顶尖的精英相比而已。跟其他芸芸众生相比，还是天然带着一种自命不凡的优越感，不折腾点儿事儿出来就显得自己没有存在感。

综合以上因素，这简直是天然的革命火种。日本没能通过战争吞并大清，但却通过培养了上万的反清份子最终推翻了大清。

而这些人中之所以后来很多成了反日份子，无非是因为他们成为了当权者，与日本对我国的野心形成了根本矛盾，绝不是当初在日本留学时受到了多大的委屈。

蒋委员长那时候的大名还叫做蒋志清。留日期间，蒋同学加入革命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选择。当时的大多数留学生都加入了革命队伍，后来的大多数革命家也都有留日或旅日背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而是一条赛道，大批的有识之士都看好这条赛道，但最终能够成功的只有一小撮人。

革命尚未成功但多半会成功，不过革命者能够成功的只能是极少数。所以只是投身革命并不代表成功，仅仅是迈入了一条正确的赛道，更关键的是后面的比赛。

蒋同学最关键的选择是加入了孙中山集团的陈其美部门，让他得以借着公司的东风，让成功来的更为顺畅。

也许有人觉得，加入革命肯定是加入孙氏集团，这应该是一回事儿。这种想法又是以今推古了。孙氏集团在民国是最终的胜利者，所以大家觉得孙先生就一定理所当然的生下来就是革命的代言人。事实上当时革命派系林立，几个大佬相互分分合合，最后甚至有你死我活的。此前和此后的历史一再证明，并不是有共同的敌人就可以让大家团结，更不是大家都致力于革命就是同一战壕。孙中山先生只能算是最早一批进入这条赛道的，公司实力可能也是最强的之一，但至多就是之一。

其他的不说，单单是光复会，在当时的势头可以说一时间已经压过了孙中山集团。秋瑾、徐锡麟这些赫赫有名、震动朝野的革命烈士都是光复会成员，与孙氏集团基本没有什么关系。后来武昌起义的湖北新军也主要是光复会势力。

蒋志清同学留日期间加入孙先生的集团，多多少少有点像2010年左右一个年轻人加入新浪搜狐，确实是大公司，也是互联网元老派，但总感觉有点要日薄西山的意思。蒋同学在孙氏集团内的第一个成功的项目也不算光彩，就是在陈其美的指挥下，亲手刺杀光复会大佬陶成章。

陈其美当时已经是孙氏集团举足轻重的人物，对于蒋志清这个同乡小老弟颇为照顾，算是蒋同学在革命道路上的第一个可能也是唯一一个真正的导师。陈出身于湖州商人家庭，但估计与四象之一的张静江家里比起来也就算个摆地摊儿的，只能供他去日本留学，比起随行公使留法旅欧的张公子真的不知差到哪里去了。从陈的履历来看，他主要的特长就是特别能混，加心狠手辣，冠冕堂皇的说法就是组织能力出众，雷厉风行杀伐果断。因此在旅日期间加入孙氏集团后，陈很快就凭借组织能力崭露头角。尤其是后来被孙先生派回国内，在江浙地区一边拉帮会搞武装，一边拉土豪搞赞助，绝对的独当一面的顶尖人物。辛亥革命之时，陈的影响力已经让大家公推他为上海地区革命总负责人。年仅20出头蒋同学遇到这么一位大哥肯赏识自己，自然是尽心尽力干效犬马之劳。而此后蒋的行事风格，也多少都能看到陈的影子，只是少了一些狠辣多了一些沉稳。

蒋同学在日本的留学经历并没有什么可以称道的资本，只是去读了个正规军校的预科班就草草结束了学业，此后也一直作为陈其美的小弟出现，并没有了不起的军事标签。1916年，树敌过多的陈其美终于像诸多死于他谋划之下的暗杀对象一样，在上海遇刺身亡。孙中山先生失去了一个重要的臂膀，很多脏活累活没人做了，但更悲催的是蒋同学，失去靠山之后，只能混迹于孙氏集团的中下层，一时没有方向更没有出路。

这些年孙先生也处于事业的低谷期。全国主要地区被北洋系统治，各地方军阀自治倾向明显，在这个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时代，孙先生只能寄人篱下，在老家广东与粤系军阀合作，作为一面政治旗帜存在。

孙和蒋的转机都出现在1922年左右，这时期发生了两件大事和一件不大不小的事儿。

第一件大事自然是1921年我党的成立，国内瞬间多了一股政治势力，而且与传统军阀势力完全不同，成员都是精英，有纲领有组织，有实力有潜力，有这种形象的组织在之前只有国民党，我党的诞生为国民党天然创造了一个盟友。

第二件大事是孙中山与之前主要的军事盟友陈炯明决裂，双方兵戎相见。孙先生的生命都受到了威胁，这在民国时代好像还是头一次真正发生。这个关键时刻，蒋志清同学率领数十名下属冲到孙大总统身边进行安保工作，算是抓到了东山再起的机会，更确切的说是一飞冲天的机会。此后三年，直到孙先生去世，蒋同志都被认为是孙的主要军事助手。

从1916年陈其美遇刺到1922年陈炯明炮轰总统府，蒋同学蛰伏了整整6年，他的29岁到35岁。这期间蒋应该是想在军界发展的，毕竟那个时代军界才是真正的实力部门，而他追随陈其美的最后一个项目恰恰就是组织革命军队，加上他本人多少也算是军校毕业，这个选择也是顺理成章。

然而，正如之前所讲，当时民族国家观念很淡，籍贯观念很深。中日之间甲午之后无深刻国仇由此而来，蒋志清受陈其美提携由此而来，后来蒋志清受张静江帮助由此而来，孙中山与粤系军阀合作还是由此而来。而蒋志清一个青年外乡人，想在以粤系军阀为班底的军队中混出头，简直难如登天。

当时孙氏集团几个军事领袖中，无一例外是广东籍。

陈炯明是70后，当时正是中生代，早期应该也算是孙的嫡系小弟，参加过黄花岗起义，但到了1920年代，已经成长为能够和董事长孙中山分庭抗礼的强势董事了。

邓铿是80后，比蒋委员长仅年长2岁，却是军中元老级人物。早在辛亥之前，蒋志清同学还在东京当街溜子的时候，年仅20岁的邓铿已经是黄埔陆军小学的教员。上回书提到袁世凯小站练兵之后，新军在大清朝迅速推广，其中也包括很多新式军校的创立，而黄埔陆小就是其中之一，校址与后来大名鼎鼎的黄埔军校同处于巴掌大的黄埔岛上。在邓铿的介绍下，一大批陆小的青少年才俊加入了革命队伍，其中日后成为国共两党上将/省部级及以上大佬的校友两只手都数不过来。随便写几个赫赫有名的人物，我党的建军元老叶挺，大将张云逸，国民党的一级上将陈济棠、薛岳，二级上将陈铭枢、蒋光鼐、张发奎，在当时都是陆军小学的学员，而邓铿在那个时候已经成为他们首领。最关键的是，与陈炯明不同，邓铿始终坚定的追随孙先生，甘当孙先生的嫡系小弟。以邓的资历、能力和忠心，如果一直活跃于孙氏集团的军界，无论如何也轮不上蒋志清在军界成为翘楚。可惜，还是在1922年，发生了那件不大不小的事儿，邓将军遇刺身亡。当时邓铿是孙先生军事方面的左膀右臂，广东政府的国防部长，最后连刺杀主谋都没能抓出来。当时传言主谋是陈炯明，但并没有直接证据，从后来陈很快与孙决裂这点来看，是陈或陈的亲信搞的刺杀可能性很大，毕竟他们是直接受益人。

值得深思的是，革命党搞暗杀简直真的搞成了请客吃饭，变成了政治斗争的常规手段。反清时有刺杀留洋考察五大臣，有徐锡麟刺杀恩铭，有汪兆明不负少年头刺杀摄政王，民国有陶成章、宋教仁、邓铿、廖仲恺，直到最后的冯玉祥。前清的几个案子基本就是伤敌八百自损一千的恐怖主义活动，大义凛然，而具体动机经常非常无厘头。民国则更是好几个无头案，比如宋、邓、廖，实际上都没找到主谋。好在宋是遇刺于绝世大坏蛋、万恶的袁世凯时代，让袁大头背锅就行了。邓和廖都明显是革命党内斗，而且袁氏早已作古，最终只有不了了之。从这点看，靠赤峰道兜底的北洋军阀文明程度甚至都要更高一些。政治斗争无非是权力和利益的分配，大家能商量就商量，商量不了就威胁，威胁不了就比划比划，动不动就要人命实在没必要啊。跟我党比起来，这格局就更是有天壤之别。几个集团或几个阶级之间的摩擦和斗争，绝不是个别人能影响整体走势的，没了孙还有蒋，没了老蒋还有小蒋，没了蒋家王朝，台湾反而更倾向于独立了。如果一次次的对敌方进行斩首，显然只能越折腾越乱套。所以我党极少搞暗杀行动，好像中共特科有个锄奸队，也是以铲除叛徒保护党组织为目的，并不是为了系统的清除对方首脑。

另一位孙氏集团的军界大佬是与邓铿同岁、蒋志清的结拜大哥许崇智。这位许大哥的出身绝对称得上显赫，广州许家号称当时广州第一家族，大概是乾隆嘉庆时起家，三品以上高官出过好几个，近代最有名的两个人就是粤军大佬许崇智和鲁迅夫人许广平，现代还有一位香港演员许绍雄，是许崇智的侄子。许家的老宅子在广州市北京路附近，现在还有一个许地社区，有许广平故居和许卓故居，这位许卓是我党早期领导人，看履历应该是和林帅差不多，叶挺独立团排长起步，最后晋升至军团级领导，甚至比林还年轻2岁，可惜在反围剿中牺牲，若能活到授衔至少是大将级别。

许崇智应该是蒋志清的第二位引路人，在那6年低谷期，也算是能罩着小蒋的大哥，但并没有真的给他带来腾飞的机会。刚才说邓铿是孙先生的左膀右臂，许崇智就是另一只臂膀。在与陈炯明对抗的岁月，许崇智在初期几乎是孙先生唯一可以信赖的军事力量。而许的结局与另一场暗杀有关，就是1925年孙先生去世后不久发生的廖仲恺案。当时有证据指向可能是许的手下买凶杀人，在已经成为黄埔军校校长、曾经的小弟蒋中正的劝说下，许司令主动下野考察欧美去了，从此不问世事，直到1965年在香港去世，终年79岁。

事后人们普遍认为蒋算计了许大哥，把他排挤出了政权核心。这里不得不说句公道话，当初有可能是蒋因势利导暂时除掉了一个政敌，也有可能确实是挽救了许的声誉和体面，廖案的具体情况已经成为历史悬案，我们根本无从判断。但是我们可以判断的是，许崇智当时年仅39岁，以他的资历和影响力，有的是东山再起的机会，蒋毛邓这几代中国领导人，谁不是起起伏伏多次下野，没见谁心灰意冷不问世事的。因此，许之后淡出巅峰对决，只能说是性格使然，怪不得别人了。

重新梳理一下时间线。

1916年，袁大总统去世，北洋时期的民国乱局开始，中国彻底变成军阀混战的世界，孙中山最终选择依靠老家广东军阀的力量求生存图发展，当然在北洋看来，他也不过就是地方军阀之一。同年，29岁的蒋志清失去了人生导师陈其美。

接下来的6年，对于孙和蒋来说都是低谷的6年，孙氏集团有点像我们常见的大把烧钱打广告的创业公司，名声很大，故事很吸引人，但始终不盈利，无论是投资人还是消费者都逐渐有点心灰意冷。这期间孙的解决方案算是与军阀势力合资，孙还是名义上的董事长，但很可能已经不是大股东，而公司的主要实权部门都是其他强势股东的人，内部矛盾重重，更不用说有什么对外发展的可能。而蒋在孙氏集团的地位，从年轻有为的VP助理，变成了普通的业务员，暂时能看到的职业上限也就是在本部门内升迁到总监或副总监的职位。大约就是在这期间，蒋志清改了名字叫蒋中正，并成为了一个记日记的人。这个习惯一直坚持到了1972年，持续了超过50年以上。

1922年，孙中山和陈炯明矛盾大爆发，根本原因肯定是利益冲突，表现出来的分歧则是治国理念。陈主张各省自治，最终建立美国早期的联邦政体，而孙则要组织北伐统一全国，建立一元政体。各省自治无疑就是指广东自治，孙氏集团在本地当土皇帝，陈当掌握实权的大将军。而北伐则要消耗军队实力，还不一定能成功，无论如何对陈是一个风险高收益低的方案。于是公司内讧分家。

分家的过程中，已经改名蒋中正的蒋志清，在部门地位飞速提升，首先部门的三位领导一死一叛，另一位算是对自己比较看重的大哥，更重要的是，蒋中正同志抓住机会，直接做了一个董事长级项目，深受领导好评，一下子跃升到部门领导层。如果说这是蒋中正职业生涯的一次飞跃，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只是一次起飞的起始一跃，蒋在未来6年的发展已经不能用飞跃来形容，简直是火箭式蹿升。

民国时期的第一位强人袁大总统一生都是步步为营，从底层军官变成国家元首，足足花了30年(1881-1912)。而蒋中正同志仅仅花了6年。

如果上帝他老人家那里有一个公平客观的全中国人社会地位排行榜，1922年的孙中山排进前100应该是争议不大的，前50也有机会，前10估计是很难的。那时候站在头牌的肯定是曹锟吴佩孚张作霖等人，甚至吴佩孚和张作霖的顶级小弟们，论实力也是超过孙先生的，比如冯玉祥。而蒋中正在陈炯明叛变之前，仅仅是一个参谋，就是那个“参谋不带长，放屁也不响”的参谋。这地位在孙氏集团内部能不能排进前100可能都有点争议，至少当时跟蒋先生厮混的戴季陶们，公司地位肯定是不低于蒋的，张静江什么的就更不用说了，妥妥的是蒋膜拜的大哥，强势部门总监级别。但经过陈炯明这么一折腾，蒋中正这个参谋很快就加上了长字，一下子跃升到了至少副总监级，公司内排名二三十是没啥问题的。而到了1928年，虽说只是名义上统一全国，但蒋的社会地位显然已经能称得上中国第一人，至多在身后不远处，有几个平起平坐的。

这期间，孙氏集团的腾飞是主要原因。如果孙氏集团还是广东地方企业，蒋就算做到了在公司内一手遮天，也不过就是广东土皇帝，能勉强竞争一下全国前10的地位就不错。而孙氏的崛起，关键在于1922年开始的又一次合资，其中刚刚成为董事长心目中新星的蒋中正也做出了重要贡献。这就是国公第一次合作。

当时的我党已经初具规模，虽然正式党员人数不多，百十号人，但个顶个儿的精英。每位党员其实都称得上首领级别，他们真正能影响到的总人数可能至少达到数千。另外我党当时还比较严密的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从而能够与苏联势力接触到。事实上，1921年一大的时候，我党创始人南陈北李都不在现场，但共产国际代表荷兰人马林却在，而且是会议主持。当时还有一位俄国人尼克尔斯基也同时参加了一大，他是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代表，这感觉就好像我们去派人去支援其他国家革命，中央派了一位代表，临近的省份又派了一位代表，俩人隶属的单位虽然有上下级关系，但俩人并没没有上下级关系。不过，马林占了国籍的便宜，并不是荷兰人高人一等，只是因为语言优势。荷兰号称世界上英语说的最好的母语非英语国家，排名第二的可能是德国。当时上海的共产主义小组中，李达和李汉俊英文都不错，跟马林交流基本无障碍，也就是在他们的翻译下，马林才得以主持的会议。而尼克尔斯基同志则只会说俄语，基本上跟谁都说不上话，估计马林是会说俄语的，要不然这哥们简直跟到外星参加会议没啥区别。

马林应该是在1921年底就见了孙中山，当时陪同的翻译是周总理在天津的好战友张太雷，这是有记载的国共双方有实际行动的合作的开始。之后孙先生经历了陈炯明事件之后，快速推进了双方的合作。1922年6月，陈炮轰总统府开始叛乱，孙先生在当时的永丰舰后来的中山舰中坚持55天，也就是在这期间蒋中正获得的孙的真正认可。但最终孙还是被迫退出广东，陈炯明占据广东半年之久。在这半年中，孙的主要工作就是与苏联沟通合作。首先是苏联代表越飞来华，到上海会见孙中山，双方会见的地点就在思南公馆附近的孙中山寓所，当时叫做莫利爱路29号，现在的香山路7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而后，孙很快派代表团赴苏联谈判合作，代表团团长就是刚刚获得孙信任的蒋中正，随行的我党人员还是张太雷。不过这时张太雷应该是以我党代表的身份参加的出访，而蒋中正已经有了自己的专职英文秘书。

虽然持续时间并不长，并且结局惨烈，但国共第一次合作依然可以算得上中国历史上经典的政治合作几乎没有之一，几方都在这个合作中获得了最大的发展。孙氏集团获得了强有力的外援和内援，很快占据了全国民心的制高点，并迅速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完成北伐，战胜了统治中国多年、不可一世的北洋集团。而我党通过这次合作，从几百人的精英团体变成了具有实践能力的政治实力团体。苏联则借助与国民党的合作，短期打开了在中国的外交局面，找到了一个承认苏联的存在。而蒋中正则是这次合作的最大受益人，在风云变换中顺势而上，成为中国第一人。

首先是抓住访苏的机会，打造了自己左派的形象，这期间蒋的马列主义学的不比任何一个共产党员差。

其次是借助亲苏和左派的形象，拿到黄埔军校校长职位，打造了一只嫡系军队。

再次是趁廖仲恺案，清除了许崇智这个在军方能够压制蒋的最大障碍，成为了孙氏集团军事第一人。

再然后是理所当然的就任北伐军总司令，横扫六合。这一步当然是最难的，需要真刀真枪的血拼，而且战场瞬息万变，谁也不敢保障稳操胜券，一两场关键战役失败可能就是满盘皆输。不过借助国共双方合作的最后凝聚力，仅仅不到一年时间就完成了南方统一，与北洋军阀划江而治，这时统一全国已经是大势所趋，兵锋所指再无敌手。

最后，就是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突然执行清党，站回了人数更多的右派和中间派一边，坐住了领袖位置。

这一套操作玩儿下来，估计袁世凯再世也是要佩服的，可能也只有袁在辛亥的阳谋能与蒋在国共第一次合作中的手腕相提并论。而且蒋的北伐看起来算是以弱胜强，比北洋军阀的以强凌弱更据传奇色彩。

Part 〣 梦回山城

从1928-1937年，号称民国的黄金十年，十年间，国民政府治下的经济发展达到民国时期的巅峰。注意两个定语，一个是国民政府治下，一个是经济发展。国民政府治下其实也就是东南沿海地区，大体相当于后来南方的日占区，其余地方都是地方军阀势力，与蒋政府仅仅是盟友关系。大家相敬如宾，我们可以当蒋委员长是大哥，如果大哥非得管小弟的家事，那就别怪小弟不认识你这个大哥。而蒋持续对我党的围剿和围追堵截，一方面是为了彻底清除我党以绝后患，再一方面就是借此机会把军事存在深入到内地。而第二个定语经济发展，则表明当时中国的政治地位并没有什么本质提高，而国民政府的政治巅峰，则是借助二战的国际形势，成为联合国五常，而这一切则都发生在重庆陪都时期。

在重庆，蒋的职务从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成为总裁，在党内从军事领袖名正言顺的成为了唯一领袖。国民党则从军阀盟主成长为真正的合法执政党，地方军阀势力在抗战中要么根基损失殆尽，要么领导由于各种原因出局，或兼而有之，总之国民政府的全国统治力大大加强。而国民对于民族和政府的认同也在大敌当前的形势下迅速加强，中华民族就此形成，再没有清末那种普遍认为两国交战关我屁事儿的社会意识，在此背景下，民族领袖的地位本身就被大大加强，到了抗战胜利之时，蒋已经初步具备了神化形象。如果他的统治能够长久存续，蒋家王朝的建立显然已是必然。

1925年10月，15岁的蒋经国以接近质子的身份赴苏联留学，这也能证明当时蒋打造自己左派身份借苏联势力上位。1937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关系缓和，蒋经国被准许回国，顺便带了个俄国媳妇。此后蒋中正开始不遗余力的对这位太子的培养。

而在国际地位中，国民政府的地位更是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晚清时期，中国差点就被列强瓜分成了纯殖民地，北洋时期，什么二十一条凡尔赛和约，各种屈辱有增无减，而国民政府和蒋的外交战略选择对中国的国际地位有明显的改善作用，就是接着美国崛起的东风，顺势上这条大船。

1927年，40岁的蒋中正清理了之前自己所有的男女关系，与坚持一夫一妻制度的基督教徒宋美龄结婚，并且也皈依了基督教。当时这场婚礼号称极尽奢华之所能，现在还有一些照片甚至视频留下来。这个本来是两个国民党内势力结合的国内政治婚姻，在当时就被戏称为中美合作，主要源于宋家的美国背景。这话说的未免把两国外交当过家家了。宋家只不过是基督徒，有几位旅居或留学美国的人物，这在美国的政治影响力接近于普通中产，稍微有点优势的可能就是英语说的溜儿，给他们机会能够比较自由的与美国人沟通。这点从宋美龄在抗日和国共内战时两次访美的遭遇可以明显看出来。一个中国贵妇优雅而煽情的演讲，劝说美国人双方同仇敌忾，效果惊人，但无非是顺势而为，因为双方本身就处于同一立场，自然而然的就是同仇敌忾的关系，这并不需要政治影响力，只需要沟通和宣传的能力。而几年后，蒋政府日薄西山摇摇欲坠，蒋美之间已不再有共同利益，美国政要连见见宋美龄的兴趣都十分缺乏，这时候才需要真正的政治影响力，但宋家却并没有。

宋美龄或宋家与美国政府的关系还是基于中国第一夫人而形成的盟友关系，没有这个身份，她与美国政要应该也很难说的上话。更关键的是，美国执政者几年一换，哪怕前领导人还有点影响力，也没有真正的硬权力，因此这种中式的私人关系根本无关大局。

蒋中正宋美龄的结合虽然不是真正的两国结合，但确实是蒋的外交战略选择。亲英美派从此成为当时国民政府的主流，而与英美尤其是美国合作，抱上美国这条粗腿也是国民政府的主要国策。这至少有两点好处，第一是美国人在二战之前甚至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国际形象是比较中立的，不参与欧洲老流氓们的帮派斗争，甚至和苏联一度关系都不错，抱美国的大腿并不会影响与其他列强的关系；第二是美国当时的政治实力还远没达到战后这种霸主地位，有点像十年前的BAT，看着是冉冉升起，将来也多半是前途无量，但在当时最多算互联网业内巨头，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力还缺少一些里程碑式的认可，所以这时候占美国的队，相当于2010年买腾讯股票，大概率会挣钱，但你all-in一家还是需要勇气和智慧。

蒋中正作为中国最高元首前后长达21年，但始终都没有真正能在全国范围完成真正的有效统治，因此也可以说他的这21年就是在严酷环境下围绕巅峰权力角逐的21年，在国内的政治和军事斗争中，总体肯定是胜多负少。除了最后2年的惨败乃至崩盘，前期在历次军阀混战和国共角逐中，都是强势的一方，期间经历的人生巅峰时刻应该也算数不胜数。但是至少从世界影响力来看，跟罗斯福丘吉尔一起开会发表《开罗宣言》可能是他最露脸的一次。毕竟拿过多少次金马飞天，都比不上一次奥斯卡小金人。这次会议算是国际社会对于中国人民浴血抗战的一次肯定，最终结果也符合中国朝野上下的预期。因为中国在整个二战中缺少实质性和决定性的战役胜利，因此事实上这次宣言可以说是中国二战的巅峰时刻，更是蒋本人唯一一次与英美首脑的直接会晤。

抗战时期可能是中美关系史上仅有的真正的蜜月期。

相信这时候的蒋中正是志得意满的，这时候国统区普遍民众对这次外交的胜利也是普遍认可的。但他们没有看到的是，在中国更广大的地区，更多的中国人还没能解决温饱问题，对你鼓吹的三民主义并没有兴趣，对中国的国际地位也不那么关心，他们关心的是今年收成好不好，收获之后要交多少给地主交多少给国家，自己还能剩多少。有一种说法是，国民党凝聚了中国的精英阶层，我党凝聚了最广大的底层社会。在当时，精英固然是精英，但人数还是太少了，真正能够左右大局的还是最底层人民。没有人组织他们，他们是一群任由经营摆布的散沙，有了我党的思想武器来引导和真实武器来组织，他们就是坚强如钢的混凝土。蒋本人应该是能看到这点的，这也是他长期不遗余力的坚持剿灭我党的原因，然而终究最后的胜利属于了人民，蒋的统治最终成为镜花水月南柯一梦。

还是十多年前的《人间正道是沧桑》，其中让人印象深刻的一段台词来源于三大战役后某国民党将军：老天给了我们二十一年的时间，我们却没能好好把握。时来天地同协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作者声明：喜欢重庆美女不喜欢重庆美食的外乡人。

下一站还是重庆，最终真正结束民国乱局的还是我党，我党百年历史中波澜壮阔委婉曲折的故事太多，在这个时刻，讲这些故事的优秀作品就更多。还是找个冷门话题，看一看红岩村中国共再相逢的故事。

写于 2025-12-11 21:53 重庆三峡黄金3号游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