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孩童时代（九）:初读《水浒传》

古國復興

粥饭之赠

台风豪雨断餐食，

启木老师肚腹饥。

父母仁厚粥饭赠，

暖心舒胃悦神怡。

　　谢启木老师家住厦门岛内老城区，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他到西滨小学任教，生活条件与工作环境都很艰苦。他每周六下午骑自行车回家一次，路程二十多公里，周日下午再骑车返回西滨村。他和其他一些老师一样，在课间喜欢到我家找父亲喝茶聊天，他自己不做饭，每天三餐都骑车到离学校两公里的厦门化肥厂食堂用餐。遇上暴风雨天气，有时也到我家，父母亲就叫他一起吃饭。

有一个台风天，我们吃过晚饭后，剩下的一点点剩饭也喂猪和鸡鸭了，这时谢老师趁着风雨暂歇之际，三步并作两步到了我家，可能是发现我们刚吃完饭，当母亲问他吃饭了没有，他说：“我吃了饼干。”母亲提出给他煮点稀饭，他一再强调“不饿”，但从他饥色显露的苍白脸上，似乎听到他腹内饥肠辘辘的声音，看到他心中的某种渴望……

有句谚语说的好:“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母亲看到谢老师很窘迫的样子，就问我：“你晚上有没有吃饱啊？”我知道母亲十分善良，她是想让谢老师有台阶下，于是我就回答：“我好像没有吃饱。”这时候，父亲见状也催促母亲:“赶紧去下米煮饭吧。”

于是母亲马上淘米煮了稀饭，让我陪谢老师吃。谢老师吃完晚饭后，精神一下振作起来，原来苍白的脸色泛起了红润，他朝母亲竖起大拇指，啧啧称赞:“金华嫂，您煮的饭，用的应该是新米啊，太香了，比化肥厂食堂的饭好吃多了！”之后，他兴致勃勃地讲一个关于鲈鳗精的故事……直到深夜，风雨停息后，他才返回租住的房子休息。

第二天，母亲悄悄地问我：“你昨晚明明刚吃过晚饭，怎么又说没有吃饱呢？”我回答：“我知道我们家生产队分的粮食已吃完了，现在吃的是黑市米，价格贵，每斤三角钱，我们家放牛每天7个工分，每个工分年终结算为三分钱，每天放牛工分所得不够买一斤黑市米。谢老师虽然一直没有教过我，但我知道他在这里工作不容易，单人独居，没有做饭，可能饼干都没有准备呢。”母亲听了，赞同地点点头。

之后凡是遇上大风雨的天气，只要谢老师到我家，我父母亲总是留他一起吃饭，谢老师一直十分感激。

1975年全国开展批宋江投降派活动，谢启木老师说学校有一本《水浒传》，供老师们传阅，他愿把流转到他手上的《水浒传》借我阅读，但要求四天内还给他，还必须对外保密。我非常高兴，心中明白那是他对我父母亲善良的一种回报，立即他到其租住的“洋楼”二楼取书，尽管许多字我并不认识，我还是如获至宝，用了三个昼夜，如饥似渴、囹圄吞枣地读完，随即奉还。

在那个年代，如果不是发动批《水浒传》、批宋江投降派运动，即使是老师，也难以阅读《水浒传》的，在“文革”期间，《水浒传》与《红楼梦》、《三国演义》等古代文学名著都被视作“封资修”毒草，遭到封禁。为了批判的需要，据说整个学校只发一本《水浒传》供老师们轮流阅读，而且不能私下外借。

阅读《水浒传》，是我第一次接触古典文学，让我稚嫩的内心与古典文学交融，从细致的描述中，宋江、吴用、林冲、鲁智深、武松和李逵等一个个栩栩如生的形象在我脑海中涌现，北宋末期农民起义的波澜壮阔仿佛在我的血脉中风起云涌，我为小说人物的命运而扼腕长叹，领略到古典名著中情节的精彩纷呈、柳暗花明与文字叙述的雄浑隽永。

　　下图：

上世纪七十年代，谢启木老师租住在西滨村第二生产队这幢洋楼二楼右边第一间，我到此向谢老师借阅《水浒传》。

　　父母亲请谢老师吃饭，谢老师回赠给我珍贵的精神食粮，父母亲善良的付出，最终让我获得难忘的受益。

我想起“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这句成语，如果将“失”改为“施”，成为“施之东隅，收之桑榆”，一字之差，两种意思，也是耐人寻味的。有人说过，种下福田，自有善报，此言信矣！

　　父母亲善待谢老师，体现的是一种根植于骨髓里的善良与厚道，而谢老师冒着被纪律处分的风险，将当时阅读范围严格限制的《水浒传》借给我，则是对这种善良与厚道的回报，让我得以在童稚未脱的少年时代就初步领略中国古代名著的美妙，这件事让我深深地领悟到：天道酬善，世界上没有一种善良与厚道的付出，会被浪费与糟踏！但行好事，莫问前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