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 建 时 期 的 酒 钢 我在酒钢工作24年点滴记忆 刘洁泉口述 刘克俭整理

y6422

　　(口述者简介）刘洁泉，出生于1915年，山东沂水人，曾任酒钢副经理，酒钢顾问，口述本文内容时92岁

受命参加酒钢五人筹备组

戈壁滩上安营扎寨

临渴掘井,大办农场

临危受命，留守酒钢

回收大会战

开荒种地度荒年

王震同志莅临酒钢

创造和谐的凝聚力

毛泽东主席关注酒钢建设（1964年会议和酒钢第二次上马）

粟裕大将的殷切希望

开展多种经营 重视环保建设

1962年，酒钢副经理刘洁泉做酒钢工作报告

我是新中国钢铁战线上的一名老兵。我的青年时代是在抗日战争的峰火和解放战争的硝烟中渡过的。全国解放后，1950年我在中央党校学习后调到鞍钢，从此进入钢铁战线，一干就是八年。1958年，根据毛主席建设三线的战略部署，中央决定在西北酒泉建设钢铁基地---酒钢，在西南渡口建设攀枝花钢厂。根据冶金部的总体部署，鞍钢建设总公司负责酒钢建设。我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于1958年4月离开鞍钢来到戈壁荒滩建设酒钢，直到1982年底从酒钢离休，历时24年。我与酒钢一同经历了的三次上马、二次下马缓建、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直到酒钢建成出铁，在戈壁滩上建起了钢城。这是我们国家经济发展起伏迭宕的初创时期，是酒钢建设历经反复艰苦创业时期，也是我参加革命后在一个地区工作最长，终生难忘的时期。

受命参加酒钢五人筹备组

1958年3月的一天，鞍山钢铁建设公司经理赵北克同志找我谈话，说鞍建总公司受命到大西北建设一个新的钢铁联合企业---酒钢。当时鞍建总公司正在承担鞍钢的建设，为了能集中精力抓好酒钢筹建，迅速展开工作，公司党委决定组成酒钢五人筹备组，全面负责酒钢建设的前期准备工作。赵北克同志让我参加五人小组。五人筹备组的主要任务有四个方面：第一是协调好酒钢这座大型钢铁联合企业的总体设计；第二是做好数万钢铁大军进驻戈壁滩安营扎寨的准备工作；第三是与铁路部门协调，输送和

甘肃省委书记焦善民（中）和兰州军区首长（左一）出席酒钢开工典礼。右一为酒钢第一书记，经理赵北克同志（同时也是新成立的酒泉市的第一任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

接收先期到达的施工队伍、工程机械、设备和建筑材料；第四是组织先期到达的队伍展开前期施工。

按照鞍建公司的部署，五人筹备小组3月底开始工作，首先听取了赵北克同志传达冶金部的决定，先期去酒泉考察的鞍建副经理温良贤同志介绍了酒泉地区的自然地理情况。他介绍情况有一点我记得非常深刻，就是：甘肃这个地方太艰苦了，甘肃甘肃，又“干”又“酥”，缺水干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我的家属在8月份到酒泉的时候，还带了一保温瓶鞍山的水。

　　酒钢副经理温良贤，他是最早到酒泉现地考察的副经理（1958年3月）。这是1952年，做为鞍钢驻莫斯科工作组组长的温良贤

　　五人筹备小组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由原任吉林省冶金厅厅长的郑康同志负责，带领部分工程技术人员去北京与冶金部、黑色冶金设计总院协调，完成酒泉钢铁公司的总体设计。另一部分由李英奎负责，李英奎、张巨达、乔石和我带先遣人员在酒泉设立筹备处，完成后三项任务。张巨达负责工程、乔石负责技术，我自1950年就一直担任鞍钢和鞍建的福利处处长，对后勤建设方面有一点经验，因此我的主要任务是负责数万酒钢职工进驻戈壁滩安营扎寨的前期准备工作。根据赵北克同志的要求，4月上旬做准备，下旬到达指定位置开展工作。赵北克同志与我谈话后，我立即在处里召开动员会，做出了相应的安排。把手头的工作交待给我的副手，并向北京和兰州派出了相关人员组建办事处，负责大军西调的中转与后勤保障方面的事宜，选调了几位同志与我同行，4月下旬到达兰州，在兰州过完五一节就到达了酒泉。

1959年，曾任酒钢五人筹备小组成员的酒钢一矿矿长的张巨达，这是他在镜铁山铁矿职工生活区外，参加劳动时的情形。

1959年，酒钢经理赵北克（二排左四，设计院院长乔石（二排左三），计划处处长刘廉（前排左二）等同志，在京汇报工作间隙，在天安门广场的留影

上世纪九十年代，曾任酒钢五人筹备组成员、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乔石视察酒钢

戈壁滩上安营扎寨

到酒泉后，我们首先在县招待所住下。与县委县政府接洽后，请他们帮助在酒泉附近找房子，以便机关进住。听说酒泉南关外的玉门石油新村没有多少人住，我们就与玉门石油管

　　酒钢副经理温良贤（左四）设计院院长乔石（右二）在镜铁山检查工作。

理局联系协调在酒泉石油新村建立了大本营，先到的领导和机关及家属都安排在这里。当嘉峪关施工现场建起了简易房后，机关干部就搬到了现场。酒钢钢院在石油新村成立。酒钢下马后这里交给了工程兵54师。

随后，我们立即到确定的酒钢厂址实地考察，那时确定的酒钢在嘉峪关以东4公里，兰新线753公里处，方圆数百平方公里都是一望无际的荒漠戈壁，没有房子，没有人烟，但时而能看到一群群黄羊和过路的驼队。我们就在这荒漠戈壁滩上划分了铁路的装卸区（包括支线铁路和绿化站）、先期到达的各公司的位置、公司机关的位置、生活区、水源和临时管线及行政区。尔后，我们走访了酒泉县、张掖地委和行署（当时酒泉行署还没有成立），通报了酒钢建设的一些基本情况及到1958年底可能到达施工队伍的人数，请他们给予在粮食、蔬菜和副食品供应方面的支援。酒泉县当时决定在酒钢工地现场成立嘉峪关临时管理委员会，成立一个蔬菜公司并设法为施工现场提供副食品、日用品的保障。5月中下旬部分先遣施工队伍就已经到达，开始紧张的搭建马架、帐篷，挖地窝子，建“干打垒”修建临时输水线、供电线，接收设备等工作。

酒钢五人筹备小组的工作大约在1958年8月份酒钢公司正式批准成立，慕光三等领导同志到达酒泉后结束。我的新职务是酒钢四公司经理，四公司的主要任务：生活区土建工程，并负责全公司的生活福利、后勤保障。到1959年的4月，四公司到达2000名职工，主要承担了“干打垒”职工宿舍、家属宿舍和办公室、1--6宿舍、招待所、五一俱乐部、职工食堂、浴池等工程建设。当时虽然条件十分艰苦，最初施工现场因不具备条件还不能开火，当时车辆也不够，每天只能从酒泉送一次饭，晚上只有吃

赵北克经理在高炉开工典礼上讲话

59年在戈壁滩上新建成的五一俱乐部

馒头抹椒酱。但酒钢是乘着大跃进“钢铁元帅要升帐”的东风，以“超英赶美”的速度发展，当时的口号是，“大干三年建成酒钢”，职工的建设热情十分高涨，一个工程队几天就建一层楼，一个可容1200多人的五一俱乐部当年就完成，1959年各个宿舍楼和招待所也相继完工。还建成了10万平米的简易住房、职工第一食堂、第一浴池、小型豆腐房、白酒厂、汽水厂和酱油厂等。这些都为建设大军的进驻打下了良好基础，并在以后相当长的时期里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临渴掘井,大办农场

到1958年底，酒钢已到达1.2万人，这时的粮油蔬菜副食品等供应还能过得去，但到了1959年中，供应就紧张了。一方面，酒钢现场到达的职工人数已达到4.2万，加上部分的家属也到了，酒泉及河西诸县城原来是自给自足小县城，对于突然巨增的城市人口，而且是高定量的钢铁产业工人，虽然有所准备，但还是不堪重负无法保障，当时酒泉县商店里所有的罐头食品全被买光；另一方面，当时公社化、农村也搞大炼钢铁，吃大锅饭，加上当时甘肃省委的主要领导浮夸风比较严重，大大地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也使酒泉的后勤供应雪上加霜。

到1960年，发生了全国性的自然灾害，而此时，酒钢的职工人数达到高峰达5.6万余人。酒泉地区这时已经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酒钢的处境更是困难，缺粮少菜、无油肉，大约15%的职工患浮肿病。赵北克同志向西北局刘澜涛书记报告了酒钢的情况，刘书记指示赵北克，国家面临空前的困难，无力给予酒钢更多的供应，“你现在首先是当好农场场长，再当酒钢厂长”。鉴于上述情况，赵北克认为我还有一些后勤工作经验，1959年让我出任了酒钢生活办公室主任，负责全公司的生活保障。1960年

冶金部又任命我为副经理，主管生活。我上任后组织了3000多人在黄泥堡、黑山湖、新城、横沟、泥沟等地建立了一大批农场、养鸡场和奶牛场，开展生产自救。为了搞好农场建设，1959年成立了农副处，还向农垦部求援农牧业管理科技人员和农业机械；同时赴新疆、黑龙江、青海等地求援粮食、大豆、鱼、食油、方块糖等，以缓解自然灾害突袭。但由于酒泉地区划给我们做主要农场的黄泥堡土地盐碱太厉害，根本无法在短时间内改造成可耕地，其他地块虽然有所收获，但面积太小，又是临渴掘井，有点收获也是杯水车薪，解不了大渴，加上1960年三年自然灾害开始，甘肃省已经不能保障56000职工和他们家属的供应，酒钢不得不从这年末开始考虑 “易地就食”，所有农场除黑山湖农场外于1961年中全部下马，农副处所有人员除留少数人坚守黑山湖外，全部随田凤歧、于廉同志到新疆“以工代赈”渡荒年。应实事求是的说，酒钢首次办农场虽然没有结出多少果实，但对于突然到来的自然灾害，却让酒钢人看到了当时条件下，在西北地区的工矿企业搞多种经营的必要性。农场虽然停办了，但我们却尝试到钢铁企业办农业的机构设置方案；保留了人才；了解酒泉地区农业生产的特性，为尔后办好有酒钢特色的农场奠定了基础。

临危受命，留守酒钢

1960年后，经济过热的后果的已经逐步显现，加上自然灾害的袭击，国家已经无力延续大跃进的发展速度，不得不收缩战线，停建，缓建大批在建工程。酒钢于1962年初正式下马，大批干部和职工要调到内地工作。一天，赵北克从北京回来召开党委会，传达部里决定，调我去长沙中南矿冶学院任院长，张震亚同志到长沙有色冶金设计院任院长，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说当然我愿意调长沙。同时部里决定党委的另一位主要领导同

　　酒钢第一任炼铁厂厂长张震亚在酒钢开工典礼后，在现场留影。1962年酒钢下马，调长沙有色治金设计院任院长。

志留守。但该同志很激动，坚决不同意留守，这使赵北克同志很为难，就对我说，现在酒泉极度艰苦，干部和职工人心浮动，人心思走，你是最早到酒钢，最了解情况的领导，也是最能吃苦耐劳的同志，你看你能不能带个头坚守酒钢。他说，酒钢还是要上的，我是一定要回来的，你们坚守在这里要给我留个位置。慕光三书记也说，甘肃目前这样艰苦，最好是把搞生活的副经理留下，领导大家渡过难关。我当时表态说，我服从党委的决定，党委让我走我就走，党委让我留，我就留。这样我就舍去长沙任职而毅然留下来，没想到这一留，就一直在酒钢干到离休。

当时和我一起留守的还有樊天佑同志。他是代经理兼书记，负总责，我负责行政、生产和生活。樊天佑同志在延安时期曾任王若飞同志的秘书，是一位政治水平很高的同志，记得在文化大革命中，一次造反派斗得他直不起腰来，我让孩子到他家去看他，他还给我的孩子讲什么是马列主义。樊天佑同志担任主管领导从不揽功讳过，是一位既放手又负责，非常有领导艺术的同志。在工作中我们配合默契，一起经历了酒钢艰苦的岁月，留下许许多多值得回忆的东西。樊天佑同志已离开我们多年，我现在虽已93岁高龄，记性不好，但樊天佑同志的音容笑貌始终令我难以忘怀。

回收大会战

酒钢的第一次下马是一种“敦刻尔克”式的大撤退①，这一方面是冶金部甘肃省要求酒钢要尽快疏散；另一方面自然灾害的突袭，甘肃已经饿死了不少人，大家都想尽早地离开这个艰苦的地方；加上能接收酒钢“易地就食”的单位不多，无论组织和个人只要能找到接收单位就要尽快地去报到，否则这个岗位就可能失去。近6万人职工在极短的时间内，就撤离

第二任酒钢经理兼书记樊天佑（右），酒钢副经理刘洁泉

剩下不到1500职工。下马之仓促，从几个例子可见一斑：一是有的工地混凝土还在搅拌机里没有倒出来就撤离了；二是有的驾驶员和驭手甚至把没有灭火的汽车和马车扔到火车站，人爬上火车就走了。三是镜铁山矿不少职工无车可乘，就日夜兼程跑下山来，爬上火车而去。大批设备，数亿资产不仅散落在工厂核心区的几十平方公里的半截子工地上，而且散布在镜铁山、西沟矿、渠首、大草滩水库、小洋联、北大河和厂区内部车站等上百个点上。

为了减少损失，酒钢党委决定，组织全公司的人员和设备，进行回收大会战。大会战的总指挥由我担任，副总指挥由李忠涛同志担任。我们首先组织人员查明了工程、设备材料和物资的分布情况，同时集中全公司的装运车辆和吊车，由运输部统一调配， 组织全公司留守职工夜以继日奋战。为了组织好会战，首先召开全公司大会，我在会上作了动员。指挥部每天召开碰头会，调度会，每日通报进度，表彰好人好事。为了早日完成回收任务，有的司机同志每天往返8次穿梭于西沟矿和西库之间。这在今天可能不算什么，但当时的路况、车况和人们都是在粮食定量低，吃不饱肚子情况下已经是十分难得，加上装卸时间那要连续干十几个小时啊！经过近多半年时间努力，将能集中的数十万吨设备和材料都分门别类地集中到了西库或矿区的库房，将仓促下马可能造成的损失降到了最低。

在大回收的同时，我们还组织了专门队伍保护维护已建成的基础设施。第一次下马时期，由于自然灾害和地方领导的一些失误，造成酒钢周围的社会情况十分复杂。嘉峪关公社黄草营大队的老百姓由于没有吃的，在反革命分子白玉江的煽动下竞起来造共产党的反，成立了什么“西北工农革命政府”和“黑山湖游击队”，并殘忍杀害了公社书记王天存。附近的老

离休后的樊天佑同志

百姓有的经常到厂区来偷盗。有的用偷来的钢轨当房梁。在艰苦的条件下，有个别职工为了卖钱，也不惜砸坏价值几万元的仪表设备去盗取其中的一点铜卖钱。为了不使厂区被偷盗和破坏，一方面我们加强了与地方公安部门的联系，打击严惩偷盗行为，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另一方面，我们用分片负责的方法，依靠保卫部门并发动组织全体职工建立了严密的护厂措施，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亲自检查夜间值班和巡逻情况，机关干部每周都要到各个点上检查1-2次，我每星期也要亲自检查夜间值班和巡逻情况。为解决点多面广人手不足的困难，我们与解放军3916部队、工程兵54师协调，请他们派部分部队进驻厂区。

为了使各个已建工程和大型设备的完好无缺，我们还专门建立了维护保养队伍，定期查看，精心保养。他们把所有机床设备都清洗干净，抹上黄油用油纸包好；为了防止钢结构锈蚀，组织人力把全部钢结构都涂上了红丹漆；对于半截子混凝土基础中露出的钢筋也都涂上了水泥沙浆，以防锈蚀。为了确保安全用电，避免火灾和发生触电人身事故，李兴复、王荣褔同志，带着人一根线一根线地查，搞清了通往所有厂区、施工工地的整个电网线路情况，统一整理了电网线路，切断了不必要的线路。由于采取了各种措施，有效地保护了第一次上马所建设的所有工程设施和设备，为酒钢的再次顺利上马创造了条件。

开荒种地度荒年

下马期间酒钢工人的粮食定量不到30斤。那时，没有油水，没有什么副食品供应，蔬菜极为匮乏，基本没有肉吃，正常人吃50斤都吃不饱。困难时期大家只能吃稀的，计划处有个工程师，名叫王凤吉， 27岁喝面汤，就喝18碗，女同志也要喝4-5碗。内地人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没有粮食可以“瓜菜代”，而在戈壁滩上的酒钢，就连能吃的树皮也找个不到。逼得职工家属吃骆驼草，这种采起来带剌的草，磨成粉后，蒸出来的馒头象石头，又黑又硬，吃了不消化，使人大便干燥，拉不下屎来。到1962年，酒钢职工患浮肿病的人数还在不断增加，不少的人得肝炎，肝硬化。就连酒钢经理樊天佑同志的母亲也因营养不良致使肝硬化腹水而去逝。

为了搞好生活，酒钢党委多次开会研究达成共识：为全体职工和家属提供维持基本生活的保障是稳定职工队伍、完成留守任务的基础，是摆在酒钢党委面前的首要任务；搞好生活光有公司的积极性，只靠公司办农场不行，必须充分发挥每一位职工的潜能。因此，经公司党委决定，发动全体职工利用业余时间在房前屋后开荒种地，养鸡种菜，自力更生，生产自救。做出这一决定也是非常不容易的，这是因为，从政治上讲，当时农村正在割资本主义的尾巴，而我们在城里号召种自留地不合时宜；从客观实际上来讲，酒钢的房子是建在戈壁滩上的，房前屋后能否开出地来，即便开出地来能否种出庄稼对于产业工人来说也是一个问号。为此，公司党委要求，党委成员身体力行，率先垂范。樊天佑同志和我都参加了这次开荒种庄稼的活动。说是开荒还不如说是“造地”。所说“造地”，就是要把戈壁滩的戈壁石都要筛出去，一块地要清除的戈壁石要占这块地的三分之二，难度强度之高是可以想象的，所以当时各家各户开出来的地都是在坑里。公司对开荒种地的职工还是给一点帮助，如发点铁锨、镐、筛子之类的东西。通过努力，全公司基本上是家家户户都把房前屋后能开的地都开了出来，而且也种出庄稼蔬菜，确实在缓解酒钢的供应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就是在后面的文革中，造反派批斗我搞“三自一包”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也没有认错，更没后悔过。

在开荒种地的同时，公司还组织开发代食品、办骆驼草、小球藻加工厂、面粉厂；组织打猎队，去镜铁山，青海打猎；到青海湖调运黄鱼；到黑龙江搞黄豆、豆饼，到新疆办农场。办了农场打了粮食要把它运回来，这还特别不容易，因为当时新疆粮食是不允许出疆的，每年都要到自治区去批，然后才能经铁路运回，当时指标批起来还是比较困难。记得有一年冬天，我们想多运一点回来，让运输部的兰德丰同志带一二十台车去新疆拉粮，返回时经柳园附近的百里风区时，遇上了沙暴，所有的车窗都被打碎了、车漆都打没了，他们为了取暖，车厢板和帆布都烧了，风小后他们把大衣绑在了方向盘上，历经千辛万苦才把粮食运了回来。总之，公司经过千方百计的努力，使酒钢近万名的职工和家属在困难时期每个月都能补助点粮、油、肉，平稳地渡过了三年自然灾害的难关，不仅保存酒钢的骨干，而且还保护了酒钢的下一代，他们大都成为酒钢的接班人，这其中不少成为今天酒钢集团的中坚力量。

时任农垦部长的王震同志

王震同志莅临酒钢

在酒钢最困难的时刻，突然出现了一个解决困难契机，那就是1962年下半年的一天，公司办公室通知我，省政府电话通知，农垦部长王震同志要来酒钢，要我们接待。当时王震同志虽然与冶金企业没有直接的领导关系，但他是一位有名的战将，与酒钢确有着不解之缘，曾给酒钢以大力支援。 那是1959年，酒钢要搞多种经营，在酒泉黄泥堡办万亩农场，没有这方面的人才，我们找到了农垦部，经王震部长同意，调山丹军马场场长田凤歧、唐德华等30余名同志支援酒钢（山丹军马场1958年划归农垦部）。第二年，我又让田凤歧、于廉两位处长利用他们的关系到农垦部要一些农业机械，王震同志亲自接见了他们并给予了大力的支援。1961年酒钢开始缓建，人员无法安排，还是利用了这层关系，安排了近八千名酒钢的职工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易地就食”。其中主要安排在石河子农8师，部分安排在南疆建纺织厂和克可吐海宝石矿采矿，王震同志帮助酒钢保留了1/4骨干，储存了“东山再起”的有生力量。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张忠瀚

　　王震那次莅临酒钢时再次给酒钢带了巨大关怀。陪同他一起来的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张仲翰司令员以及王震同志的秘书。王震同志访问酒钢时身体不太好，刚刚做过手术，点香烟都很困难，由秘书代点。他造访酒钢的目的我的记忆是顺访，主要可能是视察农11师，顺便要酒钢支援新疆兵团一点钢材。当时樊天佑同志不在家，由我在酒钢招待所向他做了酒钢情况的汇报，我的秘书陶景春同志也参加了那次接待活动。我重点向王震同志汇报了甘肃省对酒钢的保障及酒钢职工艰苦度日的情况。同时，也借机向这位部长伸了手，请他酌请给酒钢点支援，因为到新疆的同志告诉我，新疆兵团当时日子比较好过，大批在内地没有饭吃的“盲流”都涌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我对王说了我听到的传言“兵团是一年丰收，肥的十年流油”，能不能支援我们一下。王震同志听了哈哈大笑起来，他说哪有那么好的事，但他非常同情酒钢的处境，当即指示张仲翰司令员给酒钢4万斤食用油，并要求在其他副食品如方块糖等都要给以支援。同时他说，在粮食方面你们这么困难，你们是否可以自己办个农场，让他（张）给你们点地种？他还说农11师正在开荒种地，离你们又近，你们可以去取取经。这突然让我想起了他在延安任三五九旅旅长时，在抗日战争的最艰苦时期，率部在南泥湾开荒种地，引起毛泽东主席的高度重视，提出了“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口号，从而在解放区广泛地开展了举世闻名的“大生产运动”，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事实。我当即回答他，我们非常愿意，在兵团的支持下也一定能办好农场，自力更生，解决自己的困难。同时我也对他说，我们的职工大部分在农8师，要给地的话最好是在8师给我们一块。张司令问我能要多少，我说万把亩吧。他说回头你来新疆一趟，我给你落实。最后是在1962年底，8师在安集海一场拨一个连队的地（大约有8000亩）让酒钢办起了农场。自那以后我们与新疆兵团、农8师和农11师建立了友好的关系，每年我都要去几次，他们给了我们很多帮助。

在酒钢最困难时期，王震同志给我们的4万斤油，兵团八一糖厂每年都给我们调拨的一些方块糖，以及从酒钢新疆农场每年都能运回的三四十万斤自产的粮食和土豆，帮助酒钢留守职工和家属平稳地渡过了三年自然灾害。为了帮助我们酒钢，除了农8师外，那次他还答应给酒钢一个文工团，他说新疆兵团有十几个文工团，可以给你们一个，以活跃酒钢的文化生活。这个文工团在酒钢二次上马时，随进疆职工一起返回嘉峪关。

王震同志到过酒钢，现在酒钢还鲜为人知，我作为当事人，有责任将我知道的情况告诉现在酒钢工作的同志们，王震同志这位前农垦部长，后来的国家副主席曾给酒钢的巨大关怀和帮助酒钢人是永远不应忘怀的

　　1959年，经农垦部王震部长同意商调山丹军马场田风歧、唐德华、张金平等30余名农牧农机管理人员和专家组建了酒钢农牧处，田凤歧为首任处长。

这是酒钢畜牧专家唐德华，后任酒钢农场场长。

创造和谐的凝聚力

在下马期间艰苦的日子里，酒钢党委想方设法凝聚全体职工和家属的力量，一门心思搞好留守工作。这其中有两场大戏发挥了重要作用，让我和酒钢职工及其家属久久不能忘记。那就是酒钢中学师生演出的《千万不要忘记》和《年青一代》。《千万不要忘记》说的是教育一位纯朴工人家庭出身，但又图慕虚荣、害怕艰苦，险些给工厂酿成重大事故的青年工人的故事。《年青一代》说的是教育一位弄虚作假，不服从分配、不愿到青海搞地质工作的大学毕业生的故事。这两出大戏之所以引起我们的注意，一方面是因为，在酒钢中学校长关褔森同志具体领导下，两个剧排的惟妙惟肖，生动形象，比专业团体还要好；更重要的是它的内容特别适合引导酒钢职工艰苦奋斗渡难关，特别有利于稳定动荡不安的职工队伍，树立扎根西北，建设酒钢的信念。因此，公司要求全体职工和家属都要观看演出，由于剧本和表演都很成功，使全体职工和家属在艺术享受的同时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思想教育。

电影《干万不要忘记》的广告

电影《年青的一代》剧照

　　酒钢党委书记樊天佑同志和酒钢党委不仅要求领导干部艰苦奋斗以身作则，保持酒钢一定会再次上马的坚定信念，同时特别重视这种寓教于乐的宣传形式，反对单一说教式政治思想工作。凡是这类活动领导干部都尽可能地给予支持。在排《千万不要忘记》主人公借钱买毛料服装一场戏时，他们没有毛料服装找到我，我把我做了多年又从未上身唯一的一套毛料服装借给了他们，而这套毛料服还我后一直压在箱底，再次拿出来的时候已经被虫子打成了筛子。在下马的艰苦时期，我们十分重视发挥宣传部门和工会的作用，发现、调动和发挥各方面人材的潜力，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体育活动。在开展这方面活动中确实发现我们的职工队伍中藏龙卧虎，涌现出了许多优秀单位和个人，单位如前面所说的酒钢中学，个人我记得好像有客运队队长樊天基同志、说相声的吕志标、宋景泉同志、善于指挥和组织大合唱的郭德岭同志等。在三年自然灾害中，酒钢党委靠党委一班人的艰苦奋斗的表率作用，生动活泼的政治思想工作，丰富多彩的文化体育活动，将酒钢人拧成了一股绳。

　　1964年会议与二次上马

胸怀酒钢一定会再次上马的坚定信念、忠于职守，辛勤工作的全体留守职工和家属，终于迎来了酒钢的第二次上马。

1964年7月国家计委副主任柴树番、国家经委副主任袁宝华同志、冶金部副部长高杨文带工作组到酒钢调研、现场办公。其基本目地就是摸清情况，确定怎样落实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决策。

国家计委副主任柴树蕃同志

国家经委副主任袁宝华同志

这是1964年到酒钢现场办公的冶金部工作组。左三为冶金部副部长高扬文，右一为酒钢副经理刘洁泉

　　1964年6月下旬，公司接到部里通知，三部委要派工作组来研究酒钢再次上马事宜，让我们作好准备。樊天佑同志让我主抓一下这项工作。我把办公室主任程陞、计划处长姜延志等同志找到一起共同商量，请他们搞一个提纲，并要他们一起参加汇报会。7月上旬，工作组到达酒钢。当天，高杨文副部长把我和樊天佑同志找了去，听了我们准备情况的汇报，并通报了三部委工作组基本的工作日程，要求安排保障好这次活动。这次工作组的活动主要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工作组传达毛泽东主席的指示，部里关于酒钢再次上马的决定；第二阶段是酒钢汇报；第三阶段是现场考察；第四阶段讨论研究。袁宝华同志在第一阶段首先传达了毛泽东主席对三线建设的指示和国家加强三线建设的总体部署，特别强调了1964年5月后毛泽东主席两次有关酒钢的指示：酒钢、攀钢还要搞，酒钢、攀钢建不好他睡不好觉。高杨文同志传达了冶金部为了让毛泽东他老人家睡好觉，加强三线建设的具体措施，及酒钢再次上马的决定。酒钢方面主要由樊天佑同志和我汇报。樊代表酒钢表态，表达了全体酒钢职工期待再次上马的迫切心情，着重汇报了酒钢的概况，包括第一次上马所完成的工程，下马后酒钢为再次上马所做的准备工作及职工队伍的现状等。

时任酒钢办公室主任的程陞同志

　　酒钢计划处处长姜廷志同志，他年青有为，是鞍钢当时重点培养的青年干部，到苏联留过学。他对酒钢鞍钢的技术干部十分熟悉，他和王曰义、李廷宾拉了一个很长的拟调回酒钢的技术人员名单。

　　我着重汇报了酒钢要再次上马所面临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我记得大家梳理后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就是人的问题。没有人一切都完不成。我们建议尽快调回“易地就食”的队伍，并汇报了在外地职工的分布。对于干部队伍我们主要提出了两部分人员的名单，一部分是管理人员，包括负责施工的李英奎、胡志鸿同志，管矿山的王学功同志等，特别强调将原干部处长韩显佩同志调回，他是原酒钢的干部处长，比较熟悉情况；另一部分是技术人员主要由计划处姜延志处长、王曰义、李延宾等同志提出，他们提的人大概有王汝林、杨伯伦、邓忠焕等，我们发动机关比较了解情况的同志总共列出了大约有二、三百人的名单。

韩显佩同志。酒钢第-次上马时任干部处处长，第二次上马从鞍钢调回。1980年代任酒钢党委书记。这是韩显佩书记在1号高炉抢修现场

酒钢副经理王学功（右三）。这是1960年在瑞士考察矿山没备。酒钢下马后到包钢任副经理，1965年5月重返酒钢。

　　我们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要对原设计方案进行研究，提出修改意见，认为原来的设计是在非常仓促情况下制定的，并不成熟，如两座1513高炉全国最大，但配套不够。所以我们建议设计要跟上，要求设计院要尽快进入。

第三就是矿山要先行，明确重点抓矿山。第一次上马三年中对矿山有所忽视，当时矿山只是盖维修的厂房、库房、办公室等，矿山一米巷道也没打，因此也没有矿样，没有矿样选矿方案也就定不下来。同时矿山的路、水、电都不行，都需要同步进行建设。否则如果我们确定年产百万吨铁的话，就需要四百多万吨矿石，到时临时抱佛脚，会严重制约整体部署的发展。因此我们建议先上矿山，同时要选派精兵强将建设矿山。

第四是设备问题。我们特别提出了矿山设备问题。镜铁山是中国最高的冶金矿山，桦树沟3200米，黑沟还要高。下马期间，我们请专家测量，90马力的解放车在那里还不到50马力。建议三部委在确定配套设备时要考虑这一情况。

第五是地方支持的问题。总结第一次上马和三年自然灾害中我们的体会，在西北搞工业一定离不开地方政府的支援。酒钢位于酒泉以西20公里，酒泉县只在此设立一个区，权限十分有限。特别是在商业、副食品、农产品方面保障力度更差。虽然1964年三年自然灾害刚刚过去，但甘肃及酒泉还是比较艰苦，为了搞好对酒钢的保障，应考虑在嘉峪关设立相应的政府机构，减轻企业在后勤保障方面的压力，增强社会服务的功能。

三部委的领导对我们的汇报特别重视，特别是高扬文同志，他是一位非常干练、非常果断的领导，他带来的计划司综合处处长徐理章同志，也是一位非常精干，记忆力非常好的同志，他不但对我国的钢铁生产情况十分熟悉，而且对国外的钢铁生产情况了如指掌。在我们提出名单后，高扬文同志当即指示随行人员，马上给人事司打电话下调令，限期到达。柴树番副主任对人员编制问题也发表了意见，他要求酒钢员额由原计划7万人减到1万人，应主要靠机械化、自动化。这在后来的讨论中大家也都发表了一些不同意见。

汇报之后，我带三部委领导和工作组的人员到各厂区，特别是炼铁厂和镜铁山矿进行了现场视察，在桦树沟高部长还顺羊肠小道爬上了标高3200米的高地。通过现场视察，工作组对酒钢总体情况有了直观的了解，对酒钢全体职工在下马期间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并据此拟定了酒钢恢复建设的任务书草案，规模为年产生铁150万吨、钢150万吨、材110万吨，投资20.7亿元，八年建成。同时将酒钢更名为“三九公司”。

　　酒钢副经理胡志鸿（右一）。1962年率队赴新疆“以工代赈”，1964年底返回酒钢。这是1965年胡志鸿副经理一行去镜铁山矿检查工作，途经吊大坂堪察地形。

　　1965年3月19日，治金部做出了成立酒钢建设指挥部的决定，任命王文同志任总指挥。统筹指挥协调第九、第八、第四冶金建筑等公司和铁路、电力等建设单位。王文同志原是本钢经理，1965年与其同时调来的还有酒钢副经理刘华强。

　　1964年7月份的会议是是酒钢第二次上马极为重要的会议，也是一次立竿见影的会议，会上我们提出的问题差不多都得以兑现。当年9月，国家计委和冶金部在酒钢召开了为期10天的矿山技术讨论会。会上代表认为，在海拔3000多米的镜铁山矿应装备世界先进水平的采矿设备，最好是瑞典的设备。11月17日冶金部派来了第一支施工力量到达嘉峪关，它就是冶金矿山掘进红旗单位----马万水工程队；11月初冶金部调本钢经理王文同志到酒钢主持工作，刘华强同志随同王文一同到来，年底韩显佩同志报到。大约在这前后到来的还有从部队转业到酒钢任政治部主任的冉文斌同志、任副主任的李洪印同志；1965年2月西北局做出了支援酒钢建设的决定；大约5、6月间李英奎、王学功同志到达酒钢，宋玉文、袁明秀也相继来酒钢报到；7月，国务院做出成立嘉峪关市（省辖市）的决定，樊天佑同志任筹委会主任、李栋任副主任，省里还派来了大批委办局干部。至此，酒钢的领导力量大大加强。酒钢二次上马全面有序地展开了。

从江西新余钢铁公司调回的酒钢副经理李英奎（中），从济南部队调来的酒钢的政治部主任冉文斌（左）和政治部副主住李洪印同志

　　1965年7月省里调来了1936年参加革命的李栋同志，任嘉峪关市筹备委员会副主仼，还带来了齐世学、樊文瀚等财政，粮食局，物资局，二级站及各委办局的领导。

　　在二次上马的初期，由于主管矿山的王学功同志还未到任，王文同志让我带队到镜铁山成立矿山建设指挥部，任总指挥。当时矿山队伍来自全国各地，除马万水工程队外，主要有金川公司井巷处派来的500多人，还有鞍钢、本钢、首钢调来的队伍及分配来的大中专毕业生共3000多人。最初的任务，就是搞好生活措施，修建矿山道路、索道、通水通电，作好井巷掘进的准备。65年1月正是隆冬季节，在两山夹一沟，两头不见太阳，出门就爬坡的海拔3000米的镜铁山矿区的艰苦环境是可以想象的，当时好多工地没有电，施工设备只能靠人拉肩扛抬上山。食堂没有电，烧红柳根，馒头蒸不熟如同年糕，照明用蜡烛，吃水用北大河的冰块熔化，房子冷的像冰窖，还有好多人有高山反应。就是在这种艰苦条件下，为了战胜困难，在施工中我们充分发挥马万水工程队的作用。大力宣传他们这支“穿蓝衣服的解放军”思想过硬的工作作风和先进事迹。他们只用十天就完成了桦树沟斜坡道工程、短时间内完成了几十公里电柱坑开挖、2640米至3200米水平的斜坡工程等任务。在3000米设立了一个水泵站，将两、三吨重的装车机大卸八块人拉肩扛，一件一件拉上了3050作业面，并把上千吨的物资材料也扛了上去。仅用3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井巷掘进的准备工作。在榜样的带动下，矿山建设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1964年三部委现场会后，全国井巷掘进标兵单位，号称穿蓝衣服的解放军一一龙烟铁矿马万水工程队调酒钢一矿。并在酒钢创造了日掘进9米的全国记录。这是马万水工程队在井巷中召开班组会。

粟裕大将

粟裕大将的殷切希望

粟裕同志于1970年4月上旬受周总理的嘱托亲临酒钢视察。他是共和国开国十名大将之一，位居十大将之首。当时由于文化大革命，各省市的领导大部分靠边站，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一把手中有21位是军队干部，各大企业主要领导也是由军队派出的。同时，国务院的副总理们不是被打倒就是靠了边，为了抓好国务院的工作和全国的工农业生产，中央成立了国务院业务组，抽调军队资深将领参加业务组工作，周总理任组长，业务组成员行使副总理职责，粟裕同志就是以这个身份到酒钢检查工作的。

粟裕同志到酒钢时，主持工作的是19军副军长郭时胜同志，我记得地方的同志有部里调来的鮑宏光同志和段六奎同志，我当时刚出来工作，我并没有参加接待他的工作，只是最后他与公司领导见面时讲的几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粟裕同志说，“搞钢铁我不懂，但我知道，我们的军队是多么需要钢铁呀！当年我们的战败国----日本，现在的钢铁产量已经达到XXXX万吨，而我们现在的钢铁才是XXXX万吨（具体数字我记不清了，但当年日本的产量是我们的好多倍），我们用八年时间打败了日本，而酒钢建了12年时间还没出一两铁，同志们，还需要努力啊！”短短的几句话，不仅表现了这位身经百战的老将十分谦虚的工作作风，而且道出了钢铁工业地位和重大作用；既严肃地提出了批评，又寄于了殷切希望，震撼了在座的所有人的心，使我这位老酒钢不仅感到汗颜，同时也激励了包括我在内所有人的斗志。我们又象置身于战场受领了新的作战任务，我们在心里都暗暗发誓，不管个人付出多大代价，也一定要把酒钢建成。

后来听其他同志介绍，粟裕同志这次的视察十分深入，他不仅听取了详细的工作汇报，而且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召开了多次座谈会，并且视察了所有主要的施工现场。当时全国正在贯彻毛泽东主席：“深挖洞、广积粮”的指示，酒钢到处也在大挖防空洞，他甚至提出要下防空洞看看，由于危险，百般阻拦才未下去。

粟裕那次西北之行，对于酒钢来说，有三件事最为重要：

第一，确定了1970年10月1日出铁。酒钢建厂十二年没有生产出一两铁，有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同时也有从中央到地方的一些决策者对形势的错误判断，即不少领导认为，像酒钢、包钢这样过去是三线，后来变成一线的工厂，不如打完仗以后再建设。他在1970年西北四省调研中，以一个军事家的视角，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清醒地洞察到这一严重制约像酒钢这类工厂发展的关键所在。在返回北京写给周总理和国务院《西北四省区工农业生产情况调查报告》中报告他所发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三线变一线的问题。他在报告中写道，今后这些地区的建设如何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说“个别地方有等待打仗和打完仗再建设的消极思想”。他在报告中接着说，“从长远考虑，我觉得对这类工厂，除了个别根本未建部分，可改变计划外，一般还是应当积极地采取因地制宜，土洋结合，多快好省地抢建投产，否则将造成很大的浪费。” 本着这一思想，当他在听酒钢汇报时，得知当时的领导计划年底出铁时，他坚决不同意，他说年底不就到了明年了吗？为什么不能在今年，能不能今年十一出铁，你们再计划一下，明天告诉我。后经生产指挥部的同志再三筹划，向他保证十一出铁他才满意。

第二、促使兰州军区领导立下了军令状。4月下旬，在视察河西和甘肃其他地区结束后，返回兰州听取了兰州军区领导和甘肃省革委会领导的汇报时，他不仅向他们通报了他要求酒钢“十一”出铁的情况，通报了酒钢：“十一”出铁所要面临的诸多困难，而且通报了全国工业生产的形势和中央的要求，特别通报了沈阳军区陈锡联司令员在抓鞍钢工作时说，“鞍钢生产要是上不去，他要跳高炉”，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恩玉所说的，“武钢生产上不去，他要跳长江”，这使得当时的兰州军区政委、甘肃省革委会主任冼恒汉当即表示，请中央放心，兰州军区和甘肃省一定要确保酒钢“十一”出铁，他还说酒钢“十一”要是不出铁，他就要跳黄河，跳黄河也不死心！这次要彻底解决酒钢建设徘徊不前的局面。这才有了6月兰州军区、甘肃省革委会筹办、国务院六部委、全国50多个城市、400多个单位参加的“全国抬酒钢，保障酒钢十一出铁”的会战大会；才有了酒钢的万人大会战。粟裕同志为酒钢出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酒钢按粟裕大将的要求，1970年9月30日，酒钢1号高炉正式出铁。

　　第三、为酒钢请命，建设第二座高炉。在酒钢的领导汇报和群众的座谈会中他了解到，酒钢原设计是两座1513立方米高炉，同时基础配套设施大都已经建成，要求在1号高炉建成后继续建设第二座高炉。他非常重视这一意见，并请酒钢的同志给他做一个概算，要花多少钱，同时也要比较一下如果要在内地建设一座同样规模的高炉花费。为此当时生产指挥部计划处的齐茂忠、王汝林等同志足足干了

　　左为齐茂忠（后任酒钢经理），右讲活者为王汝林（后任酒钢经理、冶金部副部长）

一通宵。粟裕同志回到北京后，将此问题专门写了一个题为《酒钢上不上第二座高炉》的附件，附在了《西北四省区工农业生产情况调查报告》后。他在附件中用具体数字详细地列举了三条理由：第一是两座炉的基础，仅建一座炉，造成了国家资产的很大浪费；第二是从建设周期和投资上看，在酒钢上二号高炉省时省钱；第三抢建酒钢二号高炉有利于战备。他向中央建议，“在第一号高炉建成投产后，似应下决心继续建第二座高炉，并交由甘肃省包建，否则，把一套按两座高炉建设且已初具规模的基建工程闲置不用，则是太可惜了。” 粟裕同志的这一报告当时并不为我们所知，当我的小儿子把他们的老院长的遗作《粟裕文选》第三卷中的这一部分拿给我看的时候，我感到是多么的亲切，我想所有的酒钢人看到这一文件，都会被这位身经百战叱咤风云的大将、淮海战役战地最高指挥官对酒钢的关怀所感动。可惜的是当年这一建议不知何故，并未被采纳。如果得以实施，也许就不会有1号高炉长期带病运行，而导致1990年3.12高炉坍塌事故了。

　　原载《栗裕文选》第三卷第477页军事科学出版社

　　开展多种经营 重视环保建设

正视现实，积极开展多种经营。我到酒钢后主要是担任生活、福利保障的副经理，深知后勤保障对酒钢建设和稳定职工队伍的重要性。因此我一直强调酒钢要加强多种经营，大力发展农牧副业生产。这其中有一个基本原因就是酒泉地区不能维系一个大型钢铁企业的后勤保障和生活供应。按酒钢1958年的规划，编制7万职工，连同家属在内，最少也得要有30万人口。酒泉县原来也只有两三万城市人口，怎么能一下保障将来这么多新增人口的生活！三年自然灾害已经给酒钢以深刻的教训。所以在酒钢第二次上马后，我就带领王培英、于廉等同志跑遍了酒钢周围的荒滩戈壁，北到额济纳齐南到祁连山，西到马鬃山，东到清水。最后看中了花海子那块沙漠边缘上约3万余亩的荒滩。经与酒泉地委王治邦书记、行署马如贵专员的多次协商及省土地局的批准，终于获得了那里的开发权。

有了开荒权，但是不是就能在那里种出庄稼来还是个问号，这次我们吸取了第一次上马期间在黄泥堡办农场的临渴掘井一哄而上的经验教训，采取调查研究试点先行，成功后再行推广的方式。我带有关人员先后到友邻单位玉门石油管理局和农11师及周围农村调研，学习他们的经验。在当地老农那里还学到了一条管用的治理盐碱经验至今记得很清楚，那就是“沙压碱挂金板，碱压沙穷到家”。我让农副处先派人带着学来的经验种试验田。我记得，最先进入花海子的好像有李生贵和高级农艺师臧可夫等不到10名同志，时间大概是1965年，那时没有房子，也没有电，条件十分艰苦。他们住帐篷，白天热得要死，晚上又冷得要命，在广漠中几个人生活又极度单调辛苦。他们在风吹日晒中打了一口井，开出了几亩地，当年竞获得了好收成。可惜的是第二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花海子的开发就此搁了下来。

戈壁滩上开荒。

花海子农场的再次上马，是上世纪70年代初的事，虽然经济形势有所好转，但是吃粮油靠粮本，肉、副食品也要凭票。酒钢的重体力工人的粮食根本不够吃，各单位都找我要补助，同时为了确保出铁，调来了许多新职工，还带来了相当多内地农村来的家属，没有城市户口，因而也没有口粮，造成职工队伍思想很不稳定。当时不要说副食，就是粮食都很紧张。记得有一次我们通过唐德华同志从山丹军马场要了12万斤粮食，还是现任董事长、时任内燃机厂革委会副主任的马鸿烈同志用从天津刚接回来的“台托拉”运回来的。当时粮食统购统销，要想运回来很不容易，要晚上偷偷的运。一次行管处从山丹军马场要了一点饲料粮，加上一头猪，走到临泽，就被当地执法机关扣了十天，行管处找到我，我又找到当时任总指挥的19军副军长郭时胜同志，再找到当地武装部才得以放行。在这种情况下，上花海子农场的事提上了日程。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酒钢建设指挥部副总指挥鲍宏光同志，总指挥为19军军长郭时胜。

　　要上农场就得党委一把手同意，当时是郭时胜和鲍宏光同志负责，由于他们一个是部队来的、一个是部里来的同志，对酒钢的情况并不十分了解，开始持反对意见。为了争取他们的同意，有一天我与他们两位主管领导从晚上一直谈到第二天早上。通宵达旦的彻谈，最终他们同意了我的意见，而且后来给予大力的支持。当时提出建设农场的指导思想是“亦工亦农、工农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为了充分调动各单位办农场的积极性，我们借鉴发挥了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支持个人开荒种地的方法，公司负责规划、组织和保障，各单位参加，办好办坏收入归各单位的方法。这个办法有效地调动了各单位的积极性。

花海子自然环境极其恶劣，天气酷热，蚊虫叮咬，让人难以忍受；不刮风，每天床上也要落一层沙；刮起风来就昏天黑地。最厉害的有一次，沙尘暴袭来顿时伸手不见五指，在地里开荒来不及返回宿舍的职工有几十人找不到返回的路，不得不原地趴下，大风过后才找到家。就是在这样艰苦条件下，在公司各单位职工的努力下，在短时间内就将路、渠修到了花海子，电也送到了花海子，同时先后打出了30多眼水井。硬是在荒漠中开出了1万多亩可耕种的土地。在开垦花海子的同时，我们还重视发展畜牧业，以解决职工吃肉喝奶的问题。当时农副处在镜铁山建有一个畜牧队，饲养的有肉牛、马匹还有1000多只羊。在黑山湖、花海子建有养猪、养鸡场，还在大草滩试验养鱼，在厂区还有奶牛场。但是由于缺乏经验和吃大锅饭，奶牛场产量一直很低，牛奶供应不能满足需要。以至于有的家庭因生小孩母亲没有奶，要半夜睡到奶场的草垛中排队打奶。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让兽医专家唐德华同志到奶牛场给以指导，同时在全公司率先在奶牛场实行了承包制。在唐的指导下，改变了饲料结构，并在河西最早开展了给牛人工授精，改变了近亲繁殖，奶牛从1958年的十几头，发展到80年代的120多头。承包当年产量就翻了翻，而且年年增长，不仅满足了需要，还供应有余，不仅改变了到奶场排队打奶现象，而且要上门送奶，沿街叫卖，卖不掉的最后送到职工食堂，同时也开始制做奶制品。

　　酒钢大力发展奶牛养殖，在畜牧专家唐德华的指导下，当年牛奶做到了自给有余。

　　通过全公司共同努力，在农牧业和副食品加工生产方面结出了丰硕成果。最好的年份，年产400万斤粮食，30万斤油料，存栏3000多头猪，3000只鸡，1800只羊，还有部分骆驼、马和牛。同时还出产大量的瓜果蔬菜，各单位除把产品补助职工食堂外，全公司差不多每位职工每年都能分上一袋面、一、二十斤油，农场办得好的单位像热电厂还要分的多一点，不仅满足了酒钢职工的基本生活需要，而且还给冶金部机关一定的支援。同时，在大办农场的过程中，还安排了大批农村籍职工家属。除此之外，公司还开办了家属被服厂、安置残疾家属的皮鞋厂专门为公司生产劳保用品，开设豆腐房、副食品商店，汽水厂和冰棍厂。公司采取的积极措施和取得的丰硕成果，在当时买粮靠本，买肉靠票，物资供应极不丰富的特定社会环境中，为稳定酒钢的职工队伍，保障酒钢的大干，快上，出铁、出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开展多种经营的过程中我体会到，只要我们正视当地无法保障的现实，积极努力开展创造性的工作，求得党政一把手支持，充分利用企业冗余资源，组织好一支特别能吃苦的干部队伍，制定一条好的政策，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就一定能结出丰硕成果。

农场喜获丰收

农场自产的西瓜

　　重视酒钢的环保 和厂区的生态环境建设。酒钢是建在戈壁滩上的钢城，这里原来光秃秃的戈壁滩上冬季寒风肆虐，滴水成冰；夏季白天烈日高照，地表温度高达50-60摄氏度，热浪滚滚，夜间却寒气袭人；在内地人还不知何为沙尖暴时，五、六十年代的酒钢人在春秋两季就饱受了它的袭击。为了改变恶劣的自然环境，在酒钢建设初期我们就提出建设一座春有花、夏有荫，秋有果的钢城，给钢铁职工及家属一个优美、舒适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为了搞好生态环境，公司不仅进行详细的总体规划，而且在行管处专门建立了绿化队伍。1958年，就在工厂和家属区之间开发了一个果园和两片树林总计1000余亩，用绿化林带将厂区和生活区割离开来。在戈壁滩上要想裁活一棵树，还要让它结出果实来真是难上加难。在开发500亩果园地时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仅挖石筛沙量就达30多万方，同时还要从很远的地方运来适于种植的土进行填充。为了解决人手不足的问题，在植树季节，公司要求所有单位都要参加植树造林，而且采取分片包干的办法，同时充分动员家属、学生一起上阵，公司领导经常在星期天带领机关工作人员在戈壁滩上，挖坑、筛沙、垫土，植树造林。通过努力，将所有的路边、厂区周围、公共设施周围，只要有可能的地方尽可能地都植上了树。为了确保树木成活，一方面组建了得力的管护队伍，另一方面，在合理充分利用工业、生活废水浇灌树木外，还不惜用生活用水进行浇灌。为了防止沙尘暴的袭击，防止沙漠化向酒钢的逼近，在酒钢外围大打防沙阻击战。袭击酒钢的沙尘暴主要是来自酒钢以北 40公里的沙漠，当时我们在断山口到花海子之间还能看到2座由北向南移动的沙丘。为了阻止沙漠向南移动，降低沙尖对酒钢的袭击，我们在沙漠边缘建花海子农场同时，还大力植树造林防风固沙。这一功劳应该主要记在已故的王培英、于廉同志和从新疆兵团返回到花海子农场的同志们的身上。他们把农八师在沙漠边缘建林带、修条田防风固沙的经验带了回来。在花海子所有的地边全部规划了林带，并要求各单位要先种树后种地，在酒钢的北部形成了层层防沙固沙的绿色防线。在花海子十几年到底种了多少树，现在已经记不得了，但据1980年在花海子农场任场长唐得华同志回忆，仅当年酒钢就在沙漠边缘的花海子栽了30万棵树，还获得嘉峪关植树造林先进单位。辛勤的劳动终有回报，仅建厂初期开发的500亩果园就能收获30多万斤包括优质葡萄、苹果、梨、大枣等水果；后来在花海种的果树，不仅供应了酒钢，还运到了部里。酒钢的气候也好了许多，风沙扬尖也小了不少。酒钢这座在一毛不拔的戈壁滩上建起的钢城，路边有林带，城区有树林，厂区有树木，郊区有果园，令外人赞叹，令酒钢人自豪。

酒钢职工植树造林

92岁高龄的刘洁泉依然关心国家大事

　　文章写到这里已经太长了，回忆起酒钢的情况历历在目格外亲切。我离休后因身体不适不得不离开酒钢，现已24年了，当时正在筹备上炼钢，现在酒钢不仅出了钢，而且出了材，现在还上了不锈钢，产品不仅保障西北，还远销国内外；多种经营已经不是谋生存，而且是创产值。年前我见到了酒钢生产的葡萄酒十分兴奋，听说还在建万亩葡萄园，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仅以此文表达对在艰苦岁月为酒钢奋斗过的老同志的深切怀念，对在今天酒钢改革创新战场上继续战斗的一代新人的崇高敬意！

（作者为原酒钢顾问）

①敦刻尔克大撤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英法联军防线在德国机械化部队快速攻势下崩溃之后在敦刻尔克这个位于法国东北部靠近比利时边境的港口城市进行当时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军事撤退行动。它把34万大军从死亡陷阱中拯救出来，为盟军日后的反攻保存了大量的有生力量，创造了二战史上的一个奇迹。但是这次撤退行动是在极为仓促情况下被迫进行的，造成了巨大损失：在敦刻尔克的海滩上，英法联军共丢弃了1200门大炮、750门高射炮、500门反坦克炮、6.3万辆汽车、7.5万辆摩托车、700辆坦克、2.1万挺机枪、6400支反坦克枪以及50万吨军需物资。

记录：刘克俭

幼子刘克俭的附言

我的父亲刘洁泉虽已到耄耋之年，身体状况一直比较好，至去年大年三十患脑血栓，经抢救健康状况虽有所恢复，但因大量输扩张血管药物，大脑已经有些迟钝，好多事情记不太准确了。这次酒钢征集的这篇文章，主要是根据发病前多年间我父亲给我讲述的事实和在与其他长辈们交谈时我的记录整理撰写的，有些重要事情我也向我的父亲作了求证。但难免有些史实有所出入，人物事件挂一漏万。文章写作过程中和写完后，我请我父亲当时的秘书，曾任总政老干部管理局副政委的陶景春同志、原酒钢计划处的李延宾同志，曾担任酒钢花海子农场场长的唐德华等同志提供了不少重要情况并进行了详细的修订。撰写前嘉峪关市人大原副主任李忠涛叔叔提供了不少情况，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我父亲其实不愿意让我写这类表述自己的文章。但他经历了酒钢几上几下的全过程，在酒钢的前八届领导班子中，除在文革中被打倒，被排除在第五任班子外，其它时期均担任公司领导职务。他经历的一些事情，有些后来的同志并不知情，为了把一些重要史实留给酒钢的下一代，我和其他一些老酒钢同事力劝他同意写了这篇回忆文章。

我的父亲是一个矢志不移，忠贞不渝的男子汉。抗日战争中奶奶因其带头抗日被日本鬼子抓为人质，家产被抄，家道从此衰败，父亲义无返顾，破家革命；解放战争中他离妻舍家，不辞而别，随大部队渡海去东北在南满打游击，留在山东老家的孩子沿街乞讨，母亲患上了神经病；在和平建设时期他不恋内地富庶的大城市，始终不渝地坚守在艰苦的戈壁滩；就是对于爱情和家庭，当有的工农干部进城后抛弃糟糠之妻，与城里洋学生另结良缘之时，他却从农村接回了小脚又无文化且大他五岁的乡下妻子，这才有了后来的我。他的性格看似固执实是坚定，看似傻气实际是忠诚。

我的父亲与广大群众有着密切的血肉联系，其实他就是群众中的一员。在战争年代他为保护群众利益出生入死，而老百姓也是他的再生父母。一次他身别一支驳壳枪只身与三个日本兵在一个村中的拐角处短兵遭遇，多亏了当地的老百姓立即出来担保，说，“这是我们村的良民，大大的良民”才免遭搜查得以活命；在和平时期，他生活作风俭朴，平易近人，关心群众疾苦，经常与工人同吃同劳动。据我的记忆，在酒钢下马期间的回收大会战中，他就与工人一起扛水泥袋、装车卸车。因此深受群众爱戴。特别令人感动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我的父亲被打成嘉峪关第二号走资派，只给他和我母亲每人发15元生活费，银行存款又被冻结，造反派又宣称，谁支援走资派就与走资派同等论处。在这样的时刻，我的父亲上街买菜，有不少的陌生人往我父亲的菜篮子偷偷的放钱。有一次，他去排队买肉，队排得老长，只听得卖肉的同志大声喊到，走资派到前面来，群众也都让他到前面，他推托不过，只好到了前面，人家一刀下来就给切了一块好肉。这使我父亲这个不易动感情的人也为之动容。

正因为我的父亲与酒钢的干部和广大职工有着这样密切的关系，我就觉得我更有责任将他们那一代人共同奋斗的经历真实地记录下来。同时我本人也是1958年来到酒钢，在酒钢渡过了从小学到中学的时代，亲眼目睹了酒钢艰难的创业发展历程，我也一直以我是酒钢人而自豪，这也促使把父亲的讲述加以整理。这也许是对生我养我的慈祥父亲的一种孝心和回报吧！

刘克俭

2007年10月1日于北京

（原裁《创业征程路漫漫》2007年版第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