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文】蹉跎岁月

华伦

自响应领袖号召来到江西省上高县锦江公社大塘大队第六生产队插队落户后，笔者在那里度过了三年半的蹉跎岁月。

1970年4月21日，坐在77次列车上的我伴随着轰隆轰隆的声音往前飞奔，离上海越来越远。刚刚与爸爸妈妈告别时强忍着不让泪水掉下来的复杂情绪慢慢开始平复，周边没有熟人，坐在窗边发着呆，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敢想，任凭无尽的铁轨伸向青春的诗与远方……

十二个小时后，当火车也筋疲力竭时终于停下来，我来到了一个全然陌生的地方——江西南昌。

几辆大卡车停在车站广场上，一个举着“锦江公社”牌子的接受大员撕着嗓门：“锦缸公沙咯到果里上叉。”（锦江公社的到这里上车）我立刻从乌泱泱的人堆里挤到那个人身前，在验明正身后爬上了“叉”。

“叉”里几十个人与一堆行李挤在一起，根本没有立足的空隙，更别说坐了。一开始，几个穿着大翻领（一种七十年代非常时髦的运动衣）的少男少女大呼小叫地吹着牛，过了一会就无声无息了，一些女生还在不停地嘤嘤啜泣。

在崎岖的山路上颠簸了三、四个小时后，坐在驾驶室里的接收大员向后探过头：“你俚望，过俚咯只锦山口，就系我哩咯县呈了。”（你们看，过了这个镜山口就是我们的县城了。）

“县呈到哩！”随着接收大员嘶哑的声音，“叉”在县衙门口稍作停留后继续行驶。

不久后看见一条河，两岸参差不齐地排列着一些破旧的房屋，河上有一座由几十条小木船作为桥墩的摇摇晃晃的浮桥，桥上有许多挑着担子的人，接受大员自豪的说：“果里系我哩咯母亲河锦缸，桥上咯老俵系克对面子敖阳镇河南盖当圩（读fi）咯。”（这里是我们的母亲河锦江，桥上的老乡是去对岸敖阳镇河南街赶集的）

在七转八拐后，“叉”终于在“锦缸公沙”的大院里停了下来。当看到先我一年来这里插队的姐姐和芬儿（我的表亲阿姨）等在车下时，惶恐不安了一天的心一下子酸楚起来，眼泪差点没掉下来。

稍作休息后安排吃饭，面对一大脸盆的辣椒烧肉，姐姐她们一批老知青津津有味地大口大口吃着，我吃了一口就想吐，只好从旅行袋中拿出上海带来的华夫饼干嚼着。

饭后乘上一辆拖拉机，几个老俵在搬我的箱子时说：“咯箱子咁重，怕细装概金子哦？”（这箱子这么重，恐怕是装的金子吧？）此箱子确实比一般的要大许多，是离开上海前，两个小伙伴王世平和姚诚章用废木料自己制作的，之后几十年它一直跟随着我辗转了多地。

半个多小时后，拖拉机停在一座四合院式的大屋前，这是我所插队的大塘村中比较好的建筑，不是想象中那种又矮又破的农舍样子，“阿拉呃屋里就嘞啦搁哒。”姐姐边说边把我引进了“家”。“家”在大屋的西南角，一进“家”门，黑咕隆咚不见阳光，睁大眼一看，“家”的窗户是在墙上挖出长宽各大约40公分的一个“洞”，当透过“洞”传来的一束微弱光线时，我看清了“家”：门口一只小方桌，上面放着一盏煤油灯，桌旁堆放着锄头、铁搭、扁担等农具和一对水桶，还有一堆柴火，柴火旁两只长条凳上搁着一块门板，上面铺着稻草，成为我的卧塌。这个约十二、三平方米的空间，除了作为我的卧室，还兼具“家”的会客厅和饭堂，隔墙另有一间是姐姐和芬儿阿姨的闺闱兼储物间。

面对“家”，好一会才醒过神来：难道我要在这住一辈子吗？

第二天大队部召集全体知青开会。大队书记况自林、大队长况蠢才（这名字有点怪，但当时的江西农村这种名字却是见怪不怪的）、分管知青工作的副大队长况还才，下放干部王化同分别给我们讲了今后生活和劳动的安排。经过昨天的种种“惊讶”，我根本没心思听他们说些什么，而且也听不懂，一片空白的脑子被莫名的无奈和恐惧支配着。

当天晚上睡觉时听到阁楼上好像有什么东西一直响，我问姐姐上面是什么，她说不知道，从来没有上去看过。第二天天一亮我就带着手电爬上阁楼，见堆着一些木材和杂七杂八的东西，最里面竟然还有一口棺木趴在那里，几只老鼠见到手电光后一下子窜走，我也连滚带爬逃下了阁楼。心想我睡觉的头上是这么吓人的东西啊？不知里面有没有死人，我也不敢和姐姐说，此后几天睡觉时一直担惊受怕的。

第三天开始出工了。

此时正逢农村中最忙的春耕季节，每天天没亮，队长况苗苟就会吹哨喊社员们出工，男劳力插秧，我则跟着妇女们拔秧。4月末的天气还非常阴冷，特别是赤脚下到水田时那真叫刺骨的凉。饿着肚子拔了3个多小时秧才收工，回家吃好早饭又要出工，一直干到下午将近2点才收工回家，中饭后又接着干，到天黑才结束一天的活。累还算好的，可怕的是每次从田里出来，腿肚子上总是盯满蚂蟥，拉都拉不掉。有一天晚上太累了没有洗脚就睡觉，早上起来一看：乖乖！几条吸饱了血的蚂蟥还粘在小腿上呢，既腻心又可怕，可也没办法。

这就是刚到农村时老天爷给我的下马威。

大塘村的村民有很多瘌痢头，毛估估十个男人中就有三个，估计是不讲卫生的结果，和他们接触一定要小心，万一染上那就麻烦了。

瘌痢头虽没染上，可不久身上就发出一个个小红点，痒得难受时只能用手抓，抓破的地方逐渐发炎出水甚至流脓，大队赤脚医生开的药涂了也没啥效果，幸亏从上海带来的红霉素药膏涂了稍好些，可是这里刚好那里又发了，听姐姐说这是水土不服，也不知何时能服呀？

以前只听说过双抢是很累很苦的，没想到第一次遇到双枪会这么累这么苦。

有一天割稻子，天实在太热我就赤膊干，收工回家后感觉背脊上火辣辣的，姐姐看见我背上有许多“汗”，就用干毛巾帮我擦，一擦，痛死我了，姐姐说怎么了？一看不对，背上擦下一片皮，原来那不是汗，而是太阳晒出来的水泡，姐姐一擦水泡破了能不痛吗？

每天出工回家后还要自己挑水劈柴生火煮饭，但是菜就没办法了，因为自留地的菜种不好，基本没有收获，而上海带来的香肠、咸肉、肉松也吃得差不多了，有时只能用盐金枣、桃板或固体酱油泡开水就着饭吃，幸好善良的邻居会送点蔬菜来，否则真的不知怎么继续生活下去。

双枪后不久，远在徐家渡公社的好朋友陈为群和刘诗曙到我这里过中秋。为了招待他俩，除了到凌江镇买点鱼肉蛋，还去山上砍了一些松树枝。他们到的当天，我在门口的石墩上劈松枝，一不小心劈到了膝盖，顿时鲜血直流，一看，乖乖！伤口足有2公分，骨头都看见了。一老俵朋友见状立即把我背到大队卫生室，赤脚医生给伤口消毒包扎后说要去县医院缝针，否则会感染的，老俵朋友便找到队部，可队里的拖拉机不在，而到县城的十里路是走不了的，我只能痛苦地熬着，直到半个多月后伤口才慢慢愈合，但膝盖上留下的那块疤成了我永恒的纪念。

刚到队里时，队里给我定的每工是5分半，而其他男劳力一般都在9分以上，最差的也有8分，连比我小的几个妹子都有6到7分，我难道连她们都不如吗？真把我气死了。

我们队在当地算比较“富裕”的。插队第一年，我们生产队当年每十工分结算价是0.8元，而我辛辛苦苦攒了一年的工分只值110元4角3分，扣除陆续分的粮食、猪肉、油和零花钱，还倒欠队里5元9角5分（有当时的日记记载为证）真是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已经这么累这么苦了，还要欠债啊？

啰里啰嗦码下的这些文字，真实地反应了我在大塘插队落户第一年的大概情况，随着时间推移和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逐渐适应了农村的劳动和生活后，我成了老俵口中一个“恰噶”（能干、好）的上海佬。

三年半后，拜“白卷先生”张铁生之赐，我离开“锦缸公沙”来到南昌铁路技术学校求学，就此成为一个铁路佬，这是后话，此处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