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冬天那扇窗

李艳梅

　　一九七一年的冬天，鲁北的雪总是灰黄色的，混着从贫瘠土地上卷起的尘土。

林浩然就在这样的雪天里，收到母亲从上海寄来的信。信纸很薄，透过光能看见背面工整的钢笔字迹。他躲在医院分配给医生的那间潮湿小平房里读信，指尖冰凉。母亲的字还是那样优雅，林浩然的外祖父是一个小业主，这个出身像一道淡淡的阴影，一直跟着他。母亲写上海的梧桐叶落了，写弄堂里谁家又搬走了，写“现在的风气，让人有些看不明白，做事说话都得格外当心”。字里行间是那种历次运动后形成的、下意识的审慎，以及一丝掩不住的疲惫与疏离。即便这样，那些关于“风气”和“当心”的字句，还是烫了他的眼睛。

他信放在枕下，那里还有另一件珍宝——一张小小的、边缘已经磨毛的照片。照片上的姑娘叫苏梅，穿着军装，两根粗亮的辫子垂在胸前，对着镜头笑，眼神亮得像星。她是他在上海读医学院时认识的，军区文工团的舞蹈演员。她说：“浩然，等你工作了，我们就打报告。”她的声音脆生生的，带着部队大院孩子特有的那种坦荡。

信还是被他同寝室的张向前看见了。

张向前是他的同学，同从上海来，睡在他对面铺。平时总说“浩然，咱俩在这鬼地方要互相照应”。林浩然没防备他。他看见张向前正从他的床头直起身，眼神有些躲闪。

“浩然，你母亲这思想……很危险啊。”张向前的声音低了下去，却没多少暖意，“我们得跟组织反映，这是为了你好，帮你划清界限。”

林浩然脑子“嗡”的一声。他想争辩，想抢回那封信，想堵住张向前的嘴，但喉咙像被冻住了。他看着张向前拿起帽子，推门走进那灰黄的雪里，背影决绝。

揭发的过程迅疾而安静。没有大会批判，没有激烈的口号，只是领导找他“谈了话”。语气是惋惜的，结论是沉重的——“林浩然同志，你的家庭问题和思想立场，需要深刻反省。组织上决定，暂停你的临床工作，先参加劳动学习。”

从办公室出来，通往宿舍的那条土路变得格外漫长。雪还在下，落在脸上，冰冷。他看见张向前和几个人站在宣传栏前说话，目光相遇时，张向前迅速扭开了头。那是一种彻底的、冰冷的划清界限。

就是从那天起，林浩然觉得有些东西不对了

起初是声音。任何突如其来的声响——敲门声、远处传来的哨声、甚至别人大声说话——都会让他心惊肉跳，仿佛那声音是冲着他来的，是审判的前奏。他开始避开人群。食堂开饭的高峰期他不再去，宁可啃冰冷的窝头。路上见到熟人，他低下头，加快脚步，希望自己是一团看不见的空气。

最让他感到一丝安全的是那扇窗。

他的平房在最角落，窗后是一片荒弃的小菜地，冬天积着雪，罕有人至。门，成了他恐惧的源泉。每一次敲门声都可能带来新的“谈话”、新的审查、新的、来自曾经信任之人的背弃。门代表着“被进入”、“被审视”、“被带走”。

于是，他开始在深夜，确认所有人都睡下后，像一道影子，绕到屋后。笨拙地爬上那扇不算高的窗台，推开虚掩的窗户（他白天会留一道缝），窸窸窣窣地爬进去。冰冷的窗框硌着胸口，像一次秘密的越境。跳进屋里，黑暗和寂静包裹他，他背靠着冰冷的土墙，才能慢慢喘匀一口气。从窗户进入，仿佛就避开了那个被规则、告密和批判把守的“正途”，进入了一个只属于他自己的、短暂的避难所

白天，他继续沉默地劳动，扫雪，掏厕所，眼神躲避着所有人。张向前已经搬去了别的宿舍，据说因为“划清界限彻底，觉悟高”，受到了表扬。没有人再公开谈论林浩然的事，但他能感觉到那些目光，像细密的针，扎在他的背上。

他爬窗户的动作越来越熟练，甚至成了一种带有病态安全感的仪式。直到一个雪后初霁的夜晚，月光很亮，把雪地照得一片惨白。

他只是慢慢地，一点一点地，把自己整个缩回了窗外冰冷的雪地中。然后，像个真正的幽灵，沿着墙根，悄无声息地，消失在浓得化不开的夜色里。

林浩然夜里睡不着，睁着眼看天花板，总觉得窗外有人盯着。他开始怕见人，白天躲在宿舍，吃饭都等食堂快关门了才敢去。后来连门都不敢走了，宿舍后窗正对着一片矮树丛，他每天就从窗户爬进爬出，像只受惊的兔子，动作越来越熟练，心却越来越沉。

深秋的一天，林浩然蜷在宿舍里，听见外面传来喧闹声。他扒着窗缝往外看，只见张向前穿着新做的蓝布褂子，身边站着个姑娘，扎着和苏梅一样的麻花辫——那不是苏梅是谁？她脸上带着笑，正和张向前说着什么，手里拎着的红布包，晃得林浩然眼睛生疼。

有人喊：“张向前，这是你对象吧？真俊！”张向前得意地应着，伸手揽住了苏梅的肩。

林浩然猛地缩回手，背靠着冰冷的墙壁滑坐在地。窗外的风卷着落叶，呜呜地响，像谁在哭。他摸出那张照片，指尖划过苏梅的笑脸，突然觉得那笑容模糊起来，像是隔了层厚厚的雾。

从那天起，林浩然更少出门了。后窗的插销被他摸得发亮，每次爬进去时，总能闻到一股泥土和枯草的味道，那味道里，藏着他没说出口的话，和碎在风里的念想。

冬至那天，雪下得紧，把卫生院的屋顶盖得白茫茫一片。林浩然缩在被子里，听着外面扫雪的铁锹蹭过地面的声响，像钝刀子割着什么。后窗的玻璃结了层冰花，他用指尖划开一小块，有人敲宿舍门，笃笃笃，很轻。林浩然没动，直到那声音停了，又响起窸窸窣窣的响动，像是有人把什么塞进了窗缝。

等外面没了声息，他才爬过去，从窗缝里摸出个油纸包。打开一看，是两个白面馒头，还带着点温度，底下压着张字条，字迹娟秀，是苏梅的。

“林浩然同志，过去的事，望你向前看。组织上的决定，我服从。”

林浩然捏着那张纸，指节泛白。纸角很快被他的眼泪打湿，晕开一片模糊。他想起苏梅第一次寄照片时附的话：“等你站稳脚跟，我就去看你。”那时的字里带着雀跃，笔画都跳着。

开春的时候，张向前和苏梅办了婚事。卫生院的人都去喝了喜酒，红绸子在风里飘。林浩然趴在后窗，看他们穿着新衣裳给人敬酒，苏梅的麻花辫上系了红绒花，笑起来还是眼睛弯成月牙，只是那光，不再照向他了。

那天晚上，他把那张胶片照片埋在了后窗下的树丛里。沙土地被翻起来，混着枯草，散着和他爬窗时闻到的一样的味道。他用脚把土踩实，像是在埋葬什么，又像是在埋下什么。

后来，林浩然还是每天从后窗进出。只是他不再躲着人，遇见同事，会低下头快步走过。有人说他痴了，有人说他认了命。他照旧扫着院子和病区走廊，手拿扫把很稳很有力，很少再说话。

风里的沙依旧刮着，年复一年。卫生院后窗下的那片树丛，每年春天都会冒出新绿，只是没人知道，泥土深处，压着一张被岁月磨得发乌的像片，上面的姑娘，曾是一个年轻人整个平原上的日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