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仪循华 天主教礼仪中国化

老金

今天是2025年12月9号，星期二，农历十月二十。

冬至将近，白天越来越短，午觉后我还是走一走，坚持每天一万步。今天我来到了中国园林博物馆参观。

中国园林博物馆是世界上唯一一座以园林为题材的国家级博物馆，冬天天气寒冷时，到博物馆参观是不错的选择。

今天是来到了中国园林博物馆的第四临时展厅，这里正在举办宗教中国化 北京故事礼乐篇专题展。

五大宗教礼乐是我国宗教中国化的具体体现。佛教的修持仪轨、道教的斋醮科仪、伊斯兰教的“伊儒会通”、天主教的文化调适、基督教礼仪实践的本土化表达，均在保持核心信仰的同时，积极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智化寺的京音乐、白云观的步虚声韵、伊斯兰教的“华北调”诵经、天主教的五声音阶圣咏、基督教的民乐赞美诗，既传承了宗教音乐的自身特性，又深受中华文化影响，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艺术表达方式。

本篇介绍天主教礼乐中国化。

天主教传入中国后，经过一系列复杂深刻的交流与调适，探索出中国化的正确方向：天主教礼仪神学与仪轨在中国“礼序乾坤”传统的浸润中不断发展，形成了中国化的天主教礼仪文化；天主教礼乐与中华文化语境持续碰撞、交流、融合，逐渐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宗教礼仪音乐体系。

自明末清初以来，我国天主教积极探索信仰表达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契合点。利玛窦等早期传教士采取“合儒”策略，将“上帝”概念与中国古代“天”的观念相融合,为礼仪中国化奠定了重要基础。

当代我国天主教中国化实践在礼仪层面体现为：适当融入中国古乐、书法、绘画等传统艺术形式；在礼仪器物中融入中式风格；将春节、清明节等传统节日纳入教会礼仪庆典纪念体系等。这种融合不是简单的形式叠加，而是基于对“敬天”与“钦崇天主”、“法祖”与“圣人敬礼”之间精神相通性的深刻理解。

本单元着重梳理北京天主教礼仪与音乐中国化方面的图像、实物、乐谱与文本资料，展现北京天主教礼仪与音乐在历史演进中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的具体路径。

通过整理不同时期的礼仪文化和音乐作品，展现天主教礼仪与音乐借鉴中国传统文化元素，深化与中华文化的融合，形成兼具时代精神与中国特色的天主教礼仪与音乐成果。

天主教礼仪中国化历程，【利玛窦与耶稣会士们的本地化尝试】

利玛窦，字西泰，意大利人。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学者。1582年 ( 明万历十年）来华，1610年在北京去世。他主张要适应中国国情，以天主教教义与儒家伦理观念相融合为传教策略，如将中国敬祖思想同天主教教义相融合，允许教徒保留祭祖祀孔等传统礼仪和社会习俗。其核心就是天主教必须积极、自觉地适应中国的社会、文化和政治，融入中华文化。这是利玛窦画像。

利玛窦在《天主实义》中写道：“吾国天主，即华言上帝”，将拉丁文圣经中创世神名“Deus”翻译为“天主”，论证天主教的“天主”即中国文化中的“上帝”与“天”。这是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藏耶稣会士白晋墓碑。

奉行“利吗窦规矩”的耶稣会士后来曾上疏康熙皇帝咨询祭祖祭孔的义理，康熙对传教士奏书作出批示并肯定其耶儒会通的意义。康熙皇帝还曾为“南堂”“北堂”分别题写了“敬天”“万有真原”匾额。这是康熙三十一年颁布容教诏令，作为对于传教士多次奏书的回应。

北京天主教北堂藏“万有真原”匾额。

康熙给持守利玛窦规矩的传教士发放的红票，选自孙立天《康熙的红票》。

【天主教礼仪中国化：中华圣母瞻礼】

“中华圣母瞻礼”是中国天主教会在礼仪本土化实践中的重要标志，其将圣母玛利亚形象与中国传统文化符号相结合，使天主教信仰获得符合中华审美与文化心理的视觉表达，促进信仰与民族特质的有机统一。

【弥撒】弥撒是天主教最高礼仪，中国教会使用中文版《罗马弥撒经书》，圣体圣事中的器具有中国化元素，如圣爵使用景泰蓝工艺、圣水盆为青花瓷器等。

北京市天主教西堂圣母圣衣瞻礼。

当代天主救礼仪圣事中国化，中国天主教的重大礼仪与罗马天主教的礼仪体系一致，即以七件圣事中的圣体圣事为基础。这是景泰蓝圣爵。

中国天主教会遵循礼仪传统，在具体实践中结合中国教会实际进行调整。这是青花瓷圣水盆。

【圣秩圣事】北京教区在圣事礼仪和器具中均有中国化设计，如可用于婚配弥撒的红色祭披。祭披正面为体量较大的金色“双喜”图案，“囍”字下端有一只孔雀，中国特色十分显著。这是北京市天主教西堂“囍”字祭披。

北京天主教北堂也设计有遍布多种字体的金色“福”字纹样红色领带，其后垂有带流苏的中国结。

北京市天主教北堂“福”字纹样领带。

北京天主教举行升国旗仪式【天主教礼仪年的中国化融合与创新】

天主教礼仪年，依其重要性分为主的节日、庆日以及圣人圣母的纪念日。近年来，北京天主教会尝试以中国节令充实教历与节期，将天主教传统仪式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紧密结合。

春节弥撒，在具体弥撒仪程方面，以北堂为例，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进堂式：司铎穿祭衣，辅祭人员持中式香炉。

(2)圣道礼：读经选用中文译本，讲道结合儒家“仁爱”思想。

(3)圣祭礼：祝圣圣体与圣血，使用中文感恩经。

(4)敬孔祭祖：表达对祖先的敬仰和缅怀。

(5)礼成：唱中文版《天主经》，祝福语融入“平安”“和谐”等本土词汇。

为配合春节除旧更新的习俗，教会编订了专用的新春弥撒经文和弥撒仪式。

敬孔祭祖在天主教教堂的体现。

北京市天主教北堂为参加新春弥撒的教友准备礼物——小金桔，金桔“红包”分送到每个人手中。

北京教区主教在北京市天主教北堂主持新春求恩弥撒。

北京市天主教南堂司铎为教友送上新春红包。北京天主教堂在除夕当天增加一台感恩弥撒，并在弥撒后演奏春节序曲。为适合春节的节日氛围与节日内涵，专门创作了六套弥撒（除夕弥撒、初一弥撒、初二弥撒、初三弥撒、新春后首主日弥撒、元宵节弥撒），应用于节日期间。

2024年春节期间北京市天主教南堂弥撒安排和2024年春节期间北京市天主教西堂弥撒安排。

【天主教传统节日礼仪中国化】

复活节礼仪，复活节是天主教最隆重的节日之一。在北京实践中，复活节中的礼仪和器物都具有中国元素，如祭披纹样含有云纹、所用棕枝与彩蛋为中国特色式样等。

北京市天主教北堂复活节瞻礼。

北京市天主教南堂中式复活节彩蛋。

敬礼圣母活动，中国天主教徒多以“中华圣母”为主要敬礼对象，并为此进行特别的仪式设计，如北京后桑峪圣母朝圣活动，

敬礼圣母节日中的现场布置凸显红色、礼器纹样融入中国工艺与审美，均具有中国化特质。

五月圣母月在堂院内举行的圣母敬礼祈祷活动。

天主教音乐中国化的进程，既坚守宗教音乐的庄严性，又不断吸纳中国音乐精髓，在不同时期相关人物的推动下，逐步实现了与中华文化的深度融合。

本节通过展现北京天主教音乐在乐器使用、演唱形式、记谱方式等方面的核心特征，直观呈现天主教音乐与中国文化元素融合的具体路径，凸显天主教音乐的中国化审美意境。

天主教音乐中国化早期本上化历程，唐代，天主教音乐呈现阶段性的中国化探索，《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文中“击木震空，吹螺警俗”等记载，证明景教教士已将西方宗教音乐形式与中国本土乐器结合，是宗教音乐适配中国文化的最早尝试之一。

元代，孟高维诺作为首位驻京天主教主教，在大都（北京）建教堂、举行弥撤，尝试以蒙古语或汉语曲调传唱经文，虽受众有限但开启早期本土化尝试。

明清时期，利玛窦、庞迪我引入古钢琴等西方乐器，与竹笛、笙合奏，以中文七言诗为歌词（如《西琴曲意》），推动中西乐器混编。

这是孟高维诺像。

徐光启等主持教堂建设、修复西方乐器、编写教材，奠定早期教会音乐教育基础，促进西方宗教音乐从乐器传入向音色融合过渡，为本土化奠定理论与实践基础。

这是徐光启画像。

【近现代传统乐器与天主教音乐的深度融合】，西方传教士引入天主教仪式音乐体系，改编中文歌词，结合中国礼乐思想与社会价值理念，如樊国梁在北堂建立专业唱诗班，支持中法信徒合作改编礼仪曲目，融合中国传统画牌。

马相伯将《圣母颂》等圣乐与二胡、琵琶结合，歌词融入“爱国”“大同”理念；郝路义与杨荫浏“文化互授”，教授西方和声乐理，组织融合中国民歌旋律的圣咏，促进双向音乐交流，推动天主教音乐本土化理论实践。

天主教音乐中国化的实践载体，在天主教音乐中国化的进程中，乐谱扮演了关键的桥梁角色。在记谱形式上，乐谱采用了中西结合的模式——如将中国传统的工尺谱与西方的拉丁四线谱、五线谱对照使用。可以说，乐谱通过在记谱法、调式、文本等方面的本土化调整，成为天主教音乐适配中国文化土壤的“转换器”，既保留了宗教音乐的内核，又让其在形式与内涵上深度融入中国音乐传统与文化精神，实现了天主教音乐的中国化表达。这是明万历刻本《西琴曲意》部分书影。

【明清时期】1582年利玛窦携古钢琴至北京进献明万历帝，编写《西琴曲意》八首，以中文韵语诗阐释天主教教义，采用“儒学化”策略，通过忠孝节义等传统主题与儒家伦理融合，成为最早中译的天主教赞美诗典范。这是《恭敬圣体经》和《圣母痛苦词》。

近代以来乐谱，《圣事歌经简要》“恭敬圣体经”、《圣歌宝集》“圣母痛苦词”等乐谱融合工尺谱与拉丁四线谱。《清音谱》巧妙融合中西音乐，展现天主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共生。这是1934年版《清音谱》中的“将军令”。

北京教区巧妙结合五声、六声音阶和羽调式，摒弃西方大小调，将教会礼仪与中国节日如春节相融合；《农历新春弥撒》以特有的经文与音乐表达辞旧迎新、感恩祈福的新年主题；《迎新曲》以民族性的旋律和诗意的歌词，融合了中国审美及伦理观念的婚姻圣事。

《华乐西传法兰西》记录的《汉文主祈经》贴合中文四声调“平、上、去、入”的天然旋律感，将西方圣咏的“朗诵性”节奏，转化为汉语的“韵味性”线条。

《主祈经》乐谱以五线谱与工尺谱对照，融入中国音乐记谱形式。

在天主教的礼仪音乐实践中，通过乐器传入、曲调改编、文言运用等路径，推动天主教音乐从形式到内涵的深度中国化。

天主教中国化的音乐活动，天主教中国化进程中的各类音乐活动，是研究天主教音乐本土演变轨迹的重要素材。通过对这些音乐活动的梳理与分析，能够深入把握天主教音乐在中国语境下的形态特征、文化内涵及社会功能，为全面探究其中国化历程提供丰富的实践依据。

2021年“耶稣基督的中国面容”音乐会

【天主教乐器的本土化创新】西洋乐器中国化的运用，2014年由北京天主教教友与星海钢琴集团天琴乐器厂联合研发PC电脑管风琴，并命名为“德理格”(德理格为北京天主教西堂第一任本堂神甫，是推动西洋音乐传入中国的关键人物）。其结合传统管风琴声学原理与本土材料工艺，用国产合成木材替代进口实木音管，推动了国产化普及。

北京市天主教北堂减德理格PC管风琴

中国传统乐器的应用，当代北京天主教举办“耶稣基督的中国面容”音乐会，使用琵琶、古琴、箫等演奏。这是“耶稣基督的中国面容”音乐会中的古琴。

昆曲曲调与巴洛克音乐的混编、二胡与小提琴的合奏（如《中国花鼓》），体现了中西乐器在音色与曲式上的互补。这是“耶稣基督的中国面容”音乐会中的笛子。

【天主教音乐会中的中国化表达】近年来，从北堂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我和我的祖国”音乐会彰显爱国爱教情怀，到“耶稣基督的中国面容”音乐会融合中西音乐特色，都是北京天主教在中国化道路上积极探索的生动实例。

2019年北京市天主教北堂“我和我的祖国”音乐会

《弥撒经歌汇萃》

天主教北京教区西什库教堂赠。

罄

天主教北京教区西什库教堂借。

铃

天主教北京教区西什库教堂借。

《西琴曲意》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藏。

宗教礼乐的中国化实践，深刻表明我国各宗教只有始终扎根中华大地、浸润中华文化，才能健康传承。在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的道路上，这些实践将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提供宝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