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大发街上(20)·四个陌生女

漠北

1975年大山里的大发街，寒冷来得早，九月刚过，冷风就裹着黑黢黢的煤渣子往人脖子里钻。我同学小丽家那栋土房子，烟囱里的烟总飘得慌慌张张，像极了小丽爸摔碗时，小丽妈瑟缩着捡碎片的模样——小丽爸从二矿下井回来一进门总会骂“养群赔钱货，连个带把的都生不出”。

这天天刚蒙蒙亮，小丽妈开门取碳，就见着门口蜷着母女四个陌生人。年长的女人裹着件洗得发白的灰棉袄，领口袖口都磨出了毛边，霜花凝在发梢，像落了层薄雪；三个女娃娃挨着她，小的冻得脸蛋皴得通红，手缩在袖筒里，那小脊梁挺得笔直。小丽妈认为她们是要饭的乞丐，进屋拿了几个热窝头，女人摇摇头，声音轻得像怕惊着谁：“大姐，我们不是要饭的，就想找个地方，暂避些日子。”小丽妈问她们从哪来，要往哪去，女人只垂着眼，指尖绞着棉袄下摆，再不说话。小丽爸扛着铁锹从二矿上下井回来，见着门口这阵仗，脸黑得能滴出墨，可瞅着那三个冻得直打哆嗦的孩子，终究没骂出那句“滚远点”，只闷声说了句“挤挤吧”。

1975年的大发街炸了锅，小丽家收留了四个陌生女，那会闲人们端着粗瓷碗，就着寒风往小丽家凑，窗台上扒满了脑袋，连对门王大爷家的大黄狗都蹲在门口，支着耳朵听动静。有人说这母女四人是从市里逃来的，家里有人犯了“错误”；指不定是哪个干部的家眷，遭了难。可不管怎么猜，那女人从不多言，每天天不亮就帮着小丽妈烧火、喂鸡，三个闺女跟着小丽家的五朵金花，在煤炉边写作业——煤炉里的火总烧得旺旺的，炉灰里埋着红薯，烤得外皮焦黑，七个小姑娘围着炉台，你掰一块我咬一口，甜香能飘了大半个大发街。小丽妈夜里缝补，女人就陪着她，就着一盏昏黄的煤油灯，手里也拿着针线，帮着给闺女们纳鞋底，针脚又细又匀。有回小丽爸半夜下井回来，撞见女人正帮着揉面，小丽妈笑得眼角皱成了褶子，那是他这辈子头回见她笑得这么松快，手里的铁锹“哐当”掉在地上，竟没像往常那样发脾气。

从腊月初八到第二年开春，1975年的冬天就这么过去了。1976年的冬天来时，一辆212吉普小车突然停在了大发街口，一个穿干部服的人下了车，手里拎着一个帆布包，径直走到小丽家。女人见着来人，眼圈一下子就红了，却没哭出声，只是拉着三个闺女，对着小丽妈深深鞠了一躬，声音发颤：“大姐，这一年多，谢谢您。”

那天的太阳刚爬过大发街矿区的东山头，麻雀在檐下叽叽喳喳。三个闺女换上了新做的蓝布褂子，小的那个抱着同学家五姐的胳膊，脸埋在她怀里抽搭：“姐，我还能来扒煤炉里的红薯吗？”五姐把藏在兜里的水果糖全塞给她——那是过年时矿上发的，她舍不得吃，攒了小半月。女人手里攥着个布包，里面是小丽妈连夜赶制的两双布鞋，鞋面上绣着歪歪扭扭的小梅花，是她照着煤炉边的炭火，一针一线描的。

汽车门关上时，女人扒着车窗挥手，三个闺女的小脑袋挤在玻璃后，直到车子拐过二矿路口，再也看不见了，小丽妈还站在原地，手里攥着一根银簪子——是今早收拾被褥时发现的，昨晚女人缝在她棉袄里的，磨得发亮。风卷着煤渣子吹过来，她抬手抹脸，却见小丽爸悄悄走过来，把那根银簪子小心翼翼塞进她的衣兜里，粗粝的手碰着她的手背，竟带着点温度。

那正是1976年的深秋，大发街里传开，住在小丽家那母女四人真是个一官的老婆。

那年，女人的男人遭了冤枉，男人老婆没法待在家里，男人老婆带着三个孩子从市里走了百十多里山路，躲到大山里大发街矿山上避风头，怕连累旁人，才啥都不肯说。

那女人走后一年，小丽有了个胖小弟，小丽爸抱着娃，在大发街转了三圈，见人就散烟，烟盒是大前门，小丽爸笑得比得了二矿大奖状还开心。没人再提他当年打老婆的事，街坊们都说，1975年冬天那扇敞开的门，积了大德。

80年代中末期，小丽姐妹五人突然都到市里参加工作上了班。那会儿的大发矿山上，上万名待业青年把大发街堵得满满当当——穿洗得发白的劳动布褂子晃来晃去，盼着二矿上能有个临时工的空缺。可小丽家倒好，五个姑娘齐刷刷进了市里的好单位，个个是旁人挤破头都进不去的“铁饭碗”单位。更让人眼热的是，还传出小丽家还在矿三中转着笔杆上学的小弟，毕业后就能进市里一个好单位上班的消息。

那年冬天，很多大发街人说小丽家很神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