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东茶陵，山川清淑，人文蔚起。近世谭氏一门，父子三人，以书名世，号曰“茶陵三谭”。一门二进士，两代三书家，名与三曹、三苏并见称于世，而其所立主要不在诗文，专在翰墨，遂成一代书家世族之奇观。 谭公钟麟，家学之所自也。少以苦读登进士第，官至两广总督，胸次开阔，而性情冲和。治书则取法颜、柳，上溯“二王”，间杂米南宫之跌宕，结体森严而气韵清闲。 其为人端谨，不事矫饰，故笔下不作妖冶之态，往往若清风在堂，烟岚在目。与翁同龢订交，尺牍往还，一一付诸诸子摹临，以家藏真迹为砚田，使笔墨根柢深植门中。又延王闿运入门讲学，经史性理，与书法相表里，自是谭氏之学，骨血皆从斯人启之。<br> 长子延闿，得父书香气习最深，而性更豪迈。少时临池不辍，翁同龢见其笔力劲健，已许以后来颜体之宗。<div><br> 中岁之后，专攻颜楷，参以刘石庵、钱南园诸家，笔画浑厚而不板滞，结体宽博而多顾盼。其书《中华民国十八年六月一日中国国民党葬总理孙先生于此》勒石中山陵碑亭，金字巍然，嵌空苍穹之间，游人仰观，莫不知其为近代颜体大宗。</div> 时人又推入“国民党四大书法家”之列，以楷书独当其目;政治之尊位，反成书名之羽翼，凡黄埔军校、政府机关、纪念建筑匾额，多出其手，使颜体雄风与民国风云同在碑版间回响。 延闿一生，心在翰墨，不为富丽所诱，故其颜楷得庄严处见温厚，雄浑中兼书卷之香，后学学颜者，多以其法为津梁。 次子泽闿，资禀劲利而性尤疏放。早岁亦曾被授巡守之职，值世变风云，乃遽解印归，不复问政，以诗酒自娱，以书自适。 寓居海上，悬帙卖字，以墨为粮，然终身不肯借兄长权势一毫，海内以高士目之。其书源出颜体而取径别开，上追颜鲁公之雄强，下参翁同龢、何绍基之腴润，间有汉隶意态渗入，故用笔方圆兼备，气格伟劲开张。 所题“国民政府”之额，矗立金陵门阙，四大字如磐石当空;沪、港两《文汇报》报头，亦出其手，一纸报眉，便成近代都市文化之标识;“招商局”行名远播海内外，商旅往还，望其三字，皆识茶陵谭氏之墨香。<div><br> 其擘窠大字，尤以气势见长，风雨入笔，江山在胸，观者每为之拂袖而起。</div> 论其三人：钟麟为一门之源，如高山发泉，涵养深厚;延闿为中流砥柱，以颜楷振起一代法度，使“茶陵三谭”之名，出入庙堂，照耀金石;泽闿则如长风横海，纵横擘窠之间，以一身之豪气，为近代公共空间立下无数墨迹。 三人性情各异，而其所归同在正大平和之气：不媚时俗，不工纤巧，皆以堂堂正笔承续唐颜之血脉。后世论书，每言民国颜体，必指茶陵谭氏;若就艺术意境与影响所及而论，则延闿之功或为最高，而若论门风之成全、风格之互补，则“茶陵三谭”三人合观，方为晚清民国书坛一段难得之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