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奇冤＿“莫须有"（民族英雄岳飞之死探微）

静峰

　　南宋绍兴十一年（1141）十二月二十九日`，抗金名将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于临安风波亭。用这种荒谬的罪名除掉一位有影响的人物亘古未有，岳飞之死实乃千古奇冤。“精忠报国”的民族英雄为何惨遭毒手？千年以来，秦桧成为人们口诛笔伐陷害忠良的千古罪人。然而，岳飞之死的全部责任真该秦桧一人承担吗？这样的评判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岳飞之死应该是众多复杂原因造成的一个结果。本文就南宋初期的政治生态、军事格局与权力结构，对岳飞的死因作一个系统的梳理。

一.皇权焦虑：赵构的核心动机＿“迎回二帝”与“黄袍加身”的双重恐惧

岳飞之死，偏安皇帝赵构是主导者。那么他为什么要除掉令金人闻风丧胆的 杰出将领岳飞呢？我们解构岳之死的就要找出致岳飞 死亡的根本原因。宋高宗赵构的皇权合法性，是解开岳飞之死的关键钥匙。北宋灭亡后，赵构以“康王”身份侥幸南渡称帝，其政权始终面临两大威胁：一是“二圣还朝”对皇位的直接冲击；二是武将坐大引发的“陈桥兵变”式复刻风险。而岳飞的存在，恰恰同时触碰了这两大禁忌。

1.“迎回二帝”，皇权合法性的致命挑战

靖康之变后，徽、钦二帝被掳至金国，成为南宋君臣挥之不去的耻辱。赵构即位时，曾以“暂避锋芒”为由安抚人心，但“二圣”一日不归，其皇位便始终笼罩着“名不正言不顺”的阴影＿若徽宗和钦宗返回，赵构该如何自处？是退位还是并立？这在封建伦理中是绝对难以调和的矛盾。

岳飞则公然将“迎回二圣”作为政治口号。建炎四年（1130），岳飞在《五岳祠盟记》中誓言：“迎二圣归京阙，取故地上版图”；绍兴七年（1137），他又向赵构进言：“异时迎还太上皇帝，宁德皇后梓宫，奉邀天眷归国，使宗庙再安，万姓同欢”。尽管“迎回二帝”在当时是鼓舞士气的正义旗帜，但对赵构而言，这无异于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尤其是绍兴七年（1137）前后，金人释放“徽宗已死”的假消息（实为试探），赵构暗中高兴，但仍需防范“二圣”生还的可能。岳飞坚持此口号，客观上强化了赵构对皇权旁落的恐惧。

2.“黄袍加身”，武将专权的历史教训。五代十国时期，武将通过兵变篡夺政权的先例（如郭威、赵匡胤）让宋代统治者对武将始终抱有高度警惕。北宋“杯酒释兵权”的传统，本质上是通过收兵权强化中央集权。但南宋初年战乱频仍，朝廷不得不赋予岳飞等将领较大自主权（如“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岳飞麾下“岳家军”战力冠绝天下，“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民谣传遍南北，其军队凝聚力甚至超越了对朝廷的隶属关系，更令赵构不安的是岳飞的政治野心迹象。绍兴七年（1137），因淮西叛军刘豫事件，岳飞负气辞职，上奏称：“臣愚，不敢奉诏，乞归田里”，甚至暗示“愿陛下早定嗣君（干预立储）。这种以辞职要挟朝廷的行为，在赵构看来近乎“逼宫”。此外，岳飞还多次拒绝朝廷调遣（如绍兴十年北伐时，朝廷命其班师，岳飞却坚持，“将在外”，不听号令），进一步加剧了赵构对其“尾大不掉”的疑虑。赵构曾对近臣坦言：“诸将皆跋扈，独飞不反之何”（《宋史.岳飞传》）？可见，岳飞的个人威望与军队的独立性，已触及赵构对“武将篡权”的历史恐惧底线。

　　二.金国议和的硬性条件：“必杀岳飞，而后可议和。如果说宋高宗赵构认为岳飞对其皇权构成了威胁是岳飞死亡的内部原因，那么交战国金国想除掉岳飞则是一个很重要的外部原因。南宋与金的战争胜负取决于双方军事上的实力，岳家军的存在，被金国视为心头大患。绍兴十年（1140），岳飞军队在郾城、颍昌大捷，金军主力濒临崩溃，完颜宗弼（兀术金军统帅）一度准备北撤。然而，南宋朝廷却在此关键时刻选择与金议和，金明确提出“必杀岳飞，而后和可成”的条件。这一条件的背后，是金国对南宋军事格局的清醒认知：岳飞不死，北伐必成；北伐成功，金国将失去对中原的控制。

金国之所以视岳飞为心腹大患，不仅因其军事上的才能，更因为岳飞代表了南宋军民的抗金意志。若岳飞继续掌兵，南宋完全可能乘胜收复汴京、洛阳，甚至直捣黄龙。对金国而言，保留一个偏安江南的南宋，远比面对一个统一的中原王朝更有利。因此，金国在绍兴十一年（1141）与秦桧秘密谈判时，将“杀岳飞”列为议和的前提。赵构与秦桧为了达成和议，获得喘息之机，最终选择牺牲岳飞＿这是外部压力与内部妥协的共同结果。

　　三.秦桧的权谋推动：从执行者到替罪羊。既然除掉岳飞是来自外部金国和南宋内部的共同需要，那么接下来就是具体执行的问题了，也就是要找到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实在找不到，也要编造一个，再不行就“无须有”。这个仼务落到了秦桧身上，可以说秦桧是网罗罪名，构陷岳飞的具体执行者，后来秦桧成为陷害民族英雄岳飞的替罪羊也是罪有应得，因为在中国古代的王权社会里，是不可能让宋高宗赵构承担责任的。从南宋当时的社会环境上看，除掉岳飞也是非常符合秦桧的利益需求。秦桧陷害岳飞的动机可以从三个方面解析：

其一.迎合上意，巩固相位。秦桧二次拜相（1138）后，亟待通过“议和”来树立权威。赵构对岳飞的猜忌，为秦桧提供了排除异己的契机。通过构陷岳飞，秦桧既能满足赵构皇权的安全需求，又能借机打击主战派（如韩世忠、张俊），巩固自身权力，何乐而不为。

其二.金人授意，充当代理人。秦桧与金国的微妙关系（史载其曾被金人俘虏后“放归”，疑似叛变），使其极易成为金国利益的执行者。金人通过秦桧向南宋传递“杀岳飞”的要求，秦桧则以“莫须有”罪名（韩世忠质问“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完成构陷，既规避了直接责任，又满足了金人的要求。

其三.党争需要，清除政敌。南宋初年，主战派与主和派斗争激烈。岳飞作为主战派领袖，其存在阻碍了秦桧集团的议和策略。通过罗织“谋反”罪名（如诬告岳飞部将张宪“谋据襄阳为变”），秦桧将岳飞定性为“危害社稷”的罪人，杀死岳飞，将彻底瓦解主战派的势力。

　　四.岳飞的个人局限：耿直性格与政治敏感度缺失。岳飞的悲剧，也与其个人性格和政治经验不足密切相关。

1.耿直犯上，触怒皇权。岳飞为人刚正，却缺乏政治灵活性。绍兴七年（1137），他在朝堂上直言宰相（赵鼎）误国，导致赵鼎罢相；又因淮西军事公开抱怨“国家不得真太平”，甚至对赵构说“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命，天下当太平”＿看似忠言，实则暗含对朝廷用人不当的批评。这种“直肠子”式的进谏，在专制皇权下极易被视为“骄横”。

2.干预立储，触碰禁忌。封建王朝“储君废立”是皇家核心机密，任何官员无权置喙。绍兴七年（1137），岳飞因担忧赵构无子（因苗刘兵变惊吓，失去生育能力），竟建议“早定嗣君”，并举荐赵瑗（后来的宋孝宗）为太子。此举严重触犯赵构逆鳞＿“请立太子”等同于质疑皇帝生育能力或“觊觎拥立之功”，岳飞因此被赵构斥责“卿虽忠。然握重兵于外，此事非卿所当预也”（《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这一事件极大削弱了赵构对岳飞的信任。

3.功高盖主，不懂收敛。岳飞屡败金兵，声望如日中天，却未能像郭子仪那样“功高主不疑”。他常直言朝政弊端（如反对议和，批评秦桧），甚至在奏疏中称“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与朝廷政策公开对立，这种“只知忠君，不知媚上”的性格，使其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孤立无援。

综上所述，本人认为：岳飞的死亡是皇权猜忌，金人施压，权臣构陷与个人性格共同作用的结果。赵构因“二圣还朝”与“武将篡权”的恐惧，成为悲剧的主导者，金人以“杀岳飞”为议和条件，构成外部推力，秦桧借机排除异己，扮演了直接执行者角色，而岳飞自身的耿直性格与政治敏感度缺失，则加速了自身的灭亡。可以说岳飞的悲剧并不是偶然造成的，而是专制皇权政治下一个无可奈何的必然结果。

　　文中图片来自媒体，谢谢。

徐良贵

二0二五年十二月八日于富水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