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种子，今天的森林]二平的苦涩童年

闲宁

春寒料峭的清晨，清溪河还裹着薄冰，土炕上的草席早已凉透。我出生在伏羲故里姜维家乡冀县礼辛古镇一个偏僻的小山村，母亲生我时昏了过去，醒来时发现我在炕角蜷缩着，浑身冰冷。那一年是1956年，农历初春，命运在我落地那一刻，就悄悄埋下了苦涩的种子。我是母亲幸存的第二个男孩，便唤作“二平”。没人知道，这名字背后，藏着多少泪水与挣扎。长大成人后，电视上有人、报纸上有名、广播上有声的成功人士退休的尉兴龙先生……

可就在那片贫瘠的土地上，一株嫩绿的小苗正悄悄顶开泥土，叶片上挂着露珠，在晨光中微微颤动。它不知道未来会有多少风雨，只知道要向上，再向上——就像我，还不懂什么叫命运，却已开始在寒风中挺直脊梁。

小时候，疼是常事。几个月大时，土炕烧得太旺，把我左臀烫得皮开肉绽；一岁多学走路，一头撞在邻居家石碾的棱角上，额头上血流如注，骨头茬都露了出来。母亲只能找来吉顺爸用土法止血，伤疤从此长在脸上，也长进了记忆里。后来右小腿感染，引发腹股沟淋巴化脓，父亲咬牙用菜刀割开，挤出半碗脓血。那时没有药，没有医，只有忍。

多年后，我穿上西装，这是律师上网的胞服出庭装，胸口㐽带公平秤的徽章！站在红幕前，领带打得一丝不苟，目光坚定地望向镜头。那身装束像是另一个世界的我，心里装着“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公平公正为人民提供法律服务”，可只有我知道，这副挺拔的身板，是从一次次疼痛中爬出来的。那些伤疤从未消失，它们只是沉入皮肤之下，成了支撑我站立的骨骼。

刚上学那会儿，被同学“二狗”咬伤了手指，疼得钻心，一个多月才好；眼睛发炎，看东西模糊，也没人带我去瞧。1958年，“大跃进”来了，全村吃“大锅饭”，说是进了“共产主义”。可没几个月，锅就空了。我们开始挖野菜，光着屁股在苜蓿地里扒拉，边挖边吃，边吃边拉绿水。那天早上，我们正忙着，忽然听见喊叫——“喜子被狼叼走了！”没人敢追，饿得连站都站不稳。

可就在那样的年月，我还记得母亲讲过，麦秸烧成的灰也能吃。榆树皮煮成糊糊，竟也香甜；野菜辣辣、龙棒、柳树叶酸菜，都是救命的滋味。母亲曾偷偷把黄豆藏在鞋底，被队长三娃发现，推倒在地，两颗门牙当场磕掉。六十多年后，百岁高龄的母亲她提起这事，眼里仍有泪光。

图片展示，成功人士尉兴龙处长兼项目经理（二平）同副省长贠小苏一起，检查民勤调水工程！

四岁那年，我跟着爷爷走了五十多里山路去谋生。小腿疼得晚上睡不着，还要放驴、干活，动不动就被骂。爷爷家做豆腐，赶集卖钱，可从没让我吃过一口豆花，更别说买颗糖。他们对花花姐姐好，让她读书，却不让我念。有一次我闹着要回家，被爷爷狠狠打了一顿。只有奶奶偶尔递来一碗稀粥，算是点滴温暖。

可我记得，父亲曾在我面前嚼着生包谷，递给我一把，那甜中带腥的味道，至今难忘。还有一次夜里给花花生母作伴，她悄悄塞给我一块白面馍，我捧着跑回去，高兴得一路唱歌。那点光，虽微弱，却照亮了黑暗的童年。

图片展示，国有兰州市律师事务所欢送尉兴龙律师，立此存照！

父亲是老师范生，识字懂理。上学前，他常在灯下教我识字，可也动不动就拿竹条抽我手掌。晚上，他搂着我说：“第一，好好念书，长大当附马爷；第二，女人是蛇，要小心；第三，人这一辈子，只能靠自己！”这三句话，像钉子一样钉进我心里。

后来我在班上永远第一，初中时尉明武老师在课堂上说：“同学们要向二平学习！”那一刻，我眼眶发热。那不只是表扬，是命运第一次对我点头。从此我不敢停步，一路考学、考证，成了注册律师、监理工程师、安全工程师、高级工程师。我曾走进古尔班通古特和腾格里两大沙漠腹地，参与修筑前所未有的水利工程，肩负项目经理与总监之职，改写了中国的水利史，还拿了科技成果奖。

如今我坐在屋里，阳光洒在木椅上，站在我百岁老妈妈身旁微笑。老妈妈拐杖在手，岁月已深，可我仍能感到当年那个在风沙中背书的小孩，正一步步走来，与我并肩而立。

这张蓝底的证件照里（中国改革开放建议优秀奖获得者），我穿着西装，系着领带，神情严肃。照片左边写着：“送您春天 作者：闲宁”。没人知道“闲宁”是谁，他曾是“孔雀东南飞被浙江省引进的高级人才，被迁户杭州市西湖区”，或许是个朋友，或许只是个祝福。但我知道，这张照片不只是记录一张脸，它记录的是——从清溪河畔的冻土炕，走到今天这方寸镜头前，我从未辜负那颗破土而出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