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颖超谈与周恩来相识相爱—读《邓颖超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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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颖超自述》可读性很强，阅读后带我进入那个非凡的年代。

1919年我在天津女子师范中学读书，恩来在日本留学。他好像是在一九一九年四月回国的。《雨中岚山》那首诗就是在那个时候写的。当时我和恩来并不认识，不过在他回国前我听人说过有个叫周恩来的青年。有一天，女师开会抗议山东的马良杀害学生。会场主席台旁边有几个人，其中有个身着说不上是蓝色还是绿色长衫，穿着白鞋，戴着鸭舌帽的青年站在上面。台下有人说那是周恩来，我才知道。女同学中间对他议论较多。我当时对他印象不错，但没接触过。后来学生中组织了“觉悟社”，我们都是成员，开始接触就多了。他在“学生联合会”编《联合会报》，我做学生工作。当时我看到他跟别人讲话很多，话很长。而我那时还像个少女，他对我讲话就比较少，而且话很短。在那时的封建社会里，封建意识很厉害，男女授受不亲。我们学生当时相约，在学生运动中不恋爱，不结婚，否则会给后人添麻烦:当时有20多人都表示了这个态度。当时的周恩来宣扬独身主义,他还发表过这类论文，后来找不到这类文章了。

那时，我的婚姻观也还未确立。在我十几岁时就受封建社会的压抑，那时要求妇女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我对这些封建束缚十分不满。我当时一看到乘花轿的妇女，就想这下她可就完了，与其这样，不如一辈子不结婚好。但我后来又想，总是一个人就会感到孤单，就找了两位女友。但后来又想，总不能老是和女友过一辈子吧? 于是就想到结婚。这是一辈子的大事，我想一定要慎重。在找对象时，脑子里也要有一个素描的轮廓。到了1920年，我逐步有了点唯物思想，觉得一个人是需要结婚的，女的还是需要结婚的，至于我当时选择对象的条件，今天就不讲了。当时恩来的一些方面符合我选择的条件，但我们还没有相爱。他在法国，我在天津,一直有通信。到了1923年，有一次他在信中表露了思想感情，而我并没有注意。因为同恩来一起去法国的我的一位女友同周恩来关系不错，我没理会他是对我表露的感情。后来信写得越来越明白,对我提出了要求，要我回答。他还告诉我，他认识的那个女友由于政治上不合。

已分开了。我看到信后，心中明白了，但我答复得慢，因为要征求我母亲的同意，晚了两个月。他来信很频繁。从这一年(1923年) 我们确定了恋爱关系，到1925年，这期间他来信很少谈爱情。我们相互谈中国的命运。周恩来回国后我去广东,我们结婚了。我们的婚礼废除一切旧俗，未搞什么仪式。在新中国成立十几年后，有一次说起往事,恩来说我当年在天津一次集会上最先站起来讲话。两个大眼很引人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