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徐华教授问

文人画研究

访谈主题：石鲁与延安访谈对象：刘星（石鲁研究专家、画家、美术史论学者）采访人：徐华 徐华：作为石鲁研究专家，您如何看待其《东方欲晓》《宝塔葵花》《种瓜得瓜》等一系列延安题材作品？ 刘星：这些作品虽然创作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但所画的题材都是石鲁在延安十年亲眼所见和亲身经历过的人和事。作为一位有着十年素描、速写和版画创作经历的青年画家，当他转型致力于新中国画的探索和创作实践之后，他会顺理成章地将他在延安十年的艺术经验积累——比如通过大量速写所获得的对人物动态的熟练掌握和造型经验、版画创作积累起来的画面经营经验、以刀代笔所积累的对线和笔的独特理解，以及他对革命所抱的赤诚信仰激发出来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激情——都淋漓尽致地反映在这些作品中。《东方欲晓》除了通过窗格用笔用墨的黑白强对比来烘托灯光透过窗户的效果，间接表现毛主席为革命事业通宵达旦工作的隐性主题外，画面语言采用放大的范宽“铁画银钩”式笔法，将民族自信的力度和革命必将不断胜利的豪情表现得淋漓尽致。画面构图简约，仅一孔窑洞和窑洞前的一棵老枣树，但内涵却极为深远。《宝塔葵花》则运用符号学原理：宝塔作为延安的标志，象征着革命与民族战争胜利的力量；向日葵借其向日的生物属性，表达了石鲁一心向党、坚定不移走革命道路的决心。《种瓜得瓜》则借助成语“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表达石鲁对革命教育的高度重视。 徐华：如何理解石鲁绘画中的“人民性”？其内涵在具体作品中是如何体现的？ 刘星：从延安革命熔炉中走出的文艺战士无不重视艺术创作的“人民性”原则。这主要体现在：题材上表现底层民众，如《幸福婚姻》《王同志来了》等；艺术表现手法上充分考虑民族形式与民族风格，创作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 徐华：您对石鲁的绘画思想有系统性研究。在您看来，其思想中最具当代启示意义、最值得深入发掘与提倡的核心维度有哪些？能否从艺术语言革新、精神价值与创作方法等层面展开阐述？ 刘星：石鲁的艺术思想资料非常丰富，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一、重视民族风格与中国画历史发展的总规律；二、高度重视书法用笔等文人画审美价值观体系；三、重视创新，强调“探索、探索、再探索”。这几点我认为在任何时代都极具当代性，尤其是在中国画笔墨语言传统渐趋式微、传统审美价值观体系遭遇冲击的背景下，重温并大力提倡石鲁的绘画思想具有非凡的意义。1956年至1957年间，石鲁的艺术思想尚处于摇摆阶段，但此后他明确了坚守中国画艺术精神、在遵循中国画发展总规律的基础上走创新之路的重要性。在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初的一首诗中，他郑重宣誓要“重开旧卦”，致力于在“新文人画”领域进行探索。这一时期，他每日勤练书法，创作了大量书法作品；在国画创作上坚持“以书入画”，个人风格日益鲜明，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从而奠定了他在中国美术史上的重要地位。 徐华：在您研读石鲁的一手文献（如笔记、手稿、诗稿、信札等）过程中，是否发现一些尚未被充分重视、却可能关键性地影响我们理解石鲁艺术与思想的材料？例如他在延安时期的诗词，或与其创作转型相关的未发表文稿，可否举例谈谈其潜在研究价值？ 刘星：在阅读以往研究石鲁的著述时，我发现一个问题：大家多关注其创新和对传统语言的大胆超越，而忽视了他对传统中国艺术精神的重视与坚守。例如他曾指出，即便是写生，也要尊重“第一感觉的神”，从中国画历史发展的总规律出发来表现对象。这一点至关重要，我认为是他不断超越自我、从成功走向高峰的秘籍所在。 徐华：石鲁的延安题材创作，对后来的革命历史绘画及重大题材创作产生了哪些影响？ 刘星：石鲁的延安题材创作是时代的产物，是中国社会变革历史洪流推动的结果。他在创作重大历史题材时注重“含蓄”“隐喻”“侧写”“弦外之音”等构思技巧，反对宣传画式的直白描写。这一点对当代画家仍具有借鉴意义。 徐华：长安画派在表现延安革命题材时，形成了怎样的独特艺术语言？ 刘星：在中国现代史上，延安始终与革命紧密相连，已成为中国人心中的“耶路撒冷”。延安地处陕北黄土高原，历史上鲜有画家描绘此地。但自石鲁之后，以中国画形式表现陕北黄土高原蔚然成风，成为这个时代最具标志性的特征。当众多画家不约而同地描绘陕北时，当地特殊的地理风貌必然影响画家的感受，并通过笔墨转化为不同于历史传统的新样式。这种新的笔墨语言样式，以长安画派的风格最为典型和具有代表性。 徐华：延安鲁艺对新中国美术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您认为其艺术传统的核心是什么？ 刘星：延安鲁艺成立于1938年抗日战争如火如荼的年代，建校之初的办学理念是让艺术服务于抗战，激发民众、团结民众，使艺术成为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事实上，艺术在八年抗战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因此，重视革命历史题材创作，通过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使艺术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都离不开鲁艺的贡献。 徐华：延安鲁艺精神与延安精神有何内在联系与区别？它们分别对艺术创作产生了怎样的滋养？ 刘星：延安精神是纯粹的革命精神，而延安鲁艺精神则兼顾了艺术创作的自身规律。例如对艺术家创作个性的尊重与提倡，在为革命而艺术的同时，也渗透着“为艺术而艺术”的理念。我认为这种渗透是必要的，它保证了艺术家创作在具有革命性的同时，也兼具艺术高度。 徐华：您如何理解并在当下传承鲁艺“为人民而艺术”的创作传统？ 刘星：为战争服务的艺术首先必须为人民服务，因为人民群众是战争胜利的基石。如今虽然没有了战争，但随着人民群众物质生活的日益丰富，对艺术的需求也在增长。艺术家应关注人民群众的审美心理需求，让艺术成为大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并通过高雅的艺术潜移默化地提升人民的审美水平。 徐华：在新时代背景下，当代艺术家应如何通过作品展现延安的精神风貌与时代风貌？ 刘星：延安精神的核心是推翻腐朽旧制度、建立新中国，抵御外侮、弘扬民族精神。因此，不断创新、坚守中国画的民族风格与中国气派，是延安精神在当下艺术领域最好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