浸透硝烟血色的青春残片——志愿军精神病院的那些“疯老兵“

鲁一夫

饱受战争创伤的志愿军老兵

　　他们曾是朝鲜战场上“最可爱的人”，他们中的一千人，永远地留在了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几十年过去了，还没有全部撤退。

河北省张家口市区东南，有个沙岭子村，沙岭子医院因此得名。现在它是一所普通的民办医院，但曾经的这里很特殊——只是知道这种特殊性的人很少，并且现在已经清零。

15年前我开车来到这里。走进医院宣传部门，向对方表明身份和目的，对方相当冷淡。我说我想看看曾经住院老兵们的资料，对方说“都没有了”；我又申请去老院区看看，对方说“早就荒了，院子上锁了，钥匙也不知道在谁手里”。

很显然，我这个记者在对方眼中，对提高医院的知名度和效益都没有任何价值。所幸，我手中还有一个电话号码。李文茂，时年70岁，已经退休十年的他接到我的电话后略显惊讶。因为我所说的这几个字“志愿军精神病院”，已经二十多年无人向他提及了。

　　沙岭子医院的前身，叫河北第三康复医院，原属部队编制。1953年朝鲜停战后，三百万志愿军中有二十万伤残，而这二十万人中有一千人极为特殊——“应激性战争创伤精神后遗症”——这是学术叫法，通俗的说法是：朝鲜战争使这一千名士兵“发疯了”。

河北第三康复医院是几家专门收治志愿军精神病人的部队医院之一，先后有380人在这里治疗。1962年，22岁的李文茂来这里当护士，是这所特殊医院的最老的见证人之一。

见证人李文茂

　　“有一个病号叫江兴汉，他就是喜欢枪，捡一个木头把儿，腰里掖着、兜里装着，两个青霉素药瓶他也对到一块儿，弄成一个枪的形状。你要收了，他可不高兴了，就是瞄准......”

“有一个叫马光耀，就发怒，咬自己，把自己这俩手都咬得五指不全了，没办法就捆在床上......”

“还有一个叫李海荣，常年不穿衣服。夏天晒得黑不溜湫，老跟那儿光着屁股啊站着......”

“赵桐风他要犯了病就可厉害了，打骂可厉害了，弄不住他，解大便解到床上，扔到墙上抹得哪儿也是......”

近五十年过去了，李文茂记得每一个他看护过的病人。他所说的赵桐风，在当时可谓大名鼎鼎——在朝鲜战争中，身为侦察连副连长的赵桐风屡建奇功，荣获“特级战功”。然而在1954年，战争已经结束的时候，他却突然发病，每天只重复一件事，声称设计威力无比的大炮，间或对着天空大吼，有如冲锋陷阵。

　　由于档案和病例未经妥善保存，多数志愿军精神病人的详细资料已无从查证。幸运的是，经李文茂介绍，我们找到了另一位当事人，同是沙岭子医院的退休职工郭茂昌。郭茂昌的父亲郭庆堂，就曾是在沙岭子住过院的380名志愿军精神病人之一。

郭茂昌1947年出生于河南农村，记事起知道父亲是志愿军，但一去不回，家人都以为他牺牲了。直到1957年的一天，郭茂昌发现“守寡”多年的母亲忽然欢天喜地，原来，父亲竟然来信了。

母子俩连忙赶往信中的地址——河北省张家口沙岭子，在第三康复医院，见到了父亲和他的一些战友加病友。郭茂昌清楚地记得父子相见的一幕，父亲的大手抚摸着他的脑袋，用河南腔惊喜地说：“昌，这是我的儿子，昌！”

郭庆堂戎装照

　　虽然知道父亲病着，但英武高大的郭庆堂仍然是少年郭茂昌的偶像和精神支柱。1949年，郭庆堂从河南大学政法系毕业，而后加入志愿军入朝，是部队里罕有的大学生。其因何发病已不可考，据李文茂回忆，郭庆堂的病状相对平静，不像有些病人那样激烈，住院期间还保持着读书、看报、写日记的习惯。他和儿子也保持联系，郭茂昌16岁时又一个人去探望了他一次。 “那是麦收前，我去了以后他就批评我：写信不让你来你非要来，你来干什么？我说来看你。看我干什么？我有什么好看的？钱都浪费在路上！父亲那时候老想的是攒点钱，病治好还要参加工作，老想着要参加工作。他说我念了一肚子的学问，没有使用上就有病了。” 反动的病人 李文茂1962年来到医院当护士，后升任护士长。那时380名病号有的已经病逝，有的痊愈后被家人接走，还剩下五十多人。“他们是毛主席的战士，有功劳的人更得好好护理人家。我们那会儿护理质量好，喂水呀、喂饭呀、处理大小便都挺好，所以病人活的时间都挺长。”李文茂说。 护理之外，护士们还组织病人们种树、饲养小兔子。那是一段平静的日子，但到了1966年，一切都变了——“军管会”进驻沙岭子精神病院。先是每晚6点，病人要集中起来“学毛选”，后来又挨个对病人进行政审。那个总是自残、不得已需要绑起来才行的马光耀，就被查出了问题。 “因为唱歌嘛——爹亲妈亲不如党亲，谁要是反对它谁就是我们的敌人；他们就说你听最后这句，他唱的是‘恩人’——谁要是反对它，谁就是我们的恩人。” 唱歌口齿不清的马光耀被抓了“现行儿”。1968年，总写日记的郭庆堂忽然被军管会从医院带走，护士们也不知道原因，李文茂听说他被送去“劳改”了。不久，郭庆堂被送回来了，但已经是一具尸体。 郭庆堂的死因现在已经成谜，采访到这儿，郭茂昌不说话，只是摇头，眼圈却红了，“不能说，没法说。”他哽咽良久。我也沉默，没有追问——伤口过了四十年，一碰仍在流血。 “护士跟大夫、医院领导领着去看他，尸体挺瘦，不让我见，怕我害怕。从十岁到我结婚总共才见三次面，母亲更苦，她老想着父亲回去，能过上团圆日子，始终没盼到。

1968年算是盼回去了——我捧着骨灰回去的。” 采访后，郭茂昌拿出父亲的遗物：两张照片，两枚入朝作战纪念章，一本日记。郭庆堂笔迹端正遒劲，其中一篇，是他抄写的《共产党党章》。

郭庆堂在沙岭子医院写的日记，成为他在文革中的罪证

　　我提出去看望郭茂昌的母亲，被婉拒。1982年，郭庆堂获得平反后，母子俩被调入第三康复医院，安排就业，35岁的郭茂昌在伙食部门工作。

“他们知道我是郭庆堂的儿子，爱和我聊，你爸爸人怎么好怎么好。我对这些抗美援朝的老同志从伙食上特别照顾，早上是一人一个鸡蛋，半斤奶，从那时开始延续到现在。我同情他们，看到他们就像看到了爸爸一样，他们是从一个战壕里出来的。”

自八十年代以来，由于精神伤残的志愿军老兵纷纷病故、所剩无几，河北第三康复医院也取消了部队建制，转为民办，对全社会开放。医院名称也变更为张家口沙岭子医院。

在2007年另一家媒体拍摄的视频上，我看到沙岭子医院还剩下三位老兵。这些志愿军精神病人没有家人，或和直系近亲失去联系，或者亲属不愿赡养，就只能在医院终老。

　　三年后的2010年，我跟着李文茂走进住院部大楼，这所曾经的志愿军精神病院，现在只剩下一间病房，住着当时还在世的唯一的一名老兵——张洪恩。

张洪恩，哈尔滨人，1946年入伍，原三五九旅二四七团战士，1950年入朝作战。他时年85岁，牙齿已经掉光，蒙在被子里躺着，一副木然的神情。李文茂问张洪恩：

“张洪恩，认得我不认得？”

“李文茂啊。”

“今年多大了，张洪恩？”

“六十九。”

“六十九？不是吧？”

“是，快七十了。”

“吃什么饭了？”

“馒头。”

“吃几个？”

“俩。”

“怎么样，还可以吧？”

“可以。”

“你的外甥来看你没有？”

“没有。”

说了几句，张洪恩就又躺下，不吭声了。李文茂静静地望了他一会儿。病房里有两张床，张洪恩独占一张，李文茂搭边坐的那张床上，正踞着一个被民政部门从街头捡来、临时放在医院的精神病患者。此时他正满脸带笑，咿咿呀呀，自言自语。

　　沙岭子之行的最后，李文茂带我去荒废的老病区。他穿着臃肿的黑色皮衣，身子肥胖，影子被冬天的残阳拖得长长的、摇摇晃晃。接近医院的角落，人声渐静、荒草渐生，寒鸦在掉光叶子的树上，聚了又散。围墙上还隐约可见“……思想万岁”一类的旧时代大标语。

铁门上果然上了锁，已经生锈。我和李文茂隔着栅栏向内张望，院子里的几排平房破败不堪，杂草高过了窗沿。其中的一间屋子存放着二十几位在这里死去的老志愿军的骨灰，多年尘封，已难以想象里面的样子。

“院里这边都种着花草、桃树、果树，工作人员种，让病人也协助。他们也劳动，挖挖土呀、摘个果子、摘个豆角，显得也有点活儿。像那个光屁股的李海荣，也在那儿晒着呢。”

李文茂指着荒院各处，眼神一下子回到了过去。提到总爱光着屁股的李海荣时，他嘴角微微上扬。那是我记忆中最温暖、也最悲伤的微笑。

　　高唱“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走上朝鲜战场时，16岁的蒋振娟可能没有想到，仅仅1年半后，自己就成了精神病人：胡言乱语，乱解小便，反复把棉被掀起一个角又放下折平。继而连续数日不眠不休，并且拒绝与任何人交谈。

3年后，她因精神分裂症久治不愈，年仅19岁的蒋振娟，就此开始她漫长而混沌的余生。

2010年2月下旬，在湖州第三人民医院老年精神病区里，满头白发的蒋振娟坐在床边的的靠背椅上，低头摆弄衣角，一丝口水从歪斜的嘴角慢慢滑下。间或抬起头来，眼神空洞发直，没有聚焦点，没有一丝情感波动。

从56年前入院起到现在，医生护士们一直叫她“小蒋”。 “问她多少岁？十七”，护士长俞静如说。75岁的“小蒋”，记忆永久停留在了发病前。

志愿军女战士蒋振娟

　　在蒋振娟的隔壁，另一位87岁的志愿军精神病人胡久昌，鼻孔插着氧气管，颈窝插着营养液管，已经卧床不起。

朝鲜战争，陆续参战的300万中国军人中，有近20万人伤残。其中还有为数不多的精神病患者，有普通士兵，有战斗英雄，也有中高级军官。

特等战斗英雄赵桐风就是一位。在张家口沙岭子疗养院里，他一天到晚只重复一件事，声称设计“威力无比”的大炮。间或对着天空大吼，有如冲锋陷阵。

战后，这些病人由东北陆军医院陆续转到大后方休养治疗。华东军区、华东野战医院也接收了一批。其中417名志愿军精神病人，陆续转到了1955年在诸暨成立的精神病防治所，这就是湖州第三人民医院的前身。

这417名病人，除部分康复出院，或是转回原籍继续休养治疗外，最后剩下146人长期留院休养直至终老。

和当时国内其他医院的收治情况大体相似，他们入院时，大多年龄只有20多岁，最大的不超过35岁，有的甚至还不到20岁。

这些“最可爱的人”，就此早早开始了连过去与现在、生存与死亡都模糊不清的人生后半场。

50年来，他们陆续离世，到现在只剩下蒋振娟和胡久昌两人，也已处于生理机能整体衰退状态。

护理了老兵们30多年的俞静如说，在此之前，他们就已丧失记忆，丧失语言能力，丧失生活自理能力，不同类型的病症还伴随不同的怪异行为，“千奇百怪，匪夷所思”。

沉默型的如蒋振娟终日枯坐不语，狂躁型的如胡久昌动辄无故打人。偏执型的如已去世的谭才生，固定在每天凌晨2点起床一遍遍扫地、重复擦桌子。只有护士声称“不准凌晨两点起床，这是军令”时，他才会停止强迫性劳动。

不同类型的病人，也有相似的刺激反应。他们大多对电视里的战争场面反应强烈。每当枪炮声响起，有的老兵就会高唱解放军军歌、志愿军军歌，站起来向电视里的毛主席敬礼。

他们的病症，被美国著名精神病学家Rache称为“战争应激反应”。他说，军人可能会在战争结束后的数周、数月、数年间，都一直处于战场上才会有的特殊亢奋状态，最后会到达”崩溃点”,然后出现严重精神萎靡不振、反应迟缓，甚至记忆、语言功能退化、战争噩梦、终日独处脱离群体，以及其他轻重不等的抑郁症状。

这或许能解释，蒋振娟等人的病情，在走下战场之后才慢慢发作。

　　与赵桐风等人的亢奋、狂躁截然相反，志愿军20军58师174团三连副班长马玉堂，却是因恐战而成了精神病人。

1951年，刚从第20军后勤部抽调到一线战斗部队，马玉堂就流露出了强烈的恐战情绪。某次高地阻击战时，敌军炮火猛烈倾泻，身为副班长的马玉堂竟躲到了防空洞里，直到被副排长强行拖出。

从那以后，马玉堂一直情绪低落。“我身体不行了，但现在还没有复员条件。”他时常和战友念叨。部队也注意到他回国训练时，“工作不起劲，拒绝参加政治学习”，进而拒绝进食、声称“班长要拿冲锋枪打死他”、“班长说我是特务”。

当人们开始觉得马玉堂“似有神经错乱”时，他已经在反复念叨“要死，自杀”之类的字眼。几天后，马玉堂支开看护他的两名战友，以“身体直立、两脚平行”的古怪姿势从楼上跳下。

送医院救治时，马玉堂咬紧牙关，显得很痛苦。但军医检查后认为并无大碍。因此，组织鉴定结果认为，马玉堂并非真的想死，而是“想通过自伤的方式尽快脱离现役”。

1955年5月，马玉堂终于退役，原因是得了精神分裂症、已经“不适合服役”。退役后，马玉堂转到湖州三院长期休养。

因“战争应激反应”产生的心理、精神异常，往往会被视为贪生怕死。士兵也可能因此受到严厉处罚，如关监狱，强迫加入“突击队”，送上军事法庭，甚至处决。

然而，至今仍有很多军事人员坚持认为那是违反军纪。因为“真正的违纪行为，与心理应激性违纪行为之间的界限不易确定”

军医院事后对马玉堂跳楼事件的分析报告也认为，马玉堂所在部队的基层领导及身边战友，都存在认识不当的失误。即不应该表露出强烈鄙视其“贪生怕死”的态度，“这个态度进一步刺激了马玉堂，导致其精神失常加重，最后选择跳楼”。

但当时部队的组织结论仍然强调马玉堂“贪生怕死、思想落后”。

美国精神病学家Rache认为，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将战时心理、精神异常视为“应激”。因为“当战斗激烈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任何人都可能出现精神异常。若能及时开展心理疏导和治疗，将能大大减少军队的精神病减员。”

事实上，朝鲜战争中，志愿军的对手美军早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在这场战争及此后的越南战争中，美军精神疾病退役人员均占总数的10%。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军有7830名精神症患者被解除兵役，占解除兵役总人数的25%；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因患精神疾病退役的官兵为312354人，占减员总数的33.6%。

　　并不是每个志愿军精神病人都象马玉堂一样，保存下了较详细的病案记录。随着医护人员一代代更替，他们的生平事迹渐渐湮没无闻，甚至连籍贯、部队番号、年龄等基本信息也变得模糊。

我们所能做的，只是从档案里，从老医护人员口中，从他们故乡的亲友述说中，试着去完成一幅浸透硝烟血色的青春残片拼图。

湖州三院院办主任马琼芳说，三院早年多次搬迁，档案也有部分散失。如今病案室里“或许还有一些”。

医院病案室里，确实还保存着一个敞开着的旧纸板箱，装着100来份牛皮纸档案袋，有的纸袋上注明着“牺牲”或是“死亡”。还有10来本鲜红封面的军人退役证，无法归入任何一个档案袋。

每个档案袋里的材料多寡不一，大多只有一份军人登记表或是退役证明。仅有个别袋里存放有病历，或是审查材料、询问笔录。

随手打开一本军人退役证，发黄的相片和纸张粘在了一起。显然，已经很多年没有人翻动、注目过这些曾充满英武气息的青春面容。

这些老兵中，绝大多数是一线战斗人员。其中一位已去世的湖北籍老兵王明德，隶属12军34师102团。12军是上甘岭战役的志愿军预备队，34师106团则是在战役后期接替伤亡惨重的15军45师一部，固守了阵地28天。

上甘岭战役之惨烈，一直被公认为朝鲜战争之最。此役前后历时43天，“联合国军”炮兵和航空兵，对志愿军固守的两山头发射炮弹共190余万发，投炸弹5000余枚。总面积不足4平方公里的两高地顶部，竟被炸弹生生削去了1~2米。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已有学者指出，枪、炮、地雷等武器，即便没有直接造成杀伤，形成的震波、高分贝噪声、燃烧等因素也会对士兵的身心健康造成极大影响。他们把“战争应激反应”称为“炮弹休克”。

几乎所有的志愿军老兵都会在回忆中提及，朝鲜战争中美军炮火格外猛烈：敌人“像撒胡椒面一样扔炮弹。以前扔汽油弹也就一颗两颗，看准了来这么一下，那天的汽油弹扔得不断点。在营指挥所里看着那个山头就像一个大火炬。整整一天烧得如同火焰山。”

那个环境里，很多人当场就精神错乱了，“前方有，后方也不少。一个个目光呆滞。胡言乱语。动不动就在那里’打炮了，打炮了！’或是'卧倒卧倒’的乱叫。那样子，没有人见了不发怵。”

　　志愿军第40军119师355团二营机炮连弹药手洪朝林，就是在战场上激发出的精神分裂。

1950年10月19日，志愿军第40军率先入朝作战，收复平壤、越过三八线、徒涉临津江，一路杀去，势不可挡。

然而在“不到汉城的一个半山腰上”，洪朝林被美军俘虏了。“碰到了大批敌人，我跑得慢，掉队了”。

在战俘营里，洪朝林先是被拉去“听讲耶稣”，而后又有美军心理战部队、台湾国民党军政人员联合志愿军叛徒，在战俘营里成立了准武装性质的“战俘警备队”，在志愿军战俘的胸口和双臂等处强行刺上国民党的青天白日党徽，或是“反共抗俄”等政治宣传口号，洪朝林也未曾幸免。

1953年8月，作为6000多名被遗返战俘之一洪朝林带着手臂上洗不掉的“反共抗俄”刺青，回到了国内，安顿在辽宁省第十康复医院里。在这里，洪朝林开始整天“乱跑乱闹”，在理发馆理了发不给钱，嫌弃鞋小穿不进去乱发脾气，还在牛奶碗里小便。

院方最初怀疑洪朝林是“胡说装疯”，理由是“初入院不说话，有一次打麻药痛得受不了就开口了”。

“反动刺字”及国民党旧军人履历，使得洪朝林在此后的4年间，经历了至少4次极为详尽的政治审查，留下了30多页文字材料。包括浙江与辽宁方面的往来协查公函、组织上对洪朝林的审查记录，以及洪朝林自述材料。

这些审查记录和询问笔录条理清晰、完全看不出患精神病的痕迹，洪朝林自称“在战争中吓出了精神病”，但“在被俘那时是清醒的”。

洪朝林的档案袋，最后落在了湖州市第三人民医院。这至少证明，洪朝林在1957年后在这里休养过，甚至可能是终老。

浙江中部浦江县潘宅镇洪田畈，一个仅有一条机耕路出入的浙中小山村，洪氏家族世代聚居于此。

洪朝林这个名字，早已被人淡忘。以致于我们道明来意后，和他年纪相仿的邻居洪才水也大感惊诧。

“他们一家人已经死绝了。”洪才水说，洪朝林最后在世的亲人、有智障的弟弟，也在20年前走失了。

和绝大多数乡亲一样，洪朝林念了三年小学勉强识字后，就辍学回家了。他家出身中农，有几亩水田。如无意外，春种秋收、娶妻生子，然后盼个儿孙满堂，顺理成章地奔向千百年来中国农民心目中理想的人生结局。

只是，大时代的巨浪中，小人物始终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一切都在1946年6月的一天里改变：母亲渐渐远去的哭喊声中，19岁的洪朝林被国民党军抓了壮丁。

两年零三个月后，洪朝林以国民党军93军“解放官兵”的身份，在辽西会战后被编入了解放军第40军，然后跟随四野大部队南下，从华北一直打到海南岛。

洪才水说，1950年代，洪朝林曾经回到过老家一趟。那时，洪朝林的父亲已经去世。

“他有时神经兮兮的，有时又很正常。”洪才水说，洪朝林只在家里呆了半个多月，原因是“病情时好时坏，痛苦难耐”，据说“又回部队治病了”。他已记不起洪朝林那一趟回家的确切时间，也从来不知道洪朝林参加过朝鲜战争。

那以后，洪朝林再也没有回过老家，就此下落不明。洪朝林的母亲情知“儿子多半死在外面了”，无奈认了村里一个孤儿作义子，为自己养老送终。如今，洪家养子也已到垂暮之年，卖掉了洪家祖宅后，住进了浦江县敬老院。

“他家收干儿子、卖房的契约都是我执笔的。”洪才水说。

两天后，马琼芳向记者发来短信：确认洪朝林已于1959年1月在我院病故。

　　在保存着档案的志愿军精神病人中，像洪朝林、马玉堂这样的“国民党被解放官兵”并非个案，他们都是被国民党方面强抓壮丁入伍的农民。

并且，无论有没有旧军人经历，这批病人中绝大多数军龄不超过5年，除去发病到久治不愈退役休养的2-3年，正常服兵役时间往往也只有2-3年甚至更少。

另一个可佐证该项论断的事实是，这批病人中的少数“学生兵”， 没有念完中学就直接参军上了朝鲜战场，从入伍到发病时间通常不超过1年半。

“学生兵”吴曾规，1950年参军，服役于志愿军第26军。从此与家人音信断绝。

这支部队于1950年11月开赴朝鲜，略晚于洪朝林所在的40军，也是第一批踏入朝鲜战场的志愿军。

在姐姐吴玉华眼里，吴曾规是一个“胆小怯生”的孩子，竟然主动报名参军去朝鲜战场，这让全家人都感到意外。吴玉华认为，弟弟是受了“当时全国上下热火朝天的报名参军潮”鼓舞。

吴玉华也谈到，当时母亲很担心，觉得吴曾规完全不适合上战场。但“看看到处都在宣传参军报名”，又想想儿子也是“为国效力，参军也是好事”，就同意了。

直到战争结束，吴家仍然没有吴曾规的音讯。多方打听后才得知，吴曾规可能在浙江省第五康复医院里。

于是，吴玉华在1956年去信查询。院方回复“请来院当面确认”。

“他恍恍惚惚抬起头，迟疑了片刻，叫了声姐姐”。吴玉华悲喜交加，欣慰弟弟总算还认得“一直和他感情最深的姐姐”。

1952年10月，吴曾规在朝鲜战场上被炮弹弹片击中头部，“脑子也震坏了”，在东北陆军医院几经医治没有起色，只好转回浙江。

这一面，成为吴玉华和弟弟的诀别。

两年后，久病不愈的吴曾规病故于湖州三院，吴玉华去医院带回了弟弟的所有遗物以及骨灰盒。

在湖南常德精神病院里休养的志愿军女护士长凌小云，与吴曾规情况大体相似。她在上甘岭战役中抢救伤员时，被炮弹削去半边头盖骨。凌小云大难不死，但大脑功能严重损坏，记忆永远停留在了2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