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金门战役 25 我在古宁头作战负伤

【湖湘之子】

回顾金门战役 25 我在古宁头作战负伤 原第253团班长常登鸿 我是个革命伤残军人。在我大腿外侧，有鸡蛋大一处伤疤，肌肉深处，还埋藏着一块炮弹碎片。每逢阴天落雨，这伤处就隐隐作痛，提醒我想起当年的战斗。这是四十多年前金门之战，国民党军队给我留下的创伤。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场艰难的战斗，永远忘不了敌人的残暴!我是江苏省江都县人。1945年18岁参加新四军，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发动内战，我参加了苏中七战七捷的多次战斗，并坚持在苏中敌后一年多。从1948年起，我先后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上海战役和进军福建。解放厦门前，我参加了集美战斗。当时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9军第85师第253 团团部通信排1班长。攻打金门，是解放福建省的最后一战，大家都争着要去，争着当第一梯队。本来上级指定2班长随团指挥所跟第一梯队过海，叫我随第二梯队，我不干，经我再三要求，上级把2班长留下，叫我随团指挥所先过海，我当然十分高兴。1949年10月24日晚上10点以后，我随团长徐博同志登上团指挥船。这是一条三桅三篷的大型木船。船上有电话班、电台同志共三十多人。团政委陈利华和参谋长王剑秋不在这条船上，他们大概坐另外的船先走了。当我们这条船开航时，各营的船都先开了，附近海上看不到别的船。开船约一个多小时，我们这条船就遭到金门岛上敌人机枪的扫射，有一位电话兵负了伤。他是江苏省兴化县人，姓名记不得了。船没有受损失，继续扬帆前进。25日凌晨，我们在金门岛西北部的古宁头顺利登陆。我先头部队已控制了海岸，并已向纵深打去，海岸上已没有敌人，远处的敌人盲目地向海岸打炮，没有打着我们。不过那些船工很害怕，纷纷弃船上岸躲避炮火。原定这条船要由警卫连的同志带着开回大陆接运第二梯队，但船工逃散，海潮很快又退了，船搁浅无法开回、警卫连的同志也只好上岸参加战斗。团指挥所先开设在一个敌人弃守的地堡内。电话班同各营架通了电话。徐团长指挥各营向金门县城攻击前进，并用报话机向后方报告战况。防守海岸的国民党青年军201师的学生兵、娃娃兵，被我们俘虏了很多，都关在附近的村庄里，由团部警卫班看押着。各营向纵深攻击，开始也很顺利，占领了敌人一些据点。团指挥所也跟着前进。到25日中午，敌人援兵反攻，我们的攻势受阻。对有些据点，双方反复争夺，形成拉锯。团指挥所设在一座独立的三间瓦房内。西间是电话总机，我们通信班住中间，徐团长和电台同志住东间。在作战过程中，团长不断派通信班的人外出传达命令。记得团长派我出去三次。其中一次是叫我找兄弟部队首长，可能是251团团长，请他们向我们靠拢，共同坚守古宁头阵地。25日，因敌人距离尚远，只是偶尔有炮弹打过来，我还没有直接参加战斗。记得是26日早上，我听到徐团长用报话机要求后方派兵支援。后方回答说：“坚持!坚持?”却没有一船一兵过海来。26日上午，敌人冲到离团指挥所约五百公尺处，有些战士也退到指挥所附近来。徐团长命令我，把附近所有的战士都组织起来保卫团指挥所：“小常，你来当排长，不管是不是253团的，都由你指挥!”我组织起二十多人，其中还有一挺轻机枪，把守着通向指挥所的路口。我告诉机枪射手节约子弹，敌人不靠近不开火，一开火就要杀伤敌人一大片。敌人被打得抬不起头，只能匍匐前进，几次冲击都被我们打退。三个小时后，敌人改用小炮向我们轰击。一块炮弹皮，打进了我的左大腿。开始我光顾打仗，没有感觉痛，全身直冒虚汗。等到敌人攻击暂停，我才感到大腿发麻。有个战士喊：“排长，您负伤啦!”我低头一看，血在地上淌了一公尺远。当时没有担架，一位战友把我背到团指挥所。徐团长说：“小常负伤啦!”我说“没事!”团长安慰我说：“你先休息，等后方来了船，就送你到后方治疗!”我靠墙躺下，用两个救急包包扎伤口，但血流不止，救急包都被鲜血渗透了。下午，战斗接近了指挥所。敌人三发炮弹打到指挥所的房子上。徐团长走来走去地说：“指挥所被敌人发现了，我们要转移。”他俯下身子对我说：“指挥所要转移，你先在这里休息，等会儿我找担架来抬你!”我心里很清楚，战况危急，形势严峻，哪里还会有担架来接我!但对团长的话，我还是很感动。事情到了这个地步，除了空言安慰，他也拿不出别的办法啦!这是我见徐团长最后的一面。指挥所的人都走了，附近我军的机枪也不响了，整个三间房只剩下我孤零零一个人。我后悔负伤后把自动步枪交给了战友，自已身上只剩下一个水壶和一块雨布。我懊丧地想，如果手中有枪，或者有一颗手榴弹，敌人来了我还可以同他们拚命，现在手无寸铁，岂不是要眼睁睁地束手被擒吗!我把胸章撕下来丢掉，无可奈何地等待命运的安排。有四个敌人闯进来，慌里慌张地用枪指我大喊大叫：“别动!”其实我因流血过多，当时根本动不了。他们搜遍我的全身，找不到武器，就把我的钢笔和水壶都抢走，然后扬长而去。过了一阵子，又来了一批敌人，是打扫战场的。他们拖起我的两条腿，把我从房子里倒拖到大路边，丢下就不管了。我看路边躺着不少同志，有烈士也有重伤员。这时太阳还没落山，天色还亮，时间大约是26日下午七、八点。远处西北海边，还不断传来枪声。我口渴得要命，附近没有一滴水。我慢慢地爬到地瓜地头，也顾不得“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纪律了，用手挖地瓜吃。肚子里有点东西，身上也就有了点力气。我爬到老百姓的房子跟前。老百姓正在吃晚饭，吃的是大米掺地瓜丝煮的稀饭。有两户人家各给了我一碗，我狼吞虎咽地吃下去。老百姓说的话我一句也听不懂，但从他们的眼光里，可以看出深深的同情。当天夜里，远处的枪声停了。我就在老百姓房子外边墙根下睡着了。27日天亮，敌人开来卡车，沿路搜寻，把我军的重伤员和烈士遗体，都抬起来扔到车上，包括我在内。卡车开到海边，就把我们活着的丢在水渍渍、湿漉漉的海滩上。当时没有饭吃，没有水喝，也没有药，我的伤口火辣辣地痛，肚子咕咕地叫，身心的痛苦实在无法形容。海边停着一条大船，船头开着两扇门，据说是登陆艇。下午，敌人赶我们上船。我身子站不直，靠轻伤的战友扶着上了船。敌人把我们伤员都赶到露天甲板上。船开动后，海浪直扑到甲板上来，不久天又下雨，甲板上水深半尺，伤员都泡在水里，冷得发抖。这时我遇到了3营7连副指导员丁凤藻，他胳臂受伤，伤势较轻，能够走动。他悄悄告诉我，他是战斗到最后，退到古宁头海滩被俘的，当时敌人用机枪扫，一些同志倒在海边，遗体被海浪卷走，也有的同志投海自尽。我问他“看到徐团长没有?”他说他没有看到。敬爱的徐团长，他到哪里去了呢?丁风藻同志把我推到甲板上一块较高的地点，又用我那块雨布盖着我，这样我身边的水就少一些。敌人每天两次用大木桶送来稀饭，放在甲板上，根本不够这么多人吃。我不能去盛饭，全靠丁凤藻盛来给我吃。船在海里走了两天两夜。每天深夜，敌人就用手电筒照着查看伤员的情况。有的重伤员连冻带饿、饥寒交迫不幸去世，敌人就抬起来向海里一丢；有的同志还没有停止呼吸，也被敌人丢进了大海!上船时甲板上伤员躺得满满的，约七、八十人。到达台湾时甲板上稀稀拉拉，剩下不到一半。这凄惨的情景我永世也忘不了!对比着人民解放军宽待俘虏的政策，国民党军队真是太凶狠残暴了!船到台湾基隆，敌人叫我们下船，又赶我们上火车。先到台北住了一夜。第二天到台中住了一夜又到台南。在台南住了两天，又回到台中，把我们关进用铁丝网包围着的集中营。国民党把我们的解放军服装全扒掉，发给我们一些国民党军队的旧军衣，上面印着“新生”两个字。同我住在一起的全是重伤员，还有一些年纪大的大陆船工。集中营审问我的身份，我说我是扛炮弹的。敌人把被俘的解放战士找来认我，问他们我是不是共产党员和干部?因为我一直在团部工作，而团部没有解放战士。那些来自各营连的解放战士都不认识我，最后敌人也没弄清我的身份。开始，丁凤藻也同我住在一起，我俩装作不认识，见了面不说话也不打招呼。因为一说话敌人发现后就要追问。丁凤藻背地里悄悄问我：“你打算怎么办?”我说：“我伤势这么重，只有等死一条路。”不久他伤势好转，被敌人调走，从此我再也没有见到他。我不想活下去了。我腿上的伤口化脓了，气味很难闻，我找条木棍拄着才能走路。集中营叫我上药我不去，要给我动手术我也不干，伤口要烂就让它烂吧，活在敌人手里还有什么意思!有些轻伤的战友伤刚好，敌人就强迫他们加入国民党军队。因为我伤重，走路一歪一拐，远远地就闻到臭味，他们也不来找我。每天，国民党兵持枪押着我们在集中营劳动，拣砖头拔草，想尽一切办法折磨我们，摧残我们的意志。那些老船工本来都吸X成癖，在集中营里没有X吸，自然十分痛苦。1950年3月上旬，集中营的头头突然召集老船工和我宣布：送你们回大陆!你们农村出来的，就回家种田；是沿海的渔民，就回家打鱼，不许再给共产党干事!乍听这些话，我还不相信，以为国民党又要耍什么花招。也许是看我们这些人对他们无用，准备处决我们，打发我们回老家!我从思想上作了死的准备。第二天我们二十多人被送上火车，到了基隆又被送上国民党军队的运输船。船从基隆向北开，到了舟山群岛中的一个小岛，敌人把我们丢上岸就不管了。当时舟山群岛还没解放。这个小岛上的渔民经常出海打鱼，同大陆有来往。我拄着拐棍在海边上徘徊，找到一条要出海的渔船，请他们带我去大陆。渔民答应了，对我说：“你要躲在船舱里别露头，不然到了海上，这边发现了不得了，那边看到了也不得了!”船到上海吴淞口外，岸上派汽艇来检查，看到我就盘问一番。回到解放区，我心情十分兴奋，就一五一十把作战被俘的经过如实地讲了，并且忍不住地说：“去年5月，我参加过解放上海。”汽艇上的同志回岸上报告，接着又开回来接我上岸，并代我向船主付了船钱。这时是1950年3月13日，我被俘五个月零十七天的苦难生活终于结束。吴淞口的同志送我到上海。在上海让我理发、洗澡、换衣服，又送我到南京。我先在光华门门外一家部队医院治伤，然后又住到四牌楼附近苏北军区管辖下的一个招待所接受审查。医院和招待所的伙食都很好。在台湾我瘦得皮包骨头，回大陆不久就恢复了健康，丢掉了拐棍。1950年9月，上级安排我复员还乡。当时发给我的复员费是两千九百斤大米。复员证上写我是“苏北军区政治部通信班长”。这个复员证我一直保存着。我有养鱼技术。1956年我从农村被调到江都水产养殖场当工人。1957年调六合县。1960年调泰州水产养殖场直到离休。在生产中我是骨干，但政治运动一来就要受冷落。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才从政治上又获得了解放。1988年12月，泰州市水产养殖场党的总支委员会还发给我这个老党员一张“光荣离休” 的纪念状。回大陆四十年来，我到处打听对我有救命之恩的丁凤藻的下落，始终没有一点音信。如果在从金门到台湾的船上，没有他的照料，我也会冻饿而死，被敌人丢进台湾海峡，哪里还能活到今天!不知如今他在台湾还是在大陆?是去世了还是活着?我祝愿他能有幸福的晚年。1984年我到福建去，遇到了当年251团通信排的2班长。他是军队离休干部，生活条件当然比我好。他十分热情地招待我，回忆起当年我主动要求跟第一梯队打金门，换他作第二梯队的经过，他感激万分地说：“您替我做出了重大牺牲，没有您哪有我的今天!”我说：“快别这样说啦!让我们多想想那些牺牲在金门岛上和被敌人扔进大海的烈士吧!他们为党为人民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值得我们永远怀念!”作品声明：内容取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