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安春秋：在李清照的昼夜与四季里

庐阳西日

文字原创：庐阳西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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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片：网络（致谢）

　　“清照”，这名字起得真好。清，是清澈见底的山泉，是澄明无滓的秋空；照，是日月无私的朗照，是洞察幽微的烛火。两个字合在一处，便勾勒出一幅北宋文化天空下的光影肖像——那光不是灼人的烈日，而是清辉流溢的月色，或是透过梧桐疏叶洒下的、摇曳而坚定的光斑。这光，曾温柔地照亮过汴京的繁华、青州的静谧，也曾凄然地徘徊在江宁的孤馆、临安的客舟，最终凝成中华文脉里一粒既璀璨又带刺的珍珠。

她的一生，分明可以裁成四叠：春昼的明媚，夏午的热烈，秋夕的苍茫，冬夜的寂定。而她那穿越近千载光阴的词心，也正是在这昼夜交替、四季轮回中，淬炼得愈发夺目而坚韧。

　　那是宋神宗元丰七年的春天，山东章丘明水镇，李格非家后院的秋千架还在微风中轻轻晃动。方才那个“蹴罢秋千，起来慵整纤纤手”的少女，已如受惊的雀儿般遁去，只留下“露浓花瘦”的晨景，和一双匆匆溜走的“金钗溜”。墙外那位“客”的忽然闯入，在她心中激起的，是羞涩的波澜，还是一丝对墙外广阔天地的好奇？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这个出生在书香门第的女孩，她的春昼，注定不只是绣阁内的针线活计。

父亲李格非，是苏轼门下的“后四学士”之一，家中藏书充栋，谈笑有鸿儒。母亲王氏，亦出自名门，相传善属文。李清照的春昼，是被墨香与诗韵浸润的。她可以“理罢笙簧”，便与前来切磋的文士纵论诗词，也可以“偏坐藕花深处”，为一句险韵的得失而凝眉。那是一个对才女相对宽容的时代，她的聪慧与才华，并未被全然拘束在闺阁之内。于是，我们看到了那阕轰动京城的《如梦令》：

“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这哪里是一个寻常深闺少女的口吻？那对自然纤细入微的体察，那对“绿肥红瘦”生命代谢的敏感喟叹，那份超越了伤春悲秋的、近乎哲思的审美关照，已然透露出此女不凡的襟怀与笔力。汴京的春日，汁河两岸烟柳画桥，市列珠玑，户盈罗绮。她的词名，便随着这繁华的春风，传遍了士大夫的雅集与歌女的檀口。春昼是短暂的，也是无限可能的。那时，命运尚未展露它严酷的棱角，她的世界，是海棠的嫣红，是鸥鹭惊起的藕花深处的碧绿，是酒意诗情恣意挥洒的、一片明晃晃的日光。

十八岁那年，她嫁与太学生赵明诚。这婚姻，仿佛是春日最圆满的续章。赵明诚是金石学家，是宰相赵挺之之子，更是她文学与精神上的知己。他们的结合，是门当户对，更是灵魂的契合。这段时光，是她生命中的“夏午”——阳光最为炽烈饱满，万物蒸腾着旺盛的生命力。

　　在汴京，在后来屏居的青州乡里，他们度过了或许是文学史上最令人艳羡的“蜜月”。那不是寻常儿女的耳鬓厮磨，而是两颗高贵心灵在文化苍穹下的并驰。他们共治金石之学，校勘碑帖，摩挲古器。每得一书，便“共同校勘，整集签题”；每获一器，便“摩玩舒卷，指摘疵病”。物质生活或许清简，“食去重肉，衣去重彩”，但精神的世界却富比王侯。

最令人神往的，是那“赌书泼茶”的韵事。饭后，他们常坐归来堂中，煮上一壶茶，指着堆积的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页第几行，以决胜负，胜者先饮。她记性尤佳，往往得胜，举杯大笑，以至茶倾怀中，不得饮而起。这笑声，该是何等清朗畅快！那是智力相敌的愉悦，是琴瑟和鸣的极致，是盛夏阳光透过浓荫洒下的、跳跃而温暖的金斑。她这一时期的词，也染上了这夏午的色泽，既有“卖花担上，买得一枝春欲放”的娇憨情趣，也有“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的甜蜜闲愁。愁亦是明丽的，带着思念的确信与重逢的期盼。

　　他们倾尽家财，编撰《金石录》，那不仅仅是一部学术著作，更是他们爱情与理想的结晶，是共同抵御时间流逝的堡垒。夏午的阳光，将这一切镀上了金色的、不朽的光泽。然而，夏日最盛时，阴影也开始拉长。党争的余波、赵明诚的仕途起伏、无子的隐痛，已如天际隐隐的闷雷。更大的风暴，正在遥远的北方积聚。

靖康元年，金人的铁骑踏碎了汴京的琼楼玉宇，也踏碎了整个北宋的繁华旧梦。建炎元年，赵明诚母亲在江宁去世，他南下奔丧。次年，青州兵变，他们苦心收藏的十余屋金石书册，大多毁于兵燹。李清照独自押运着仅存的十五车文物，开始了她漫长而艰辛的南渡之路。生命的乐章，骤然从明丽的夏午，跌入了萧瑟的“秋夕”。

　　秋夕，是日与夜的交界，是温暖与寒冷的搏斗，是收获与凋零并存的时刻。她的“秋夕”，被家国的双重悲剧所浸透。建炎三年，赵明诚在赴任湖州途中，病逝于建康。那个与她赌书泼茶的人，那个她曾写下“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如此豪句暗中激励的夫君，竟在乱世中仓促离世，留下她一人，如失伴的孤鸿。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十四个叠字，如寒夜里断续的更漏，滴滴答答，敲碎了所有残存的暖意。她在寻觅什么？是昔日安稳的生活，是亡夫的音容，是失落的文物，还是一个再也回不去的故国？最终，只寻得满世界的“冷清”与“凄惨”。那“乍暖还寒时候”，正是她人生与时代气候最贴切的写照——偶有一点希望的微温，立刻被更深的寒流吞没。

　　她再嫁张汝舟，或许是为了一处安身的屋檐，或许是为了保护与赵明诚共同留下的文物。然而所遇非人，对方觊觎她的收藏，甚至拳脚相加。这位暮年的女子，展现出了惊人的勇气与决断力。她不惜以“告发丈夫”的罪名（宋代妻子告夫，纵得实情，亦须徒二年），毅然诉讼离婚。虽经亲友营救，仅系狱九日，但这场风波，给她的身心留下了更深的创伤。秋夕的寒，已彻骨。

她的词境，在这一时期变得无比苍凉阔大。不再是庭院楼头，而是“天际征鸿”，是“蓬舟”，是“连天”的衰草与“接水”的暮云。那阕《声声慢》的结尾：“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梧桐，在古典诗词里本就是凄清意象，再糅合黄昏的黯淡、秋雨的冰冷、点滴声响对孤寂心神的敲打，终于将个人的悲痛，升华为了一个时代、一种文明的普遍性哀伤。这“愁”，早已超越了闺怨，它是一个敏感的灵魂，在历史巨大断裂处所感受到的、无处安置的荒寒与剧痛。

　　晚年的李清照，定居于临安。帝国的“行在”依旧歌舞升平，西湖的暖风熏醉着新的权贵。但这一切，已与她无关。她的世界，缩到了一处安静的院落，一方书桌，一盏孤灯旁。生命的“冬夜”降临了。冬夜是冷的，是静的，是万物敛藏的季节。但也正是这极致的冷与静，让星光显得格外清晰，让思想的炉火燃烧得更加纯粹。

她不再仅仅是那个感月吟风的词人。她将巨大的悲恸与孤寂，沉淀为一种更为坚实的力量。她悉心整理、校勘《金石录》，并为之写下那篇字字血泪、情透纸背的《金石录后序》。这篇序文，不仅是一部文物聚散史，更是一部个人与家国的患难心灵史。她也在《打马图经》等文章中，借博弈之戏，寓恢复之志，言辞间仍有不让须眉的锋锐。

　　更重要的是，她以一篇《词论》，震动了当时的文坛。在这篇短小精悍的文章里，她几乎“批评”了所有北宋词坛的巨擘：柳永“词语尘下”，晏殊、欧阳修、苏轼“不协音律”，王安石、曾巩“不可读”，晏几道“无铺叙”，贺铸“少典重”，秦观“少故实”，黄庭坚“多疵病”……最后标举“词别是一家”，强调词的音律性、高雅性与表现手法的独特性。这番言论，在当时无疑是惊世骇俗的。在一个男性绝对主导的文学领域，一位孀居的女子，竟敢如此旗帜鲜明地臧否天下名士，其见识之独到、胆气之超群，令人震撼。这不仅是文学观点的阐述，更是一种文化姿态的宣告：即便在生命的冬夜，我依然拥有独立评判的价值与力量。

她的词作，在冬夜里也达到了返璞归真的化境。不再是浓墨重彩的哀恸，而是一种洗尽铅华的简净与深致。《永遇乐·落日熔金》中，她对比昔年汴京“铺翠冠儿，捻金雪柳”的元宵盛景与如今“风鬟霜鬓，怕见夜间出去”的凄凉，结尾一句“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将无尽的今昔之慨、身世之悲，都收敛于帘后一隅的静默倾听之中，哀婉至于极处，反而生出一种近乎淡漠的平静。这平静，是泪水流干后的河床，是烈火焚烧后的灰烬，是冬夜冻土下深藏的生命根脉。

　　李清照的最后岁月，史料记载甚少。我们不知她确切的卒年，只知她那盏孤灯，大约在宋高宗绍兴二十五年以后，悄然熄灭于临安的某个冬夜。她没有子嗣，赵明诚的亲属也早已疏远。她或许走得异常孤独，像一片雪花，无声地融入江南的夜色。

然而，真正的生命，何尝以肉身的消亡为终结？她留下了《漱玉词》，那不过数十阕的篇章，却如碎钻，每一面都折射出不同的光芒：少女的纯真，少妇的甜蜜，嫠妇的悲怆，志士的忧愤，学者的严谨，批评家的犀利……她更留下了一种精神范式：一个女性，如何在最压抑的时代格局里，凭借才华与勇气，最大限度地拓展了自我的边界；如何将个人的悲欢，淬炼成与家国命运共振的史诗；如何在接连的毁灭中，依然守护着文化的星火，并发出自己独立不屈的声音。

春昼的明媚，给了她底色；夏午的热烈，给了她滋养；秋夕的沧桑，给了她深度；而冬夜的寂定，最终给了她超越时空的永恒。她的词心，历“清”之纯粹，经“照”之洞察，终于穿透了八百多年的沉沉夜幕。当我们仰望历史的星空，李清照，永远不是依附于任何月亮的微弱星子，她自身就是一颗经历了完整恒星周期，最终爆发出超新星般璀璨光辉的独立天体。那光芒，清冷而恒定，照耀着每一颗在黑暗中寻求美与真的心灵。易安，易安，何处能安？或许，正是这无休止的寻觅与不安，成就了她的伟大，让她的名字，在中华文明的浩瀚长卷中，获得了最终、最安宁的栖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