觅路，周庆平/文（原创）

岷舟

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主席发出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随即，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全国开展。全国所有的高中生、初中生，原籍农村的回乡务农，原籍城市的到农村插队落户，一部分大城市的学生到边疆生产建设兵团。

1969年初，青神的第一批知青到本县农村插队落户，按知青办的规定，第一批下乡的知青可以选城郊的条件好的生产队，迟下的就只能去山区条件差的生产队。

我因为身体不好，第一批没有下去，就于同年五月到贵州毕节二姐家躲避。在去毕节的途中，因到处都在搞武斗，道路不通，我一路辗转，从青神至成都至隆昌至泸州，又从泸州至宜宾至叙永，一路滞留，几乎九死一生，才到达贵州毕节二姐家。在那里呆了半年，因户口被青神知青办统一迁至农村，便回青神，去复兴公社六大队十队插队落户。

收拾行李时，我特地将一个小小的笔记本藏在里面，笔记本里有我非常认真抄写的两段话。一段是鲁迅语录：“必须要活着，爱才有所附丽。”这是鲁迅在他的小说《伤逝》里的一段话，意即生存能力是爱情最起码的基础。我以此警告自己不要去谈情说爱——因为自己没有这个资格。另一段话是：“在最脆弱的东西中 ，最脆弱的是不曾在烈火中试验过的道德。”以此警告自己要洁身自好，要对得起自己的家教。我在心里对自己说，这两段话就是我的座右铭，必须牢记。

离家的时候，爸妈叮嘱：“要爱护身体。”此外就什么都没说了。从小到大，爸妈已言传身教了不少道理，所以现在唯一记挂的就是儿女的健康。于是，带着父母的牵挂，背着最简单的行囊，我开始了自己的知青之旅。

和我分在同一个生产队的，还有我的同校好友萧淑容。她在重庆的亲戚家躲了半年，也没有逃脱，和我遂成一个生产队的“难兄难弟”。我们是青神最后一批下乡的，所以被发配到岷江对岸离县城有二十多里的山区，这里土地贫瘠，交通不便，活路也难做。

这个生产队离复兴场有三里路，在一个小小的湾儿上。这个湾儿像个扁坛坛。坛坛的上半部分人家姓张的有两户，姓胡的有两户，姓苏的有两户，还有一户姓游；坛坛的下半部分人家姓周的有一户四弟兄分成三家，姓胡的有一户，姓郭的一家，姓李的有一户三弟兄分成三家，上下两边隔着一道湾。总的来说，这个生产队比较小，人员相对单纯。

对这个生产队的人来说，接纳两个女知青，强过接纳两个男知青。因为农村不缺劳动力，缺的是土地和粮食，但凡增加一口人，全队的分粮水平就要下降——这就相当于每个农民碗里的饭都要拨出一点来。本来饭就不够吃， 再拨点出来就更恼火了，所以农民并不喜欢队里来知青。但知青下乡是毛主席的指示，谁都不能违抗。既然必须接受，那接受女的损失相对要小些，因为女的迟早是要嫁出去的，只要一出嫁，人口一回落，分粮水平就又提高了。而男知青则不一样，早迟是要娶媳妇进门的，之后一个人变成一家人，生产队的分粮水平就更是下降了。所以，当副队长张安银去公社接我们两个女知青时，侥幸的表情是毫不掩饰的。

看见张安银，我颇觉意外：二十多岁的他高大壮实红脸堂，不像四川人倒像关东大汉。后来得知，他的成分是中农，按当时的规定，所有的基层干部须由贫下中农担任，他能当上副队长是因为他能干且办事公正，因此被大家力推上去的。尽管他已经是三个娃娃的爹了，但接我们的时候还是很腼腆，给我们担着行李还刻意和我们保持一段距离。他把我们接到生产队，交给正队长胡长安。

胡长安是资格的贫农。他三十多岁，比较瘦小，刚犁地回来，偏襟的长衫一前一后掖在腰间的带子上，很老派。他蓄着一字胡，嘴唇紧抿，一看就是个少言寡语的人。后来知道，他种地是把好手，对庄稼、土地和二十四节气的把控精准得很，所以生产队的活路安排，他说了算。

胡队长叫他的老婆把我们引到他家的近邻五保户胡大娘的家里，我们就暂时和胡大娘住在一起。

胡大娘是贫农，她住的瓦房是土改时期分的，是一个四合院的一部分。有一间卧室和一间厨房。卧房比较小，里面一张不宽的双人床挨着一个大柜子，还有一些简单的家什，就没什么空间了。厨房是瓦顶但没有墙壁，除了灶台还有猪圈连着茅厕，大而空旷。胡大娘很利索，到处都收拾得干干净净。我和肖淑容就和胡大娘挤在一张床上睡。这可是真正意义上的挤，连翻身都困难。

紧挨着胡大娘的是苏炳霖家，苏炳霖会裁缝，人也精灵，虽然是贫下中农，但解放前当过几天保长，有政治缺陷，因此为人特别谨慎内敛。他有一妻一子，儿子刚刚长成，名世云 ，妻和子也特别本分。

四合院的另一边是张海庭家。他家是贫农，张海庭会给牛医病，人称张牛医，我们尊称他张大爷。他有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儿子天贵已经结婚，媳妇名王秀珍。两个女儿大的名春花 ，小的名桃花。

在农村，这个砖瓦结构的四合院要算是比较好的房子了。

我们到的当天下午，生产队社员集中浇一大片油菜，除了胡大娘和一些小孩子 ，生产队的人差不多都到齐了。一是因为这一坝子油菜面积较大，要在一下午干完活路须全队的人协同“作战”，另一方面呢，大家都想会会刚来生产队的知青。

几十个人担着粪桶拿着粪档乌泱泱的一大片，看似凌乱，但干起活路却很有章法。去各家担粪的，到沟边挑水的，基本都是全劳动力，妇女和半大儿童则勾兑粪水浇油菜秧。第一次干农活，而且是当着全体社员的面，我希望自己干得好点，但偏偏事与愿违。别人拿起好像轻飘飘的粪档 ，在我的手里却是异常沉重，而且那个粪档把子太长了，一舀上粪水，我就掌握不了平衡，无法准确地把粪水浇在油菜的根脚部位，而是洒了一地。才浇了半下午，我的手酸得不行，肩膀仿佛脱臼了似的，但我仍在咬牙坚持。这时候有人挑过来一担水 ，笑着叫我挪到那边地头去，这一挑水大概有百把斤吧，并且系桶的竹片好长啊，我这种个儿挑上肯定会“款天磕地”的，但我又不能拒绝。我正迟疑着要去挑的时候，一个尖利的女声传过来：“挑啥子挑啊！不挑！‘斗赛’（开玩笑）也不是这样子斗的。闪到腰杆一辈子的事情，哪个来负责嘛！”说话的是胡队长的老婆吴秀华。她个儿小，声音大，一副凶巴巴的样子，却这样热心肠地保护了我，我好感激。

萧淑容的个儿比我高，力气比我大，干活没有我这么费力，因此她想跟着全劳力们去挑粪。但因为不熟悉场境，不知道舀粪的时候粪坑周围是滑的，一下子滚进了粪坑，幸好粪坑里的粪已经舀得差不多了，淹不着人，要不就惨了。只是全身粘了好多粑粑，她跑到堰埂上从头到脚洗了个遍，好不容易才把自己弄干净，差点就感冒了。

我们俩的知青生活，就这样跌跌撞撞地开始了。

按政策的规定，知青下乡的第一年，每人每月可由国家供应32斤粮食，有6元的生活补贴，刚好够买粮食和四两菜油。每个月我们都要到20里外的白果粮站，买回粮食和菜油。在此之前，我背过的东西没有超过十五斤，并且距离不超过一里路。现在32斤米连同背箩接近40斤背在背上还要爬坡上坎，走二十多里的山路，真的太难。刚开始我们两三里路歇一会儿，背到后来半里路歇会儿，几十米歇会儿，走几步歇会儿……最后咬牙一步一拐的背拢生产队时，背痛髋骨痛颈子痛牙巴骨痛太阳穴痛，身上的每个细胞都在痛。两边肩膀被背箩的篾绳勒出两道红红的伤痕，胳膊已经麻木了。萧淑容也比我好不了多少，因为每天睁开眼睛就想唱歌的她，此刻累得连话都不想说了。

原以为背米就很累人了，没想到背柴禾更艰难。我们生产队虽然山多，但林木不多，要烧柴得到更深的山里边去弄。一个晴天，我和萧淑容一人背一个大背篼，拿一个捞草扒和一把弯刀，带两根棕绳，跟着队里的春花、碧华、巧云等几个小姑娘去大山里弄柴禾。

因为路途比较远，天不见亮我们就跟着生产队的这几个女娃出发了，我们一人带了几个煮红苕准备在回来的路上充饥。

一到深山老林，几个女娃一人占一片林子，就开始割草打柴。不晓得这些女娃哪来这么大的力气，只听见嚓嚓嚓的声音，一会儿的功夫，什么山茅草啊、蕨草啊之类，就在她们的身后倒了一大片。她们又用捞草扒把松林里的枞毛儿（松针）捞成一团一团的，边捞就边砍枯枝，等这些枯枝柴禾堆得像小山一样，她们就开始装背篼。她们先在背兜四周插些树枝，再把挽成小把的枞毛儿、茅草等一把一把的往背篼里塞，一面塞一面站上去使劲踩，一层一层把大背篼装得满满的，然后再捆一大捆柴禾来横放在背篼上，用绳子勒紧，就歇口气准备吃红苕，然后把柴禾背回家。我和肖淑容也学着她们的样子割草、捞枞毛儿、砍枯枝、装背篼……一样一样的整完后，已是满头大汗，饥肠辘辘了 。吃了几个红苕，勉强止住饿，就背起背篼往回走。眼见几个女娃背着高过头一大截的柴禾在前边快走，我和肖淑容在后面紧追。但不知怎么搞的，我俩一背起背篼，就站不稳，骨碌骨碌地往坡下滚。我们俩爬起来，相互支撑着把背篼背上，继续赶路。但歪歪栽栽地走几步，又滚下去了。就这样跌跌撞撞地走，骨碌骨碌地滚，记不清摔了多少跤，我们才走拢屋。萧淑容本来一头整齐的短发，一路滚回来已是灰头土脸，头发像鸡窝。我的发辫完全散了，披头散发的，就像从疯人院里跑出来的。两个人浑身疼痛，惊魂未定，还成了大家的笑料：恁么大的人了，路都走不稳当。后来才知道，这装柴禾在背篼里的学问大着呢。底下要紧实，四边的重量要均匀才沉稳，上头的那捆柴禾不能太重 ，并且两头的重量要均衡，也要捆紧实，这样才既背得多也不致摔跤。这些都是她们从小在劳动过程中一点一点学会的。像我们这种连半路出家都算不上的人，当然就要吃苦头了。

（那时候做活路全靠肩挑背扛。

黄蜀锦摄）

这次背柴禾让我无法忘怀的痛，不是披头散发，也不是鼻青脸肿，而是两个手掌中的刺。这种伤痛虽然不明显但无法忽视，那些扎在手里的刺不经意就会触碰到，随即让你胆颤心惊地痛，因此必须要把刺挑出来。用缝衣针挑刺的过程现在想起来都还冒冷汗。右手挑左手的刺都还好说，左手挑右手就很不利索。再说，自己拿针戳自己的皮肤是有心理障碍的，何况挑一根刺是要把皮肤戳个小坑的。尤其是竹篾扎进肌肤的刺，颜色浅还扎得深，非常难挑。我每戳进一针就在心里狠狠地对自己说：“你算什么呀！你以为你是什么金枝玉叶吗！你只不过像一个小小的阶下囚而已！还敢怕痛！”当我以这种自虐的方式把两掌的刺挑出来并撒盐消毒时，已是一头冷汗，满眼泪水了……经历了这种痛之后，我觉得，很多痛都不算什么了。

渐渐，我也发现，农民有许多生活经验和生存技巧，都需要我一点一滴地去领悟，去学习，去掌握。比如，胡大娘教我，烙粑的时候如果没有油，用南瓜叶在热锅上擦一擦再烙，就不会巴锅了。她还告诉我，许多大家认为没有用的的菜梗菜叶，都是可以做成咸菜或者酸菜的，比如萝卜叶、芋荷杆和新鲜大蒜头上面的老叶子，混在一起可以腌成香香的腌菜。她还教我做豆豉和麦酱。

有时，在不经意中，也可以见识到农民们独特的一些生存手段。

有一天，我扭伤了脚，右脚踝肿得像发糕 ，走路都成问题。牛医张海庭大爷见我可怜，就帮我治疗。我正在想，他会给我吃牛药吗？不料张大爷在门口的竹林边捡了一块烂瓦片，在地上摔碎了，拿起一小块有锋利新碎口的瓦片，在我肿了的脚踝上一阵乱戳，我的脚踝立即鲜血斑斑。张大爷又在流血的伤处拔火罐，拔完火罐，他拿起正在吧嗒的叶子烟杆儿，从烟嘴里掏出些黒黢黢的烟油放在他的手掌心，然后啪啪吐两泡口水，用手指和着烟油拌匀了就往我的脚踝上抹，烟油和烟口水的气味好难闻啊，但我忍住了没吐。

这是我始料未及的手法，要是早知道是这样，我是无论如何都不会让张大爷治的。但说时迟那时快，张大爷就这样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完成了非比寻常的治疗。我心里非常非常担心：不消毒，还抹口水，感染了怎么办？殊不知第二天，我的脚踝奇迹般地消肿了，过了两天就能下地走路了。好感谢张大爷非比寻常的治疗啊！

这次受伤后，我想，一个人在乡下做着不熟悉的活路，经常受伤是在所难免的，我一定要学会自己救自己。我向我当中医的四姐要了些银针还有急救包，随时准备自救，我还准备自己学医。

我家的医书不少，我回家挑了《金匮讲义》、《伤寒论》、《中医入门》等等，又去新华书店买了一本《农村医生实用手册》。趁一个赶场天生产队不出工的日子，我想把这几本书浏览一遍。平时看书，我的速度很快，用我爸爸的话来说，是“一目十行的整，不求甚解”，可这医书，就不能一目十行了，勉强翻完《中医入门》，我就头昏眼花的了，这才明白，为什么古人把小说称之为“闲书”，因为看小说几乎是消遣，动不了多少脑筋的，而医书就不同了，是需要一点一点慢慢咀嚼的。知道短时间内我是啃不动这些医书的，所以将这几本中医书收好，只留《农村医生实用手册》在手，抽时间慢慢翻看。

1970年春，生产队给我们修房子。当时每个知青的安家费是300元，我和肖淑容共600元，也算是一笔不少的资金了。生产队有现成的木料和谷草和竹子之类，基本不用去外边买，劳动力也是现成的，所以生产队既可以帮我们把房子盖得好一点，又可以把这600元省下来，作为生产队的公有资金，皆大欢喜。

地基选在坳口对着的一块坡地上，这样我们的房子就在这个坛子口上了。开修的那天，生产队的男女老少基本出动，那个热闹啊，我俩还是头回见到。男劳动力早就把木料扛来码在空地上，接着大家平地、打桩、夯土墙，大半天的功夫，一厦房子的雏形就成了。第二天上梁的时候，胡队长不知从哪里整来一只大红冠子的公鸡，给鸡灌了一小口酒，那公鸡就乖乖的蹲在梁木中间，完成了表示吉祥的仪式。

看着生产队的青壮年们喊着号子，个个脖颈上青筋暴露，憋着劲上房梁，我非常感动。非亲非故的，我们来分了别人的口粮，人家还这样对我们，农民的质朴，此刻我真的感受到了。

接着是架竹子，盖谷草，几天的功夫，一厦四间的草房就盖好了。大家完工离开的时候，胡队长捡了两截木桩，削了两个像木锤一样的拍子，叫我和肖淑容一有空就用拍子蘸上水拍打土墙和土地面，说这样墙壁和地面都是光光生生的。我和肖淑容照着做，果然。

房子盖完后，剩下的木工活，生产队就请这一团转最有名气的木匠蒲仲文来弄。

蒲仲文高高长长的，说话很斯文。他是青神中学前些年的初中毕业生，毕业后后因家里缺劳动力就没有继续念书，回乡务农学了木匠手艺，靠这门手艺支撑了一家人的生活。因为我们是他的学妹，他对我们便多了一份用心。我们堂屋的板壁、大门都做得特别熨帖。他给我们做的床比较宽，特别高，他说离地高好隔潮气，为此他又给我们做了踏板，这样我们上下床就很方便，而且鞋放在踏板上不扯湿气，人坐在床边脚踏在板子上也挺舒服的。他还给我们做了一张饭桌和四条长凳子。

我看还剩了些木材，就问蒲仲文可不可以帮我们做几个相框，他说做相框根本用不了啥子木料，当然可以。萧淑容是男孩子性格，不喜欢相框之类的小玩意，结果就只给我做了两个。看还剩一块板子，他问我还想要什么，我说想要一个可以放书本的东西。他就在我卧室的土墙上打了两根木桩进去，靠墙做了两个三角架，把宽宽的木板放上去，一个简易的书架就成了。上面不仅可以放书和镜子，还可以写字，我太高兴了。

房子还没有完全干透，我和肖淑容就搬进去了。生产队找人给我们打了一孔灶，买了铁锅和水缸，水桶和粪桶。队里的胡大爷还给我们编了小一号的背篼、背箩、箩筐，我们的生活用具和劳动工具都齐了，基本算是安家完毕。

从胡大娘的一间小屋里搬出来，我们两人一下子就拥有四间房，还大间大间的，觉得好宽啊。

过了不多久，萧淑容的妈妈身体不好，她下面还有几个弟妹，她必须经常回城里照顾家人，所以常常是我一个人呆在乡下，更觉得房子里空荡荡的。农村的房子土墙比较矮，山墙部分是空的。晚上躺在床上就可以看见天上的星星，再想想房子后面就是几座坟山，而且这个坡坡上就只有这一厦房子就只有我一个人，我害怕得无法入睡。因此我想用生产队公房里的破篾席把山墙封上，保管员苏启云说要胡队长同意才行，于是我厚着脸皮去找胡队长。胡队长听说我想封山墙，觉得好生奇怪，就问为啥子，我也编不出什么理由，只好实打实的回答是因为害怕。胡队长一怔——居然有人住在屋子里会害怕！但他还是同意并叫了两个半大小伙去生产队的竹林里砍了几根竹子做成架子，衬上篾席，帮我把山墙封得严严实实。虽然山墙封严实了，但黑黢黢的粗篾席和黄橙橙的土墙颜色反差很大，有点格格不入。我想，既然我要在这里长住，为什么不把房子布置得好一点呢。于是便抽空回家去了几趟，拿了家里的一个小茶几还有我爸一个古色古香的竹笔筒，又从我三姐那里拿了好多报纸和白纸。我的三姐是幼儿园的老师，她们每年布置教室都要贴宣传画，上面都是很乖巧活泼的小朋友，历年布置下来，剩了不少，我选了几张喜欢的，准备布置我的房子。

房子的布置事宜是秘密进行的，因为当时是崇尚艰苦朴素的年代，我怕别人知道会说我有资产阶级思想。

那些天，收工回来后胡乱填饱肚子，我就糊墙壁。一连搞了几天，终于，我的山墙是白白的，四壁的土墙也是白白的，光线也好了不少。

我在靠堂屋的那面板壁上挂了两个镜框，里边装的是我自己的照片，如此我就对影成三人了。

四周的墙上，我贴上那些乖乖小朋友的照片，哇 ，这样一来，房间里就差不多有十来个人，好热闹啊！

我又用电线里的细铜丝在竹签子上绕啊绕，绕成一个个细长的弹簧，每个弹簧上或系一只胶线编的蝴蝶，或系胶线编的玫瑰，或系一朵胶线牵牛花……拼成一串插在竹笔筒的沙子里，人进门只要有一丝儿风，蝴蝶和花儿都会动起来，好像真的。

我又去山上弄了些曲屈盘旋的红刺木干枝，整理后把一朵朵用皱纹纸做成的梅花粘上去 ，这样我的屋里就有了红梅，黄梅和绿梅，乍一看去，美气得很，热闹得很。如此一来，我好像就没有那么害怕了。

我布置的房子，终究还是被生产队的人看见了，尤其是和我耍得比较好的几个女娃，因此大家也就知道了。但谁都没有说我有资产阶级思想，他们不晓得资产阶级是什么东西，只觉得这些花啊蝶啊好看，墙上贴的娃娃们很喜庆，我们生产队的人不仅喜欢，还夸我手巧，有点过日子的样子。但不曾想有的知青会因此而有点小“愤怒”，这完全是我始料未及的。

一天，胡坝子的一个女知青赶场路过我的房子，就来找水喝顺带参观房子。然后就莫名惊诧，大声武气地反复说：“哦哟，县知青的房子，怎么可以布置得恁么漂亮！”此人是成都来的知青，因此她以省知青自傲，而我呢，是青神县的知青，所以她称我为县知青。本来，我是县知青这点没错，我也无所谓。但她一直比较鄙薄比较张狂地在院坝里惊叹，大有指责春秋战国时期小诸侯问鼎周王室的意味，就让我不太舒服。我想告诉她，住房的布置，与个人情趣有关，与出生的地域没有多大关联。但我没有开腔，因为我想起我爸妈说的：出门在外，做事要力求做好，但不要与人争强好胜，只要不是恶人，都可以微笑待之——以宽心待人，以微笑示人，这是我的家教，所以，我微笑着没有言语，任其在那里“鸣不平”。

倒不是所有的成都知青都如这位，我和成都知青彭淑君、李玲还有他们知青点的几位，因在一起演样板戏，成了莫逆之交。

文化大革命期间，所有的电影，戏剧、歌舞等，都成了封、资、修的载体，通通停演。只有毛主席的夫人江青钦定的现代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海港》、《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交响乐《沙家浜》等八部剧可以演出并推广到全国 ，史称“八部样板戏”。而各地经常演出的则是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中的片段。川师附中的知青李玲因为特别漂亮而且有表演能力，就出演了《沙家浜》中的灵魂人物阿庆嫂。她的男朋友刘川义本来不是宣传队的成员，但每次接送李玲特别殷勤，导演组一感动，就就让他演了《沙家浜》中的反派——草包司令胡传魁。一对情侣，因情深意长而演了舞台上死对头，真是出其不意的结果啊。

同样是川师附中的彭淑君呢，嗓音清亮高亢还有一种沧桑感，演《红灯记》中的革命老人李奶奶最合适。

而我呢，不漂亮嗓音还不洪亮，但蓄着长辫子，还有剧中人物李铁梅那样的红袄袄，可以省却找道具的麻烦，所以导演组就让我滥竽充数，演《红灯记》中李奶奶的孙女李铁梅。

我自知自己本钱不足，所以就勤以补拙。做道具、写歌舞节目的朗诵词我都自觉去做。

当时，我们画眉用的是公社写大字报的墨汁，臭哄哄的卸妆的时候还洗不干净，后来就改用锅烟灰调菜油，效果非常好。所以每次演出时，我都提前去老乡家刮锅烟灰，弄得久了，我知道什么烟灰最好，滴多少菜油最合适。如此一来，调锅烟灰就成我的专利了。

我勤快地为大家服务 ，大家也很维护我。有一次我感冒了，那句：“爹爹挑担有千斤重，铁梅我～应该挑上这八百斤！”就唱不上去，这时，后台的女声齐刷刷地用川剧的帮腔方式，帮我完成这至关重要的一句，虽然生生把京剧唱出了川味儿，倒也满足了贫下中农对川剧的思念之情，歪打正着，效果还蛮不错的。

能参加宣传队，和朋友们一起吹拉弹唱，演戏跳舞，无疑给单调的知青生活带来不少乐趣。但恼火的是晚上在公社排练完节目后，我只能一个人走三里多夜路回生产队——因为其他的几个知青都是公社附近的，并且他们的知青点和我的方向相反。

一个人走夜路本来就怕，何况我要经过一段特别冷僻的地方：这里一面是悬崖，怪石嶙峋；一面是河沟，河边黑黢黢的高耸着笼笼竹林，无风也会沙沙作响。加上虫鸣鸟叫，各种千奇百怪的声音汇聚于此，怪异瘆人。附近的农民传说这里是“小神仙”出没的地方。我虽然不相信有鬼，但每每到此，总有一种莫名的恐慌。

所以，每次排完节目回生产队时，我把辫子挽在脑后，戴一顶草帽，让人辨不清男女。然后麻起胆子悄悄眯眯的一路小跑，心里祈祷千万千万不要遇见人，千万千万不要踩着蛇。每次梭拢生产队的家，都是一身冷汗。

当时我想，万一有个人影出现，无论是好人还是坏人，是鬼魅还是幻影，我都会吓个半死。如果被毒蛇咬上一口，我就会悄无声息的死在路上。谢天谢地 ，这两样“东西”都没有在我走夜路的时候出现。但常在山间走，我还是遇见了蛇，所幸的是在白天。

一天下午收工回来，我把粪桶放在屋檐坎上，刚准备进屋，就看见堂屋的后墙脚有一条两尺多长的蛇顺着墙角线爬，快爬拢我卧室的门槛了。天，这条蛇是从哪里来的?我的房子四周不是都撒了石灰吗！我想去喊人来帮忙抓蛇，但怕一转身蛇就进了卧室躲在哪一个旮旯犄角，那才麻烦。于是我抓起扁担冲上去，麻起胆子，用扁担把蛇按在墙脚使劲揉搓 ，直至蛇脊骨断裂，瘫软像一条麻绳，我才罢手。

其实，这是我第二次“接触”蛇了。

刚来生产队的时候，邻队一姓韦的小年轻，大概见我太柔弱，和他又不是一个生产队，好欺负。有一次看见我在翻红苕藤，就抓了几条“猪儿虫”撒在我的手臂上。“猪儿虫”有手指头粗，样子特别吓人，估计那小伙是想把我吓哭或者吓得尖叫。当时，我虽然很怕，但却没有哭也没有叫，只是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就走开了。隔了几天，我收工回家，看见这小伙手上缠了一条蛇，站在我必须经过的路口。他的身后，仍然跟着几个十二三岁的娃儿，看来，他们今天还想捉弄我。我不想惹这个太保，刚想转身走开，冷不防小伙一抬手，那蛇就落在我的脚旁。这蛇是他们刚打死的，尾巴还有丝丝动弹。我想：要是我这次再不反击， 这小伙二回还会找我的麻烦。于是，抓起那条蛇，我狠狠地砸过去，蛇打在他的肩头落在地上。他可能没有想到我会如此反击，愣住了，那几个小跟班也愣住了。乘他们发愣的时候，我“腾腾腾”地走过路口，径直回家。

从此以后，这小伙就再也没有找过我的麻烦了。后来我想，要是没有这帮小太保的“特训”，我可能是不敢打蛇的吧。

不过有些时候，危险和惊吓是无所不在，并且是防不胜防的。

一个雨天，我趁雨停的时候去挑水。水井在对面山脚下的一个崖坎边，很简易，没有砌堡坎，说白了就是一个有泉眼的深水坑，水很清亮。担水的时候把桶放进井里装水费不了多大劲，只是提起来就比较费劲了，所以一般我只能挑大半担水。

从我们房子下一个陡坡，还要走几根田坎才能到达水井。要是萧淑容在这里，我们两个人嘻嘻哈哈的，轮流挑一担水也不怎么难，可现在，她回家照顾她的母亲去了，我必须一个人挑这么远，而且，路还很滑。我想起生产队的人教我的方法：路滑的时候光脚板走路，要把脚趾头蜷起，紧紧的抠在地上，这样才不打滑。按这个方法，我有惊无险地走到水井边，拿空桶去舀井水，不料一个踉跄竟滑到井里去了。水淹过我头顶，我出不来气，也吓坏了——以为要淹死了，拼命挣扎。我挣出头来，发现崖边有一棵黄荆树的丫叉伸到井边，可以够着，于是扒着井边，挣扎过去抓住这根丫叉，好不容易才爬出来，跌跌撞撞往屋里跑。跑到陡坡的时候，遇见我们生产队的小小伙游德全，我噙着眼泪没有说话，跑进屋里关上大门就放声大哭。

从小我妈妈就告诫我：尖叫和号啕大哭都有失仪容，所以从小到大我都没有大声哭过，但现在我不放声大哭便无法平复心情。我是家中的老幺，全家人捧在手心里长大。用邻居张姆姆的话来说，“哪怕被跳蚤蹬破一点皮一家人都要心疼半天。”可现在，我每天天不见亮就起来，奋力去干各种力所不能及的活路，还总是担惊受怕。今天差点死在这里，要是我的爸妈知道我落水井，不知道该有多心疼……

但伤心归伤心，人还没有糊涂 ，想起我的水桶还在井边，我还得去把水桶拿回来，把水挑回来。于是换好干衣服，擦干头发，红着眼睛又去井边。

刚出门，就看见游德全担着一大担水过来，进我们的厨房把水倒在水缸里，然后腼腆的笑笑就走了。原来游德全看见我从水井方向回来，从头到脚都是湿的，便知道我滚水井里了。就去水井边帮我把水担回来，然后又用他家的大桶再担了一担水给我。我们的厨房在房子的那头，而且是没有门的，他悄悄地帮我担水，如果我没有撞见，他是永远不会告诉我的。

这个纯良的少年也才十五六岁，但什么活都会干，人也特别真诚。他和另外一个年轻人苏世云经常悄悄帮助我，现在想起来仍然非常感动。

当时给我很大帮助的还有苏碧华，张春花几个女娃。晚上，我一个人呆在孤湫湫的房子里，尽管屋里贴了些壮胆的儿童画像，但其实还是很怕的。尤其是刮风下雨、雷鸣电闪的天气，简直就是恐怖世界。坡上的房子没有遮挡，感觉离天很近，那响雷仿佛就砸在头顶，风也似乎要把草房掀翻，这个时候，整个人都是颤栗的，特别无助……

这种恐怖之夜，我不想再次经历，所以就请苏碧华晚上来和我作伴，有时张春花也来。几个女娃聚在一起，叽叽喳喳摆龙门阵，就什么雷电风雨都不怕了。

那时候农村缺煤油，但我的四姐可以在公社的供销社帮我买到煤油。所以晚上我把我的马灯调得亮亮的，碧华和春花就可以来我这里绣花或纳鞋垫。我发现她们两个人都在白布上绣喜鹊闹梅的图案，还有“永远相爱”之类的文字。我以为她们绣的是枕头，殊不知她们绣的是布包。

原来，每个农村女孩都要准备这么一个白布绣花包包作为相亲礼物。农村的少男少女，十五六岁就要相亲。那个时候农村的婚姻形式上虽然还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在相亲的时候，男女双方都是有自主权的。媒人介绍的时候，如果女孩满意男孩，就送上绣花小包，如果男方也满意，就收下绣花小包，然后给女孩一笔钱。说是一笔钱，实际上就是几元或者十几元，因为当时大家都穷，国家发行的人民币最高面值是10元——老百姓称之为“大票子”。在连分分钱都稀罕的年月，哪个女孩能得到“大票子”，那可是不得了的事情，说明了在男方心中的地位很高。

张安银的妻子杨冬凤告诉我，当年她把绣得有“永远相爱”字样的白布包包送给张安银，张安银不但把他身上的“大票子”给她，连同所有的块块钱，角角钱一股脑全掏给了她，只留了两分钱的过河钱，足见他对冬凤的喜爱程度。冬凤还告诉我 ，他们两个人的媒人是“安的”。她说张安银的一个亲戚和她的娘家在同一个生产队，张安银去这里走人户（走亲戚），两人一见钟情，算是自由恋爱了。但按农村的习惯，没有媒人是不合规矩的，所以张安银就“安”他的亲戚当媒人。

漂亮冬凤和张队长的爱情故事，是我当时所见的那一团转最甜蜜最富浪漫气质的爱情了。二十多岁的他们虽已养育了三个小孩，但两个人还时时有初恋的感觉。

每天下午，我们生产队的女的要比男的早收工半个多小时，就是让女的先回家做饭。但冬凤每天都不回家，而是来我这里帮我做事，有时候呢就坐在我这里做针线活。我问她，你不回家做饭吗？她说她的婆婆和小姑两个人在家，多余多剩的人都有了。后来我才发现，原来她在我这里等张安银，因为我这里是他们回家的必经之路。表面上她在这里做这样做那样，但实际上她却尖起耳朵在听动静，一旦张安银走拢我门口下的那段小路了，她就飞也似的奔下坡，给他一拳或一掌，要不然就是掐他一下，然后两个人就“咯咯咯”地嬉闹着跑小路或钻包谷林慢慢回家，几乎天天如此，乐此不疲。

其实，在大家面前，冬凤是有些内向的。在农村，结了婚的妇女，其他的男人是可以和她开一些粗俗玩笑的。但冬凤不行，她绝对不和谁开玩笑，要是别人想给她一点“黄颜色”，她会一句话噎死人。她的嬉笑打闹，只给自己心爱的那个他。

当时，我的手头有一本旧电影杂志，是讲外国电影《哈姆雷特》的，上面哈姆雷特的恋人奥菲利亚的剧照我很喜欢。我觉得冬凤的长相和神情有点像剧中的奥菲利亚，有时她来我这里的时候我就戏称她奥菲利亚，她问我为什么这样叫她，我告诉她缘由，她说：“你那个啥子利亚啊，过得一点都不不安逸！我才不要呢！”所以后来我就不乱叫她，而一直叫她冬凤，她很高兴，叫我“庆平～儿”，这个儿是轻声，是儿化音，碧华她们也这样叫我。她们对我的称呼也让我了解了一些农村的习俗。

刚来的时候，大家都叫我“老周”，就连六十多岁的胡大娘也这么叫。是因为农村有敬老的习俗，姓氏前加一个老字是尊称。后来大家熟悉了，胡大娘就叫我“周庆”——亲切又不失农村中老派的尊敬，而和我玩得好的姑娘和媳妇则亲昵地叫我“庆平～儿”，我很高兴我们生产队的人能如此接纳我。

在做活路和演样板戏的空隙中，我抽空看医书学针灸，实施我的自救计划。那时候，我们的生活非常简单：收工回来，几把火煮点干饭或者稀饭，没有菜都吃得好香。一有空，我就开始学针灸。

当时我已经感觉到自己有一丝丝近视，好怕再严重一点戴眼镜做活路就不方便了。于是我就对着镜子扎睛明、攒竹、鱼腰等这些个穴位。有一次因为反复摸索反复试扎就把眼角和鼻梁弄得有些红肿。碧华是个善良的小姑娘，看着我略微红肿的眼角鼻梁，她以为我悄悄的哭过，收工回家后就拿了点腌菜来看我，不曾想一来就看见我左脸扎了几根针，竟然还对着镜子扎右脸。她吓坏了，连忙问我在干嘛？我告诉她我在扎银针治疗我的眼睛。为了彻底打消她的疑虑，我还告诉她，银针可以治好多病，比如关节痛，胃疼，还可以治痛经……我说，你要是痛经就告诉我，我帮你扎针。碧华看见这么长的针，说：“我才不让你扎呢！”然后笑着飞也似的“逃走”了。后来，不知道怎样传来传去，我就成了会治病的人了。

有一天下午，收工回来我正在做饭，邻队的一位妇女背着一个小娃来，要我帮娃娃看病。我吓坏了，说我哪里会看病嘛，你赶紧背到医院去。但她说什么都不走，非要我看。眼看天色已晚，这娃娃又哭得可怜，我只好让她把娃娃放在我的床上歇着，免得背着捂得更烧了。我看这娃娃满脸通红，手心发烫，便问她是不是嗝食了，她说昨天他们家推新麦子烙粑吃，这娃娃吃了好几块，伤着了。于是我赶紧搓了一坨麦面放在灶孔的里烧着，然后就用三棱针给娃娃十宣放血。这娃娃才两岁多，每在他小小的指尖扎一下，他就拼命地挣扎拼命地哭嚎。等我硬着心肠给他每个指尖都挤出一小点污血时，这娃儿已哭闹挣扎得满身大汗。我烧了一盆热水，用热毛巾帮这娃娃把全身擦了一遍。然后从灶孔掏出已经烧得几乎成炭的那坨黑面，碾细兑开水放温了让这娃娃喝。这娃被我这么一折腾，居然退烧了。临走的时候，我很严肃地给这个妇女讲，要是娃娃再发烧，一定要送医院，我是无论如何都不会再管的了。因为我不是医生，真的不懂治病。

第二天，这女人来告诉我，娃娃好了，又到处跑了。 不得不说，农村的娃娃，真是不娇气。

尽管如此，我也在心里告诫自己，以后一定不要去管这类事情，免得闹出事情，害人害己。但是，当我们生产队的周大娘找到我时， 我又再次违背了自己立下的规矩，帮周大娘治病。

我们生产队的老辈女人， 除了胡大娘，快六十的周大娘，算是年龄比较大的了，但平时看见她总是尖背箩满背箩的背柴禾、背红苕藤；打猪草、割牛草……没有一刻空闲过。胡大娘曾对我说过：方圆这一团转，周大娘算是最“狠”（厉害）的女人了。年轻的时候，长得漂亮不说，做活路抵得上男的壮劳力。她生了七个儿女，活了四个儿两个女。两个女早已出嫁，大的两个儿已自立门户多年。现在她的三儿结婚马上就要当爹了。她就带着幺儿周老七和三儿一起生活。她的男人死得比较早，死的时候三儿尚未成年，幺儿还太小，她拖着两个娃娃没日没夜地干，劳累过度，得了农村人说的“茄子病”，就是医学上说的子宫脱垂。这种病死不了人但是很难受。她找到我的时候子宫膨出比较厉害，她平时干活的时候就用一只长袜子勒住裆部，膨出的部分已经有些发炎了。

我很吃惊病到这种情况怎么不去医院！周大娘说这种地方的病怎么好意思去医院，那不是太丢人了吗。她说她是看我不多言不多语的才肯来找我，我既然肯帮隔壁生产队的娃儿治病，那何不帮她治治。她听她的亲戚说这个病可以扎银针，就让我“死马当成活马医”帮她扎针试试，说不定就扎好了呢。

搁不住周大娘的好说歹说，我答应试试看。我先去找我的四姐，我四姐说农村这种病比较常见。许多农村妇女来月经时连草纸都没有，就在长筒袜里装上草木灰当卫生巾用，经期卫生得不到保障，生了孩子后得不到比较好的休息，生育又比较频繁，所以容易得这种病。我的四姐给了我一些高锰酸钾和一支红霉素眼膏，叫我让周大娘外用，先把炎症消了。

我回家的时候又请教和我们一屋的中医张先生，张先生说这种病是气血太亏引起的，周大娘拖得太久了，现在年纪已经大了，很难治。张先生说，山上要是挖得到土党参，和当归、黄芪等一起熬水喝很有好处。这样配合扎银针，效果会好一些。

周大娘用药清洗后涂抹药膏，几天后炎症消失。她说她割猪草有时候会碰到土党参，农村叫“鸡大腿”，割猪草的时候饿慌了会挖一两根垫一垫。

晓得这个东西可以补气后，周大娘就不时去寻来熬汤喝。周大娘说，喝了党参汤感觉精神要好些了。

那些日子，晚上收拾完家务，周大娘就来我这里，让我给她扎银针。之前，我苦练了一段时间，在自己身上扎了若干针，反复感受扎中穴位得气了是什么手感，捻针到什么程度比较合适。每次给周大娘扎完针，我就让她躺着歇会儿，理由是怕马上走路晕针，其实就是想让她休息一下，因为她是个一分钟都不愿意歇的人。

有一天，周大娘告诉我，她自己觉得膨出的子宫收进去了一些，我们两个都好高兴。我千叮咛万嘱咐的告诉周大娘，一定不要像原来那样背那么重的东西了，背一大背东西挣起身的时候，是最危险的。周大娘答应是答应，但每次看见她，仍然是尖背箩满背箩的背，她说没办法，活路太多了。她说她家幺儿才十四五岁，又不长个儿，她得自己多做点。所以每次看见周大娘背东西，我就担心得不行。

有一天，我刚收工路过她家附近的时候，她在路上拦着我，说找我有事，我心一惊，以为她的病又恼火了，赶紧跟着去她家。殊不知一进屋，她就端过一斗碗热腾腾的阴米子给我，里面有七八个荷包蛋。原来她的三儿媳妇生了娃娃，这两天有亲戚来，都用阴米子蛋招待人。周大娘想感谢我，就特地拦着我去她家吃阴米子蛋。看着这一斗碗阴米子蛋，我非常为难，我从小对蛋白过敏，吃一口就胃疼 。长大后虽然好一点，但从来没有吃过两个以上的鸡蛋。周大娘从来都没有听说过有人会对鸡蛋过敏，就一再给我讲这碗阴米子蛋是刚刚做的，干净的。还说农村的女人生了娃儿一顿至少要吃二三十个鸡蛋，从来没有听说谁肚子痛。

见解释不清楚，我赶紧拿了个空碗，拨了两个荷包蛋，告诉周大娘我只能吃两这个，请她和我分而食之，周大娘抿了抿她干瘪的嘴唇，把我分出来的阴米子蛋拿个盖子盖了，说：“算了，我不喂娃儿的奶也不长个儿，吃了可惜了，等老七婆（她的幺儿）回来吃。”

周大娘的话，使我的心一阵撞击：她五十多岁，特显瘦削苍老，她最需要营养，可但凡有一点点好的东西，她都要留给儿孙。而自己则倾尽全力，每日里不声不吭地劳作，将农村母亲的坚强、善良、隐忍和克己的德行诠释得淋漓尽致。

在农村，像周大娘这样的人很多，和她不一样的也大有人在，因此，任何世界都不是单一色彩。我常常想，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中，能守礼守法，平平和和地生活下来，已经很不简单了。换成是我，我不一定比他们做得更好。原来我们看的文艺作品中，描写农民愚昧落后的比较多，但一旦生活在其中，你就会明白，这种居高临下简单粗暴的评价是不确切的。

我们虽然读了些简单的书，但那些个可怜的知识在自然在生活面前常常不值一提。所以知识青年只是我们这个群体的代号，而我们则需要一点一滴地去观察去学习，才能真正长大。

在农村生活了约半年，夏收之前，公社要求每个生产队务必要配备一名卫生员，我们生产队的人就推荐了我，并通知我去公社开会。开完会才晓得，这次卫生员的主要任务是配合全县搞血吸虫病预防检查。卫生员的具体任务是收集生产队每一个人的粪便，及时送到化验室。

我们生产队的人大部分不识字，所以我就把每户人家所有成员的名字及地址一个个写好交给每户的当家人 ，请他们务必在这几天内把家中每个人的粪便样本交给我，由我送到化验室去。

让我始料不及的是，每家每户送样本的时间虽然不一样，但“款式”却惊人的相似：都是用巨大的芋头叶子里三层外三层的包裹着一大泡屎，再用谷草一道道牢牢封口并将有名字的纸条捆绑在封口处，比粽子还捆得牢实。而且每家的样本都是由小孩子或女人躲躲闪闪送来的——因为他们特别是男人们认为这是很丢面子的事情。

看着一大包一大包的样本，我问女人们，不是说好的就要一点点吗，怎么这么多呢？女人们说：屎意来了，刹不住啊！因此，几家人的样本就有一挑。于是，那些天，我就陆陆续续往化验室挑粪便样品。

我们大队的化验室设在一生产队，离我们生产队有三里多路，中间要经过几个生产队。那时候生产队干活，都是集体劳动，几十个人在一起，巴不得有点摆龙门阵的话题。因此，山路上，田坎上出现的每一个人，都会成为话题或找乐的对象。看见我挑着箩筐来来往往，干活的社员们都会停下来，嬉笑道：又去送屎啊！

我们生产队的人都觉得有点对不住我，说早晓得是去干这种活路，就派个男的去了。我倒觉得挺高兴的，化验室就靠着复兴街上，我可以顺便去邮电所看报刊杂志。邮电所的文凤香大姐对我很友好。她可以让我在那里翻看完所有的报刊杂志，要是运气好能看到《参考消息》是最高兴的事情，因为这是我们在偏僻山区能知晓国家大事和世界大事最好的渠道。

有一天，我看完报刊出来，碰见三队的卫生员孙桂花，公社召开卫生员大会的时候，我们坐在一起，一交谈，就成了朋友。她也是来送屎的，送完屎后，她顺便去卖小鸡仔。现在她的背箩里还有卖剩的两只鸡仔，她一定要把鸡仔送给我，说是拿回去反而要被她的妈妈啰嗦。我说我连自己都养得费力，哪里养得好鸡仔。桂花说乡下的鸡仔好养得很，你只要给它们做个窝就行，它们会自己去找吃的，自己回家过夜。搁不住孙桂花的好说歹说，我把鸡仔拿回去，按她说的方法办，小心翼翼地喂，但是有一只太过孱弱，死掉了，另一只倒还长得胖乎乎的。

这次的粪便普查下来，我们公社没有发现血吸虫病携带者，大家皆大欢喜。

过了不久，公社组织了一次卫生员的培训活动，是去挖草药。参加的卫生员里，就我和八生产队的李俊中是知青。

李俊中是成都知青，初中一年级的，很小的一个男生。他看见我也比较弱小，就很慷慨地把他的做饭的“秘笈”告诉我。他说最简便的做饭是把米放在温水瓶里，然后烧开水倒进去，把盖子盖严，等收工回来，温水瓶里的米就变成饭了。我说，这饭肯定是夹生的，他说吃不出来。他的回答让我觉得心里酸酸的：一个十四五岁的小男孩，本来是由爸妈护着的，冷不丁远离父母到山区插队落户，毫无生活经验还要干农活，个中艰辛，可想而知。只是少年不知愁，他仍然乐呵呵的。此刻去挖草药，他有点像春游一样兴奋。

带我们去挖草药的，是个姓简的年轻人，大家叫他简大哥。简大哥教我们认土洋参，土党参，还有七箭一支蒿，还有一种叶子叉开成六片的黄荆丫，说可以解蛇毒，我掐了几支放在挎包里，以便随时备用。

简大哥指着山崖上的一蓬草，告诉我们那是麦冬，很好的药材。李俊中很好奇，连忙蹭蹭蹭的爬上山崖，准备去挖麦冬，不料脚没踩稳就掉在坡上了，一下子没有声响，大家都吓坏了。简大哥正准备去掐他的人中，他醒了，慢慢站起来，但脚崴了，走不利索。简大哥把他扶回生产队，养了好久才痊愈。后来，公社就再也没有组织过类似的学习活动了。

夏收开始了，我们真切地体会到了什么是农忙。天刚见亮，大家就出工了。这个季节，要抢收的东西很多，割麦子、拔油菜；收豌豆、摘胡豆……一刻也不能停歇。一大块地里，每人几行割麦子或拔油菜，你站起来伸个腰的功夫，别人就蹭蹭蹭的蹿到你前头去了。常常是我的那一排麦子或油菜还没有弄完，水就淹进来了，这块地就将变成水田，等人犁了后插秧，一项接一项，追得非常紧。所以这季的活称之为“双抢”——抢收抢种，分秒必争。

我干活不麻利又不熟悉，往往别人都干到头了，我的那行还没有完成。于是大家又转过身，帮我“围攻”这一小块“战场”，我很不好意思。所以干活的时候就非常非常努力，想跟上大家的进度，但即便我不伸腰不抬头，满手是伤还是落后。胡大娘悄悄地对我说：“唉，你文秀很了出手不快，不是吃这碗饭的料。”

那些天，累得拿着镰刀割着麦子都是恍惚的，挖地的时候靠着锄头就会打盹 ，最要命的是收工回来饿得头昏眼花还要去挑水煮饭。晚上十一点二点了，生产队还要分东西，有时候是分几斤豌豆，有时候是分几斤胡豆，瞌睡眯兮真不想去远处的公棚里拿东西了，但搁不住保管员苏启云颤悠悠的声音从湾儿的中部传来：“知青些，来拿你们的东西哦！”深更半夜的，整个湾儿都听得到，只好强打起精神下坡，过沟，沿着弯弯曲曲的田埂去公棚拿东西。

保管员苏启云是个非常善良的半老头，说他是半老头，因为他年龄并不老，大概四十岁左右，但牙齿全部落光了，看上去很衰老。他的体力不好，在生产队的男劳力中算是最弱的，因为有哮喘，说话都喘气，但他为人公正，把公棚里的东西管得井井有条。他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不要看临时分的这些东西少，一斤两斤的，但差不多是一两天的口粮了。在农村，口粮是救命的东西……一点都抛洒不得啊。”的确，这些鲜豌豆，胡豆等，要不及时处理，就会坏掉。所以，农民们就会豌豆出来吃豌豆，胡豆出来吃胡豆，这些东西偶尔尝鲜还不错，但当成主食多吃两顿就觉得难吃了，特别是小孩子，一端起碗就哭，就闹着要吃白米饭。因此，我们生产队的人说：“要是天天有白米饭吃，睡着了都会笑醒！”

当时知青暂时有国家供应的大米掺搭着吃，多少要好一些，而农民们值春荒之际，家里已经没有什么余粮了，有豌豆，胡豆吃就觉得很不错了。若收成好同时遇上好天气，很快交完公粮，可以分些小麦，菜籽油等，这时全生产队就像过节一样，推新麦子烙粑，煎油辣椒煮豆花，喜庆洋洋的。

这年初夏，我们生产队还发生了一件让大家悲喜交加的事情：生产队的一头水牛，因难产死了。耕牛是生产队最重要的财产，要再买一头耕牛几乎要耗光生产队的全部家当。因此，几个干部愁容满面，八方打听，看去哪里买得到便宜一点的耕牛，颇为绞尽脑汁。

但另一方面呢，这头死牛又让大家闻到了肉的香气。过了年就没有吃过肉了，这水牛的肉虽然没有黄牛肉好吃，但毕竟也是肉嘛。于是生产队按人头把牛肉分了，剩下的牛头牛蹄还有牛皮等用柴火烧了毛刮洗干净，和着骨头一起，在公棚的大锅里头炖了，家家户户又端着家什去公棚里端汤。在我的记忆中，这汤的味道之鲜美，无与伦比。所以说嘛 ，最好的美食一定是伴着饥饿感的。

乡下的耗子也是鼻子尖，自从我们吃过一回肉后，耗子们就在我们的房子做了窝，晚上在房梁上跑来跑去煞是烦人。于是，我去工棚找苏启云讨了点剧毒农药磷化锌，拌在特意用菜油炒过的米饭里，用芋头叶子盛了，放在我卧室的地上，引诱耗子们来吃。不料收工回来一开门，就被我养的那只鸡抢去吃了。我想，吃了磷化锌，必死无疑，如果我马上把鸡嗉子里的磷化锌掏出来，这鸡还有一线生机。想起小时候看见我家旁边米巷子里骟鸡骟猪的不用消毒，就完成手术，我决定试一试。考虑到掏鸡嗉子的口子比较大，而且要缝两层，我准备了两根针线。然后把鸡弄到院坝里将翅膀、鸡脚拴了，头也固定起来，用剪刀剪开鸡嗉子，把里面的食物全部掏出来，然后把鸡嗉子缝上。但剪线头的时候，我发现针不见了。在院坝的地上找了没有找到，只好拿起另一根针线，把鸡外边的皮缝上。那鸡被我折腾半天 ，等我解开绳子，立马就站起来跑开，后来居然长得很好。

鸡长到三四斤的时候，我很骄傲地把鸡拿回去——终于可以孝敬爹妈一点东西了。我妈清洗鸡的时候问我：“老五儿，你喂的鸡嗉子外面怎么会有一根针啊？”我过去一看，一根针附在鸡嗉子比较隐蔽的一面，已经锈迹斑斑了。我的冷汗刷的一下子出来了，这不是我给鸡缝针的时候掉的那根针吗！当时手忙脚乱，只顾在地上找，怎么就没有找一找鸡的身上呢，真是太马虎了！这件事情给我的教训是很深的，以后我一想起这件事，就告诫自己，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仔细再仔细，尽量做得周全一点。

双抢季节过后，我感觉大大松了口气。而最让我轻松的是，生产队派我守湾儿中间的那一大片李子树。并且只守白天，晚上轮流派两名男社员守。我有点纳闷，这么轻松的活路，不是应该让五保户胡大娘来做吗？怎么就轮到我呢？我悄悄问碧华，碧华告诉我说，因为你最合适。你们知青没有自留山，没有李子树，不可能把李子摘回家，混在自家的李子果里拿去卖。再说了，你又吃得不凶，让你敞开肚皮吃你都吃不了几颗。我又问，晚上守夜的男社员不是个个的家头都有李子吗，怎么又不怕了呢？碧华说，每天晚上派的两个男社员，一个是湾儿这边的，一个是湾儿那边的，并且两个人非亲非故，关系一般甚至不好，不可能合伙去监守自盗。

我恍然大悟，这些看似随意的安排里，原来竟然藏着这么多约定俗成的玄机和不动声色的智慧。

守李子树是我当知青以来干过的最安逸的活。我们生产队的这片李子林周围是芋头田，芋头叶子亭亭相依，比荷叶都漂亮。守树的棚子用木板搭在田角的李子树子上，还有顶，像树屋。一面站着就够得着树上的李子，一面坐着就可以把玩芋头叶上晶莹的露珠，真是美气之至。

我们生产队的人还对我说，你想吃就尽管吃 ，那些落下来的李子你都吃不完。要是你的知青朋友来，你也可以请他们吃，不要让人家说我们生产队抠搜。

碧华悄悄告诉我，刮风时候落下来的李子最甜，因为已经熟透了。我尝了，果然。

那些日子，我居然可以坐在“树屋”里，吃着水果看小说，何等美妙！

一天，我坐得有点久了，腿有点麻，就起身活动活动。做了几动广播体操，还意犹未尽，环视了一下周围，到处静悄悄的，一个人影都没有。于是，我就自顾自地边唱边跳。跳了新疆舞，又跳藏族舞，就连读幼儿园时跳过的三只蝴蝶都跳了，好不快活。

收工的时候，碰见民兵排长卢桂花，她家在李子林旁边的不远处。她意味深长地看着我，说：“庆平儿，你今天做了些啥子？”“没有做啥啊！”我觉得她问得好奇怪啊。“你好生想哈儿，在棚子外面你在做啥？”我想了一想，“哦，我在棚子外面做了几动广播体操，又跳了会儿舞。”卢桂花笑得“咯咯”的，“怪不得啊！人家七队有两个人给我说：‘你们十队的那个知青怕是疯啰。我们过湾儿的时候，看见她在那里猴抓武抓，哼哼唱唱的。你赶紧去过问一下，人家爹妈不在身边，得了疯病可怜得很啊！’”我也笑了，自以为没人看见，在那里自嗨一把，竟然被人当成了疯子。倒也是啊，农村女娃但凡有一丁点空，不是抓紧时间纳两针鞋垫，就是扯几把猪草拿回去喂猪，哪里会猴抓武抓浪费光阴啊。所以站在社员们的立场，说我疯了很正常。

那一年的李子结得特别好，大家维护得也好。摘果的时候每个人分了头十斤，又大又甜。不知道这些李子树还在不在 ，那个湾儿里还有没有芋头田……

谷子快黄了，秋收的季节快到了。夏收分的东西是小头，如麦子、豌豆等；秋收分的东西是大头，比如谷子、包谷、红苕等，差不多是一年的口粮，所以要提前把当年的工分和工分值算出来，才能分口粮。我们生产队没有会计，往年是请大队会计来帮大家算工分。胡大娘说，请外边的人来帮忙是很受气的一件事。把豆花推起，甑子饭蒸起，要请好多回人家才肯来。今年两个队长去请几回了，但人家会计有事情，三推两推的，到现在都还没有来。

听胡大娘这么一说，我不知天高地厚地说我可以给大家算工分。我之所以敢自告奋勇给大家算工分，是因为我们读初二的时候学过简单的财务会计。记得教数学的姜源芳老师给我们上完代数后就上了几节财务会计课。在开讲的时候，姜源芳老师说：“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同学们，特别是农村的同学们，学好财务会计对你们至关重要。说不定现在坐在教室里的某位同学，二天就是公社的会计……”姜源芳老师说这话的时候，做梦都不会想到在生产队算工分的会是我。

当时这门课设置得比较浅，就学几堂课，我记得的就是一个现金流水账，现在一算起来才晓得生产队的工分有多么繁杂。

社员们参加集体生产的工分，每天都有记录，算起来倒是一目了然。但将许多物资转换成工分就太繁琐了。比如，某天在哪家挑了几担粪、撮了几筐柴灰；哪个人给生产队的牛割了几背草，哪个人给生产队编了一张篾席，哪个娃儿捡了几斤狗屎或牛屎倒在公棚的茅房里……通通都要折算成工分。当每家每户的这些细芝麻账摆在面前的时候，简直让人眼花缭乱，搞得我有点不知所措了。但转念一想，既然自告奋勇揽了这个活，我就无论如何要干好。

白天，我和苏启云、卢桂花在公棚里对账，我把这些细账一家一户记下来，晚上拿回家再细细算几遍，觉得有把握了，再算新的。

算账的过程也闹了不少笑话。一天，保管员苏启云拿出他的账本，几乎全是错别字。游德全是游的全，周绪生是老七婆的大名，但“周绪生”这几个字写起来麻烦，所以苏启云的账单上写的是老七波捡狗尿五斤，狗尿三斤，狗尿七斤……我看了很是不解，就问卢桂花：“这狗尿怎么个捡法？”卢桂花一听，哈哈大笑， 说：“庆平～儿，你太笑人了，咋个想起要去捡狗尿嘛！”我告诉她，不是我想去捡狗尿，是苏启云的账本上写的狗尿。苏启云说，我写的是狗屎。我告诉他，屎字下边是个米字，尿字下边是水，账本上记的所有的娃儿捡的都是狗尿和牛尿。

卢桂花把这个笑话传给生产队的人，大家就开苏启云的玩笑，说：“你硬是苏气（摩登、漂亮的意思）得很哦，真是个苏气人，捡得到狗尿！还捡得到牛尿！”苏启云嘟囔着说：“反正这屎尿也差球不多，都是肥料。”

笑话归笑话，不得不佩服老七婆，小小的一个娃，除了每天在生产队做活路，还漫山遍野去捡狗屎，全生产队的小娃儿里头，数他捡的狗屎最多，折算了不少的工分，基本可以自己养活自己了。大家都夸老七婆能干，捡狗屎凶得很。老七婆很不好意思地说：“凶啥子嘛！这是莫得办法的事情，那狗屎好臭，捡得我饭都吃不进去！”

算工分的时候，我才晓得当时的分粮标准是人七劳三：就是按人头就可以分七成口粮，余下的三成随着工分一起分配。这样一来，娃娃多的人家粮食就分得多，多余的口粮，可以拿到集市上去卖，卖得的钱比挣功分划算。所以当时农村生一个娃娃就多一份口粮，大家都不怕娃多。

相反，一些单身汉虽然劳动力强，但吃得多，而分得的口粮不够吃，就得花钱去黑市买粮食，日子反而过得更紧巴。所以，在农村，有老人在家喂猪做家务搞副业，有青壮年去生产队挣工分，有娃娃占人头分粮食的人家，属于人口构成最佳的，日子也相对要滋润一些。

算了好几天，终于算完，我们生产队的工分值是一角二分钱。也就是说，一个最强的劳动力干一天活路得一个工分，换成钱就是一角二分钱。我们两个女知青当时每天挣半个工分，值六分钱。

工分算完后，就请各家各户来核对。每户人家都有各自的“账本”，有的人家用的是“正”字，有的人家用的是“田” ，有的画圈圈，有的打叉叉，各种符号，五花八门但都还清楚。

社员们核对完后，又请大队会计来审核。大队会计姓辜，他拿起算盘啪啪啪啪一阵狂打，大半天的功夫，审核通过。后来，辜会计邀请我去他家吃豆花饭。他说算生产队的工是最伤脑筋的事情，我算是帮了他一个忙。可我不这样认为，因为我通过算工分，对农村的经济和生存状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在农村，无论大人小孩，一睁开眼睛，就在为一日三餐奔忙。大人自不必说，天不亮起床干活是常态，遇农忙或者要去远处挑东西，得半夜起来。晚上喂完猪还得推磨、洗红苕，准备明天的吃食。摸着黒搓绳子、打草鞋、编筐筐是常有的事。所谓“起半夜，睡五更”，说的就是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的农民的日常。

农村的娃娃，三岁就会割猪草。五岁的娃儿牵牛出去放背上还得背着弟弟或者妹妹。七八岁上山砍柴下地薅草都会了。在农村，没有童工这一说法，人不是生下来就得做活路吗，不做哪里有活路啊？同样，农村也没有退休一说，不管多大岁数，只要还有一口气，能动弹就得干活。

无论老幼，全家人勤扒苦做，才能勉强度日。像我这样的劳动力，每天给五个小工分，是照顾性质的，干活路比我厉害的像老七婆、张桃花等娃娃，只能挣三个小分，合不到四分钱。

若过一两年，知青的照顾没有了，我没有自留山，一个人也养不了猪，单靠挣工分，一年到头除开农闲，可能就挣一百把个工分，连基本口粮都挣不回来，还得靠家里支援。

一想到要靠家里生活，我就觉得非常非常难受。我的父母已经很老迈了，全靠姐姐们寄钱回来养家。奉养父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还要养我这个小妹就真正是负担了。尽管她们都很乐意养我，但我这么大还要姐姐们养着觉得非常丢人。本来我希望下乡后我能完全自力更生，但这回一算工分知道这个愿望很难实现，因此非常沮丧，不知道以后我将如何生活，内心很是迷茫。

秋收农忙之前，我乘空回了一趟家。我的三姐告诉我：我们学校一高中男生让他的熟人陪着去找了她，说是希望和我耍朋友。这种郑重告知家长的做法，表明了他认真的态度。我的三姐对这位男生说，我五妹的事情，家里的任何人都无法帮她作主，你有什么话，自己去对她说。

这男生我知道，在我们学校是校草加才子型的风云人物：高大俊秀，文章写得好，毛笔字也漂亮，也善于辞令，据说他最喜欢普希金，能背整本《普希金诗集》，平时也有些诗人的做派。他是学校学生组织的头头，也是学校宣传队的核心。关于他，传闻不少，是一众女生关注的对象。他们班的一位女生因为和我是街坊，放学后爱在一起玩，她曾经希望我当她的小跟班，陪她一起去跟踪这位男生。她说这位男生正和学校宣传队的一位女生耍朋友，而且他们的约会方式很神秘：傍晚时分，这男生从家里出来，要带两套衣服，到西街邮局的时候换一套，走到南街戏园子的时候再换一套，然后才转到这位女生家，像地下党接头一样。我觉得这姐们儿的说法太离谱了，何况这位男生和谁约会与我何干？于是回答：他像地下党一样神秘你还去跟踪，那不是成特务了吗？我才不去呢。所以，后来这位姐们儿就不在我面前喋喋不休地谈论这位男生了。

我十分奇怪，这男生和我素无交集，就连招呼都没有打过，放着众多的美桃花不去找，现在何苦来找我这个貌不惊人的初中小女生，真是想不通。何况，我现在哪里有能力去谈情说爱嘛。

我把我的想法和我对这位男生的看法说给我的三姐听了，我三姐说，如果他来找你，你好生和人家说，你坚持你自己的意见，但不要得罪人。

一天，我刚刚收工回来，这男生就带了几个男生来我的生产队，这几个男生是他的追随者。把他送到后就说要去附近的堰埂上玩，一溜烟儿全跑开了，特意留下这位男生。我想这男生一定会侃侃而谈，但我嘴拙说不过怎么办？我正在考虑该如何应对时，不料他单腿着地，用手抚胸轻声念道：“我愿以温柔的头……”哇，我怎么也没想到会是如此场景，脑袋“轰”的一声瞬间惊呆，就像突然遭遇强地震一样，人完全懵了。想说话，居然出不了声，站也站不稳，人也似乎出不来气，但内心还是清醒的，牢牢记得自己给自己定的规矩。于是我拼命深呼吸 ，深呼吸，好不容易挤出几个字“我写信给你说……”天，这细若游丝的声音是我的吗，差一点连我自己都听不见了……

我有低血糖，我怕自己会晕倒，就扶着墙壁，摇摇晃晃地出来，走到后边胡大娘家。胡大娘正在做晌午，看见我，惊诧地说：“周庆 ，你生病了？气色恁么差！”我说：“有点晕，不舒服……”胡大娘给我盛了一碗热米汤叫我喝了，然后拿出一根细麻线，蘸了点菜油在上面，说：“来，我给你擀一哈……”麻线擀在我的肘弯，生痛生痛的，我感觉自己好些了，便回去，那男生和一帮人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我觉得很对不住他们，连晌午饭都没有吃就走了，这很不合我们本县知青的规矩。

晚上，我给这男生写信。真诚地表达歉意，请他理解。我告诉这男生，之所以拒绝，不是你不优秀，而是我本人太差。自然而然，我谈到了鲁迅先生的《伤逝》。我说：鲁迅先生在《伤逝》中告诫大家特别是少女们：“必须要活着，爱才有所附丽。”虽然时代不一样了，但至今我认为这句话依然是至理名言。联想到我目前的状况，就能力而言，我尚不能自己养活自己，如果不顾现实地去谈情说爱，只能成为新时代的子君，拖累别人也害了自己……

一拿起笔，我就恢复了元气，洋洋洒洒写了几页纸。

信寄出后，这男生没有回信，也没有去找我的三姐，此以我们再也没有遇见过。应该说，这是命运最好的安排。

想到青少年时期的成长，我十分感谢鲁迅先生。记得初一时，我的好朋友王川江把她老爸的《鲁迅选集》精装本拿给我看。她的老爸是当时我们县的县委书记，也是一位喜好读书的敦厚长者，他允许这本大部头无期限地留在我的手里，由我慢慢阅读，细细品味。

我很喜欢鲁迅先生精炼而犀利的文字，也敬佩他毫无媚骨的品格，因此对鲁迅先生的作品几乎入迷。每读一篇，都要把喜欢的句子摘录下来，久而久之等，摘录了不少。

1968年底，不知道哪里来的小道消息，说是我们中学生将要以班级为单位分配去学工或者去学农，我和好朋友刘汝琦不在一个班级，一想到以后我们或许会离得很远，难免依依不舍，就互赠了照片和笔记本。汝琦送了我一个印有鲁迅头像的日记本，还热情洋溢地题了临别赠言：

我非常喜欢这个笔记本，就把那些摘录通通誊在这个日记本上，手抄了一本专属自己的鲁迅语录。

在抄鲁迅诗歌的时候，我嫌自己的楷书太丑，还临时抱佛脚地学了几天隶书，结果还是丑，但一笔一划，非常认真。

六九年初，川江的老爸头上还戴着“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帽子，川江不敢在青神逗留，遂回老家山西洪洞县当知青，我将鲁迅日记本里的插页——鲁迅先生的手迹“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临摹下来，用丝线绣了赠川江作为纪念。

同年年底，我下乡当知青，将那本《鲁迅选集》和我手抄的《鲁迅语录》一起带到乡下。1971年我离开青神，那时候我们公社的几个知青朋友有个君子协议：不管谁离开公社，都要把书籍留给还在农村当知青的朋友，以帮助他们打发难熬的乡村岁月。走的时候，那本《鲁迅选集》留给了淑君她们知青点的一位同学，后来他带回了成都，我只带走了我手抄的《鲁迅语录》。虽然我的字歪歪扭扭很是难看，但我还是走到哪儿带到哪儿，珍藏至今。

时隔六十年，日记本的封面已经烂了，里页的字已经褪色了，但我仍然珍藏着，毕竟这里面承载着我青少年时期的思想印记。

我这个人的性格偏柔，还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天真，如果只是一味读些温良优雅的小说和诗歌，肯定会加深性格本身的毛病。鲁迅先生的文字冷峻凝炼，像一把锋利的手术刀，总能把血淋淋的伤口直接展示出来，让人警醒。

那时候虽然我很小，对鲁迅作品的理解非常肤浅非常片面，有时也可能不懂，但却总能从一些角度找到对自己有益的知识。比如读《祥林嫂》，不管作者想反映的是什么，含义多么深刻，而我印象最深的是祥林嫂叙述阿毛走失的那一段。那么惨痛的经历，叙述多了就被人当成了笑话。所以，以后我无论遇见什么难受的事情，都尽量自己消化，不在他人面前絮絮叨叨。

还有《阿Q正传》，我不一定读懂了。但我认为每个人的劣根性里，妄自菲薄和妄自尊大都很容易共存，因此我一辈子都在提醒和审视自己：尽量避免这样的毛病……

鲁迅先生的作品，无论是在文字上，还是品格上，能吸取其中的营养，都足够受用终身。所以现在回想起来，很庆幸少年时代能认真读鲁迅先生的书。

我当知青快一年的时候，有两位长者来生产队看过我。一位是县知青办姓赵的干部，他来了解我下乡后的表现，也对我加强阶级斗争教育。他说，生产队的人对我的反映是好的，要我继续努力，好好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接着，他拿出一本小册子，册子的封面上写着《一块银元》。他绘声绘色地把册子上的内容读给我听：大意说的是解放前，一个穷人家的男孩被地主老财用一块银元买走，这个可怜的少年被地主老财毒死后，灌注水银制成了标本……

故事非常非常悲惨，我听这个故事的时候，同时又很紧张，因为我知道这位长者也在提醒我：家庭出身不好，要随时加强思想改造。所以他念故事的时候，我一直把头埋在自己的膝盖上。当他念完要我谈感想时，我抬起头，泪流满面，为故事也为自己——已经改造成这样了，别人仍要提醒你的出身，真是心都凉透了。他看我这样，就没有再说什么了。

另一位来看我的长者是贾伯勋老师，贾老师教过我们的物理，当过我们的班主任。文革期间，学生们停课，老师们停教。后来学生们下乡当知青，老师们大部分下放到农村小学充实基层。贾老师被下放到复兴公社小学教算数，他得知我在复兴公社的福全坝插队落户，便来看我。

贾老师来的时候，我正在坡上挖地，生产队的社员听说我的老师找我，就让我提前收工了。

贾老师本来就是个少言寡语的人，在我的茅草房里坐了一会，除了简单的问候，几乎没说什么话。我生火准备给他做饭，他说他在公社食堂有伙食，不回去吃就浪费了，坚决不在我这里吃饭。走的时候，他看着我，一声长叹：“成绩恁么好的学生，可惜了！”其实这一声叹息，不仅为我，也是为老师自己，喜欢学习的学生不能读书，热爱教育事业的教师失去自己的专业讲台，同为沦落之人，是命运？是世道？谁与道之？无奈只能仰天长叹了！

1971年春，第一批知青以招工的形式返回城市参加工作，虽然人数不多，却如在一潭平静的水中投入一块巨石，激起的浪花让每一个知青无法平静，我的心里更是五味杂陈。第一批返城的知青，大都出身比较好，有革命干部或者血统工人或城市贫民的家庭背景。而我，家庭出身不好，父母的头上还戴着黑五类的帽子，很难有单位愿意将我纳入招工名额。况且，即使有单位要，政审这关无论如何也是通不过的。看着一起下乡的同学喜孜孜地回城，内心的焦虑不言而喻。尽管白天照常出工做活路，但晚上已经开始失眠。

我们生产队的社员也替我着急。胡大娘比较心疼我，看见其他队的知青进城吃商品粮， 说：“周庆，你原来也是吃商品粮的，叫你家里的人想哈办法，把你弄回去嘛。乡坝头不是你呆的地方，你的劳力太小了，吃不动这碗饭。”胡大娘的话戳中我的内心，我何尚不知道自己的状况，但我也没办法啊。

有一天，卢桂花在我这里玩，一贯梳两根长辫子的她此刻包了一个头帕，我问她为什么，她说头晕，生娃儿留下的毛病。她随即看着我，无限的怜悯，说：“你这个身体，在这乡坝头是遭不住的。听说一大队走了几个知青，你赶紧回城里头找哈关系，走了算了。我们是从小生在乡下，找不到跑处，要不然早都跑了。你看，那个人……”她用目光指向坡下正在割猪草的一个女的，这个怀孕的女人挺着个大肚子，弯不下腰，就跪在地上割猪草。“唉，这种罪，哪个愿意受嘛，莫得办法的苦啊！”卢桂花的话，使我五味杂陈，且又非常无奈。当初下乡的时候，不讲条件，也不搞政审，不管本人同不同意，直接就把户口下到农村，可现在返城，门槛之多，比登天还难……

又是一年的农忙季节，强打起精神参加抢收抢种。一天，大家正准备插秧，天上大雨滂沱，根本做不成活路。社员们说，老天爷看我们太累，放我们休息一哈儿，就听老天爷的吧。

难得有闲暇的时候，我站在门口发呆，盯着急箭似的雨投射在坡下一大片水田里，激起层层水花，一时间天上地下，一片汪洋。恍惚间，自己仿佛置身孤舟，飘浮在茫茫的江海之间，不知要驶何处？孤独且无助。我想，要是大家都返城了，我该怎么办呢？没有办法的最好办法就是让自己消失，究竟该怎样消失，我暂时还没有主意。

夏收结束，农闲又至，碧华和春花绣的布包已经送出去了。年轻的小伙已来她们家走人户了。按山里的习俗，碧华和春花在这里已呆不了多久，因为她们会在十八岁之前出嫁。

秋收快要到了，又帮生产队算了一回工分，辜会计又邀请我去他家吃豆花饭。他家的大狗生了一窝小狗，毛茸茸的，非常可爱。辜会计老婆劝我养一条，说狗狗看家好得很。我想，要是其他的知青返城了，碧华和春花出嫁了，小狗兴许可以陪我一段时间，于是就抱了一条棕色的狗狗回去。

小狗被我抱过之后，就再也不愿离开我了。我把它关在卧室外面，它就汪汪地哼，放进卧室，它就在床前的踏板上哼，搞得我全无睡意。只好起来，抱着它坐在门槛上发呆。

这夜的月色很好。对面的山和近处的庄稼都很清晰，门口坡坎上那棵小青杠树在月光下益显孤独。一瞬间我觉得：我，小狗，小树何其相似，禁不住有些酸楚，写了一首小诗自我排遣。诗的最后两句是：

“我无助地望着月亮，

可她也投来清冷的辉光

……”

诗写得不怎样，只是意境颇为惨淡。写成之后，我就夹在给我二姐的回信中，寄到了贵州毕节。

我的二姐川大毕业后分在贵州大学教化学。当时二十刚出头，样子特别稚嫩，好多学生都比她大，特别是调干生。我二姐扎辫子的时候，他们就叫她小丁丁老师，后来想老成一点，去烫了头，学生们又叫她小卷卷老师。

我的二姐不但书教得好，对这些基层来的学生也很好，会帮基础差的学生补课，也会在生活上给他们力所能及的帮助，学生们都很喜欢她。

1965年，高校的部分教师要下放去充实基层。当时的系主任是一个很注重派系的人，就把系里川大来的，北大来的，复旦来的通通下放，只留下自己教过的嫡系部队。我的二姐下到毕节地区去教中学，刚好她教过的一个调干生就在这个中学搞政工，看见昔日的老师，恭敬非常，大家的关系处得非常好。

我的二姐收到我的信，看了后神色凝重，她没有想到我在乡下是如此的孤苦，并且觉得我似乎有轻生的念头，眼泪差一点就下来了。那个调干生知道了这一情况，说：“周老师，莫急，你妹妹的事情我有办法。”原来当时毕节的乡村小学急需老师，准备从回乡初中生和插队知青中招一些人来高中培训两年，作为正规教师统一分配。这位调干生就负责此事，因此他留了两个名额给我和另一位李老师的妹妹，叫我的二姐和那位李老师赶快把我们的关系从四川转到毕节来。我二姐赶紧写信给我的三姐，我的三姐接到信，马上请假过岷江河再步行二十多里赶到复兴公社，帮我办转点手续。

公社邵秘书告诉我的三姐，办转点手续必须要一把手陈达国书记签字，但陈书记进城开会去了，可能要下午才能回来。我的三姐很着急，就去找副书记倪思章，说她今天的课都是找别人带的，如果现在都办不成手续，今天肯定过不了河，又要耽误明天的课程。倪书记是个很善良的人，见我的三姐这么着急，就把我的转点手续给办了。我的三姐拿着手续往城里赶，走到岷江河边的时候恰逢陈书记开会转来，他下船，我的三姐上船。陈书记告诉他的熟人，今天的会议精神是知青的转点工作即刻取消，任何人都不得以任何形式转点。我的三姐一听，大气都不敢出，赶紧回来用特快专递把我的手续寄给我的二姐。我的二姐把我的手续拿给那位调干生，他马上去找他的一位亲戚，这位亲戚是五里坪公社的书记，立即接收了我的手续，落户后立马转出来落在学校的户口上，吃32斤商品粮，就这样我终于恢复了城市户口。

当时我还在生产队挥汗如雨。因家里叮咛过：不到离开生产队的那一刻，都要好好在生产队干活。

接到我二姐的电报，我的四姐赶紧到生产队来，叫我马上回城往贵州赶。我们生产队的人听说我要走了，很替我高兴，但又有点不舍。胡大娘眼沁沁的看着我，说：“走了好，走了好……”我把我的小狗托给吴秀华，我发现这个看似凶巴巴的女人很喜欢它。碧华和春花拿走了我的照片，冬凤和卢桂花说：“出去……就不要回来了……”胡队长和张队长说:马上就要分口粮了，你的口粮咋个办？我说不要了，就分给大家吧。他俩相互盯了一下，没有说话。我到贵州后，两位队长把我这一年分的口粮挑了二十多里，到白果粮站换成粮票送到我家，实在感人！

得知我要走了，彭淑君和李玲还有他们点的一位男生把我送到城里。当时，李玲的男朋友已经返回成都了，现在我也要走了，大家的心里都很不是滋味。我们三个女娃都忍不住掉泪了，正在我们依依不舍的时候，那男生说他要去西龙公社找同学，就头也不回的走了。我们三个说，还是人家男生坚强，不像我们，婆婆妈妈的。

第二天早上，我三姐送我到汽车站，没想到那男孩已经在车站了。原来他昨天匆匆离开，是不想和淑君她们一道回复兴公社，好今天来车站送我，我有点意外也有点感动。道过别正要上车时，只见他的眼泪夺眶而出，当着众人，他没有擦拭也没有遮掩，一任泪水流下……第一次看见男孩为自己流泪，一滴两滴……那泪滴像重锤砸在我的心里，很痛很痛……但我的心里很明白，这不是表白也不代表某种特殊的情感，只是喜欢和不舍，只是青春情愫的真情流露，抑或只是少年长大的生长痛……这种情感晶莹透亮，不染纤尘。极像晴朗夜空中划过苍穹的流星，转瞬即逝但又绚丽非常……

车开了。我泪眼婆娑地望着车窗外一切的一切，别了，我亲爱的亲人和朋友们！别了，我生长的故土家乡……

一到毕节，就投入紧张的学习中，因为其他的学生已经开学一个多月了。所幸的是，期中测试，我还是像原来读书一样，永远名列前茅。这让我的二姐和那位调干生感到欣慰，特别是那位调干生，因为这样可以证明，他没有帮错人。

我在这边努力学习，那边我二姐的朋友们仍在为我的事情四处奔忙。

六七十年代，毕节地区聚集了不少充实基层的大学生，有一个固定的社交圈子，互相帮衬很是真心。大家觉得读高中等几年再当老师并非良策。当时，贵州是三线建设的重点，招工的机会很多，应该想办法立马参加工作才是上策。终于，有个朋友带来一个好消息，说是水城来毕节招了五十个专业军人，清一色的男性，而且是党团员。毕节劳动局说，你要了我这么多“细粮”，就必须搭五个“粗粮”走，于是我就成了“粗粮”中的一员，坐了两天的敞篷车到水城。一路上，“细粮”们意气风发，拉歌喊口号好不热闹，我们五个“粗粮”默不作声，生怕就搭不成功，被退回毕节。接我们的吴老哥说，我们这五个“粗粮”里面，一位女生很漂亮又会打篮球，称得上是上等女子，算是“粗粮”中的细粮，后来，这位上等女子分在最紧俏的化肥厂。我们几个下等“粗粮”分在水城特区商业局。

刚去的第二天，我们就拿到了工资，整整28元，哇，怎么这么多钱！我在生产队天不亮就干活， 一天才挣六分钱，与此相比 ，这28元简直就是巨资！我打听到邮局的位置，立马去汇了10元给我的爸妈。同宿舍的人知道了，说，没想到你的家庭负担这么重。我说，怎么是负担呢？这是天职是荣幸，我等这天已经等好久了！以后，每个月一领工资，我都寄钱回家。一想到我也能和姐姐们一样奉养父母了，就非常开心。

到水城后，我当过工人，当过播音员，搞过会计，搞过统计，还利用业余时间去工会的夜校过了一把教师瘾。无论做什么工作，我都争取做到力所能及的最好。同时，我也非常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我生怕自己的举止失当，别人会说我没有家教，这样就会伤及父母。

工作期间，我努力学习各种知识和技能，也不断跳槽，后来到报社工作，每天能采访不一样的人群，写不一样的文章，这是我想要的工作，所以就一直坚持，直至现在。

参加工作几年后，我遇见一个男孩，他喜欢书法，也爱好音乐。

当时单位的朱会计有一本老版本的《唐诗三百首》，注释准确，言简意赅，我很喜欢，他就借了用毛笔字誊写，连注释都抄了装订好给我。

下班的以后，他常常弹着吉他唱歌给我听，他轻声唱，我静静听。有一次，他学了首新歌来唱给我听：

“花开时节总在春天，中秋时节总是月圆，少年时期总要爱恋，啊啊，又过了一年。我不愿夏季长，我不愿冬季短，但愿春风吹散冬天的雪，遍地鲜花开……”我觉得这首歌词曲都不错，就让他把歌单留下，准备抄在歌本上。我的好朋友小郑来玩，她是重庆知青，投靠姨妈来水城工作。她也喜欢这首歌，立马抄回去学唱。

隔了两天，单位的领导来找我，说是特区的领导找我有事情，叫我去他的办公室，我去办公室一看，原来是小郑的家长。小郑的家长很严肃地拿出歌单问：“这首歌是不是从你这里抄的？”我点头说是。他又说现在水城特区正在追查这首黄歌的出处，问这首歌是谁给我的？我不想连累任何人，就说是我从四川带出来的，已记不清从谁的手里抄的。然后我嘟囔着说：“我不认为这是黄歌，办公室里随便一个成年人开个玩笑都比这个黄多啰”家长听我这样说，也没有反驳，只是叫我不要传唱。还好，后来单位领导和家长都没有为难我。

想想也是，这首歌不是写得挺好的吗：“花开时节总在春天……少年时期总要爱恋”年轻人谈情说爱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于是，我决定不再与感情拧巴。鲁迅先生说：“必须要活着，爱才有所附丽。”现如今我已经工作五年了，不但可以糊口，还可以养家了 ，并且我俩已经结识三年了。所以，我完全地把自己交给婚姻，交给家庭，交给命运……

后记：

随着这篇《觅路》的作结，我的《离乡三部曲》均已完成（前两部为：《那年，我串了一个联》和《出走》）。种种过往，虽属个人际遇，却是历史微尘。

我们这代人，在青少年时期，就遭遇了文革的动乱，继而失学，上山下乡，后来又遇上下岗、失业等危机，虽历经风雨，但却从不怨天尤人，而是兢兢业业，守着了善良、勤劳、向上的本分。

如今退休，所幸既无饥寒之忧 ，亦无劳役之苦，既不为稻粮谋，也不为职称烦，遂我写我心，留下一段真实的过往……

记得小时候，站在秋千上，双手握着绳子，双脚使劲登，便有了飞天的感觉。至今虽已“发苍苍，齿牙动摇”，但飞天的感觉依然梦中犹存。借用儿时喜欢的小说《牛虻》中主人公亚瑟的调侃小诗形式，不妨也来自我调侃一下：“不管我死去，还是我活着，我都是那个，想飞的小姑娘。”

周庆平于2025年岁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