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上官云珠 为何死于“文革”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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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转载自《三联生活周刊》及网络自媒体，著作权归原作者所有。

原作者：口述 韦然丨记者 李菁



 “上官云珠”，这是一个曾经在中国电影史上熠熠生辉的名字。她塑造的许多角色，已经成为铭刻在一代中国人心中永恒的经典。但谁又知道，在这些令人炫目的光环背后，却又是一个个说不尽的辛酸的沧桑往事？

1978年，上影厂为上官云珠平反，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当年那么一个红遍上海滩的大明星，平反大会上竟连一张照片都没有，还是电影厂用她档案里的小照片一次次翻拍放大。

比起她在荧幕上演绎的那些哀怨的角色，上官云珠自己的真实人生故事，缠绕着大历史与人性之间的错综复杂，更令人喟然长叹，黯然神伤。

低调平和的韦然，正式的身份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的编辑，负责上海地区的业务，却又经常被熟悉的电影界长辈介绍，参加电影圈的诸多纪念活动。回忆起美丽的母亲，美丽的姐姐，那些经常让韦然红了眼圈的往事，已滤去了最初的巨痛，转而成为一种淡淡而持久的忧伤。

上官云珠

母亲之死

1968年12月的一天，我突然接到姐姐的来信，让我马上回上海一趟。那一年，我只有17岁，刚离开北京到山西农村插队还不到一个月。我心神不安地上了火车，不知道已经支离破碎的家，又出了什么事。

一路颠簸到上海，迎接我的是这样一个噩耗：11月22日凌晨，母亲跳楼自杀。

1966年，正在江西农村参加“四清”的母亲得了乳腺癌，回上海做切除手术。手术很成功，她身体恢复得也很快。此时《舞台姐妹》已被定性为 “美化30年代文艺黑线的反面教材”而遭重点批判，母亲与导演谢晋、电影女主角竺春花的原型——袁雪芬等被牵连。所幸那时有医生的干预，她才被留在医院，没有过早被卷进那场险恶的政治浪潮。

但是两个月后，母亲又突然昏倒，检查结果表明，病变组织转移到了大脑。接下来她又做了一个大手术，从十几小时的昏迷状态下苏醒过来后，几乎不认得任何人。直到一个月后，母亲给我写了第一封信，告诉我她已经认得300个字了。

而此时，外面的形势变得更险恶，她参演的《舞台姐妹》与《早春二月》成了文艺界的两株“大毒草”，母亲一瘸一拐被赶出医院。她在建国西路高安路口的家也完全不像个家，一到四层楼道的墙壁上，全是母亲的名字，横七竖八，打满红叉。29室的房门，也被砸得像蜂窝一样，从上到下布满了黑洞。

此后的两年，对母亲来说是黑色的岁月。她出院不久就被逼去电影厂上班，所谓“上班”，其实就是要每天去牛棚报到，那时她的身体，还远未恢复到健康状态。在那里学习、劳动、写交代、受批判。

50年代初，母亲与其他文艺界人士一道，曾被毛泽东数次接见，这一度曾保护她免遭 “右派”的命运，但“文革”一来，这却又成了她最大的罪状之一。出事前一天，1968年11月22日，母亲又一次被传唤，两个外调人员和厂里的造反派轮番逼问她，要她承认参加了特务组织，并利用毛主席接见她搞阴谋。母亲不承认，他们就脱下鞋用皮鞋底抽她的脸……回到“牛棚”时，母亲的脸被打肿，嘴角流着血，目光呆滞，身体不停地颤抖。同被关在“牛棚”里的黄宗英和王丹凤阿姨看她被打成这样，马上端来热水安慰她，但母亲始终一句话都没说，只是不住地哆嗦。

当天晚上回到家里，母亲被造反派勒令写交代。也许她实在害怕即将到来的又一场羞辱与磨难，在黎明前最黑暗的一刻，她从四层楼的窗口跳了下去……母亲的身体重重地落在楼下小菜场一个菜农的大菜筐里，当时尚有意识的母亲还向围上来的人们说出家里的门牌号码——也许在那一刻，她还有一种本能的求生欲望，但等到有人找来黄鱼车把她送到医院时，已经没救了。

后来有人告诉我，听说菜场的人只是用橡皮水管冲掉了菜叶上的血，继续卖给来买菜的人，我并没有那么惊讶。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这样的举动并不那么不容易理解；更何况，那时候的人们，对各种非正常的死亡似乎已习以为常。

在母亲去世后的这么多年里，我曾无数次想起这残忍的一幕，我相信母亲在纵身跳下的那一刻，内心一定充满了彻骨的绝望。那时候，她不知道我和哥哥的下落，追求革命的姐姐到上影厂给她贴了大字报，她身边的那个男人也没有为她遮挡一点点风雨。在我看来，很多“文革”中自杀的人，并不仅仅因为外界的羞辱、事业的中断或前途的渺茫，家庭的冷漠与不幸，也是促使他们告别世界的原因之一。母亲的内心，已没有了一点点的温暖与光亮，除了死，她还能选择什么？

那一年，母亲只有48岁。

上官云珠

明星的诞生

上海，是母亲结束生命的地方，也是她当年事业开始、转变人生的地方。

1920年，母亲出生在江苏江阴长泾镇，是家中第5个孩子，原名叫韦均荦，又叫韦亚君。舅舅的一位同学叫张大炎，是同乡一富绅的儿子，他原来在上海美专学西洋画，毕业后在苏州做美术老师，母亲也在那里上学。张大炎一直很喜欢比自己小9岁的同学妹妹，也照顾有加，不久母亲有了身孕，他们只好结了婚。17岁那年，母亲生下了我的哥哥，为此她中断了学业，回家乡做了富家的儿媳妇。我手里还有一张母亲穿着泳衣，和张大炎在家乡河里游泳的照片，可以看出，母亲在当地确实属于领风气之先的人物。

上官云珠和张大炎

1937年抗战爆发，他们的家乡被轰炸，我的一个姨妈被炸死，母亲跟着张家逃难到了上海。刚到上海的母亲，为谋生，到巴黎大戏院（今淮海电影院）边上的何氏照相馆当开票小姐。母亲有南方女子的乖巧，又聪明大方，何氏照相馆经理何佐民十分器重她。他从霞飞路上给母亲买了时髦衣服，还为她拍了许多照片放在橱窗里，以作招牌。

何佐民原是明星影业公司的摄影师，跟上海电影界人士来往密切。当时影业公司老板张善琨与红极一时的女星童月娟因片酬产生矛盾，张老板故意想捧母亲，准备让她取代童月娟出演《王老虎抢亲》。导演卜万苍觉得“韦均荦”的名字太过拗口，于是取了个“上官云珠”的艺名。虽然不久张老板与童月娟重归于好，母亲又被换了下来，但那也由此成为母亲进入上海演艺界的起点。

母亲与反对自己演戏的张大炎的分歧越来越多，我的大姨是知识女性，终身未嫁，一直鼓励母亲要独立、走自己的路。1940年，母亲离了婚，张大炎带着哥哥回到老家。

第二年，母亲拍摄了她的电影处女作《玫瑰飘零》，这一年又相继拍摄了许多当时非常流行的“才子佳人”、“鸳鸯蝴蝶”类文艺片，开始在影坛崭露头角。

1942年，母亲加入“天风剧社”，在此结识了成为她第二任丈夫的姚克。

姚克和鲁迅

姚克是苏州人，早年毕业于耶鲁大学，是20世纪30年代活跃于上海文坛的才子，回国后与鲁迅来往密切。鲁迅去世后，姚克就是10位抬棺者之一。因为他举止洋化，曾被人叫做“洋场恶少”，他知道后很委屈，黄宗江曾安慰他说：“你哪里是洋场恶少，姚Sir，你是大大的洋场良少！”

宋庆龄在鲁迅葬礼上讲话，左为姚克。

姚克后来热衷于戏剧，1941年，他写的《清宫怨》问世，这部戏吸引了很多著名演员加盟，虽然母亲只在剧中演一个没有几句台词的宫女，但不知凭什么吸引了名气远远大于母亲的姚克。1944年8月，母亲生下了我的姐姐姚姚。

此时的母亲，已是众人眼里的“大明星”。她的事业一帆风顺时，感情生活却再一次遭遇危机——这一次问题出现在姚克身上。在母亲到天津、济南、青岛等地巡演时，姚克在上海爱上了一个富家女。母亲闻讯后立即决定同姚克离婚，不满两岁的姚姚姐就跟了母亲。

在姚克离她而去后，母亲曾与蓝马有过一段感情。蓝马是一个好演员，也是一个好人，但大家都觉得他们两人不合适，蓝马是典型的北京人，比较粗放，两人最终还是分了手。

很多人认为，母亲的演技真正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还是20世纪40年代后期所拍的那些电影，如《一江春水向东流》《丽人行》《万家灯火》《乌鸦与麻雀》等，它们后来都成为中国电影的经典，母亲在这些影片中塑造了性格各异的形象，也使她在影坛上的地位更加确立起来。

《一江春水向东流》剧照

我对母亲以前在电影界的地位并无多少概念，直到这些年，我看到无数观众仍在怀念她，赞颂她，我才渐渐意识到，母亲是一位多么伟大的艺术家。客观而言，母亲在进入这个圈子时没什么特殊的优势，但母亲比较聪明，她也会利用一些关系，比如与姚克的结合，与蓝马的交往，以至于后来与我父亲的结合，对她的演艺道路都有帮助。但光有这些关系，也不足够。沈浮导演曾对我说，母亲排《红旗歌》时有一幕，她一个人站在台上有一大段独白，其实母亲个子很矮，只有一米五几。但沈浮说，你妈妈一上台就能把台子压住，别的演员上来就没这种感觉，个子高也没用。也有很多被湮灭的女演员，她们曾经得到过各种各样的机会，但并没有持久。

母亲文化程度并不高，但她感悟能力强，有创造力。她也很会处理在电影界的各种关系，后来有人要拍母亲的电视剧，我在这个圈里的一个好友劝我放弃这个念头，他说个人传记最难拍，因为文艺圈里关系复杂，拍电视剧总要涉及很多人，他们以什么样的面孔出现？一旦不合适，有些人的亲属就会出来纠缠不休。我把这个意见反馈给上海筹拍这部戏的人，结果他们回话说：我们调查过了，你妈妈没有一个敌人，完全可以摆脱开那种复杂的人际关系，写她的艺术造诣、写她的人生道路。我想母亲的成功与此也有关系吧。组成妈妈这一代电影人的成分复杂，有国统区的，有延安来的，也有沦陷区的，这些人到了解放后分成三六九等，但她把几方面的关系都处理得很好。我想，她能处理好这么复杂的关系，固然有从谋生中学习来的生存智慧，但更多的是出于本性。

程述尧和上官云珠

荣耀与辛酸

1951年，我的父亲程述尧与母亲在上海“兰心大戏剧”举行婚礼，成为母亲的第三任丈夫。

父亲出生于北京一殷实之家，毕业于燕京大学，与黄宗江、孙道临都是同学，也是学校文艺舞台上的活跃分子。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人跑到燕京大学扣留了司徒雷登等人，也逮捕了一批进步学生，其中就包括我父亲。其实父亲算不上“进步”，因为真正“进步”的学生早就去西山了，他充其量也就算是个“活跃分子”。父亲被关在沙滩红楼地下室（注：当时日本宪兵司令部所在地）一个多月，后经亲友斡旋才解救出来。

毕业后，父亲在中国银行做行长的英文秘书，有一份很不错的薪水。他就用自己的工资资助那些朋友的戏剧活动，他组建了南北剧社，自己担任社长，丁力、黄宗江、卫禹平、孙道临、于是之、黄宗英等都是剧社成员。于是之后来在话剧《雷雨》里演周萍，有一个情节要跳窗而去，我听爸爸说过，于是之跑到灯市口附近我的祖父家，在窗台上跳来跳去地练习。

1946年，父亲与黄宗英结婚。不久黄宗英去上海拍戏时结识了赵丹，向父亲提出离婚。父亲不甘心就这样结束，从北京赶到上海。父亲追到上海也没有挽救住这一段婚姻，却从此就留在了上海，后来做了“兰心大戏院”的经理。

黄宗英和赵丹

父亲与黄宗英离婚后，他们之间的友谊却并没有因此受影响。父亲与母亲结婚后，也与赵丹、黄宗英保持着正常交往。

我小时候在上海电影剧团的托儿所，和黄宗英的儿子、寄养在她家的周璇的儿子都在一起，有时候赵丹家的保姆也会把我接到他们家，下了班后父亲再到他们家接我，一切都很自然，那种关系不是这个圈子里的人，好像不太容易理解。

上世纪60年代，母亲到北京来开会，爷爷带我到宾馆等他们到来。那些演员们坐在大厅里，有人介绍说：这是程述尧的父亲，上官云珠是他的儿媳。大家开玩笑说：“还有一个儿媳妇呢！”黄宗英站起来，给我爷爷鞠了一躬，大家哈哈一笑。那个时候，电影圈还没有像后来那样四分五裂，1950年，父母新婚到北京看望我的爷爷、奶奶，正值孙维世与金山结婚，母亲带着我姐姐，江青带着李讷还参加了他们的婚礼。

1952年，全国开展“三反”运动，有人揭发父亲贪污兰心剧院的款项。父亲平时就是大大咧咧的一个人，他以为数目不多，承认下来将钱补上就可以尽早摆脱麻烦，于是母亲从家里拿出自己的800美元和两个戒指送到剧院，作为“赃款”退赔。父亲显然太天真了，虽然这件事情后来被证明是诬告，但这样一来，他就被彻底打上了“贪污犯”的标签。

当时母亲正进行着将自己从旧上海的明星脱胎为新中国文艺工作者的努力，为灾区筹款义演、劳军义演，她每次都积极参加，甚至劳累过度，得了肺病。此时此刻，她不能容忍父亲的“错误”，于是坚决提出离婚。

很多父母当年的老朋友谈及此事，认为只有父亲程述尧与母亲最合适。当母亲要与父亲离婚时，周围的朋友们组织起来，轮番说服母亲，当母亲有些回心转意时，父亲却犯起了大少爷脾气，坚决不同意。这段婚姻维持了不到两年，又以失败结束。他们离婚时，我只有1岁多一点。

上官云珠

很快，母亲与上影导演贺路有了她最后一段感情。贺路对母亲心仪已久，父母感情还很好的时候，他租了我们家的一间房子，中午交饭钱在我家吃饭。当父母之间产生裂痕时，他“适时”地出现在母亲的生活里。贺路井井有条，或许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父亲那种粗枝大叶的性格对母亲形成的缺憾。

不过他们之间并没有结婚。这是一段不被祝福的感情，母亲也很快就后悔，但那时已经进入到50年代，组织上也不允许她再闹出更多的风风雨雨。

很多年，母亲与贺路各花各的钱，平时是贺路向母亲交“饭费”，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一直以“食客”的身份呆在这个家里，他与母亲周围的朋友也格格不入。在我的记忆中他们好像从未同时出现在同一场合，我也没有他们两人在一起吃饭、逛街的任何记忆。按我的理解，我一直觉得贺路是生活在阴影里的人，这么多年来，他崇拜母亲，但与母亲在一起不久，母亲便失去了她曾经令人仰视的位置与荣耀，曾经的光环并没有照耀他多久，相反给他的却是一场灾难。一次体检时他查出了癌症，结果一周后他就去世了。

上官云珠

悲欢离合

父母离婚时，只有1岁多的我被判给父亲。不久，父亲也结了婚，父亲的第三任妻子是以前上海社交界的名女人吴嫣。她以前是上海滩著名的“玲华阿九”，解放前协助潘汉年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在电视剧《潘汉年》里，还有以她真名出现的一个角色。解放后，在潘汉年的亲自安排下，成了文化局的一名干部。

其实父亲那时在“兰心”戏院的问题已经得到澄清，正要重新进入文艺界工作。但1955年，吴嫣因为潘汉年事件牵连，被关进提篮桥监狱，财产也被充公。有人上门来劝父亲与她划清界限，虽然当时父亲和她结婚还不到一年，但父亲将来做工作的人骂了回去。这样一来，“自取灭亡”的父亲也彻底断送了他的政治前途。他后来就在电影院里做起送胶片、领位员的工作，见到他的人又有几个知道，这个落魄的老头儿在国共合作时还为美方做过翻译呢？

父亲与吴嫣的婚姻也并不那么幸福，因为北京的程氏家族难以接受父亲娶了这样一位“茶花女”式的人物。父亲后来得了老年痴呆症，而吴嫣在政治气氛宽松后又慢慢与她原来的“姐妹”热络起来，对父亲照顾得并不是很周到。77岁那年，父亲去世于上海。

因为父亲的再婚，4岁时，我被送回到北京的爷爷、奶奶家。我是程氏大家族的长孙，爷爷、奶奶和叔叔们对我都很好，但我从来没有享受过与父母一起生活被宠爱的那种快乐。在我看来，即便是父母的责骂，也是一种与父母之间令人渴望的交流。可惜，这一切我从未拥有过。我从小到大的语言能力都非常好，但小学升初中的语文考试考砸了，就是因为那次的作文题是《我的家庭》，别的孩子自然都会写与父母在一起的幸福生活，而我，因为没有经历过，也不会写。

母亲虽然不和我生活在一起，但我能感觉得到她对我的宠爱。1962年，她来北京拍《早春二月》，与孙道临、谢芳、谢铁骊等几位主创人员都住在白塔寺电影局招待所里，母亲把我接到剧组里，利用一切机会，增加母子之间的交流。后来赵丹也来到了剧组，周末，他们一起去王府井买东西。很多人围观他们，他们走到哪儿大家就跟到哪儿。孙道临来了，坐公共汽车去后海，乘客也都围观，我那时也十几岁了，多多少少有些排斥心理，虽然一起上车，他们坐在前面，我远远地站在后面，装作不认识他们的样子。为此，孙道临还向母亲“抗议”，说我不愿意跟他们在一起。

上官云珠

现在回想起来，在母亲四十几岁时，她也许想到自己的未来，希望我和她在一起，母亲对我的母爱也越来越多地流露出来。10岁那年我回了上海，周一至周六在母亲家住，周日去父亲家。那段时间，小时候没有得到的母爱得到了些许补偿：夏天洗完澡后，她搂着我坐在阳台上给我讲故事，或是带我和姐姐到附近散步。

母亲断断续续给我写过一些信，她喜欢用绿色的墨水，微微右斜的字体，可惜这些信件，以及妈妈的照片后来都在“文化大革命”当中烧毁了。这几年母亲的照片都是我断断续续从她以前的朋友那里搜集来的，父亲去世后，我在整理他的遗物时，也看到了当年母亲在台历上留给他的只言片语，这对我来说，是母亲留给我最后的纪念。

上官云珠和姚姚

我的姐姐姚姚虽然和我是同母异父的姐弟，但我们之间的感情非常好。父亲当年也对姐姐视若己出。即便离婚后，姐姐还经常来程家找她的这个“爸爸”。姐姐虽然留在母亲的身边，但她在家里很孤独，母亲对她很严厉，与继父的关系也不好，所以特别喜欢我这个比她小7岁的弟弟。1955年，我要回北京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离开前，姐姐特地领我到照相馆拍一张合影，照相时我总是不笑，姐姐就挠我痒痒。这张表情不太自然的照片，成了我们姐弟之间永远的回忆。有一年暑假我回上海，下了火车后先到父亲家，正在洗澡，姐姐兴冲冲赶过来，不管不顾地冲进卫生间抱住我，弄得自己也是一身水，她那种高兴劲溢于言表。

姚姚

姐姐原来学钢琴，后来到上海音乐学院师从周小燕学习声乐。母亲自杀那年，她再有一年就毕业了，我在校园里见到了她，她第一反应是特别高兴，拉我到琴房。琴房是在学校角落里一座两层的小楼，进了琴房，她关上门，抱着我就哭，说：妈妈没了。

母亲的后事，是姐姐、燕凯一起处理的。燕凯是姐姐的男朋友，在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他出身高干家庭，父亲是华东局的一个领导。燕凯长得高高大大，喜欢穿黑大衣，是女同学眼里的白马王子。他和姐姐在学校里，轰轰烈烈、旁若无人地热恋着。燕凯高兴起来，可以抱着姐姐在校园里转圈，晚上两人就住在学校的琴房里。

姚姚

燕凯在学校里也是位激进分子，和于会泳的造反派不合，后来“中央文革小组”选择了于会泳，燕凯一下子成为对立面。1970年3月8日，燕凯在关押自己的房间里，用剃须刀同时割破了手腕和脚腕上的动脉，结束了24岁的生命。姐姐再一次面对又一位亲人的非正常死亡。

一年后，姐姐慢慢从燕凯之死的阴影中走出来。这时，她认识了常来父亲家做客的一对父子。儿子开开长相有点像燕凯，他虽然比姐姐小10岁，但也读了很多书，很讨女孩子喜欢。他的生母早年去了美国，但一直与他保持联络，姐姐便利用这个渠道，设法与生父姚克联系。

1972年冬天，在毕业体检中，姐姐被查出怀有7个多月的身孕，第二天便从上海消失了——我后来才知道，她在体检第二天便和开开到了广州，想搭车前往深圳偷渡出境。但开开被边防军抓获，在旅店里苦等的姐姐因为没有实施叛逃、又有身孕，被学校领回。1973年1月17日，姐姐生下一男孩，这个孩子很快被这个医院的医生夫妇领养。

上海音乐学院原本准备将姐姐分配到上海乐团的合唱团，出事后，学校取消了原来的计划，决定将她分出上海，去黄山农场。但姐姐以身体不好为由，坚决拒绝离开上海。学校后来又让她去湖南，又被她拒绝。就这样耗着，原来大学毕业生还给生活费，后来也停发，她的生活几乎陷入绝境，只好靠卖母亲的一些旧衣物维持生计，我已经工作了，有时给她些钱。她就这样在毫无希望地打发日子。

姚姚

姐姐的举动在当时无疑是属于“惊世骇俗”的。我想，这可能是源自血液里的——有母亲的，有姚克的那样一种不安分。1974年，已经30岁的姐姐仍然就这样漂着，她没了母亲，没了男友，没了孩子，也成了众人眼里的异类。于是她又打起出国找姚克的念头，开始从头学习英语。我记得有一天，姐姐似乎不经意地提到开开，我才知道他已经出来了，还在继续寻找他的出国之路。我对姐姐说：你们最好不要来往了，姐姐听了没有说话，以后再也不说开开的事。

后来，音乐学院给姐姐下了最后通牒：如果两个月内仍然没有单位愿意接收她，她就要被强制送到甘肃或青海。这之前，母亲的一位亲友帮忙，终于把姐姐安排到浙江歌舞团，周围的人都由衷地替她高兴，觉得她这么多年的生活终于要走上正轨了。

1975年9月23日上午，那天下着雨，因为姐姐计划在第二天离开上海开始她的新生活，所以这天一早她就骑车出去，跟朋友辞行。10点左右经过南京西路时，她的塑料雨衣被一辆载重卡车前面的钩子挂住，她一下子被拉倒在卡车后轮下，两个车轮重重地碾过她的胸和头……一直宠爱姐姐的父亲不敢参加姐姐的葬礼，而校方致的悼词里说：“她是一个没有为国家做出过贡献的人。”

1975年初，我刚从山西回到上海时姐姐曾对我说：“从此以后，我们俩要相依为命。”半年后，她也死了，我一心一意地要回北京，坚决不肯留在上海，我在这个城市已经失去了几位亲人。因为没有人去龙华火葬场领回只能存放3年的骨灰，1978年，火葬场将姐姐的骨灰作为无主骨灰深埋。

1995年，我委托上海的一位记者朋友找到了当年收养姐姐孩子的那位父亲。记得那一天，我们俩在一个空旷的即将被拆掉的房子里，各自捡了一块砖头坐下。那位父亲说这几年有关我母亲与姚姚的文章他都精心收藏着，有一天他会告诉自己的孩子，他身上流淌的究竟是什么人的血液，他答应我会很快给我一个答复。但第二天他告诉我，那位养母坚决不同意我见那个孩子，他们不愿意破坏他现在的生活。其实我早已知道那个孩子的姓名和上学的学校，如果我真的想找他，就一定会自己找到的，但我思考了很久，最终还是放弃了。

但那个在1973年1月出生的生命，一直久久地盘踞在我心里的某个角落。说完这些故事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这个孩子马上就要34岁了，他肯定已经有了属于自己的家庭和孩子，他可能永远也无法知道，给了他生命的那个母亲，才仅仅活了31岁……

上官云珠与姚姚合葬衣冠冢

附：【2篇参考阅读】（文章来源于网络，著作权属原作者所有）

第一篇：

上官云珠的非正常死亡

1968年11月23日，一代影星上官云珠跳楼身亡，她的非正常死亡充满了非正常的诡秘因素，死因错综复杂，过程扑朔迷离，于是给后人留下了令人思索的另外四个字：“莫名其妙”。正如她的挚友黄宗英那段意味深长的评语：“我国优秀的表演艺术家上官云珠同志，做人坦坦荡荡，演戏活灵活现，死得莫名其妙。”

上官云珠原名韦亚君，江苏江阴人，1937年，为了躲避战乱到上海谋生，最初在一家电影公司附近的小照相馆当开票员，经常与来拍照的电影演员打交道，继而爱上了表演并考入戏剧学校学习话剧，不久就在艺华影业公司拍摄了她的电影处女作《玫瑰飘零》。当17岁的她第一次走进摄影棚时，她感到新鲜、好奇，又大开眼界。著名导演马徐维邦、杨小仲，演员韩非、顾也鲁、梅熹、黄耐霜正在忙着拍戏，她的领路人卜万苍把她介绍给坐镇摄影棚的老板张善琨，并示意她在镜头前即兴表演。不知所以的她随意做了几个形体动作，说了几句背熟了的台词，毫无矫揉造作之态，张善琨微微点了下头，表示满意，当即决定由她主演即将开拍的新片《王老虎抢亲》，她欣喜若狂，卜万苍也为她高兴，于是想到了古典小说《儿女英雄传》中女主角“上官”这个复姓，为这个极富表演天赋的好苗子起了个别有韵味的艺名。“上官”在中国古代是皇亲国戚的姓氏，象征着高贵气质和贵族血统，加上云淡风轻、玉珠玲珑的寓意，上官云珠的名字油然而生。那天晚上，上官云珠彻夜难眠，满以为从影愿望能像高空流云般飘逸，像明珠般夺目，哪里料到这一切只是一个泡影。《王老虎抢亲》开拍前，“影坛新葩上官云珠”、“倾国倾城上官云珠”等小报标题把她捧上了天。然而时隔不久，情况莫名其妙突变，原来，张老板早已定了女主角，只因为酬金谈不拢而闹翻，这才把上官云珠当做赌博的筹码，临时杀杀对手的傲气。后来，两人重归于好，又把上官云珠换了下来。各家报纸重新登了标题：“上官云珠绣花枕头一包草”、“奇葩变野草”，让上官云珠遭遇一桩被戏弄的冤枉账，但她并不气馁，也不示弱，而是暗下决心要在电影圈内占有一席之地……

莫名其妙之病魔缠身

上官云珠死得莫名其妙，属于“文革”非正常年代的非正常死亡，谁也不知道她在什么时候冒出自杀的念头。实际情况是，1966年大年初三，原本是家人欢聚的日子，可她不行，当时已吹响“文革”前奏，文化界危机四伏，电影界首当其冲，而她演的三部影片《早春二月》《舞台姐妹》和《血碑》同时被点名批判，她已被发落到江西农村一边搞“四清”，一边接受改造。那天她告别了老朋友赵丹、黄宗英夫妇，到医院诊治老慢支后即登程出发，哪料常规检查时被医生发现胸部有硬块，继而化验被确诊为“乳腺癌”，需要立刻住院手术，这无疑是晴天霹雳！上官云珠镇定下来，把急于要办的事先办掉，从包里拿出几瓶药和阿胶，托护士邮寄给在江西搞“四清”结对子的贫下中农房东，原来在同吃、同住、同劳动的思想改造中，她与房东已结下了深厚感情。最让她感动的是，这位贫下中农根本不买那些满篇胡编乱造的批判文章的账，反而对上官云珠在《早春二月》《舞台姐妹》中的表演赞赏有加，并且说了当时谁也不敢说的真心话：“戏中的两句话‘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唱戏’有啥好批判的，我觉得说的好邪，做人不清白难道走黑道？唱戏不认真难道瞎胡闹？拿伲种田人来说，不认真种庄稼田里会冒出粮食来!”这些知心话对上官云珠来说真是天大的安慰，可是如今病魔来袭，恐怕再也无法与房东见面谈心了。她也扪心自问，《早春二月》当年公映，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人们对孙道临、谢芳与她的表演十分赞赏，称她饰演的文嫂是她从影以来最感人的角色，甚至有不少男女大学生争相模仿孙道临、谢芳在戏中的穿着打扮。这样受欢迎的影片怎么一下子成了大毒草了呢？

上官云珠的乳腺癌手术很顺利，休养时一个叫“阿妹”的姑娘来探望，这是她结识的第二个农村女人。不少人总以为像上官云珠这样一个名满全国的著名艺术家，一定架子十足，怎么可能与乡下人成为知心朋友。其实不然，她不仅做人“坦坦荡荡”，而且“实实在在”，平民意识很浓，这个阿妹就是她在上海郊区下放劳动时相识的。有一次，种稻挑猪粪，阿妹以为这么又累又脏的活，娇滴滴的明星肯定不会干，就故意逗她“敢不敢干？”谁料她二话没说就脱下鞋袜，光脚踩进猪圈一挑就是两篓筐，从此二人无话不说还攀上了“亲戚”。这次探望，阿妹带来了她最喜欢吃的荠菜肉馅糯米团子，两人高高兴兴地有说有笑，正当她送走阿妹并约定出院后再到阿妹家吃豆沙团子时，一件意外的事发生了，阿妹背影远去，她却头痛欲裂两腿一软昏倒在地……

莫名其妙之“文革”批斗

病魔再次纠缠，这次是更凶险的脑癌转移，算是上官云珠命大，经过华山医院脑外科专家的精心治疗，难关终于闯过去了。然而，更大的恶魔从天而降，“文革”灾难开始，这是再高明的医生都无能为力的，为她主刀的医生早已被戴上了高帽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游街示众，她也被当做“牛鬼蛇神”横扫出医院，到电影厂接受批斗。那是一个极其悲凉的傍晚，夕阳的余晖已经褪尽，她由丈夫贺路搀扶着跌跌撞撞走在归家路上，由于手术后被剃成光头，她又像哭又像笑地自嘲：我像“僵尸”行走在马路上。此话说得何等辛酸！要知道一头秀发对于一个女人尤其是女演员来说，是何等重要，上官云珠素以美丽相貌、端庄气质和灵巧身材著称，主演的几十部电影可以说片片走红，从四十年代的《天堂春梦》开始，《一江春水向东流》《万家灯火》《丽人行》《乌鸦与麻雀》《香飘万里》《枯木逢春》《早春二月》《舞台姐妹》……她都以精湛的演技和多姿多彩的形象博得人们青睐，被誉为“影坛常青树”、“百变明星”。她在戏中根据角色需要变换多种发型和服饰，常常是恰到好处，把角色展现得活灵活现。拍《一江春水向东流》，她饰演一个风流摩登的阔太太，第一次进排练场，人家都是便装，她故意戏装出场，一头长波浪卷发，一套红白搭配的西装裙，一双时髦高跟鞋在场内噔噔噔地走了一圈，果然艳惊四座，技压群芳。影片公映，这副扮相很快在民间流行开来……可是如今，秀发已去，心情落寞，家中被抄，门口贴满自己名字上打了红叉的大标语、大字报，叫她有何脸面回家？此时已近黄昏，天色朦胧，她与贺路决定等到漆黑的半夜再偷偷回家，省得自找麻烦。于是，二人取出干点坐在人家屋檐下啃起来，像一对流落街头的患难夫妻。

贺路是上官云珠的第五任丈夫，因为老实憨厚才与美丽善良的她走到一起，说起婚姻，它与爱情一样是个说不完道不尽的话题。可以这么说，她的前四次婚恋都是欢欢喜喜开始，莫名其妙收场。她的第一个丈夫是老家江阴的富家少爷，比她大九岁，二人在苏州念书时相恋成婚，抗战爆发后夫妻双双逃难到上海谋生，十七岁的她走上银幕，拍戏日益频繁，与思想正统的丈夫因分歧尖锐而离婚。第二年她因主演电影处女作《玫瑰飘零》而崭露头角，与当时的文坛才子姚克相识相恋，两人在当时堪称大片的《清宫秘史》中有过合作。姚克是编剧，她饰演宫女，此片当年轰动影坛，被誉为电影佳作，20多年后又轰动“文革”，不过此时却被当做大毒草遭到全国性批判，姚克被姚文元的批判文章中称为“反动文人”，她则为此吃了不少苦头，这段“闪电式婚恋”也只维持了几年，因姚克的移情别恋而告终。此后，她与著名演员蓝马有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他俩因戏结缘，那是在抗战胜利后，她进入左翼电影阵地的昆仑影片公司，主演了《一江春水向东流》《万家灯火》《乌鸦与麻雀》等一系列经典电影，一跃成为大腕明星，因为此前在《天堂春梦》《乱世儿女》中她与蓝马有过合作，故而蓝马在主演由沈浮导演的《万家灯火》时，力荐上官云珠，她果然不负众望，让此片成为“中国电影90年来十大名片”之一，也使二人成为“影坛最佳拍档”，拍档成佳偶，却因性格分歧而分手。到了1951年，上官云珠与兰心大戏院的程姓经理又有了第四段婚姻，这位程姓经理毕业于燕京大学，曾是黄宗江、孙道临的学友，成婚后卷进了一桩莫名其妙的贪污案，引起了上官云珠的猜疑与不满，又以失败而落空。五段婚恋五段姻缘，有缘千里来相会，缘断情断两分离，情情缘缘相纠缠，恩恩怨怨说不清，莫名其妙之中自有奥妙在。上官云珠的感情丰富细腻，却也曲折坎坷，一切命运使然。

莫名其妙之厌世自杀

夜深人静，上官云珠携着贺路的手，终于进了家，进门一看，这哪像个家，翻箱倒柜、凌乱不堪，值钱的、像样的、珍贵的东西早被造反派一扫而空。更让她痛心疾首的是，那张她与毛主席的合影照片也无影无踪，这张照片可是她一生最荣耀的记录，她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珍贵。那还是1956年拍完《南岛风云》后的一天，由人上门送来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的信笺，上写“上官云珠同志，请你来一次，陈毅”。陈老总有请，这让她有点不知所措，她上了小车来到友谊会堂，眼前的情景不由令人又惊又喜。原来是毛主席亲切会见电影界知名人士。赵丹、沈浮等均在场，主席起身与她握手问好，随口讲了句风趣话：“说到曹操，曹操就到。”并说她：“《南岛风云》演得好，以前你都演城市妇女，这次演了个女战士，我看像个战士嘛。”这次接见是莫大的鼓舞，激励她拍出了一系列好作品。之后毛主席又接见过她六次。这本是天大的好事，可是到了“文革”，是非黑白全被颠倒。动过两次手术的上官云珠第二天就被造反派勒令到电影厂接受批判，并关入审查“牛鬼蛇神”的牛棚，天天早请示晚汇报，唱侮辱自己的“牛鬼蛇神”歌，时不时还被揪上牛鬼蛇神台进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压在她身上有两顶大帽子：“反动文艺黑线的宠儿”、“大毒草的炮制者”。这些压得她透不过气来，由于她拍的“大毒草”太多，社会影响大，所以除了电影厂内的批斗，厂外的乃至外地的造反派、红卫兵都可随时把她从牛棚拉出来拳打脚踢，甚至用铜皮带抽。与她关在一起的“棚友”黄宗英、王丹凤都受到过这种非人的“待遇”，好几回她被打得鼻青眼肿，回到家实在撑不住，前言不搭后语地对贺路说：“我不想活了！”并准备了一瓶安眠药，产生了想死的念头。正在此刻，乡下的阿妹拨开了她心头的愁云，阿妹得知她在受苦受难，特地送来了一篮新鲜鸭蛋，还有在医院分手时承诺过的豆沙糯米团子，万般规劝，悉心安慰，并要她“把户口转到伲乡下去，让伲贫下中农保护你，别再受那些畜生的气”，这是真心话，但又是过于天真的想法，在当时人人自危的氛围中，不要说转移户口，就是脱离“牛棚”一步也不行，落个“畏罪潜逃”的罪名，岂不罪上加罪？如果株连无辜善良的阿妹，良心何在？但不管怎么说，阿妹的一片真情宽了她的心，如一阵清风吹散了她厌世的晦气。

然而，一次外调又令死神向她逼近，“文革”开始，江青就打着“批判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的旗号，密谋死整与她共过事有过恩怨的电影界名流，并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赵丹、郑君里……都难逃一劫，上官云珠也不例外。1968年11月，几个神秘的外调人员来提审她，先是诬蔑她参加过特务组织，后又批判她主演“坏电影”、“放毒”，兜来兜去，才露出了真实目的，硬逼她交代毛主席接见她时，她搞了什么阴谋诡计？这不是明摆着要把她往死里整吗？此时，她彻底绝望了，绝望得无法回头。当晚，她失魂落魄地回家，决绝地走向四楼的窗口，像进入角色前酝酿情绪一般，选了一扇朝向小马路的窗口，纵身跳下。为什么不跳朝向大马路的窗口？也许她是特意选择的，怕死在大马路上，人来人往，影响不好。

上官云珠在现实生活中自杀了。躺在路边的血泊中，死后连骨灰都没留下，因为自杀后没几天，造反派头头就迫不及待地做出了“上官云珠畏罪自杀，她自杀是反革命行为”的荒唐结论。然而，这并不有损于她的形象，因为她塑造的众多角色早已在广大观众的心中生根开花。到了1973年8月，换届领导把结论改为“并非畏罪自杀，是因患癌症和对运动不理解自杀”。直至“四人帮”被粉碎后，组织上又对上官云珠的死作了复查，推翻了前两个错误结论，确认“上官云珠同志是属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应予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消除影响”。同时，为她补开了追悼会，她的同行“棚友”，她的影迷粉丝，从四面八方来到灵堂与之告别，她的江西农村的房东、上海郊区的阿妹也向她献上了鲜花，流下了动情的泪水。

第二篇：

“乱世佳人”上官云珠

01

“长泾出上官，影坛留云珠。”

这是书法家刘子枫为上官云珠写下的十个字，短短的一句话却将她的一生概括了一大半，她出生长泾，绽放于影坛。

上官云珠1920年出生在江苏省江阴市长泾镇，原名韦均荤，后改名为韦亚弟，在家中排行第五，自小就备受哥哥姐姐的宠爱。

上官云珠的父亲韦亚樵曾做过私塾老师，所以自小就比较重视孩子的教育。6岁的上官云珠被送进了当地的小学读书，这也开启了她长达十年的读书生涯。

毕业后的上官云珠回到了长泾，本想着安安稳稳度余生的她，却因1937年卢沟桥事变，打乱了她平静的生活，她跟随家人四处奔波避难，最终驻足在了上海。

偌大而繁华的城市，深深吸引住了这个乡下的小姑娘，同时也暗暗拨动了她命运的弦。她爱上了这座城，并想着去靠近，她想成为这座城里闪耀的明星。

通过两年的努力，上官云珠1940年参演了人生首部电影《王老虎抢亲》，也正是因为这部电影，导演卜万苍为她取了“上官云珠”的艺名。

作为影坛的新人，首次出演就当了女主角，瞬间引起了上海媒体的关注，她成为了聚光灯下的宠儿，看似美好的前程，却不知一切都是影业公司经理张善琨设计的预谋，而她只不过是一粒他用来“报复”当红影星童月娟的棋子。

后来张善琨与童月娟合好了，上官云珠立马就被打进了“冷宫”，成为了世人眼里的笑话。这突然的绽放就像一现的烟火，绚丽绽放后渐渐消失在黑夜。

02

演艺才刚刚开始，上官云珠就经历了这个圈子的冷与暖，她从外界的褒奖到嘲笑，只在操纵者的一念之间，被捧得多高，别人松手时，她就会摔得有多痛。

事业受创，所有人都抱着嘲笑的姿态看着她，包括她的第一任丈夫张大炎，他并不希望自己的妻子在外抛头露面，对于她拍电影，他从头到尾都是极力反对的。他觉得上官云珠越好，意味着他越有可能失去她，因为早在1937年，他就失去了竞争力。

上官云珠从小就长相清秀，是长泾出了名的美女，所以自小她就深深吸引到了哥哥的同学张大炎。机缘巧合之下，张大炎借着教学的名义，慢慢与上官云珠熟悉了起来。

在张大炎的关怀和追求下，1936年，16岁的上官云珠嫁给了24岁的富二代张大炎，抱得美人归的张大炎对她百般宠溺，她也过上了舒服太太的生活，后来还生下了儿子张其坚。

一切都在朝着美好的方向发展，可终究还是在一场战乱中被打断。结婚第二年，长泾遭到破坏，他们成了无家可归的沦落人，他们迁至上海贫民区，一家三口只能挤在一间破陋的屋子里。

天壤之别的生活条件，迫使张大炎为了生计不得不四处奔走教学，但还是不能满足家庭开支，因此就有了上官云珠拍电影的后续故事，即便遭受嘲笑，她还是毅然决然的选择了坚持，并和反对嘲笑她的丈夫有了情感的隔阂。

做不了女主，那就做配角，就算是跑龙套，上官云珠也依旧连滚带爬的坚持着，她就如同一棵顽强的小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03

天无绝人之路，上官云珠在“王老虎”风波过后，她凭借着自己姣好的容颜，在第二年参演了多部电影角色，虽然都是配角，却让她积攒了一定的人气，再次走进公众视野。并在《清宫怨》中，结识到了上海文坛才子姚克。姚克毕业于耶鲁大学，回国后成为了上海名流界的名人，他还担任着编辑和影评人的工作，如此优秀知名的才子却一眼就看上了当时不怎么有名气的上官云珠。

两个人彼此欣赏，互生情愫，相比于嘲讽反对她的丈夫张大炎而言，姚克对她充满了鼓励和支持，他看到了上官云珠身上的潜力。

1943年，她选择结束与张大炎早已破灭的婚姻。次年，在北京，她与姚克携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并生下了女儿姚姚，过上了真正的上海名媛的生活。

婚姻的幸福，也给她的事业带来了好运，她开始四处拍戏，经常忙到没有时间回家，没人看管的姚克趁着时间的漏洞，移情别恋出轨了富家千金，上官云珠知道后立马果断的提出了离婚，她觉得已经变质的婚姻没必要挽留，她毅然决然的带上女儿选择了独自生活。

04

多年的经验的积累，上官云珠的演技变得炉火纯青，她把每一个小角色都演的惟妙惟肖，收获了外界的一片好评，这是来自她的坚持和热爱。

两次失败的婚姻被她转换成了力量，她塑造了一个又一个的经典形象，如《太太万岁》中个性张扬风骚的施味味，《一江春水向东流》中汉奸夫人何文艳，《乌鸦与麻雀》中忍辱负重的华太太，她抓住了每个人物的灵魂，完美的将她们一一呈现在了观众眼前。

上官云珠边演戏，边照顾女儿，直到无意之中她遇到了同为天涯沦落人的程述尧，两人类似的婚姻遭遇，让这次遇见变得倍加珍贵。

程述尧家境富裕，却丝毫没有一点公子哥的架子，他憨厚温柔，就像一个未经世事的大男孩，最后这个大男孩爱上了这个饱经风霜的大姑娘。

1951年，上官云珠与程述尧在兰心大戏院举办了结婚仪式，他将上官云珠和姚姚带回了家中，并把姚姚视为亲生女儿，百般宠爱当作心头的小宝贝，后来他的儿子灯灯出生后，他还对母亲笑着说，要对姚姚跟对灯灯一样好。

这样大气善良的男子，却在“三反”运动中，遭人诬陷，被扣上了“莫须有”的贪污罪名，他在被关押的过程中，为了能早点回家，结果承认了罪行，他单纯的认为能用钱解决和弥补的事都不叫事，却不知承认意味着坐实，他将一直背负着贪污的污点。

在当时那个敏感的时代，污点不仅会影响到自己，还会牵扯到家人。上官云珠积极响应新社会的号召，到处参加义演，可依旧摆脱不掉贪污犯妻子的标签，那怕她精疲力竭，也改变不了别人的指指点点。

事业的暗淡无光，生活的指指点点，她想过放下身段从头再来，想过通过一些事情去弥补，但终究也只是徒劳，没能激起一丝希望的涟漪。

压抑的情绪没能虽时间退却，她向程述尧提出了离婚，当时双方的朋友都出面相劝，但还是阻止不了这段婚姻的破灭，离婚后，儿子灯灯跟了程述尧，女儿姚姚开始了与上官云珠的漂泊生活。

离婚后的上官云珠再也没有结婚，或许是已经看破了红尘岁月，“动心容易痴心难，留情容易守情难”，心动是瞬间，但要痴心守情，就要经过时间和生活的考验。

05

时代的变迁，文化的改变，上官云珠为适应新社会，她卸去浓妆艳抹，脱去华丽奢侈的衣服，换上了列宁装，积极参加各种活动。

苦尽甘来，上官云珠迎来了演艺生涯的第二春，后来还跟随中国电影代表团出访捷克，1962年，她被中国文化部评为“中国电影二十二大影星”。

后来四处参加组织运动的上官云珠，因超负荷的奔波，身体吐血垮掉，被送往医院时查出了“乳腺癌和脑癌”，她遭受着病魔的吞噬，日益消瘦，后来癌细胞扩散，让上官云珠丧失了说话和写字的能力。

面对癌症，面对医生的叹息，上官云珠并没有选择向命运妥协，她坚持练习发音和写字，日复一日，她真的创造了医生都不信的奇迹，这也许就是上官云珠的毅力，如果她若真的妥协了命运，倒有点不像上官云珠了。

出院后，她因为曾经出演的一些电影，被“文革”认为是“右派”，而遭受了众人的批斗和殴打。

心理和身体的摧残，折断了她曾坚硬的翅膀，羽翼纷飞，回忆片片，她曾不甘命运，拼尽全力对抗命运，改变命运，可终究无法去改变那的时代。

1968年11月23日凌晨，上官云珠从自己家的四楼跳楼自杀身亡，那时一直与她同居的贺路正在做饭，没想到一转身竟是永别。这一年，上官云珠48岁，穿着最喜欢的衣服，带着最熟悉的笑容，永远地离开了。她用死结束了背负的痛苦。在那个敏感的时代，她成为了牺牲品，如同众多文革中含冤离去的人一样。

一块珍珠白断裂的墓碑，只留有一个简单的名字，和一座浮雕头像，这是儿子灯灯为她设计的墓碑。简单却意味深长，如同一只被折断羽翼的天使，被猎人无情的摧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