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潮与《竹岩文集》：一位清代循吏的文献守护与家族传承

半山布衣

辑佚雠勘镌枣梨   承先启后焕奎章

柯潮，字于韩，一个在煌煌清史中并未留下显赫列传的名字，却以其毕生的实践，完美诠释了传统士大夫“立德、立功、立言”理想中，那深沉而坚韧的“立言”维度，并非著书立说以扬己名，而是薪火相传以存先贤。他与《竹岩文集》的故事，是一条以文献校雠为轴的经线，与一条以其生命历程为纬的纬线，交织而成的文化图景。这幅图景，映照出一位地方循吏的治世之才，一位家族后裔的守文之志，以及在雍正年间那股“右文”风气下，基层士绅自觉进行文化重建的微观历史。

柯潮对文献传承的执着与能力，并非无源之水。纵观其一生行迹，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份文化守护的使命感，深深植根于其作为儒家循吏的品格与阅历之中。

雍正十一年，癸丑岁，八月的莆田浸润在初秋的微凉中。乌石山麓修史馆的书斋内，七十三岁的柯潮提笔凝神，面前摊开着新刊印的《竹岩文集》。墨香如缕，在秋阳斜照的尘埃中袅袅升腾。他缓缓写下：“雍正癸丑壮月之吉，族孙潮谨书。”笔锋顿挫间，二百年的时光长河仿佛在此处打了一个回旋——从明代景泰年间的翰林风雅，到嘉靖年间八世族孙柯维骐的苦心辑佚，再到明末清初的兵燹劫灰，最终汇集于他手中的这一册新刻。

窗外，莆阳的秋桂正暗自含苞。柯潮搁下笔，目光越过庭院中斑驳的日影，仿佛看到了那位从未谋面却血脉相连的先祖——柯潜，竹岩公。这位明代景泰二年状元、翰林院学士，其诗文曾被时人赞为“冲澹清婉，不落窠臼”，在翰林院手植的双柏，更成为文苑佳话，连李东阳这等文坛巨擘都曾以“学士柏”为题课试庶吉士，引得馆阁群贤竞相唱和。

而如今，那些风雅的墨迹几经沉浮，如同漂泊的孤舟，在时间的汪洋中时隐时现。柯潮抚摸着书页，指尖传来的不仅是纸张的纹理，更是一段即将湮没的文化记忆，一个家族百年不熄的精神火种。

康熙十五年，柯潮生于莆田一个诗礼传家的书香门第。幼时的他，便展现出非凡的禀赋。《兴化府莆田县志》记载了他的一则轶事：少年时春日随父出游，见街坊楹联，便能“默识，不遗一字”，令其父大为惊异。

父亲轻抚他的头顶，眼中闪烁着期许的光芒。家族的藏书阁成了柯潮的乐园。他在泛黄的书页间穿梭，偶然翻到残存的《竹岩文集》抄本片段，那些清雅的文字如清泉般流入心田：

夜坐空庭月色微，

一帘花影上人衣。

幽怀欲共秋声诉，

满耳寒蛩带露啼。

年幼的柯潮虽不能全然理解诗中意境，却莫名感到一种亲切的共鸣。他从长辈的口耳相传中，渐渐拼凑出先祖柯潜的形象——那位在翰林院后圃植柏建亭，与文人雅士诗文唱和的状元公；那位在朝堂上风骨凛然，却始终保持着文人本色的学士。

康熙三十五年，柯潮参加乡试。临行前夜，他在祠堂中默默伫立，烛光摇曳中，先祖的牌位静谧庄严。那一夜，他梦见自己行走在一片竹林间，岩壁上刻满诗文，墨迹犹新。醒来后，他心中澄明如镜。放榜之日，“柯潮”二字赫然列于举人榜上，时年二十一岁。

中举后的柯潮并未立即踏入仕途，而是在家潜心读书数年，直至康熙四十九年方被选授江南当涂县令。临行前，他特意到藏书阁找出那些残存的《竹岩文集》抄本，细心包裹，放入行囊。

“老爷，这些旧纸何必带走？”仆人不解。

“此乃吾家血脉，亦吾为官之镜鉴。”柯潮答道，目光深远。

当涂地处长江之滨，本是鱼米之乡，但柯潮到任后所见却令人心忧。他换上便服，深入乡里“询民疾苦”，发现朝廷正赋之外，竟有各种“加派”逾千金之巨。小民不堪重负，纷纷逃亡他乡。

县衙内，胥吏们围坐一堂，为首的老吏捋须道：“大人，这些加派历年已久，若骤然革除，衙门公费无出，诸多事务难以运转啊。”

柯潮静听完毕，缓缓起身，目光扫过众人：“吾尝读先祖遗文，有云：‘为政之道，在清其源而疏其流。’今百姓如涸泽之鱼，而尔等犹议增网罟乎？”他声音渐高，“若辈肥，吾民瘠矣！此非朝廷设官之本意！”

他当即上书安徽巡抚，力陈积弊，请求永革加派。文书往复三个月，终于获准。消息传出，逃亡在外的百姓陆续返乡。那一年除夕，当涂百姓自发在江边为柯潮建生祠，他闻讯后星夜赶去制止：“吾只尽本职，何德何能受此香火？”然而祠堂已立，成为他清廉为民的永恒见证。

在审理诉讼时，柯潮更显明察。有豪绅张姓，利用律法漏洞屡兴讼事，欺压乡民。柯潮调阅旧卷，发现此人竟有七个化名，涉案二十余起。公堂之上，当柯潮一一念出其化名及所涉案件时，张姓豪绅面如土色，瘫倒在地：“大人明察秋毫，小人服罪。”

政务之余，深夜的县衙书房内，烛光常常亮至三更。柯潮在处理完公文后，总会展开随身携带的《竹岩文集》残卷，在先祖的文字中寻找精神慰藉。那些关于清风明月、文人雅集的记述，与他日间所见的民生多艰、吏治积弊形成鲜明对比，让他更深刻理解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序列。

康熙五十四年冬，一场罕见的寒潮席卷江南。柯潮奉命前往灾情严重的来安县协助赈济。沿途所见，触目惊心——冻饿而倒毙路旁的灾民时有所见，幸存者面黄肌瘦，在寒风中瑟瑟发抖。

在来安县衙，看着堆积如山的赈灾文书和略显混乱的发放记录，柯潮没有立即指手画脚。他连续三日冒着风雪走访灾民，手掌冻裂渗血，却坚持记录下每一户的实际情况。第四日，他召集县衙吏员：

“吾观赈册，按户平分，此大谬也！”柯潮展开自己绘制的灾情图，“东乡王姓，家有八口，仅老弱两人；西村李户，壮丁三人，却得同额赈粮。此非赈济，实为助强凌弱。”

他重新制定方案，按实际人口与受灾程度分级发放，并捐出自己三个月俸银，购得棉衣三百件，优先发给孤寡老人。发放当日，他亲自在现场监督，确保每一粒米、每一件衣都送到最需要的人手中。

一日，发放完毕已是黄昏，柯潮在回住处的路上，见一老翁仍蜷缩在破庙檐下。上前询问，方知老翁姓陈，原是乡村塾师，因羞愧于接受施舍，宁愿挨冻。柯潮心中震动，解下自己的披风为老翁披上：

“先生教人诗书，传承文脉，功在千秋。今时运不济，暂受援助，他日春暖，再播文明，有何不可？”

老翁泪流满面，从怀中取出一本手抄诗集：“此乃老汉平生心血，愿赠大人，以报一衣之恩。”

柯潮连夜翻阅，虽诗艺平平，但其中对民生疾苦的记述真挚动人。他突然想到，先祖柯潜的诗文之所以能流传，不正是因其“不落窠臼”，真切反映了那个时代文人的情怀与思考吗？而眼前这些普通百姓的悲欢，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应当被记录的历史？

这一认识，如暗夜中的灯塔，照亮了他内心对文化传承的思考——文脉的延续，不仅在于精英的雅集唱和，也在于民间点滴的积累与传递；不仅要保存已经成名的大家之作，也要关注那些可能被历史遗忘的普通人的声音。

雍正元年，五十七岁的柯潮因身体原因乞请致仕，获准归乡。离开当涂那日，百姓夹道相送，有老者奉上一壶土酒：“大人清廉如水，愿此水酒聊表寸心。”柯潮饮罢，拱手作别，三辆马车的行囊中，一半是书。

回到莆田乌石山的老宅，他终于有了完整的时间来追寻那个萦绕心头多年的夙愿——完整修复并重刻《竹岩文集》。然而第一步就遇到难关：家族中原有的刻本早已“遭兵燹毁烬不存”，他年轻时见过的抄本也散佚不全。这部代表着“先正之风”的文集，命运却多舛。

文集最初在嘉靖年间，由柯维骐（号希斋）历经“勤且久”的搜罗补正，辑为十八卷，刊行于世。柯维骐此举，已是家族文化自觉的第一次彰显。

不幸的是，这部初刻本在明末清初的动荡中，“遭兵燹毁烬不存”。文集再度面临湮没无闻的危机。

值得庆幸的是柯潮接过了传承的火炬，他始终将重刻文集视为夙愿。当他“承乏于湖”时，便意图“购求元本，重付开雕”，却因公务繁忙、簿领填委而未果。这份未竟的牵挂，一直埋藏心底。

直至此时“谢政旋里”，归隐莆田，他才真正获得了完成使命的时机。他从藏书家处访得珍贵的抄本（“副墨”），如获至宝，“亟借钞以归”。然而，文献修复工作远非简单的誊录。他深知，单凭一个抄本，难免有“乌焉亥豕”（指文字形近而讹）之误。于是，他严谨地“参之近时族人所录，详加雠勘”，将多个版本进行精心的校对，最终整理出一个可信的善本，藏于箱箧。

用了三年时间，柯潮完成了全集的校勘工作，整理出十八卷定本，包括诗四卷、文十四卷，较原本更为完善。他将校勘所得辑为《竹岩文集考异》一卷，附于正文之后。看着整齐摆放的定稿，他长舒一口气，但这只是第一步。

整理完毕并非终点。柯潮的思考更深一层，若仅将善本私藏，则海内士人“欣叹欲睹之情，莫由克慰”；若任其传抄，则讹误必将滋生，最终“孰尸其咎？” 至此，私人校勘升华为公共传播的文化担当。他“谋诸族长者”，与一位名叫柯愧季的族中文学之士，共同倡议，发动族中“同志”，“各捐若干金，鸠工锓梓”。

雍正十一年春，雕版全部完成，进入刷印阶段。柯潮选用福建特产的连史纸，质地柔韧，吸墨均匀。墨是徽州松烟墨，色泽乌黑光亮，历久不褪。他亲自监督调墨的浓淡，试验多次，方得最佳效果。

开印那日，工坊中摆开十张印案，二十名印工同时操作。一人刷墨于版，一人覆纸，一人用棕刷均匀施压，再揭起，一张书页便完成了。初印的三部样书，柯潮捧在手中，指尖微微颤抖。从寻访底本到校勘整理，从集资募款到雕刻印刷，历时近十年，终于在这一刻凝结成实体。

他翻开柯潜的《竹岩记》，开篇写道：“余性爱竹，尤爱岩竹。岩竹生石罅中，不藉膏腴，不赖灌溉，劲节凌霄，四季常青......”

这些文字，柯潮早已烂熟于心，但当它们以如此端庄的形式呈现在纸上时，仍让他心潮澎湃。这不是简单的文字复制，而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一次文化基因的唤醒。

柯潮特意安排，在全书之后附上柯潜的行状、墓志铭，以及李东阳撰写的祭文等，使读者不仅能读其文，更能知其人、感其德。他还将自己撰写的《校勘记》与《重刻始末》作为题跋，详细记录版本源流与重刻经过，“庶几后之览者，知此书之成非易，而益加珍惜”。

装帧采用蓝色绢面，签条用洒金笺，题“竹岩文集”四字，仿柯潜笔意。全书十八卷，分装六函，古朴典雅。

这次重刻，意义非凡。柯潮刻本成为后世所有版本的祖本和校勘底本，就连乾隆年间繁修《四库全书》时，所收录的《竹岩集》亦主要参考此本。柯潮以一人之志，引领一族之力，为后世学者保存了研究明代前期文学与科举文化的关键文本，其文献之功，历劫不朽。

雍正十一年秋，《竹岩文集》正式刊成。

此时，清政权已巩固，雍正皇帝本人虽以严猛治国著称，但其执政期间，官方大规模的文化整理工程（如《古今图书集成》的最终完成）也在推进，社会上层建筑呈现出整理、归纳的倾向。柯潮在民间的文献抢救工作，恰似这股时代潮流在地方精英阶层中的一种微观映射和积极回应。它表明，文化的重建与传承，不仅是朝廷的宏旨，也深深依赖于无数像柯潮这样有学识、有财力、有责任感的基层士绅的自觉行动。

柯潮的修复工作，具有清晰的家族使命感。他在跋文中，详细追述了从柯潜到柯维骐再到自己的传承谱系。然而，他的行动并未止步于“秘为一家之私”。他明确指出，柯潜的文章“流播远迩”，为“海内”所欣叹，其流传是公共文化事件。因此，他的重刻，是将家族记忆融入更宏大的历史叙事之中，使家族先贤的“精神历劫不朽”，成为中华文脉中一个可辨识的节点。

晚年的柯潮，生活简朴而充实。他常在书房中翻阅自己重刻的《竹岩文集》，有时邀三五知己，品茗论诗。一个深秋的下午，阳光透过窗棂，洒在打开的书页上，尘埃在光柱中缓缓飞舞。柯潮轻抚书页，忽然想起自己少年时第一次读到这些文字的情景，想起寻书路上的奔波，校勘时的不眠之夜，刻书时的种种艰难……

所有这一切，如今都沉淀在这淡淡的墨香中。

这部雍正十一年的刻本，不仅仅是一套古籍的再生。它是柯潮个人生命价值的最终锚点，是柯氏家族“诗书传家”传统的巅峰实践，也是清代前期地方文化力量在承平年代自觉进行文明接续的一个生动案例。通过他的跋文，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段文献流传史，更是一种深沉的文化信仰：真正的“不朽”，不在于官位的高低，而在于是否以切实的行动，将那些承载着“清德粹文”的精神火种，从往昔的劫灰中悉心拾起，妥善安放，并郑重地传递给无尽的未来。

在其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传统士大夫最可贵的品质：他们既能“居庙堂之高”而忧民，也能“处江湖之远”而忧文；他们的功业，既书写在地方志的“名宦”卷中，也镌刻在古籍的版刻深处。他让我们相信，文化的江河之所以奔腾不息，正是因为有无数这样默默无闻的“柯潮”，在历史的长河中，甘愿做那最坚韧的河床与最尽责的堤岸。

他们或许不被大众熟知，却如暗夜中的星辰，虽然微弱，却始终闪烁着，连接起文明的天河。文化传承的伟业，不仅在于创造巅峰的天才，也在于那些在时光中默默守护、细心传递的普通人。正是他们，让文明之火穿越风雨，永不熄灭。

如今，当我们翻开那些泛黄的古籍，在静夜中与先贤对话时，或许也应想起那些让这场对话成为可能的人们——那些校勘者、刻书者、守护者。他们的名字可能已被遗忘，但他们的心血，早已融入了每一个汉字的光泽，每一缕墨香的幽远，在无声处，讲述着文明最为坚韧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