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帝国的裱糊匠

庐阳西日

文字原创：庐阳西日

美 篇 号：7876371

图 片：网络（致谢）

　　这“裱糊匠”的比喻，实在是他自己吐露的肺腑之言，也成了后世观照他一生的最精准透镜。他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败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这话里，有自嘲，有无奈，更有一种洞悉全局却又回天乏术的悲凉。他深知自己手握的，不过是些浆糊与彩纸，面对的是梁柱朽坏、地基动摇的百年“破屋”。风雨来时，他只能奔忙扑救，用尽浑身解数去“补苴罅漏”，以求这屋子不倒。他知道这非长久之计，然环顾宇内，庙堂之上，衮衮诸公，又有几人真在思量“修葺材料”与“改造方式”？大厦将倾，独木难支，这或许是他最深切的孤独与宿命。

　　让我们将时间的指针拨回1823年，安徽合肥东乡。那个名为李章铜的孩童（后更名鸿章），诞生于一个耕读之家。传统的儒家教育，科举的正途出身，似乎为他铺就了一条标准士大夫的青云之路。二十一岁中举，二十四岁进士及第，点入翰林，少年得志，风光无限。若在承平年代，他或许会成为一个文章华国、经纶满腹的太平宰相。然而，他身处的，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前夜。古老的帝国酣梦正沉，而大洋彼岸的炮声，已隐约可闻。

历史的大潮，将他推到了风口浪尖。太平天国的烽火燎原，为李鸿章，也为一批汉族士大夫，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舞台。他弃文从武，回乡组建淮军。这支最初衣衫褴褛、器械粗劣的乡勇，在他的苦心经营下，竟迅速成长为堪与湘军比肩的劲旅。在上海，他初次领略了西洋枪炮的威力，那“开花炮弹”的巨响，震撼的不仅是战场，更是他根深蒂固的观念。由此，“师夷长技”的种子，开始在这位传统士人心中萌芽。平吴剿捻，战功赫赫，四十岁的李鸿章，已凭军功跻身封疆，成为清廷赖以支撑的柱石。

　　然而，他的眼光，早已超越了内部的戡乱。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权柄在握，使他得以将目光投向波涛汹涌的海洋与瞬息万变的世界。他成为了“洋务运动”最有力的实践者。在他的擘画与推动下，一系列“第一”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中国近代第一家大型军工企业——江南制造总局，第一个近代航运企业——轮船招商局，第一条自建铁路——唐胥铁路，第一所近代军官学校——天津武备学堂，第一支近代化海军——北洋水师……这些事业，无一不浸透着他的心血，也无一不承载着他“自强”“求富”的梦想。他曾踌躇满志地设想，“庶几取外人之长技，以成中国之长技”，使国家渐图自强。

筹建北洋水师，是他洋务事业的巅峰，也最终成了他悲剧的缩影。他曾不无自豪地向朝廷报告，“但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1886年，醇亲王奕譞巡阅北洋，见“舰队整肃，技艺娴熟”，龙颜大悦。那时的北洋，舰阵巍巍，旌旗猎猎，似乎真的撑起了一片海疆安宁的幻梦。李鸿章或许也曾相信，他裱糊的，已不仅仅是一间破屋的窗棂门户，而是构筑了一道真正的海上长城。

　　可这幻梦，在1894年的甲午风涛中，被击得粉碎。黄海海面上，北洋水师的将士不可谓不英勇，邓世昌等管带舍生取义，气壮山河。然而，战术的陈旧、装备的滞后、后勤的混乱，以及更为根本的制度性腐朽，在明治维新后脱胎换骨的日本联合舰队面前，暴露无遗。一场大东沟海战，粉碎的不仅是一支舰队，更是一个民族三十余年“中体西用”的自强迷梦。随后，陆军一溃千里，辽东沦陷，京畿震动。

作为北洋水师的创建者和最高统帅，李鸿章无可避免地被推上耻辱柱。朝廷的责难，舆论的抨击，汹汹如潮。“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的处分，是政治上的失势；而《马关条约》的签订，则将他钉在了历史的十字架上。在日本马关，他遭逢了人生最耻辱的一击——被日本浪人小山丰太郎枪击面颊，血染官袍。生理的剧痛，远不及心理的煎熬。在谈判桌前，面对伊藤博文的步步紧逼，这位昔日自诩“天朝上国”的重臣，不得不殚精竭虑，一字一泪地争，一寸一寸地让。最终，台湾割让，两万万两白银赔款，如同两道深深的伤疤，刻在了民族的肌肤上，也刻在了他的生命里。他成了万夫所指的“卖国贼”，所有的裱糊努力，仿佛在那一刻，都被证明是徒劳而可笑的粉饰。

　　甲午之后，李鸿章的政治生命似乎已然终结。他投闲散置，在贤良寺的萧瑟庭院中，看花开花落。然而，庚子年（1900年）的滔天巨浪，又一次将这位风烛残年的老人卷入漩涡。义和团席卷华北，“扶清灭洋”的旗帜下，是失控的民粹与朝廷的昏聩。八国联军的铁蹄踏破北京，慈禧太后携光绪帝仓皇西狩，留下一个破碎不堪的烂摊子。

这一次，朝廷又想起了李鸿章。因为满朝文武，唯有他，还能与洋人“说得上话”。南国的广州，接到北上议和的诏令，他深知这是又一个“徒伤老年”的污名之旅，却不得不以七十八岁高龄，慨然应命。他曾对下属悲叹：“我已垂老，尚能活几年。总之，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钟不鸣了，和尚亦死了。”字字句句，皆是沉痛与苍凉。

　　1900年的深秋，他再次坐上谈判桌，面对的是十一个国家的公使。此时的“破屋”，已不是风雨飘摇，而是墙倒屋塌，火烧连营。谈判之艰难，更甚于马关。列强贪婪无餍，漫天要价；朝廷颟顸，仍想维持虚妄的体面；而国内舆论，对“议和”本身已充满鄙夷。李鸿章周旋其间，心力交瘁。他知道，这次裱糊，需要的已不是彩纸，或许是自己的骸骨。

《辛丑条约》的签订，赔款数额空前（本息合计近十亿两白银），主权丧失殆尽。签字前夕，李鸿章已病入膏肓。俄国公使仍强逼他在侵占东北的条款上画押，他坚决拒绝，呕血不止。1901年11月7日，这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在京城贤良寺溘然长逝。临终前，他老泪纵横，口不能言，唯目视窗牖，似有无限憾恨。据说，他留下了“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的诗句。秋风萧瑟，宝剑蒙尘，孤臣血泪，与落日下空寂的旌旗将坛，交织成一幅无比悲怆的晚景。

　　李鸿章死后，清廷予谥“文忠”。这“忠”字，意味深长。他忠的是什么？是那个他为之裱糊了一生的、风雨飘摇的朝廷？是那个他既想维护又知其朽坏的“道统”？还是他内心深处，那个“为国谋强”却始终无法实现的初衷？

评价李鸿章，是困难的。简单的“卖国”或“爱国”的标签，都无法覆盖其复杂的一生。他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传统士大夫的骨架里，生长着近代实用主义的筋肉；儒家忠君的思想之上，覆盖着对西方技术的热衷。他的局限，是时代的局限。他所能想到的“修葺材料”，不外是坚船利炮、铁路电报；他所能设想的“改造方式”，从未敢触动君主专制的根本框架。他一生“裱糊”，是因为他只能“裱糊”，他所在的体系、他所受的教育、他所处的环境，没有赋予他“推倒重来”的视野与勇气。

　　他的悲剧，在于他的清醒。他比同时代绝大多数人都更早、更深刻地看到了“变局”，并为之奋力一搏。然而，他又比任何人都更深刻地体味到，在旧的体制与观念桎梏下，这一搏的限度与无奈。他是一只试图拉动千年古船的螳螂，臂膀虽奋然举起，车轮却依旧沉沉碾过。

今天，我们回望李鸿章，或许不应再止于简单的道德批判或悲情渲染。他的身影，如同一面复杂的多棱镜，映照出近代中国在被迫走向世界过程中，那份沉重的挣扎、艰辛的探索与惨痛的代价。他的“裱糊”生涯，是一个古老文明在现代化门槛前踉跄学步的缩影。那间“破屋”最终未能保全，但裱糊匠在风雨中竭力支撑的身影，他手中那些或许粗糙却也曾焕发短暂光彩的“纸片”，以及他内心深处那份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孤愤与执着，都已化为历史天空下一道无法抹去的刻痕。

　　秋风年年吹过，宝剑已锈，孤臣长逝。唯有那“裱糊匠”的隐喻，依旧在历史的回廊中，发出幽幽的叹息，供后人深思，一个时代的重负，如何压在一个人的肩头，而一个人有限的生命与智慧，又如何在与一个庞大帝国衰亡命运的博弈中，留下自己曲折而深刻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