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高考

南海清平

勸君莫為黄河愁，

不入滄海志难酬。

偶因砫山水迴轉，

调頭波濤争東流。

（1977年高考後吟成於黃河岸邊。）

再過幾天，2025年12月9日，是恢復高考四十八年紀念日。

48年前我有幸参加了那場中断了11年的高考，并被錄取到山東大學。这次高考是我人生轉折點，也改变了我們这一代人中许多人的命運。1977年高考制度的恢复，使中國的人才培养重新步入正轨，也是近代中國“改革開放”的前奏曲。

毕业五年了

1977年我已经高中毕业5年了，早已对上大學不抱任何希望。自1966年5月16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革）開始后，全国大中专院校停止招生。此間虽然1970年高等院校恢复了招生，但废除了入學考试，代之以家庭出身和个人政治表现为基本条件，“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选拔學生，到學校學几年以后，再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大學招生方式概括為："自愿报名，领导批准。群众推荐，学校复审。"被推荐上學的學生有工人、農民，還有部隊戰士，进入高等院校學習，史称“工農兵學員”。後來社會實踐證明，這些學生也是一代精英，只不過當時政策如此，是那個時代這批精英人才的唯一出路。但是由於取消了入學考試，學生水平難免參差不齊，為了“不丟掉一個階級弟兄”，大學課程就低不就高，如此以來難免不會影響了這批學生的學業水平。

在"以階級鬥争为纲"的年代，参加任何社會活動都講究"根正苗红"，参軍、招工、升學等首先看個人家庭出身。因为我家祖传的那顶"富农"帽子，我們不能參軍，更不會被招工。若能被划为“可以教育好的地主富农子女”（可教子女），在社會上不受偏見，已是皇恩浩荡了。至于上大學深造，八億人民（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國人口統計數字）就是七億人上大學也輪不到我。大學是我可望而不可及的仙山琼阁。

传闻高考

大概是1977年9月份我最早聽到恢复高考傳聞的，当時我在濟南一所中學的校辦工厰当工人。校辦工厰是文革期間遵照毛主席“五七指示”在教育系統的興辦的新生事物，用来安排學生在校期間"學工"，當時濟南各所中學幾乎都有校辦工廠。当时我们的校辦工厂主要與"濟南燈具厰"（原厰址在馆驿街，1976年搬遷到小清河畔板橋），和"山東省電信器材厰"（濟南經二路與緯二路交叉口西北角，后搬迁到千佛山北麓）等单位联系零活，譬如清洗馬燈玻璃罩、冲床製作燈芯管、热压机压制酚醛塑料電氣零件等，取回原料后交由學生們加工完成。校辦工厰职工共十幾人（无定额，時多時少，主要是學校沒有安排教學任務的教師），帶領學生一起“學工”。虽然我们身份是工人，但也是学校教職員工，随學生们一起開學、放假。1977年9月份暑假開學后，注意到我們學校没有組織“歡送新生”去上大學，报纸上也没有大學新生入学的报道。往年每逢新一级“工农兵大學生”開学报到，收音机和报纸都會大张旗鼓宣傳这一“新生事物”（那時候电视尚未普及，主要通过收音机和报纸获取新闻）。當時只是覺得有点奇怪，但畢竟年轻，沒頭腦，也没有多想。與此同時恢复高考的消息不胫而走，但衹是口口相傳而已，谁也没有準確消息。

恢复高考

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頭版頭條发表文章“高等學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文章，正式公布恢复高考，停止文革以来的推荐制度。文章写到除应届高中畢業生外，往届畢業生包括"老三届"（指1966年“文革”爆发时在校的三届）高中生，也允许参加考试。这一规定合情合理，顺应民心。据後來發佈的文章介紹，是第三次被打倒後刚刚复出不到半个月的鄧小平副主席以大无畏的伟人魄力，果断决定恢复“普通高等學校招生全國统一考试”（高考），力主即便是推迟半年新生入學也要當年（1977）恢复高考!

當時虽然没有公布具体高考日期，但1977年剩余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和校辦工厰的年轻同事們进入紧张的复习功课和准备工作。

高考報名

按照當时政策，参加高考首先要写申请送工作單位领导审批。現在参加高考是個人的事情，但是那个年代参加了工作就是单位的人，不论做什么事情都必须经过所在单位领导批准。我也写了参加高考申请送到学校＂革命委员会＂，记得我在申请書中曾写到＂打倒四人帮，我第一次让有可能进入大學學習＂。現在想起来都感到冒失，八字还没一撇，就大言不惭的谈论上大學，真不知天高地厚。更何況我只是一名普通工人，在知識份子成群的學校，要與正在中學教學的老師們一爭高低，只怕是徒增人笑。也算是年轻气盛吧。

无从复习

恢复高考是令人激动的，但怎么复习功课? 我是1972年底高中毕业的（毕业证书签发日期为1973年元月15日）。说来惭愧，虽然我取得高中畢業文憑，但上學期间却没有學到什么。底子薄，基础差。准确地讲我只在文革前上完五年正规小學教育，中學期间几乎没有學到什么東西。

我是1968年底學校“复课鬧革命”时升入中學的。当时文革轟轟烈烈時期，“學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本来六年的中學教育缩短为四年：初、高中各两年。即便如此，學校还要安排大量劳动及社會活動，“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农、學軍，也要批判资产阶级。”每學期學校都要安排很多時間參加工、農業勞動和軍事訓練以及大批判會等。

另外，我们是公社中學第一届高中生。草台班子，师资力量十分单薄，四个教學班9位老师中只有1位曾培中老师（数學）是山东师范學院毕业。其中2位是我的小學五、六年級的老师，隨我们升學，又成為我的初中老師、高中老師；另有2位老師是我的初中老師（“文革”期间县“师范学校”毕业，本应到小學教學）随我们升入高中，也算是一種特殊形式的“教学相长”吧（教師和学生一起成長）。大势草创，因陋就简，上完全部中學化學课程，我们没有见过一瓶酸或碱，也沒見過天平、試管，因為學校压根就没有实验室。直到高中毕业我们的英语老师才刚刚（俄语改学）培训结业回校。我认识英文字母都是在数学和物理课堂上學习的。恢复高考那年（1977年冬）我已经高中毕业整整五年了，中学所学的那一点点少的可怜的知識早已忘的差不多了。

复习功课

复习功课面临两个实际问题，首先是没有复习资料。虽然“文革”期间中學课本编写的简单，但縂算还是成套教材。畢業多年後後，当年的中學课本早已煙消雲散。记得当时我向學校教育组借書，只借到一本“数學”课本，仅此一本而已。后来家父听说恢复高考消息后，也幫我找到几本课本，但已残破不全。

再是复习功课没有时间，因为当时我在校办工厂做车工。1976年初校辦工厰购買了一台C6-20普通車床（山東淄博产）和一台牛头刨床，我和同事小王一起在秦宝鼎师傅（山东电信器材厂退休八级工）指导下分别學習開車床和刨床。经过近两年工作实践，已经學会设计加工内外圆、平面，磨制车螺丝刀具（英制55度，公制60度）等。1977年冬我正忙着为“山东教學儀器厰”加工一批水平儀三角架零件，天天一手油，从早忙到晚。上班时间根本不可能摸书本。只能下班后抓紧时间吃晚饭，充分利用晚上夜深人静的时间學习，努力争取復習六个小时。白天劳累了一天，晚上容易瞌睡，靠喝浓茶强打精神，饿了就用搪瓷缸熬点稀饭。每天只在下半夜睡六个小时。起床后立即吃早饭，争取上班前再巩固一遍头天晚上复习過的内容。

复习功课期间，有幸参加了學校组织的一场数学辅导课，由孔令耀老师主讲，除了本校应届毕业生外，还有學校教职员工子弟，教室内外，人满为患。还参加了一次学校退休教师颜芬老师组织的一次家庭化學辅导课，我第一次學会了“氧化数法”和“离子法”配平化學反应方程式。学校杨秀禄老师也推荐了一些政治复习参考题。此時此刻，我忍不住喊一聲：各位老師，多年未見，你們可好? 我這裡有禮了!

参加高考

1977年山东高考于12月9日和10日进行，我在濟南第24考場參加了這次考試。第24考場設在“濟南第二十二中學”（今山東省實驗中學，济南市中區经七路73号）。考场距离我工作的地方很近，步行10分鈡可达。考试時提前几分鈡入场，将自己的准考证摆放在桌子右上角。记得我邻桌考生名字是鲍新国，但已记不清是男生還是女生了，更不知道他/她的考试结果了。

考试共分四场：9日上午政治，下午数学，10日上午语文，下午理化。1977年高考由各省自己組織出題考試，记得政治试卷大概是六道题，其中一道题“党在社会主义阶段的基本路线”，答案就是当年毛主席的一條語錄“社會主義社會是一个相當長的歷史阶段。在这个歷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但文革期间形成的思想意识依然存在，文革政治遗产之一就是“阶级斗争”。凡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对此无不记忆犹新，这條毛主席语录早已倒背如流，果然“下笔如有神”。其他都是时事政治题目，有的已被杨秀禄老师猜中列入复习资料，所以基本都能回答一二。猜想我的政治考试应当成绩不错。

理科高考語文只有一道作文題“難忘的一天”。打開試卷我有點懵，不知如何下筆。畢業5年了，已經不會寫作文，早就忘了如何審題、列提綱、打草稿，只得硬著頭皮往下寫。想了半天，就把遞交“高考申請”這一天當做“難忘的一天”。一則這是我們寒窗苦讀十幾年期盼的一天，“文革”十年，不用說上大學，我們連報名的資格都沒有，的的確確令我難忘的一天，再則，這一天剛過不久，記憶猶新，容易“實話實說”記下來。文科生只加试一道“古文翻译”题，把文言文《鹬蚌相争》翻译成白话文。

数学考试有一道題有意側重實踐經驗：用一批磚塊砌一排4間豬窩，怎樣才能讓每間豬窩面積最大。這是一道“一元二次函數”求極值的高中數學題，每間豬窩需要前後2面橫墻，4間聯排豬窩需要3面隔斷墻和2面“山牆”共5面豎墻，沒有實踐經驗的人很容易按4面豎墻計算。

物理和化學是一張試卷，試題已記不清了。只記得化學加試題是根據弱酸解離常數和弱酸濃度做計算，上大學後才知道這是一道大學一年級化學題。

高考之后

高考結束後，有一段時間情绪特别低沉。一是紧张的复习备考后突然无所事事的空虚，再是痛悔自己在考场上发挥不佳，還有对高考成绩的担心以及對高考結果的期盼。高考結束後經常看到報紙上介紹高考題解，特別是政治和語文高考題標準答案和優秀作文。譬如山東語文試卷的高考題“難忘的一天”，這時我才才恍然大悟這是一道非常淺顯易做的題：偉大領袖毛主席於1976年9月9日逝世，山河同悲，舉國哀悼，這才是最令人難忘的一天。多少考生記下這一天父母家長找出當年討飯的破碗，回憶解放前後兩重天，沉痛悼念偉人。而我連這一點政治覺悟都沒有，肯定沒戲了。想到這裡，頓感追悔莫及，不免捶胸跌足。

当年国家恢复高考，来不及安排全国统考，由各省自行出题考试。今天看来，特别是接受过现代高中教育的学生看来，當年的高考试题简直是“小兒科”，但对于我们这帮“文革”期间毕业的中学生来讲，已经十分困难了。更因毕业多年，很简单的题目就做不来。下考场后一经别人講解，顿感追悔莫及。也许是对这次考试看得太重，畢業多年終於迎來高考的機會，总在担心失去这次上学的机会。记得当时“山东广播电台”正在广播郭沫若的“文姬歸漢”故事，当听到蔡文姬与亲人生离死别时，不知不觉落下淚来。幾十年過去了，每當回想到這裡，還常常暗自傷神。直到获知高考成绩后心情才有所好转。当时我們中學有一位王老师临时调到濟南“高考办公室”工作，下班仍回學校宿舍。是她傳回我的高考成績的。按照學校老師們的推測，我的成績應該能夠入圍。

“晨趨紫禁中，夕待金門詔。”此後天天都在盼望早日收到錄取通知書。雖然表面上談笑風生，其實心裡早就像著了魔一般。

大约是1978年元月份接到通知到“濟南市市中區人民醫院”（經四路路北“人民商場”西鄰，現已搬迁）。1977年我所在的中學共有十幾人参加了这次高考，仅我和一位刘老师参加了体检。但刘信心不足，认为自己分数有限。當時沒有“經驗”，并不知道参加“预选体检”就是已经“上线”的标志。

我是第二批錄取到山東大學入學的。多年後查詢得知，還是因為“家庭成分”問題影響了我的錄取。早在文革前，有明文規定“地富子女”是不能考大學的。打倒“四人幫”後，雖然不再提“階級鬥爭是綱，其餘都是目”，但是經歷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風雨的各級幹部和工作人員面對“家庭出身”時，還是謹小慎微。直到1979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後，各類表格中才取消了“家庭成分”一栏。

资料显示，1977年全國报名参加高考人数为570万，录取人数为27万，各省平均录取率为4.8%，可见当时竞争之激烈。此乃後話。

揮筆伴明月，

書聲喚雄雞。

沉淪書海中，

不知今初幾。

大學生活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