炉火，尘世最温柔的归途

阿辉

　　炉子，不仅是烹饪的工具，更是家的温暖象征。它静静立于厨房一隅，却承载着家族的记忆与时光的醇香。每一次火焰燃起，都仿佛点亮了生活里最朴素的仪式；每一缕炊烟飘散，都萦绕着归家之人最深切的期盼。炉火的变迁，实则映照出人类社会技术与生活方式的漫长演进——从远古的茹毛饮血，到青铜炊具的文明之光，再从简朴的炉灶到今日多样而高效的现代灶具，炉子的演变，恰是一部缩微的人类生活史，见证着我们如何从生存走向生活，从饱腹之需抵达情感之安。

在东北，严寒的冬日让火炕成为记忆里最温暖的所在。大通铺上，炕面总是烧得暖烘烘的，无论是吃饭、睡觉还是会客，一家人都盘腿坐在炕上，那份踏实的热度，从身下一直熨帖到心里。

然而我儿时的家，却在遥远的兰州，那里没有火炕，却有别样的温暖——火墙。家中的炉子旁，静立着一个木制的风箱。煮饭时，需有节奏地来回拉动风箱的拉杆，“呼啦、呼啦”的声音伴随着风箱将空气送入炉膛，火苗便听话地旺起来，或温驯地弱下去。最奇妙的是，我们寝室的墙壁是空心的，它与炉子的烟道巧妙相连。

于是，做一顿晚餐的工夫，炉火的热量便悄然走过墙内蜿蜒的路径，将一整面墙烘得温热如春。墙的两端钉着铁钉，拴上一根铁丝或麻绳，就成了绝佳的烘干架。洗净的衣物搭上去，隔夜便干爽透暖。这拉风箱的炉子，连同那面会呼吸的暖墙，构成了我对“家”最初的印象。以至于后来多年，只要看见街头拉风箱“嘭”地炸开爆米花的老人，那熟悉的风箱声总会瞬间将我拽回兰州那个虽然狭小、却被炉火与暖墙呵护得无比温暖的家中。

计划经济年代，燃料是珍贵的。在城里，煤球、蜂窝煤乃至煤炭，都需凭票证换取。而在彭山一带的乡村，人们则向土地寻求温暖。秋收后，脱去谷粒的稻草被灵巧的手挽成一个个人字形的、蓬松的草把，高高堆叠在房檐下淋不到雨的地方，像一座座金色的矮塔，预备度过整个寒冬。乡下的土灶台，总是气派地并排安着两口大铁锅，灶面抹着平整的水泥。一口锅负责一家人的饭食，另一口则专用于熬煮猪食。

烹煮时，只需划一根“洋火”，塞入灶膛的草把便“轰”地燃起明亮的火焰。灶门前必须专设一位“烧火官”，负责添草、拨火、清灰。冬日里，这可是人人争抢的美差——那跃动的火光溢出灶门，将脸庞映得通红，驱散的不仅是体肤的寒冷，更是心底的孤寂，带来一种质朴而深切的慰藉。灶台之上，总挂着一把被烟火熏得黑亮的陶瓷水壶。饭熟之际，壶中的水也热了，正好供全家洗漱。水壶上方，悬着参差的铁钩，挂着用玉米叶包裹、串成串的豆豉，或是新鲜的猪肉，等着被日复一日的炊烟熏成金黄透亮的腊味，成为贫乏日子里珍贵的荤腥。

烧火官不停地忙碌，用火钳送入草把，又夹出燃尽的草灰——冷却后的草灰，是上好的农家肥。那时的孩童少有零嘴，偶尔得来的沙琪玛、米花糖都被锁进箱子，成了节日般的奢侈。于是，大地所赐便成了最难忘的零食。饭后，灶膛里余烬的温度仍高，将嫩玉米、土豆、毛芋、红薯乃至花生、胡豆埋入热灰之中，依靠那温柔的余热慢慢煨熟。待香味隐隐飘出，用火钳小心夹出，便上演经典的“吹、捧、拍”三部曲：先吹去浮灰，因烫手而在两手间倒腾，再拍掉烤焦的外皮，最后剥开，露出热气腾腾、金黄糯软的内里。

心满意足地吃完，嘴角与指尖总免不了沾满黑灰，相视一笑间，那种混合着草木香与食物本味的甘甜，深深烙印在记忆里，是如今街上任何烤炉都无法复制带着阳光与烟火气息的童年味道。

在所有炉具中，点燃蜂窝煤炉大概是最需耐心与技巧的。那圆盘状、布满孔洞的煤块，是许多城市家庭的日常用品。点燃时，需先打开炉底风门，放入废纸或短柴引火，待火苗窜起，小心翼翼地搁上第一块煤。这时常需手持一把芭蕉扇，对着风门奋力扇风，浓烟与飞灰往往扑面而来，待煤块终于燃起橙红的火苗，操作者早已成了“小花猫”。

第一块煤燃稳后，再用火钳夹起第二块，必须精准地对准孔眼，严丝合缝地叠放，否则炉火极易熄灭。煤块在燃烧中渐次变成橙黄、直至灰白。最下一块燃尽时，便需从顶部加入新煤，底部清灰。为免次日重复这番烟熏火燎的“仪式”，睡前会用一只圆铁盖掩住风门，令炉火进入一种半休眠的缓燃状态。但“封炉”是门玄学，失败是常事，第二天“小花猫”的故事只得重演，或不得不夹着一块冷煤，去邻居家炉上“接火”。蜂窝煤炉提供了持续的热源与热水，经济实惠，但记忆中始终萦绕着那略带刺鼻的硫磺味，那不仅难闻，更对电器与空气有害，如今已在城市中悄然退场。

那些年，住房紧张是普遍的记忆。能分得两间房已属不易，多数人家只得在屋外搭起木架、覆上牛毛毡，造出简易厨房，其中再砌一个简陋灶台。十几户人家共用一个水龙头，厨房内自然没有水管。我家的简易厨房里，烧了好些年有烟煤。炉灶结构与兰州的风箱炉略有相似，灶台不大，一口铁锅固定嵌在水泥台面中。长方形炉口外有一块活动的铁皮盖，开合之间可调节火势。盖上有几根镂空铁条，既通风又便于漏灰。灶膛侧边有通风口连接室外烟囱。铁皮盖一开一合，炉火便随之变幻，时而暗红，时而明黄，抑或泛起幽蓝或淡紫的光晕，在昏暗厨间跳跃出一幅流动的油画。铁条下方是接灰的空间。在这方寸灶台上，我常煮“沥米饭”：将米煮至半熟，用筲箕沥出米汤，锅中下油翻炒南瓜、茄子、豇豆等时令菜蔬，加盐与米汤，置入木制甑子，将菜围在甑周，最后将半熟的米饭覆于其上。饭熟菜香同时成熟，当简单却热气腾腾的一餐上桌，团聚的温馨已胜过一切珍馐。

学生时代春游秋游的野炊，炉灶则回归至最原始的形态：三块石头。上世纪七十年代，小学与初中的野炊常选址在大佛寺至乌尤寺间吊桥下的河滩。出发前，同学们分工协作，带锅、带柴、带调料、带鲜面条，碗筷自备。抵达后，在河滩上寻三块稳当的石头，搭成三角灶台，塞入废纸引燃木柴，从清澈的大渡河中取水入锅。待水沸面熟，仅以芽菜、酱油调味，甚至没有油荤，大家却争先恐后，吃得津津有味。那一碗素面带来的满足笑容，仿佛享用了满汉全席。

时光荏苒，2010年“三八”节，阳光明媚，四位已退休的姐妹决定重拾旧趣。我们带上早已从市集消失的木柴、引火纸、不锈钢锅、鲜面与调料，来到师范学院对岸的河坝上。依旧寻来三块石头搭灶，取用大渡河水，煮的依旧是那碗没有肉臊的素面。然而，看着姐妹们餐后那回味无穷、心满意足的神情，仿佛时光从未流走，简单的快乐依然纯粹如初。

刚结婚时，我们住在筒子楼，三十平米的空间囊括所有生活功能，烹饪便移到了公共走廊。每家门前，都用砖块垫起一个简易台子，上面安置着煤油炉。每到饭点，走廊便成了一条喧嚣而拥挤的厨房长廊，行人需侧身方能通过。煤油炉火力温和，难以应付爆炒，于是番茄鸡蛋面成了我的招牌饭食。同事小刘常玩笑般称“乃一绝”。儿子八个多月时，过第一个儿童节，我们以为他还不会翻爬，便用被子在床沿拦了一下，放心地在走廊炒菜。锅铲碰撞与邻里谈笑淹没了屋内突然响起的哭声——他竟翻过被子摔到了地上。丈夫为此自责不已，那份初为父母的慌乱与心疼，也成了煤油炉时代一个深刻的注脚。

后来，有种叫“气化炉”的装备一度流行。它需用专用气枪像给轮胎打气般加压，使煤油雾化燃烧，火力比煤油炉强劲不少，算是迈向更便捷生活的一小步。

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电力供应趋于稳定，电炉以其清洁与便捷，迅速成为新宠。那些陶土炉盘上盘绕着金属炉丝的电炉，设计简单却无比实用。冬日可取暖，平时可应急烹饪，尽管功率大、炉丝易断，但修理起来也简单，用钳子拧接即可。 它深深融入了一代人的生活记忆。我二十五岁生日时，在成都的学校宿舍里，与同窗好友用电炉煮起了一锅缤纷的火锅。收录机里播放着恋人通过电台为我点播的歌，桌上放着学姐赠送的礼物，那一室的温暖、欢笑与青春的憧憬，至今历历在目。

1987年寒假，我带着父母自制的腊肉香肠，前往苏州探望求学的恋人。那个冬天，我们将电炉的功能发挥到极致：煮面、炒菜、烧鱼……小小的电炉撑起了一段相依的时光。然而寒假尾声，因别校学生违规用电引发火情，全省高校突击检查，我们的电炉未能幸免，被一并收缴。开学后，只得买一个新的赔偿给借予我们炉子的同学。

提及电炉，便不能不提其现代继任者——电磁炉与微波炉。科技的跃进，让烹饪变得前所未有的高效与精准。电磁炉的感应加热，微波炉的光波速热，彻底革新了厨房的概念。遥想当年围着电炉火锅的热闹，再看如今家族团聚，围坐于智能电磁炉旁，食材远比当年丰盛，心中涌起的，是对时光流逝的感慨，也是对生活不断向好的欣慰。

液化气炉曾是一些地区的主要灶具，尤在天然气未通或价高之地。家住德昌的小姑子便一直使用它，只是每次烹饪后，都需牢记两道关火程序：先关灶阀，再关气罐总阀，安全之心时刻不敢松懈。

儿子一岁多时，我们终于从筒子楼迁入两室一厅、厨卫齐全的单元房。缴纳了数百元的初装费后，我家迎来了更清洁、高效、安全的天然气灶。镶嵌着白瓷砖的灶台，成为了家庭生活的中心。早餐热奶，午间煮面，傍晚三菜一汤，深夜为友朋准备宵夜……一切变得如此从容。如今，天然气灶已是现代厨房的基石，且不断进化：感应火力、定时关火、甚至智能联网远程操控。科技让火焰变得驯服而精准。

厨房在变，食材在变，炉灶在变……然而，有些本质始终未变。那是推门而入时，爱你与你爱的家人的身影；是厨房里为三餐忙碌的轮廓；是炉火上蒸气与火焰交融升腾的、实实在在的烟火气；是记忆中父亲那碗浓油赤酱的红烧肉，母亲那条家常却鲜美的鱼；是品味寻常滋味时，心底涌起的知足与感恩。这或许便是生活的本质：在不断的变迁中，守护那些最朴素的情感与温暖。炉火静静地燃烧，映照着四季轮回。油盐酱醋的方寸之间，仿佛藏着星辰运行的朴素哲理。一餐一饭，是日子的刻度，也是生命的隐喻。

在炊烟升起的地方，时光仿佛走得慢了一些，让我们得以在忙碌的间隙，品尝生活最原初的温暖与确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