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编：思想、人际与历史坐标（第九章）

孙天才

第九章 历史评价的多维审视

阎敬铭的历史形象，长久以来在“廉吏能臣”的光环与“保守迂阔”的暗影间摇摆。要超越非此即彼的单向度评判，就必须将其置于多重历史坐标中，进行立体的、情境化的审视。本章将从财政改革的微观实效、晚清改革谱系的中观定位，以及近代化转型的宏观语境三个层面，对阎敬铭其人其政进行综合评析，试图在理解其时代困境的同时，厘清其历史贡献与局限。

一、 财政改革的实效与局限：数据与史料再检视

评价阎敬铭的财政作为，需穿越道德叙事，直面冰冷的数字与具体的制度变迁。

1. 短期实效：制度修复与风气提振

在执掌户部的数年间，阎敬铭的改革取得了可量化的短期成效：

库储暂稳：通过铁腕核销、裁汰浮费，他初步遏制了咸丰以来国库岁入不抵岁出的恶化趋势。光绪八年（1882）至十一年（1885）间，户部银库虽未实现充盈，但避免了因大规模工程、战争导致的瞬间崩盘，为“同光中兴”的最后表象提供了脆弱的财政支撑。史料记载，其离任时，部库存银较其接手时略有回升，这在当时已属不易。

漕盐局部改善：漕运“浮费”经其厘定后，部分地区漕粮的实际征解成本有所下降。在两淮、长芦等盐区，其对“疲商”的整顿和盐厘征收的简化，短期内增加了盐税收入，缓解了地方财政的燃眉之急。

审计权威重树：其建立的严格报销程序与会计标准，虽未能杜绝贪腐，但在一段时间内显著增加了地方及各部虚报冒领的难度与风险，使中枢户部重新获得了一定的财政审核权威，改变了战后初期近乎失控的奏销乱象。

2. 根本局限：技术修复无法触及结构性顽疾

然而，其改革的局限性同样深刻，这不仅是个人能力的边界，更是传统体制转型瓶颈的体现：

未触动既得利益结构：其改革聚焦于“程序反腐”与“效率提升”，但始终未敢也无力触动导致财政危机的根本——满洲特权阶层的巨额消耗、地方督抚事实上的财政割据、以及胥吏体系的制度性腐败。他削减了颐和园工程的部分预算，却无法阻止工程上马；他清理了部分盐商，却无法废除滋生垄断的“引岸”制度。改革如同在腐朽的树干上粉刷，未伤及蛀虫的根本巢穴。

缺乏增量创造能力：其“量入为出”的紧缩政策，在遏止失血方面有功，但在开辟新财源、培育经济增长点上几乎无所作为。他对近代工商业的审慎乃至抑制态度，使国家错过了利用洋务企业培养税基、实现财政模式转型的可能机遇。其财政是“防守型”的，而非“发展型”的。

人亡政息的宿命：其改革高度依赖其个人权威、精力及太后的短暂容忍。一旦去职，其精心修订的《则例》往往被束之高阁，其严格的报销流程迅速被变通瓦解。光绪朝中后期，财政混乱程度较其任前有过之而无不及，证明其改革未能实现制度化，仅是依靠强人的暂时整肃。

结论：阎敬铭的财政作为，是一次成功的“危机管控”和一次失败的“制度重建”。他是一位杰出的“财务总监”，在帝国濒临破产时完成了最艰难的债务重组与成本控制，延续了企业的生存。但他未能，也无力担当“首席执行官”或“战略投资者”的角色，为企业规划新的商业模式和增长曲线。其功在续命，其限在未开新局。

二、 在晚清改革谱系中的位置：比较曾国藩、盛宣怀

将阎敬铭置于晚清改革者的光谱中，通过与关键人物的比较，其独特坐标方能清晰显现。

1. 与曾国藩比较：理学经世的两种路径

曾、阎皆出身科举，笃信理学，是“同治中兴”的核心实干派。但路径迥异：

曾国藩的格局更为宏大，是战略家与组织家。其改革聚焦于“人”与“事”：创建湘军，引入经世士人为领袖，在军事、吏治、洋务（如江南制造局）等领域进行开创性尝试。其核心是“破格用人，以事功带动变革”，具有更强的主动性与开创性，虽谨慎但不自我设限。

阎敬铭的焦点则更为集中，是制度修补者与管家。其改革聚焦于“数”与“法”：致力于在既有官僚框架内，通过修订规章、严密程序来提升旧体系的运行效率。其核心是“谨守成宪，以制度约束腐败”，更具防守性与技术性。

简言之，曾国藩试图从体系外培育新的力量（湘军、洋务）来反向推动和补充旧体系；阎敬铭则试图从体系内部进行消毒和加固，以维持旧体系本身的运转。曾更具开拓性，但遗产被李鸿章等继承和转化；阎更纯粹内敛，其遗产随其人而逝。

2. 与盛宣怀比较：传统理财与现代企业的分野

盛宣怀代表的是洋务运动催生的新一代官僚-企业家，其比较凸显了阎敬铭与近代经济逻辑的隔膜：

盛宣怀是官督商办的化身与近代企业制度的探索者。他运营轮船招商局、电报局、汉冶萍公司，核心能力在于资本运作、市场开拓与利用官商关系。其思维是商业的、扩张的、注重规模与垄断利润的，深谙如何利用（也受制于）不完善的近代市场与官僚体系。

阎敬铭则始终是传统国家财政的守护者。他对“官督商办”中官员腐败、与民争利充满警惕，对举借外债、股票融资等现代金融手段视为畏途。其思维是农业财政的、追求稳定的、注重公平与民生成本的。

两人代表了晚清经济领域两种几乎对立的现代性应对方案：盛宣怀试图拥抱并驾驭资本主义的商业与金融逻辑，尽管充满扭曲；阎敬铭则试图用前资本主义的财政伦理，去抵御和规范资本主义经济力量的冲击。前者更“现代”，但依附于官僚资本；后者更“清廉”，但无力应对时代命题。

阎敬铭的位置：在曾、盛之间，阎敬铭占据了一个独特的位置。他比曾国藩更深入传统财政技术的核心，也更固执于其边界；他比盛宣怀更具传统道德的纯粹性与责任感，但也更缺乏应对新经济的知识与工具。他是传统经世之学的最后一位卓越实践者，也是其局限性的最完整体现者。

三、 近代化进程中的“改良传统主义”

阎敬铭的思想与实践，可被概括为一种“改良传统主义”。这既非顽固的保守主义，也非激进的改革主义，而是一种在近代化压力下，试图通过挖掘和强化传统体系内部的合理性与能动性来实现自我维续与改善的路径。

1. 核心特征

价值内核的坚守：坚信儒家仁政、民本、节俭伦理的普适性与优越性，视其为治国不可动摇的根本。

工具理性的运用：不排斥在具体行政、技术层面进行精细化、制度化的改良，只要这些改良服务于巩固而非颠覆价值内核。

变革尺度的审慎：对任何可能动摇社会基本结构（如土地关系、官僚制）、思想根基（如义利之辨）或财政安全（如外债）的变革，抱有本能的警惕，主张渐进、可控的调整。

对“西用”的选择性吸纳：可接受军舰、枪炮等“用”，但深拒背后的经济制度、社会观念与思维模式之“体”。

2. 历史角色与双重性

在近代化进程中，“改良传统主义”扮演了复杂角色：

稳定器与过滤器：在急剧的西潮冲击下，它提供了一种内在的稳定力量，避免了全盘失控与过早的体系崩溃。它也对西方事物进行了基于自身文化的过滤和缓冲，其审慎在某种程度上避免了盲目冒进可能带来的更大灾难（如陷入更深重的债务陷阱）。

转型的障碍与悲壮的抵抗：然而，当近代化成为民族生存的必由之路时，这种主义对传统“体”的坚持，使其无法完成国家所需的根本性战略转型。它用最高的道德标准与最精细的技术，去维护一个在历史进程中已显落后的系统，其努力越卓越，其悲剧色彩越浓重。阎敬铭对海军经费的克扣，从传统理财看是美德，从历史战略看则可能贻误时机。

3. 思想遗产的当代回响

阎敬铭及其代表的“改良传统主义”并未随清朝灭亡而消失。其思想遗产——对民生为本的坚持、对行政廉洁与制度化的追求、对盲目追逐增长的警惕、对外部风险与主权侵蚀的深刻忧虑——在后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以各种形式反复回响。它提醒我们，现代化不仅是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更关乎分配正义、政治清明、文化主体性与国家安全的复杂平衡。其失败则警示，任何传统必须在创造性转化中才能获得新生，仅靠内部修补和道德净化，无法应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全面挑战。

结语

阎敬铭，这位晚清政坛的孤独算盘手，以其一生的勤勉、清廉与执着，为我们丈量了传统中国在近代门槛前，依靠自身资源与智慧进行体制内改革所能达到的极限高度与深度困境。他不是先知，未能指明新路；他不是英雄，未能扭转乾坤。但他是一个诚实的、卓越的、将自身信仰实践到底的“旧时代良吏”。他的成功与失败，智慧与局限，共同构成了一部关于“传统如何应对现代”的深邃案例。研究阎敬铭，不仅是为了复原一个历史人物，更是为了理解中国在被迫卷入现代世界体系时，那份源自文明深处的厚重、挣扎与绵延至今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