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编：思想、人际与历史坐标（第七章）

孙天才

第七章 阎敬铭的思想世界

要理解阎敬铭在晚清政坛上的所有作为、抉择与困境，我们必须穿透具体事务的纷繁表象，进入其内在的思想世界。他并非一个系统的哲学家，其思想散见于奏疏、信札、公务批示乃至日常言谈之中，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实践理性”。然而，正是在这些面向实际问题的思考与应对中，一套稳固、连贯且极具个性的价值观念与思维模式清晰可辨。本章旨在重构阎敬铭的思想图谱，揭示其行动背后的精神驱动与认知框架，这既是理解其人的钥匙，亦是窥探晚清一部分务实派官员精神世界的窗口。

一、 儒家经济伦理：节俭、民本与制度信任

阎敬铭的思想底色是醇正的儒家经世之学，其中关于经济与财政的部分，他并非简单遵循教条，而是将其内化为一种深刻的道德直觉与行为准则，核心可归结为三个紧密关联的理念：节俭、民本与制度信任。

1. 节俭：从个人德性到国家原则

在阎敬铭这里，“俭”远远超越了个人生活作风的范畴，上升为一种根本性的政治伦理与国家治理原则。他认为，国家的财力与民力皆有定数，犹如一个家庭的“恒产”。君主与官员的奢侈浪费，直接侵夺的是民间的生存资源，其逻辑是“上奢一分，下竭十分”。他在奏折中反复申说：“人主节一衣，则民间数十人得暖；省一食，则民间数十人得饱。” 这并非修辞，而是其深信不疑的因果律。

因此，他反对修建颐和园，不仅是出于财政算计，更是出于一种强烈的道德愤怒。在他看来，将海防经费挪用于园林亭台，不仅是战略短视，更是政治上的“不仁”，是对天下百姓的背叛。他的“锱铢必较”——小到内务府一盏宫灯、一匹窗帘的用度——是一种带有仪式感的政治行为，意在向整个官僚体系宣示：国家公器的使用，必须受到最严格的道德与效率审查。 他的俭德之所以在当时产生巨大影响，正是因为他将一种私德成功地公共化、政治化了，使其成为一种批判权力滥用的武器。

2. 民本：财政的终极目的

“民为邦本”是阎敬铭所有财政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他的“民本”观是具体而微的，体现为一种财政上的“民生主义”。他坚信，国家财政的健康，不在于国库堆积多少银两，而在于民间是否保有再生产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因此，在开源与节流之间，他永远倾向于后者。因为“开源”（如加赋、开征新税）直接损害民力；而“节流”（裁汰冗费、惩治贪墨）整顿的是官僚体系本身。他整顿漕运、盐政，核心目标是剔除“中饱”，减轻普通运丁、灶户和消费者的负担。在灾荒时期，他力主竭尽库储进行赈济，反对“量力度支”，因为在他看来，保护人口（即最基本的生产力）是比保持账面平衡更高的财政准则。他的理想财政状态，是一种“藏富于民，官用有节”的轻徭薄赋式平衡。这使他与那些主张依靠国家力量集中资源办大事的洋务派，在根本理念上分道扬镳。

3. 制度信任：对“人心”的悲观与对“文法”的执着

与许多儒家士大夫强调“任贤人”胜过“立良法”不同，阎敬铭基于其长期基层与部院经验，对人性（尤其是官员阶层在利益面前的操守）抱有根深蒂固的现实主义悲观。他亲眼目睹了战时筹饷中的种种贪冒，深知“人不畏法，而畏计之周详”。他并不完全否定道德教化的作用，但他认为，在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可靠的屏障不是个人的道德自觉，而是严密到无可钻营的制度设计。

这就是他为何痴迷于修订《户部则例》、推行会计标准化、完善报销流程。他试图构建一个“非人格化”的财政管理系统，用统一、公开、细致的“文法”，来取代模糊的、依赖于私人关系和口头承诺的“旧规”。他希望，一个官员，无论贤愚，只要按照这套文书流程行事，就能基本保证公务不被歪曲；而任何想要贪腐的人，都将因为程序的复杂与透明而增加难度与风险。这种对“制度信任”的追求，是其思想中颇具近代色彩的成分，虽然其制度工具仍是传统的。这也解释了他为何对李鸿章等依靠个人权威和私人网络运作的洋务事业心存疑虑——他认为那仍是“人治”的延伸，缺乏制度化的保障，易生弊端且不可持续。

二、 对《周礼》等经典的实践性诠释

阎敬铭的思想资源直接来自儒家经典，尤其是被清代经世学派奉为圭臬的《周礼》与《管子》。但他绝非食古不化的考据学家，而是一个创造性的实践诠释者。他善于从古典中提取原则与方法，灵活运用于解决当代问题，体现了清代“实学”的鲜明特色。

1. 《周礼》：作为制度设计蓝图

《周礼》描绘的国家精密分工与制度设计，深深吸引了阎敬铭。他从中汲取的不是具体的古制，而是一种“制度化治理”的理想模型。例如，《周礼》中“大府”“玉府”“内府”“外府”等不同国库职能明确划分、相互稽核的设计，强化了他对财政分权、内部制衡重要性的认识。他在户部推动的会计独立与审计强化，在精神上与之相通。

更重要的是，他将《周礼》中“九赋九式”的预算平衡思想（以九种赋入对应九种开支）加以现代转化，理解为国家财政必须“出入有经，用度有制”。他反对慈禧太后任意支取国库，其理论依据之一便是，君主用度也应在“式”（法定预算）的规范之内，这体现了古典思想中对君主财政权力亦加以限制的微弱传统。他运用《周礼》的权威来为当代财政制度化张目，是一种高超的“托古改制”策略。

2. 《管子》：理财之术与轻重之权

《管子》中丰富的国家经济管理思想，如“轻重之术”（国家调控市场）、“官山海”（国家控制关键资源），为阎敬铭处理盐、漕等实际问题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工具。但他对《管子》的运用是选择性的。他看重其中“取之于民有度”的民本主张，以及通过官方商业行为平稳物价、增加收入而不直接加赋的智慧。例如，他对漕粮试行“折色”、在盐务中试图“化私为官”，都带有“以流通代征敛”的《管子》色彩。

然而，他坚决排斥《管子》中带有法家色彩、主张君主无限扩张财政能力的部分。他对国家过度直接经营工商业（如洋务官办企业）的怀疑，既源于现实观察，也因他认为那可能滑向与民争利的“聚敛”，背离了“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的圣训。他对《管子》的诠释，始终被其更强的儒家民本伦理所约束。

三、 奏折与文书中的政治语言分析

阎敬铭的奏折与公务文书，是其思想在政治场域中的“实战”形态。分析其文本，不仅能见其主张，更能窥见其独特的政治沟通策略与生存智慧。

1. 数据与细节的权威构建

阎敬铭的奏议最显著的特征是极度的具象化与数据化。他很少空谈道理，总是罗列具体年份、款项、数目、事例。在反对一项工程时，他会详细列出所需木料、砖瓦的市价与内务府报价的差额；在陈述财政困难时，他会将各省欠饷列表，精确到两、钱。这种文风营造了一种无可辩驳的、专业的权威感。在充斥着道德空论和模糊表述的官场文牍中，他的奏折像一份份坚实的审计报告，迫使阅读者（包括皇帝和太后）进入他设定的、基于事实和数字的讨论框架。这是他以技术官僚身份进行政治抗争的利器。

2. 援引祖制与圣训的话语策略

在表达敏感或反对意见时，阎敬铭极其善于运用“祖制”和“先帝圣训”作为护盾。劝诫节俭，则引用乾隆、道光帝的起居注与谕旨；反对逾制开支，则详列《大清会典》的成例。他将自己的政策主张，包装成对祖宗法度的忠诚维护，而非个人的创新或抗辩。这既符合儒家政治伦理，也使其批评难以被轻易驳斥，因为否定他，仿佛就是在否定列祖列宗的智慧。在皇权依然具有绝对神圣性的时代，这是一种安全而有效的话语策略。

3. 情理交融的谏诤艺术

在极富刚性的数据背后，阎敬铭的奏疏往往蕴含着深沉的情感力量，尤其善于将财政问题与民生疾苦紧密勾连。在请求停建园工的著名奏折中，他在冷峻的数据核算后，笔锋一转，描绘“直隶、山东水患，饥民塞道，鬻儿卖女”的惨状，紧接着质问：“当此之时，岂宫苑游观之日耶？” 这种从“理”到“情”的递进，从“会计”到“仁政”的升华，使其奏议超越了技术层面，产生了强烈的道德感染力，即便不能改变上意，也能在舆论中赢得广泛同情，对决策者构成压力。

结语：一个传统务实主义者的精神肖像

阎敬铭的思想世界，是一个由儒家民本伦理铸就灵魂、由经世实学提供方法、由对制度的执着追求构筑骨架的复合体。它稳固、实用，但也因其稳固而缺乏弹性。他的所有“务实”，都建立在这一思想地基之上。他看到了旧制度的溃烂，并试图用其中尚存健康的“文骨”与“理法”来修补它；他感到了新时代的压迫，却拒绝接受其背后那套陌生的、以竞争、增长和风险投资为核心的哲学。他的伟大在于，在一个普遍腐化和虚谈的时代，他以罕见的道德勇气和行政才能，将其信仰的传统价值推向了实践可能性的极致。他的悲剧亦在于，他试图用以挽救危局的思想武器与制度工具，本身正是这个危机四伏的体系的一部分。他的思想，最终未能也无力为帝国找到真正的出路，却为我们留下了一个传统士大夫，在时代断裂处，以其全部学识、智慧与人格，进行的一次悲壮而深刻的“格物”与实践。这份精神遗产的复杂与沉重，值得我们深长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