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编：改革者的理想与现实（第六章）

孙天才

第六章 洋务运动中的“保守”与“务实”

阎敬铭的政治生涯，始终与“洋务运动”这一时代主旋律平行、交织，却又时常发出不和谐的音符。他并非洋务的反对者，但也绝非激进的拥护者。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共识下，他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洋务巨擘的根本分歧在于：变革的路径、速度与成本应当如何权衡。他的立场，常被时人与后世贴上“保守”的标签。然而，若深入其思想内核与具体抉择，便会发现，这种“保守”并非源于对“西学”或“变革”本身的敌意，而是植根于一种深厚的财政理性主义与儒家经世传统的风险厌恶。本章将深入剖析阎敬铭在洋务运动中的复杂态度，揭示其在“自强”呼声下那份孤独的审慎。

一、 对近代工业与借款的审慎态度

1. 对近代工业：区分“自强”与“虚耗”

阎敬铭并不反对引进西方技术。在湖北巡抚任上，他曾支持过地方防务所需的小型军火修造。他的审慎，主要体现在对大型官办洋务企业的运营模式与经济效益的深刻怀疑。

他以一种近乎苛刻的“掌柜”眼光，审视着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等耀眼的新政成果。他看到的不仅是矗立的烟囱和下水的新舰，更是户部档案中那些常年巨额的“经费不敷”奏销，是“物料购自外洋，浮开价值”“员司冗杂，坐耗薪粮”的审计报告。在给同僚的信中，他忧心忡忡地写道：“今之机器局、船政局，岁糜巨帑，其成效但足以供大员之阅操、中朝之夸耀。一旦有事，枪炮是否精良，轮船能否御敌，实未可知。此非自强，乃以国帑填无底之壑也。”

他的质疑集中在两点：成本失控与技术依赖。他认为，这些企业由官方拨款，不计盈亏，管理上官僚化严重，效率低下，本质上仍是旧式衙门，只不过换上了新式机器，其浪费甚至超过旧衙门。此外，从机器、原料到技师皆仰赖外洋，使国家花费巨资却未能真正掌握核心技术，反成外商盘剥的对象。因此，他主张洋务企业应“招商承办，计本求利，方有久计”，即倾向于官督商办甚至商办，引入市场核算机制。这并非反对工业化，而是反对以不经济、不可持续的方式推动工业化。在当时的政治经济环境下，他的主张难以实现，这使他只能扮演一个在拨款环节上“锱铢必较”的“卡尺”角色，自然被洋务派视为掣肘。

2. 对借外债：“饮鸩止渴”的恐惧

如果说对洋务企业的审慎尚属方法之争，那么对举借外债，阎敬铭则抱有近乎本能的、深刻的警惕，视之为关乎国运安危的根本问题。这种态度，在同光年间主张“借洋债以办洋务”的潮流中，显得尤为“保守”。

他的反对基于三重忧虑：

一是财政安全：他熟谙历史，深知前明因财政破产而亡的教训。他认为，以国家关税、盐税等命脉收入作抵押举借外债，无异于“典卖祖产以充日用”。一旦还款逾期，利上滚利，海关等主权将落入洋人之手，财政将彻底受制于人。他在军机处会议上曾痛陈：“今日借一千万，实收不过九百万，而二十年后，本息累积恐逾二千万。此非筹款，实为子孙遗祸。”

二是政治风险：他敏锐地觉察到，国际借款背后是列强的政治角逐。债务关系会成为债权国干预内政、索取特权的借口。西征借款中英俄的角力，中法战争前后法国的金融要挟，都印证了他的担忧。他认为，依赖外债的“自强”，其结果可能是“躯干未强，命脉已制于人”。

三是道德与激励：从儒家理财观出发，他认为轻易获得外债会麻痹朝廷上下，掩盖财政改革的紧迫性，使当政者继续逃避“节用”“清厘”“开源”等艰难的内部改革。正如他所说：“外债易借，则内治愈弛。此乃以苟且之方，误根本之计。”

因此，他对左宗棠西征借款的支持是极其有限且无奈的（视为收复疆土不得不然的军需），而对李鸿章为北洋海军及铁路等建设性项目大举借债的计划，则竭力抵制。他的立场是：除非是生死存亡的军事急需，否则应“绝不惜债”，自强之费必须从内部整顿和积累中求得。这在当时“时不我待”的急迫氛围中，自然被斥为迂腐。

二、 传统财政理念与近代化需求的冲突

阎敬铭的审慎，根源在于其世界观与晚清近代化需求之间存在着深层的、难以调和的理论冲突。他是一位传统财政理念的卓越执行者，而这套理念在应对国家战略转型时，显露出其结构性局限。

1. “量入为出” vs “投资未来”

传统儒家财政哲学的核心是“量入为出”和“藏富于民”。国家财政的首要目标是维持政府正常运转和社会稳定，追求年度平衡，节俭被视为最高美德。财政盈余最好储存于国库或藏于民间，以备不时之需，而非主动进行大规模的风险投资。

然而，近代化建设本质上是一项需要长期、持续、巨量资本投入，且回报周期长、风险高的战略投资。修建铁路、创办钢铁厂、建立近代海军，在投入初期乃至很长一段时间内，只有巨额支出，没有即时财政回报，甚至可能失败。这与“量入为出”的原则直接冲突。在阎敬铭看来，将本已枯竭的国帑，持续投入这些“未见其利，先见其费”的项目，是绝对的财政冒险。他无法在理念上接受一种“为不确定的未来，透支确定的现在”的财政模式。他的思维是“存量管理”思维，而近代化需要的是“增量创造”思维，两者的逻辑前提截然不同。

2. “节流”优先 vs “开源”突破

面对财政困局，阎敬铭的解决方案始终围绕“节流”与“清厘”：压缩一切非必要开支（尤其是宫廷消费），整顿税收体系以消除中饱，提高现有资源的利用效率。他认为，只有先治好内部的“失血”和“腐败”，国家才有余力图谋发展。这是其“先固本，后强枝”的逻辑。

而洋务派的思路则更侧重“开源”与“突破”：通过创办新式工业、开发矿山、兴建铁路来创造新的财富源泉，甚至不惜以借外债作为“启动资金”。他们认为，在旧体系内“节流”空间有限，且过程缓慢，无法解决迫在眉睫的生存危机，必须开辟新路。

这两种路径依赖的冲突，在关于“铁路”的争论上达到顶峰。李鸿章等视铁路为“富强之基”，能促进商贸、调兵运饷，带来巨大长远利益。而阎敬铭首先看到的，是天文数字的筑路费用、对田庐坟茔的破坏可能引发的社会动荡，以及运营后能否盈利的巨大不确定性。他认为，在民生凋敝、国库空虚之时，此乃“不急之务”，甚至可能引发民变。他的质疑，从财政风险控制角度看是合理的，但从国家战略转型看，则可能被视为因噎废食，缺乏远见。

3. 个人道德的完善 vs 制度与技术的变革

阎敬铭的理财实践，深深嵌入了儒家“修齐治平”的理念。他相信，财政问题的根源在于人心的贪渎和道德的失范。因此，他的改革总与个人道德表率（自身清廉）和整肃吏治紧密结合。他试图通过道德唤醒和纪律约束，使庞大的官僚机器重新为公尽责。

然而，洋务运动所涉及的近代工业、金融、外交等领域，其复杂程度已远非个人道德与传统吏治所能涵盖。它需要专业化的知识、契约化的管理、制度化的激励。阎敬铭对“官督商办”中“商”的疑虑，对借债合同中复杂条款的不安，部分源于他对这套陌生知识体系和游戏规则的本能排斥与不信任。他试图用管理田赋、漕运的儒家伦理和行政技术，去驾驭一个日益陌生而专业化的新经济世界，难免感到力不从心，从而更倾向于收缩和谨慎。

结语：在“保守”与“务实”的夹缝中

阎敬铭在洋务运动中的角色，是一个清醒的诤友与痛苦的制约者。他绝非现代化的敌人，而是其成本与风险的忠实评估者。他的“保守”，是一种基于传统智慧和现实财政数据的风险预警；他的“务实”，则体现在他始终立足于国家脆弱的财政现实，拒绝为虚幻的蓝图透支国本。

他的悲剧在于，在一个“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中，传统智慧的预警是完全真实的，但却无法提供替代性的解决方案。他指出了洋务运动的诸多弊端和风险（这些弊端后来大多被言中），却未能提出一条在财政上更安全、在政治上更可行的近代化路径。他试图用旧世界的“锚”来稳住驶向新世界、却漏洞百出的航船，防止其因速度过快而倾覆。然而，当风暴来临（如甲午战争），人们往往只记得是“船”不够新、不够快，而忘却了“锚”曾竭力防止的、因盲目加速而可能导致的早期沉没。

在“保守”与“务实”的标签之下，是一个传统士大夫在现代性冲击面前，试图用毕生信仰的学问与经验，为民族危局履行最后责任的艰难身影。他的谨慎，或许错过了某些机遇，但他的警告，也的确揭示了近代化道路上那些真实的深渊。这份充满张力的思想遗产，正是我们理解阎敬铭，乃至理解晚清改革全部复杂性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