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乡外贸嬗变记

沈晓春

外贸出口，历来是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力量，备受各级政府重视。然而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较长时期，我国对外贸易长期由中央及省市级专业外贸公司集中经营。直至改革开放春潮涌动，坚冰始破，地方外贸才真正迎来自主发展的曙光。

一、破冰：政策东风与地方先行

1988年2月26日，国务院颁布《关于加快和深化对外贸易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国外贸进入加速发展的“元年”。政策核心包括推行外贸承包经营责任制、放宽外汇管制、全面实行出口退税、逐步下放外贸经营权。

桐乡的决策者敏锐地抓住了这一历史机遇。同年4月初，县委书记夏益昌率党政代表团赴江苏张家港、吴县考察，归来后明确提出“解放思想”，倡导“敢于探索、敢于实践、敢于开放”的“三敢”精神，推行“放权、放活、放胆”的“三放”方针，以增强经济“活力、引力、动力”，并将加快发展外向型经济列为全县工作重点。

其实，桐乡的外向型经济基础早已铺就。1985年，桐乡被列为长江三角洲沿海经济开放区，随即成立县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1988年至1989年，县政府接连出台《关于出口创汇、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若干意见》及补充意见，创新设立面向乡镇及机关干部的“出口创汇奖”（后演变为招商引资奖），此举在当时属全省首创。

二、试水：双轮驱动与初战告捷

乘着国家改革的东风，桐乡开始尝试扩大外贸经营主体。

1988年2月24日，集体所有制的桐乡县地方对外贸易公司正式挂牌，与县供销贸易中心合署办公。公司下设土畜产、粮油食品、医保化工、轻工工艺、纺织绢纺、五矿机电等五个出口业务部。

4月25日，《嘉兴报》报道该公司积极帮助中小企业扩大出口，为其提供信息与原料支持。桐乡的农副产品如杭白菊、榨菜、羽毛粉、脱水蔬菜，以及乡镇企业的绢丝、丝织地毯、紧固件、运动鞋等产品，通过该公司成功进入日本、欧美等国际市场。

同年7月，桐乡县外贸公司成为浙江省首批获得进出口经营权的县级外贸公司，后改组为桐乡县进出口公司，次年实现自营出口103万美元，开启了桐乡内资企业自营出口的新篇章。

当时，县外贸公司与地方外贸公司虽体制不同，却上下齐心、商品错位、良性竞争，形成了双轮驱动、共同发展的可喜局面。

三、转身：从讲台到外贸的跨界之旅

1988年7月，为解决夫妻分居，我离开留校任教的湖州师范学院，回到家乡桐乡，调入县外经贸委工作。从高校教师到外贸一线干部，我赶上了桐乡外贸腾飞的起步期，并有幸全程参与其中。

当时全委仅七名在编干部，主抓两件大事：一是全力招商引资，兴起创办外商投资企业的热潮；二是千方百计为地方外贸公司争取进出口经营权，助力本土产品走向世界。

由于我是新人，组织安排我侧重外贸推进工作，负责对接两家外贸公司及相关生产出口企业，协调事务、统计数据。借此，我广泛接触到从企业负责人到一线业务员的各类外贸人员。其中，地方外贸公司总经理晋新翔令我印象尤为深刻。

这份印象，一方面来自家母早年的讲述——她与晋新翔曾是解放前夕桐乡县立简易师范学校的同窗，该校当年建有中共地下党组织，母亲常提起他作为地下党员迎接解放的往事；另一方面，则是在工作中亲身感受到他虽年近花甲，却依然思想活跃、富有锐意开拓的精神，善于谋划、点子频出，且行之有效。

在为企业争取进出口经营权的关键问题上，县政府分管外贸的副县长孙志顺专门召开会议研讨。众人献策提出多个方案，经反复权衡比较，最终采纳了晋新翔提出的“借船出海”的方案：借助曾任嘉兴副市长、当时调任厦门南方进出口联合公司总经理的姚金林的关系与信任，以挂靠形式开展业务。双方约定，桐乡公司以“南方公司桐乡分公司”名义对外经营，独立核算，约定换汇成本控制在每美元4.8元人民币以内。

1988年8月18日，双方代表晋新翔与南方公司副总经理陈洪金在南方公司会议室正式签署合作协议。县长方士荣、县外经贸委主任虞培雄、南方公司总经理姚金林等共同出席仪式。自此，桐乡外贸借助特区窗口，开启了自主经营、走向国际的新篇章。

获权后的地方外贸公司如虎添翼，短短三个月便签约出口兔毛、杭白菊、水泥等大批货物。至10月底，公司累计出口供货额已达8400万元。在同年11月的嘉兴外贸工作会议上，晋新翔宣布当年出口额预计突破1亿元，震动全场——这家新成立的公司，业绩已超过全市半数的市级专业进出口公司。

一时间，桐乡县地方外贸公司声名大振。有一则轶事，至今为人津津乐道：因公司与香港南裕丰商行业务往来密切，为表谢意，南裕丰董事长范裕民先后赠予两辆日本丰田原装汽车。一辆是乳白色9座面包车，车牌浙06/E0407；另一辆是银灰色皇冠轿车，车牌浙06/E0422。在当年的梧桐镇老街上，这两辆车不时驶过，引来无数注目与赞叹。

那辆皇冠轿车，我也曾乘坐过数次，其中两次经历记忆犹新。

一次是1988年12月28日。当天，供销系统旗下的桐乡绵丝厂与上海市丝绸进出口公司举行联营签约仪式。因外经贸委虞培雄主任在嘉兴参会，我受其委托，与晋新翔总经理同乘这辆皇冠前往。上午，车子刚驶入洲泉镇安桥2号的厂区，李荣方厂长与一众来宾便立刻围拢上来。众人左看右瞧，细细端详，对这辆崭新的轿车赞叹不已。

另一次是1989年3月5日，浙江省第三届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当天。清晨，我便与地方外贸公司的两位部门经理一同乘此车前往杭州参会。车子行至320国道半山附近时遇堵。不一会儿，只见前方一辆警车上走下一名身材高大的警察，转身径直朝我们走来。近前一看，原来是桐乡县交通警察队副队长茅大勇。他也对这辆车颇感兴趣，便趁堵车间隙，与司机杨晓冬和我聊了一会儿驾乘感受，方才含笑离去。

说起浙交会，有一个场景令我至今难忘，也足以说明当年省委、省政府对推动外贸出口、扩大创汇的决心与力度。

杭州大厦于1988年开业，是浙江省首个集购物、餐饮、娱乐、会展、住宿和办公于一体的现代化综合大厦，堪称当时杭州的地标。为了办好浙江省第三届出口商品交易会，省政府决定将杭州大厦一楼和二楼商场的全部柜台临时撤空，整体用作交易会展馆。这一举措，在当年可谓魄力非凡。

1989年3月5日至15日，桐乡派出由6家单位组成的代表团参展，包括新获进出口经营权的市进出口公司、地方外贸公司，以及前进鞋业、同成麻纺织、恒联皮革、桐星乳胶制品4家外商投资企业。整个桐乡展团位于杭州大厦一楼，本人全程参与了这一外贸盛会。

从布展到撤展，我们前后在杭州度过了近两周时间。代表团十余人同住同行、并肩布展、共同接待客户，在忙碌而充实的交流合作中，结下了深厚的情谊。那段紧张而又热气腾腾的日子，至今仍为大家所怀念。

此后，桐乡外贸步入快速发展轨道。随着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掀起新一轮改革高潮，国家逐步赋予生产企业进出口经营权。桐乡积极组织企业申报，1993年7月，浙江足佳集团成为桐乡首家获权生产企业，次年即实现自营出口105万美元，极大激发了本地企业拓展国际市场的热情。

由于当时生产企业申报进出口经营权需要逐级上报，最终由对外经贸部审核批准，1994年至1998年间，我陪同要求尽早获权的厂长和经理去杭州省厅汇报、赴北京“跑部”前进成为常态。

当时外经贸部负责审核上报材料的部门是外经贸政策和发展司，我第一次走进发展司办公室时，只见大捆的材料堆积如山，由于办公桌上和文件柜内已经容纳不了，从全国各地递交过来的上报材料大部份都放在地板上堆叠而成的文山里，从里面找一份都要费好大的劲。企业从开始申报直至拿到批文，按照正常程序操作，没有一年半载是不可能的，想要快点拿到进出口经营权，进京想办法催办是一个有效的途径。

“跑部”的次数多了，我和发展司的人员也就熟悉了。一次负责长江以南地区的赖启胜副处长问我，你们桐乡有这么多企业申报，到底有哪些出口优势和外销产品？赖处长是福建人，一开始对桐乡不是很了解，通过和他的几次交流，我深受启发，觉得要让桐乡早日走向世界，必须尽快加大宣传桐乡人文风貌和介绍本地产品的力度。

回来以后，我把想法及时向领导作了汇报，很快就形成了编印《桐乡出口商品画册》的计划。为了确保画册的图片质量和宣传效果，充分反映桐乡的地方特色和文化内涵，成为桐乡走向世界的一张名片。我们邀请了知名摄影师徐建荣负责图片制作，聘请朱辛伟老师担任画册的策划和设计，他当时在乌镇，与天孚制衣有限公司合作，正在研发扎染工艺和应用，丝绸扎染服装是当年我市畅销欧美和日本市场的拳头产品，也是风靡桐乡大家争相穿着的一款时装。

在画册的制作过程中，桐乡市进出口公司总经理宣基勇等领导给予我们多方面的帮助和支持，还特地派出公司新来的大学生庄小英协助我们工作，为了记录当年我们一起密切配合和愉快合作的难忘时光，四个人特地合影留念。

在多方共同努力下，桐乡获权生产企业数量迅速增长，到2001年底已达67家，自营出口额占全市总额的49%，超越外贸公司成为出口主力军。1999年，改制成立的浙江桐乡外贸集团跻身全国进出口500强，成为外贸出口的领军企业。

十余年间，生产企业、外贸公司与外资企业三路并进，推动桐乡外贸出口高速增长。自营出口总额从1990年的351万美元跃升至2001年的2.88亿美元，十一年增长81倍，年均增速超46%，高于全省平均值17个百分点。桐乡自1998年起，连续四年跻身浙江省外贸出口十强县（市）。

回望这段历程，政府和企业一次次的大胆创新和卓越追求，如同一块块投石，激活了桐乡经济与国际接轨的层层波澜；它培养了一批熟悉国际市场规则的专业人才；它以实践证明，释放微观主体活力，是外贸发展的根本动力。这段历史，为桐乡日后外贸格局的深刻转型，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人才基础与产业基础，也成为地方改革开放进程中一个值得铭记的生动篇章。

作为亲历者与记录者，我深感荣幸。时代造就机遇，奋斗书写历史——桐乡外贸的这段嬗变之路，正是这句话的最好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