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李昌启

西海

　　我的父亲李昌启，于2025年11月6日离开了我们兄弟姐妹。这一个月来，我时常想起父亲平凡、曲折的一生，想起他慈祥的音容笑貌。在晚年 ，他时常絮絮叨叨讲起自己的一些往事，我有心用拙笔把他的话记录下来 ，在这里复读一遍他的生活经历，借以纪念和缅怀亲爱的父亲。

　　 父亲出生于农历1934年5月23日。在他3岁时 ，其父李鑫和就因病去世 ，是母亲曾满仔和婆婆张氏含辛茹苦将他抚养大。当时还有一个弟弟叫李昌财，在长到8岁时因病夭折。当年两个女人带着两个孩子，是怎样艰辛的讨生活 ？我们这些后来人今天已难以想象。好在当年家中还有点老底子，有一栋土砖房，还有4、5亩田地 ，把田地租出去收点谷子，基本能够维持生活。因有上述家产， 解放初我家的成分被定为中农。

　　 父亲在7、8岁时，进了村里的私塾念书，但只读了一年半。他读书蛮用功 ，写字很认真 ，总是一笔一划从不马虎 ，而背《三字经》等书，他往往读几遍就能背下来， 私塾的王先生很喜欢他。但因为家里穷，父亲在上私塾一年半后没有继续读下去 ，王先生感到很惋惜 ，说他读下去会有出息的 。1949年家乡解放，第二年，16岁的他就参加了民兵组织，区政府给他配了一把七九式步枪，还有5粒子弹，那时全区一共只有十几把枪 。当时村里有个别长辈讥讽他：“你等着吧 ，国民党回来 ，就会先拿你开刀，你可是前无粮草，后没救兵！” 但父亲不管这些流言，照样扛着枪练习打靶，参加防空降、捉敌特演习，参与维护社会秩序 。因他表现突出 ，工作负责，得到过县武装部的嘉奖 ，当时是发了一张奖状，一件白背心，上书四个字：“民兵模范”。父亲一生对此印象深刻 ，晚年常对别人提起此事 。而我婆婆曾满仔那时似乎希望他在外面闯出点出息来，对他的行动从没有指责和阻拦。1986年我在吉水县武装部整理档案时，看到过当年一份油印的通报 ，通报中表扬的民兵模范 ，有我父亲李昌启的名字，可惜这份材料当时我没有复印下来 ，而现在已难以找到 。

　　以上三张照片，是父亲年轻时的留影，我用AI把它们制作成彩照，更显父亲年轻时的帅气。

　　 1951年村里成立了农民协会 ，父亲在农民协会当文书 ，他晚年还清楚记得：《金滩乡三岭农民协会》的公章开始是条形的，后来改为圆形 。1952年在金滩区政府工作，后分到西沙乡下乡，每个乡两个干部 。 1954年上半年入党 ，入党介绍人， 一个是乡长周全生， 一个是副乡长李厚元 。 1955年在金滩油脂公司工作 ，主要在燕坊村一带收购油菜籽、芝麻等 ，后来油脂公司和粮管所合并 ，父亲被调到八都粮管所。1957年粮管所人员精简，因父亲没有关系，被姓姚的粮食局长点名精简回家 。当时八都的粮管所长说： “你能写字，会打算盘 ，这里正需要你啊 ，可局长这样定，我也没办法呀。”当年我们村里正在建热坑水库，上级让我父亲负责村里工作，他带领村民起早贪黑干了几个月，与其他村的群众一起把水库建好。1958年大炼钢铁时，父亲当一个炼铁炉的炉长 ， 本乡垇上村一个人当副炉长。父亲的主要工作是选矿石，找木炭、烧炉等，尽管大家很用功， 也很卖力，但炼出来的铁达不到要求，基本上都是废铁。当年所谓的大炼钢铁，实际上是劳民伤财的事。1959年组织部调父亲去工作组 ，下到乡村，待了几个月才回来过年 。当时该部一个主办干事对我父亲说：明年你去白沙乡一个大队代理副书记。第二年父亲去该大队呆了八个月，后来又随工作组去螺田、新和及白水乡，当代组长，组里有七个人 。回来后父亲被调到县公安局 ，1960年年初去上班 ，1961年下半年自动辞职回乡，这期间他参与了一些案件的侦破 。当年正是我们国家三年困难时期 ，父亲一个月的工资只能买一担多谷子 ，而家里有嗷嗷待哺的五个人 。父亲回来后自己开荒种地，种了豆子、花生、 番薯、 青菜等作物，靠着父母的勤劳肯干 ，带领全家度过了这段灾荒岁月。当时离开公安局的时候 ，局长赵兴武拉着我父亲的手说：“你字写的工整 ，身体好 ，责任心强 ，很适合干公安工作呀 。别看我们现在公安人员待遇差 ，那是因为国家有困难 ，以后我们公安人员的生活绝对不会比普通百姓差的。”赵局长的真情挽留，也没打动父亲归心似箭的念头 ，他还是义无反顾的辞职回来了 ，从此他再也没有踏进政府部门工作。父亲当年无论在哪里工作 ，都是认真负责 ，吃苦耐劳，喜欢学习 ，善于钻研 ，若当年他不辞职回家 ，兴许能在政府部门弄个一官半职的 。

　　父亲与本村干部欧阳长祥、李昌生，上世纪60年代在县城开会时合影。当年他们都只有30多岁，属于风华正茂的年代，如今都已作古了。

　　 1961年父亲回家半年后 ，被上级任命为三岭大队党支部书记，“文革”期间被打倒。当年有一个造反派打倒各级党政班子的标语格式 ： 炮打XXX， 火烧XXX，踢开 XXⅩ……我父亲当一把手，属于炮打的对象 ，被村里造反派戴着高帽子批斗 。批斗会前一天晚上，几个造反派头目在商量做多大、多高的帽子，而我当时就在旁边， 但他们毫不顾忌，听他们的口气， 好象是在干什么伟业，那份自豪，那份傲慢溢于言表。第二天开批斗大会时我没在场 ，听说父亲低着头被折腾了半天。那时候，父亲晚上常被叫去训话、交代问题，煤油灯就放在父亲的眼前，眼睛被熏的十分难过也不敢吭声 ，后来留下眼睛红肿的毛病 ，晚年经常要靠涂眼药水来消肿、明目。“文革”还没结束 ，经上级来人调查 ，父亲没什么大的问题 ，又恢复了大队书记职务。 1968年 ，我们三岭大队与一村大队、二村大队合并为金滩大队，我父亲先当大队会计 ，后改为副书记兼大队长 ，直到一九八几年退下来 。

　　这是上世纪60年代，经父亲力排众议，两次向上级写申请拨款，在村子西边小江上修建的那座拱桥。

　　 除去“文革”期间的两、三年，父亲当大队干部先后有二十多年 。这期间 ，他以身作则 ，率先垂范 ，带领群众建桥修路 ，修筑水库 ，整修水渠 ，平整农田。父亲曾先后带队外出修南井公路， 修同江河堤和岭头水库 ，还根据当时的条件，做了一些为民造福的事。我们村子西边小江上的那座拱桥 ，原来中间是由一些圆木搭建而成，雨天桥面湿滑， 常有人和耕牛摔到江里，是一段危险的桥面 。在当年经费困难，大部分干部群众怕出钱而不同意建的情况下，是父亲力排众议，向公社两次写申请，争取到900元经费。又是父亲指导木匠搭起拱桥的架子，把拱桥建起来 。建桥过程中，他和其他干部一起精打细算 ，只花费780元就建成了桥 ，最后4个生产队每个还分了30 元 。而村子西边那条小江，原来七拐八弯的 ，每年洪水季节总会冲垮江堤，毁坏庄稼。是父亲和其他大队干部带领群众 ，奋战一个多月，将小江弯的地方全部改直 ，加固了小江的堤坝， 使江水更加流畅，后来再没出现江堤被冲垮的事。 父亲当年的思想比较活跃 ，还带领群众开展多种经营：种席草 、做蚊香 、培育蘑菇、蒸薄荷油、种葓菜籽，尽量为队里和群众增加一些经济收入 。1973年 ，解放军一个连队住进我们村，父亲在协助他们办理入驻事项时，也适时提出把电线架到群众家里 ，得到解放军的支持，使我们村较早用上了电灯 。父亲那时候也很廉洁，上面那座拱桥建成时 ，泥工、木匠举行会餐 ， 邀请父亲去喝酒，但他没有去 。凭着公社驻地金滩大队大队长的身份，他本可以走后门去公社食品站买点肉 ，去粮管所买一些米糠 ，但他从来不去 ， 只是在婆婆1975年去世时 ，找到食品站买了一些肉招待送葬的人 。曾有大队主要领导笑话他：去食品站买不到1斤肉 ，去粮管所买不到一袋糠 。他默默地认了，说我就不去走那个后门 。 金滩大队当时有一个梨树园，就在我们村子旁边 ，但他从来不会单独去吃一个梨子。 但为集体、为群众的事，他愿意多次去找人求情 。他曾与金滩公社老社长周全生商量， 向县财政局写申请，并亲自送到局里，争取到数千元经费，维修从金滩街上到罗家岭路上的那座拱桥。他也曾向县交通部门打报告 ，争取立项，修建了我们村子西边小江上的另一座拱桥 ，上面所说的三座桥至今还在使用 。

　　 父亲虽然没读多少书 ，但他喜欢学习 ，不耻下问 ，对新鲜事物颇有兴趣 ，因而学到了一些技艺。他的钢笔字写的不错，而毛笔字也写的很有锋力 ，李氏家族新生儿上家谱，家里和周围人家的对联 ，都由他来主笔 ，而他写的对联，有一些是抄录的，有些却是自己编撰的，颇有农村的乡土气息 ； 他会拉二胡，也能吹唢呐，是村里鼓乐队的成员 ；他会打算盘 ，也懂得记账；他会开碾米机、 抽水机，还会装电表、架设电线。凭着以上这些技艺，在当时的农村来说 ，可算是一个全才 。 当大队干部多年，他的口才也练得蛮好 ，我多次听过他在村里开群众大会时讲话，他就带着个小本子列几个提纲 ，娓娓道来 ，讲的很有条理，安排农事杂而不乱， 而他嗓门又大，很能震慑一些人，在群众中颇有威望。至今村里还有群众讲：当年三岭大队“两李”掌权时很正派，上面有补助都是给最困难的群众，自己从不伸手。“两李”中另一个“李”是指大队长李昌裕。1975年元月5日我应征入伍时，它代表360名新兵家属上台讲话 ，发言稿是他本人写的，他从当兵的意义、青年的志向、乡亲们的期望说起，讲的慷慨激昂 ，颇为动情，赢的台下数千人的多次掌声。下讲台回到座位时 ，县武装部长兼县委书记黄树华，亲自给他端来一杯茶水。后来我父亲多次提起此事 ，说在县文化宫参加会议有十多次，都是在下面听 ，唯有这一次上台讲话，自我感觉还不错 。

　　1977年年初，父亲来到我部队驻地福建省惠安县涂寨公社弄内村探亲，这是我和战友李有添与父亲在惠安县城的合影。

　　1977年元旦，父亲从惠安县来到晋江县围头岛，看望在此服役的两个堂弟。他在这里从望远镜里看过金门岛，并观看了我军炮兵向金门岛打宣传弹，那种火光冲天、地动山摇的感觉令他印象深刻。

　　父亲当农村基层干部多年 ，也经常外出参观学习 ，深感自己当年读书太少 ，他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 ，重视我们兄弟姐妹的学习 。我们八个兄弟姐妹 ，有三个念完了高中 ，两个读了初中 ，其余三个也念了小学。这在当时本地农村来说还是比较少见的 ，因为当年大家都很穷啊，有的交不起学费 ，有的要在家里干活。 我初中毕业时 ，父母亲考虑到家里负担比较重 ，让我去考白水共大分校，那里不要交学费 ，有的还能分配工作。我当年考上了该校 ，也参加了体检 ，但同大队有一个人是烈士子弟 ，后来他去了 。我只能去县城读高中 ，那样家里就要多一些开支，但父亲认了。弟弟读初中时有厌学情绪，父亲苦口婆心做他的思想工作，并多次督促他去学校 。第五个妹妹念完初中， 家里不想让她再去读书了，我跟父亲做了沟通 ，父亲又让她去上高中了 。

　　这是我们村响应县政府号召，一九七几年移栽的竹子，现已长成了一片竹林。

　　我父亲是1954年入党的老党员，对共产党有着绝对的忠诚和高度的信任。“文革”时期虽然受到冲击和遭受磨难 ，但他对党的感情毫无变化，重新担任大队书记后，他仍然尽力做好党的基层工作 。退下来后，也能继续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一九七几年 ，县政府专门发文，要求全县水西的村庄都种上竹子，以用于生产队编织箩筐、畚箕、晒谷席等竹制品，不用再跑到水东去购买 ，劳民又伤财 。此前我父亲曾代表大队，到水东的冠山公社买竹子，当时既要办批条 ，又要找群众砍伐 ，还要租车运回来，很是麻烦 。县政府的文件下达后，我父亲赶紧召集大队干部开会，决定趁这个机会在村里种一片竹子。他们专程到醪桥公社田塅村挖来二十多个竹蔸，栽种在村庄南边的水井旁，指定人浇水，长竹笋时又安排人看护，让这片竹子成活了起来。公社领导很是赞赏 ，多次在全公社干部会上表扬，并组织外村干部来这里参观 ，称这是当时全公社唯一成活的竹林。现在这片竹林仍长势良好 ，已发展到有两百多颗竹子， 村民们需要用时可以自行到这里去砍伐。 前些年我县进行殡葬改革，人去世后不准用木棺下葬，全部火化后葬入公墓。社区领导上门做父亲的工作 ，要求上缴已做好的木棺。父亲表态说：我是老党员，既然上级对殡葬有新要求 ，我完全同意 。第二天就让上面来人把木棺抬走了。2021年8月，上级党组织发给我父亲一枚在党50年的纪念章 ，他把纪念章当做宝贝，有人来我家就拿出来显示一番 ，认为这是党对他的重视和信任 ，感觉党组织没有忘记他们这些入党多年的老党员 。

　　这是2021年7月，中共中央下发的《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父亲将它视为极大的光荣，精心保存。

　 父亲的一生是勤奋的一生 ，也是辛苦劳累的一生。当书记和大队长时 ，他既要忙大队的工作， 又要忙自己的自留地和菜园，十来个人的家庭，光填饱家人的肚子就是一个大问题 ，而那时一个工分， 只值几角钱 。从公安局刚回来那段时间，他到处开荒种地 ，用蕃薯、豆子和青菜来填饱家人的肚子。而家中的那一块菜园，数十年来更是被他打理的井井有条 ，各种青菜、水果的间种，季节菜的调整， 保证了家中菜、果的源源不断，既供人吃，也给猪吃 。菜园北边坡上那些修水库留下来的坑 ，也被他开发出来，开始种青菜 ，后来父亲让我联系到一些黄枝子树苗，栽种长大后既可卖黄枝子花 ，也可摘果实卖，每年收入数百元 。父亲还在村旁空地和菜园边上，栽上一些杉树、松树、柿子、桔子、药柑和杜仲树，杉树、松树可做建材，柿子、桔子可摘果实吃， 药柑和杜仲树皮则卖给药店，既为家庭增加了一些收入，也绿化了村庄的环境，还能为有关病人减少痛苦 。

　　2013年7月，父亲与孙子、孙媳妇在菜园里喜摘甜瓜。

　　2014年秋季，父母亲在菜园里劳动。

　　1981年底，全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我家分到了十多亩田地。 那时候我还在部队服役，父母亲带着弟妹们在家里劳动 。弟弟尚小，妹妹们不会犁地耙田这些重活，十多亩田地的犁地、耙田这些重活，都是父亲干。 每年的插秧和双抢十分繁忙，父亲带着弟妹们早出晚出 ，抢时间 ，赶季节 ，要把秧苗插下去 ，更得把稻谷收回来 。1985年底我调回当地武装部 ，看到家里农忙时节很忙碌 ，每年的插秧和双抢季节，我都会请两、三天假 ，帮家里干活 ，既体验一下做农活的艰辛，也干些农活减轻家里人的负担 。那时候我家一年能收谷子上万斤，油菜籽最多收了600多斤 ，还有花生、 番薯 、豆子等数千斤的农产品，除了自己家吃之外，还上缴政府、卖给别人。那个时候，父母亲和弟妹们可是真忙 、真累啊，但收获也是很大哟！

　　父母亲结婚时用的梳妆镜。小时候，我们兄弟姐妹也常照这个镜子。

　　父亲对我们兄弟姐妹都很慈爱 ，从不轻易发脾气 ，也不会随便打人 ，更不会喜欢哪一个， 疏远另一个，在他眼里 ，手心手背都是肉啊 。有一个妹妹小时候生病 ，当地医院条件差 ，父亲把她带到50里以外的吉安市医院去治疗 ，住院一段时间才治好，这在当时的农村是比较少的，最多到县医院治疗就不错了 。我小时候有一个怪癖，不喜欢穿新衣服，哪怕到亲戚家做客也都穿着旧衣服，现在想来应该是当年受艰苦奋斗教育印象太深了。 父亲虽然感觉此举有损家里的面子，但也没骂过我，任我去折腾 。弟弟对读书不感兴趣 ，有时候逃学 ，他从来都是苦口婆心的劝 ，或拿一根树枝吓唬吓唬他，从没有真正打过他 。 2011年6月29日 ，我开车在吉水赣江大桥十字路口发生车祸 ，双方车子互有损毁，但人没大碍 ，因此我也没有告诉家里 。在现场有我们家乡的人，第二天就在金滩街上茶馆说起此事。我父亲正在这里喝茶，听说后急匆匆赶回家 ，马上拨我的电话 ，我答复说昨天是出了车祸， 但我没有受伤 。父亲连忙说：没受伤就好 ，没受伤就好 ！ 事后听母亲说，那天父亲行色匆匆的小跑回来，连忙拨电话，几句话说完脸上才放晴，然后再跟母亲说了我出车祸之事。父亲对儿子安危的牵挂 ，在这里体现的淋漓尽致。在我们兄弟姐妹眼里 ，父亲是严肃的， 更是慈祥的。

　　1984年，父母亲用多年的积蓄和借来的钱，建了这栋房子，极大的改善了我们家的居住条件。

　　我父亲在基层干部岗位上是廉洁的，“文革”期间 ，村里那些造反派多方搜寻父亲的经济问题 ，好像也没找到什么大的事。 而公社领导对我父亲也是颇为信任的 ，多次抽调他参加工作组并任组长， 查找社直单位和一些大队的经济帐目。他先后参加了农机站、知青队和部分大队的查帐，在查知青队时 ，那个分管知青队的领导找到我父亲说：“昌启书记，查账时就马虎一点哟”。我父亲知道他的意思，听后没有吭声 ，但查账时仍然认真细致 ，不讲情面，最后将知青队的帐目真实的呈现在公社领导面前， 那个分管领导因经济问题受到了处分。

　　父亲当年亲手摘下的柿子、杜桐和桂花树，现在仍然郁郁葱葱、花果累累。

　　 我父亲还热衷于家乡的公益事业， 他主动找电工学了装电表、架电线的技术，热心为村里人装电表 、接电线，每次只吃一餐饭 ，从不收钱。他会吹唢呐，在村鼓乐班子里算是个技术活，也是比较累的，但他参加红白喜事都不收钱。 他还花费时间，无偿教会了村里年轻人吹唢呐，现在已传至第三代。在一九八几年 ，我父亲与李昌明大伯，应罗家岭村罗本和之邀， 到该村教了18天的唢呐和鼓乐。该村人称他们教的细致、认真，效果很好，最后每人只收了30元的辛苦费。 父亲年纪大了以后，还把上家谱、写牌位等农村的一些习俗之事，毫不保留的传授给族人。 在我家坡里下那块菜园，原来有一段路是从坡上下去 ，父亲感到坡度较陡，挑肥料浇菜、摘菜回家都不好走，他从另外一个位置挖了一段路下去，而这段路就平坦多了。整个菜园有6户人家栽种，现在大家都走这段路了，此举既方便了他人，也方便了自己。 1983年，我父亲感到村里的总祠堂破烂不堪 ，就安排人员筹备了砖头和木料， 准备拆掉重建。此时公社书记王尊德发现了此事，对我父亲说：“现在都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了，你们还建什么祠堂？ ” 我父亲说：“这个祠堂的柱子已经腐烂，墙脚也开裂了，随时会倒塌，而村里群众都在这里办红白喜事，再这样下去会出事的。而我们已经筹备了钱，也准备了建材，拆除重建对群众有好处哟。” 王书记听后感觉有道理，没再吭声，算是默认了此事。总祠堂建起来后改称“三岭礼堂”，一直使用到2025年上半年才拆掉。从1983至2024年40多年里，村里群众都是在这里办红白喜事，有剧团下乡演出、放电影等文艺活动，或者开群众大会，也都是在这里进行。修建后的礼堂在村里那些大型活动中，发挥了作用，也保证了安全。

　　1983年，父亲向金滩公社领导解释，建起来的三岭礼堂，为群众争取到了一个聚会的场所。从1983年到2025年，村里的红白喜事都在这里进行。

　　父亲当年亲手开挖出来的这条小路，现在仍然是进出坡里下菜园的主要通道。

　　父亲年轻时活泼好动 ，喜欢学习、接触新东西 ，可到了晚年，随着年龄的增长 ，他这种学习精神基本丧失了。家里装了固定电话 ，开始打、接电话尚可，可后来年纪大了，打电话成了一个难事 ，他是拿着我们的手机号码，看一个数字拔一个号码，看到中间往往不记得哪个数字拨了没拨 ，又得从头开始 。六妹给他买了一个老年机，多次教他就是用不来。看电视时，他会拿着遥控器一通乱拨 ，把电视频道搞乱 ，我过去时他又说电视看不成了 ，我得重新给它调好。另外，我父亲当年受教育多年，感觉那些电视、报纸上的推销广告，以及贴在电线杆上的广告都是讲信用的，他多次根据这些广告购买保健品 ，常常一次就付款上千元 ，什么蚂蚁、海藻一类的保健品买了很多 ，也一直在吃 ，作用是否有不得而知 。有一次他买的保健品内含鹿茸成分，父亲本来就有高血压，吃后血压一下升上来 。我打电话询问卖家能否退货，对方说你买的时候就要注意成分啊 ，那有退货的。这些保健品我只好把它扔掉。我父亲还有一次把我带到一根电线杆前面，说上面贴的广告讲治前列腺肥大、炎症包好 ，只要260块钱 ，他让我带到那个地方找人治，说治不好不就是260块钱吗 ！父亲的一席话让我哭笑不得，给他解释了半天 ，他也不理解，说人家广告上说的那么硬 ，应该相信呀 。 他不知道时代变了，人心也变了 ，电视报纸登广告骗钱、说话不算数的假医生和卖假药的多了去了。

　　父亲在笔记本上留下的春联、农事的记录。他写字工整秀气，一笔一划的，从不拖泥带水。

　　父亲在扁担、门框和屏墙上留下的墨迹，扁担上的字是中年时写的，门框上的春联、屏墙上的对联是老年时写的。作为一个农民，能写出这样的毛笔字，应该说是不错的。

　　父亲在2017年摔断左腿髋关节 ，2019年摔断右腿髋关节 ，我们都把他送到吉安市人民医院 ，请骨科曾主任给他做手术 ，每次住院一个多月回来， 经过锻炼又能走路。2018年在吉安中西医结合医院，做过前列腺手术，当时考虑到父亲年纪已大，采用的是一种扩充尿道的新技术 ，当时效果尚可 ，可过了半年以后 ，效果慢慢减弱 ，后来又回到原来的样子。 每次住院，大多是我和弟弟陪着，但弟弟在一个公司上班 ，还得以业务为重 ，有时妹妹、妹夫 、外甥也会来陪陪，但我呆在医院陪伴的时间更多些 。最难的是2019年那次，父亲手术后白天打点滴输液 ，他往往边输液边睡觉，可到了晚上两、三点 ，他就会醒过来 ，说一些家乡的事，声音很大，弄得整个病房的人都难以入睡，我陪在旁边怎么劝都没用 。我白天要照顾他打针 ，与医生联系治疗事谊，可晚上被他折腾得睡不着觉，那段时间还真是有点疲惫不堪。父亲出院后 ，我陪着一起住，并协助他锻炼伤腿，有一段时间他的小便控制不住 ，天气又不好 ，出太阳时曾有一天晒过四床被子。弟弟虽然在外省打工，但时刻关注老父亲的身体，父亲每次住院他都会抽时间回来照顾。有一天晚上3点多钟 ，他醒来观看监控，看到父亲从床上掉到地上，连忙打电话给我和他媳妇，我们赶紧过去把老父亲扶回床上。几个妹妹 、妹夫 、外甥、外甥女 ，我妻子、弟媳及几个孙子，在照顾老父亲方面也都是尽了力的。 三妹从2022年开始照顾父亲 ，做饭、端水、洗脚 、擦身、洗衣物，样样做的很细致周到 。四妹、四妺夫多次从武汉赶回看望父亲，还购买了监控器、电话、冷风机 、冰箱、藤椅、衣服等物品给父亲用。大妹 、二妹常来看望父亲 ，暑天送来西瓜 ，冷天带上瘦肉。五妹 、六妹常从吉安来探视父亲 ，每次都带上大包、小包的水果和食品，让父亲一饱口福。几个妹夫、外甥及外甥女也都会常来看望父亲 ，关注他的身体， 陪他聊聊天。我妻子和弟媳，会经常到父亲的住处看看，询问身体情况。几个孙子也都会关心爷爷的身体，多次与他视频聊天，病重时专程回来看望 。2023年7月 ，我们兄弟姐妹给父亲做了90大寿 ；2025年5月 ，大家一起给父亲过生日。村里人说 ：你们这些兄弟姐妹对父亲，算是尽到了孝哟 。

　　1999年，父母亲与我们8个兄弟姐妹一起合影。

　　父亲从10月23日下午开始 ，脚不能行走了，之前他扶着助行器还可以在大厅里走走 ，也可以从大厅走到卧室去睡觉。那天晚上是我和三妹搀扶着他到卧室睡觉的。第二天，我和三妹又搀扶着他到大厅的藤椅上坐，我到镇医院找来周院长给他看病。周院长给他量了血压， 听了心脏，又看了他的脚，感觉心脏有点情况，但认为他92岁的高龄，有些情况也正常，交代我们要注意他的状况。父亲当天坐在藤椅上多次挣扎着想站起来 ，但即使在我们的搀扶下，他也站不起来，白天也没吃什么东西。傍晚我和三妹抓住他的腰带， 把他半拖着扶进卧室 ，从此他再也没有走着出过卧室的门 。看到父亲这个样子 ，我把情况通知弟妹们 ，他们都过来看望父亲 。五妹夫在一个镇医院当副院长，他看后说父亲已经很衰弱了，估计也就半个月的时间。我的几个舅舅、舅母及表弟表妹们，也都来看望我父亲，我儿子和两个侄儿也从外地赶回来看望爷爷。这期间我多次到镇医院 ，开大便化验单 ，为父亲化验大便，因看到他大便有暗红色。看到父亲辗转反侧 、十分难受的样子，又到镇医院开镇痛药，想尽量减轻他的痛苦 。这段时间，我和弟弟及三妹轮流陪伴在父亲身边，给他喂水、喂饭、换尿不湿 、 擦洗身子。从11月2日开始，父亲已认不清人，也不能完整讲话，嘴巴只能发出呜呜的声音 。 11月5日晚上10.30、12.30，我两次给父亲换尿不湿，擦洗身子，并用绳子拉住毛毯的两个角，让父亲不能掀掉毛毯，但又能活动手脚。11月6日上午，我陪伴在父亲身边 ，给他喂水 ，随时盖好毛毯 。11点半左右 ，弟弟过来让我回去吃饭，由他来照顾父亲 。中午1:20 ，弟弟打来电话，说父亲不行了 。 我连忙跑到老屋 ，用手在父亲鼻孔前一试，已没有了呼吸， 但身体尚有余温，父亲就这样永远的离开了我们 ，脸容看上去很安详……

父亲在92岁高龄时走了，也算是寿终正寝吧。他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也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基层干部，在那个年代，他做了属于他本份的那些工作，那些家务事。他的勤劳肯干，他的好学多才，为社会奉献了力量，为家庭做出了贡献。上面所述，是父亲一生的简要经历，毕竟92年的光阴，不是短短几千字就能完全写清楚的。我写此文的目的，就是把父亲的故事保存下来，给后人留下珍贵的记忆，让后人永远记住他：一个平凡而又不平凡的农民，一个严肃而又慈祥的长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