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质疑、修正，是科学与宗教的试金石

无尘

能否质疑、修正，是科学与宗教的试金石

一、一场持续三十年的科学浩劫：李森科案的荒诞与悲剧

1929 年，乌克兰农艺师李森科从父亲 “冻种增产” 的偶然发现中，炮制出 “春化处理” 理论 —— 宣称通过低温处理种子，其后代能继承早熟性状。这本来只是一个经不起实验证明的推断，但却恰好契合了苏联 “改造自然” 的意识形态，得到斯大林的青睐，斯大林不仅亲自接见李森科，还通过《真理报》等官方媒体为其学说背书，将其确立为“无产阶级生物学”的正统理论。

当时苏联的主流学说还是孟德尔 - 摩尔根遗传学，大部分科学家反对李森科的观点。为维护权威，李森科将学术争论政治化：1935 年他在斯大林面前宣称反对他学说的人是 “阶级敌人”。1948 年 “八月会议” 上，他以 “无产阶级科学” 之名取缔孟德尔 - 摩尔根遗传学，全国 3000 多名遗传学家被清洗，实验室纷纷关闭。植物学和遗传学家尼古拉·瓦维洛夫是李森科的导师，因反对李森科的谬论受到迫害，1941年7月，瓦维洛夫与植物学家列昂尼德·戈沃罗夫、遗传学家格奥尔基·卡尔佩琴科以及农学家亚历山大·邦达连科四人一同受审。后三位遭到枪决，瓦维洛夫在1943年饿死于集中营。在压力之下，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于1948年8月宣布，该机构将以李森科主义作为唯一正确的理论来教授。

尽管1952 年《植物学杂志》揭露李森科数据造假，斯大林死后，1955 年 300 多名科学家联名抗议李森科和他的学说，但李森科仍靠赫鲁晓夫的支持稳坐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的交椅，直到 1964 年赫鲁晓夫下台才彻底垮台。

这场闹剧的代价触目惊心：苏联分子生物学停滞数十年，失去两代科学家，农业生产遭到重创，1963 年竟要从加拿大进口粮食，印证了赫鲁晓夫 “捧着肥沃土地却饿肚子” 的哀叹。而李森科主义的核心罪恶，正是将理论打造成 “不可质疑的教条”—— 当 5 年实验反复证明春化处理无法增产，当密植法导致农田大面积减产，他仍靠政治暴力压制修正声音。

由于受苏联的影响，1952年‌《人民日报》发表《为坚持生物科学的米丘林方向而斗争》一文，标志着中国在政治上和科学上“一边倒”地支持李森科的米丘林生物学，否定摩尔根遗传学。中国农业院校和科研机构普遍采用李森科的教材，开设米丘林生物学课程，摩尔根遗传学被批判为“资产阶级伪科学”‌。许多遗传学家被迫放弃原有研究，甚至遭受迫害。袁隆平早年研究杂交水稻时，就因该学说的影响步履维艰。直到1960年代以后，随着国际遗传学研究的进步和中国科学界的反思，李森科主义的影响才逐渐被纠正，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重新得到重视，中国农业科研才得以回归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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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试金石下的真相：科学与宗教的本质分野

李森科案恰似一面棱镜，折射出科学与宗教的核心差异：是否允许质疑、能否自我修正。

1. 科学：在自我否定中逼近真理

科学的生命力在于 “可证伪性”。从哥白尼推翻地心说，到达尔文质疑神创论，再到爱因斯坦修正牛顿力学，每一次重大突破都始于对权威的挑战。孟德尔遗传学的发展更具代表性：从豌豆实验发现遗传规律，到摩尔根定位基因在染色体上，再到 DNA 双螺旋结构的破解，正是无数次实验验证、质疑补正的结果。

正如控制论创始人维纳所言：“科学是一种生活方式，它只在信仰自由时才能繁荣。” 科学从不宣称 “终极真理”，科学的结论从来不需要“捍卫”，恰恰相反，科学是以 “假设 - 验证 - 修正” 的循环不断进化，这与李森科 “用政治定真理” 的逻辑格格不入。

2. 宗教：在教条固化中拒绝革新

宗教的核心特征是 “不可质疑的绝对权威”。无论是基督教的 “创世论”，还是其他宗教的核心教义，均建立在 “天启真理” 之上，拒绝实证检验与逻辑修正。宗教一边宣称自己的教义天然正确、“颠扑不破”、“放之四海而皆准”，一边要不遗余力地用权威甚至武力“捍卫”其教义。历史上，教会曾因布鲁诺支持日心说将其烧死，因伽利略质疑地心说迫使其忏悔，这种对异见的压制，与李森科迫害科学家的逻辑如出一辙。即便现代宗教逐渐兼容科学发现，但其核心教义仍维持 “不可修正” 的本质。

李森科将学说包装成 “科学”，却行 “禁止质疑” 之实，恰好印证了：无论贴何种标签，拒绝修正的体系本质上都是宗教式的教条崇拜。

三、警惕 “封闭系统” 的蔓延：从伪科学到集权政治

李森科的幽灵从未消散，且不仅存在于伪科学领域 ——集权政治同样是典型的 “封闭系统”，以绝对权威禁止质疑，本质与宗教教条无异。

政治制度的生命力，在于其自我完善的能力，而公众监督正是推动这一过程的重要力量。冷战时期的两个案例极具代表性：20 世纪 60-70 年代，美国民众走上街头举着 “要爱不要战争” 的标语，公开抗议美军入侵越南；美国国内媒体对战争残酷性的报道（如“西贡枪决”事件）也加剧了国内反战情绪，形成了“电视转播推动反战”的效应。民众的呼吁和媒体舆论压力直接影响了政治决策，1968年罗伯特·肯尼迪等政治人物因反战立场获得支持，最终推动了美国从越南撤军。‌

而同一时期，苏联出兵阿富汗，苏联民众可在官方引导下批判美国的对外政策，却绝对不能对苏军入侵阿富汗提出任何质疑。舆论完全由国家机器掌控，《真理报》的报道单一且高度意识形态化，将入侵美化为“解放”。苏联国内任何对战争的质疑都被视为对国家安全的威胁，稍有异议便可能被贴上 “反苏分子”、“卖国” 的标签，面临失业、流放甚至牢狱之灾。这种高压下的“沉默”，使得政府无法从内部获得真实反馈，决策严重脱离实际，最终陷入被动，加速了苏联的全面衰落。

由此可以看出，集权政治与宗教共享的 “封闭逻辑”：都需要塑造一个 “不容置疑的权威核心”（宗教是神或教义，集权政治是领袖、意识形态或体制本身），都通过压制异见维持系统稳定，都拒绝根据现实反馈进行自我修正。李森科主义能在苏联横行三十年，正是依托这种封闭的政治环境 —— 当政治权力成为 “真理的裁判者”，科学的质疑精神便无立足之地，就像宗教中 “教义高于现实” 的逻辑一样。

除了集权政治与伪科学，生活中的 “封闭系统” 仍在不断变种：某 “养生大师” 曾鼓吹 “五行排毒餐” 能根治糖尿病，要求信徒每天只吃特定野菜，却禁止他们监测血糖变化，有质疑者被斥责为“不虔诚”，最终多名信徒因停用药物导致并发症；某些机构用 “权威解读” 垄断对政策的解释权，宣称自己的解读是 “唯一合规版本”，提出不同意见被视为“影响稳定”；部分国学机构将文化传承窄化为 “全套汉服行跪拜礼、逐字背诵三字经”，禁止学生讨论 “三字经中‘君为臣纲’等内容与现代价值观的差异”，有老师尝试加入 “传统家风与现代家庭教育” 的结合教学，却被指责 “篡改传统、不够纯粹”。这些现象的共性，都是用单一标准切断 “质疑 - 修正” 的循环，把本应开放的领域变成了 “不准反驳的教条”。

当一个 “理论” 拒绝实验检验，当一种 “体制” 压制不同声音，当一个 “学说” 屏蔽现实反馈，不论它身披多么华丽外衣，本质上已成为宗教式的迷信。而真正的科学、健康的社会，永远在 “被质疑 - 被修正 - 更完善” 的循环中，保持着向真理与理性的无限逼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