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约华园——栉风沐雨成长路！

潘叶挺

30多年前的那个炎热秋季，我从县教育局领到录取通知书后，乘班车匆匆赶回镇上回家收拾行李，准备前往华工报到。听到消息的外婆急急忙忙赶来，她煮好两个红鸡蛋并拿出50元钱给我送行。那个年代，我读高中一个月的生活费也不过是100元。但无论我怎么推辞，外婆都不愿意收回她省吃俭用下来的钱，她老人家的心意就伴着我踏上开往广州的长途大巴。

30多年过去，我们这个社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沧桑巨变，我也从曾经的青葱稚嫩学子进入到中年，经历过人生的各个阶段。回首往事不免感慨，华南理工大学录取通知书上学校的牌坊还在记忆当中，报到时踏入校门的情景还有依稀的影子。自此，与华工的缘分和烙印，就成为我人生中的一部分。



一、

来到历史名城广州的华工读书，是我对亲人培育和自己努力拼搏的回报。我出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家在粤东梅州山区一个传统的农业小镇。小时候家境不好经济负担重，生活虽然贫苦但父亲深知读书改变命运的道理，拼尽全力送儿女上学受教育。那个年代家里有三四个孩子是很普遍的事，七八个孩子的家庭也不少见。在经济落后的年代，供孩子们读书是一个家庭沉重的负担，排行老大的孩子要付出的最多，除了照顾弟妹还可能要为弟妹上学而放弃自己受教育的权利。

我的童年经历过没有电灯的生活，甚至村里连条公路都没有，孩子们读小学四年级就得翻山越岭到其他村去。后来我家搬到镇上，我至今还记得在每年春、秋两季开学的时候，镇上逢农历赶集的日子总有很多人粜米粜谷以换取孩子学费；另外一个来源则是养猪，农家人要计算好时间在开学前将生猪出栏卖钱，以赶在开学时缴费。40年前，鼓励孩子努力读书谋求出路、摆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村是镇上许多家长一辈子的夙愿。在没有九年义务教育的年代，有一部分学生读完小学考不上初中就得走向社会谋求出路。我至今还记得小学六年级时班主任劝慰一部分学生的情景，他说成绩不好的同学不要灰心、要“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农村也可以大有作为的”。

我属于懂事比较早的人，这源于对自己家世的了解。我的爷爷奶奶是上个世纪20年代的大学生，爷爷还曾东渡日本留学，是我这个家族的传奇人物。我的父母读书少，是因为没有赶上好的年代无法改变没书读的命运，并非没有天赋和不努力。还记得那年我领取到初中录取通知书回到家的时候，坚强的父亲竟然掉了眼泪，这一幕让我至今记忆深刻，也坚定了我读好书的信念！小时候，我的心目中还有一位男神，那就是我还没有见过面的伯父。远在千里之外的伯父和伯母一直关心、接济乡下的亲人，父母一提起伯父那是满脸的尊崇，让我认识到有能力关爱和帮助亲人是一件多么伟大而有意义的事。

当然，这一切也要以读好书作为基础，因为伯父伯母是上世纪50年代的大学生，他们跟爷爷奶奶一样都是那个年代的社会精英。感谢命运给我一个有爱的成长环境，让我自小就得到众多亲人的疼爱与寄望。特别是我的伯母，可谓我人生的贵人，尽管在我17岁那年的暑假，才第一次见到她。虽然我的父母被苦难和生活压弯了腰，在社会的底层不敢对人生有过多的奢望，但我可以朝着自己的目标努力、明确的方向前行。

我读中学时不是“别人家的孩子”，也没有特别的禀赋，靠的是勤奋、努力与心底不屈不挠的信念。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考上中专是山区普通人家一件很光荣的事情，预示着人生有了出路、可包分配成为体制内的干部，不必再去经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再拼高考的风险。而我，则必须义无反顾的选择读高中，别无他想，因为要去传承乡下人们所说的家族“书种”。但在中考时，我经历了人生的第一场挫折，最拿手的英语科仅仅考了60分，结果落选重点高中。我至今都没想明白问题出现在哪里，哪怕是后来更深、更难的高中和大学英语课程，我也不至于考这个分数。



　　

离家到县城读高中的寄宿生活非常艰苦，20来平方米的宿舍摆了两列两层的双人铁架床，一铺2人共住了24个同学。父亲为不让我分心，几乎每月送一次几十斤的米、走一千多米远到学校，顺便来看一下我。高中的第一学期，因碰上期中考试，我错过了机会不能去送病逝的继祖母最后一程，成为遗憾！全身心的读书成为当时最重要的任务。我至今还保持着高中时养成的生活习惯，坚持早起、保持运动。竞争激烈，但不妨碍我保持一颗打不死的心。甚至去尝试做一些挑战，比如高中时我可以背出圆周率π小数点后100位小数，也曾获得过全国高三作文大赛三等奖。

我在高二分科时选择了理科，除了受父亲意见的影响外，还因当时有 “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之说，山区学生更希望学一门技术。但其实对于很多偏远山区的学生来说，高考的志愿填报才是最大的困难，如开盲盒。山里普通家庭的孩子见识有限，学校也没有渠道和平台供学生了解更多高校情况，在没有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时代，许多学生填报志愿都是两眼一抹黑，基本凭感觉。我比其他同学稍稍幸运一点，因为伯父伯母给了我不少意见。伯父伯母从南昌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武汉华中工学院（后改名华中理工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他们对理工大学也特别有感情，建议我结合未来的发展和就业，将广州的华工作为高考志愿的首选。或许在某种程度上来讲，这也是一种传承。

就这样，经过盛夏六月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高考和两个多月漫长的等待与煎熬，我终于知道了录取的结果。那时，我还在县城等待消息，某天骑着自行车准备穿过一条马路时，突然迎面而来的一个同学大声告诉我自己被录取到华工了。我一下子愣住了，赶忙掉头就往县教育局赶，当我看到挂在通讯室门口的黑板上写着我的名字和录取学校时，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弥漫开来。教育局只知道录取的学校并不知道录取到什么专业，而我当时也不记得填过什么专业，猜想也可能被调剂，几天后领到录取通知书才知道是社科系经济法。于是，就有了开头的一幕。



二、

在那个没有高速公路、没有高铁，甚至没有通火车的年代，我要从县城坐一宿的长途大巴才能到广州。带着秋意的凌晨天空露出鱼肚白，广州市区的公交车发出了第一班次，我从动物园的长途车站坐公交车到广州火车站，再坐123路车到学校报到。今天，从广卫路到华工的22路车已经完成历史使命退出了市内交通运输，我记得123路车依然还在运行，让学生们往返于五山校区和广州火车站。

公交车经过牌坊停在校门口，我踏入校门朝着1号楼往前走，有一位同学过来问路，我一问之下得知是来报到的同班同学。我随口说了一句：“我们在校门口相遇，毕业后也在这里分别吧”。结果一语成谶，他叫梁杰，毕业的时候我送他去坐公交车到新的单位报到，这一场景也成为我们的同窗之谊和青春记忆。

从南校门到西湖厅报到，再从西湖厅到北区宿舍，校园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北区被学生们称之为“西伯利亚”。我们作为经济法的新生，入住在北区干训楼一楼。因一楼宿舍不够，我和三位同学被安排入住五楼，这给了我和师兄师姐及其他专业的学生更多接触机会。开学之后，我才知道原来自己是经济法第二届学生，据一位教授说当年经过社会调查发现，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未来需要30万律师、30万会计师、30万税务师，学校顺应社会发展需要设立了本专业。带着懵懂而又有点忐忑的心，我开始了华工的学习生涯。

我们班有33名同学，大家来自各间优秀的中学，有11名女生。这在华工已经十分难得，要知道隔壁的化机系有“和尚班”，班里一个女生都没有。且班里的男生大都长得英俊帅气、女生青春靓丽，充满活力。第一次班集体活动组织唱卡拉OK，我听到大家优美动听的歌声颇为羡慕，后来班里的少帆同学还获得了华南理工大学十大校园歌手大赛的第九名。还有的同学舞蹈跳得好、有的同学口才出众，可谓人才济济。这让我知道，优秀的人往往都是多才多艺，而不只是考试成绩好而已。



第二次让我感受城乡差距的，是计算机学科。这门学科对我们来说是公共课，各个专业的学生一起上，上课的教授拿着厚厚的课本，三讲两讲就完事了，课后留下似懂非懂的我们。那时学的是DOS系统，用3.5英寸的软盘建树目录，电脑最高型号还是486；这个型号早已经成为历史，现在的年轻人应该没听闻过。最大的挑战是上机操作，像我这样从山区来的学生一脸懵的对着电脑无从下手；而珠三角的同学已经轻车熟路，他们可以顺利的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那一年的暑假，我从省出来的生活费里买了一台成龙做广告的小霸王学习机带回家，拼命的练习指法和熟悉键盘，尽量缩短和城市同学之间的距离。就像人们常说的，人生并不是一次千米的赛跑，它更像一场马拉松，考验每一个人的坚持、积累、耐力！

不过好的是我在语言方面还适应得比较快，来广州之前我已经能听懂和讲大部分的粤语，也即是大家说的广州话。这源于小时候镇上能收看到珠江台这个频道，那时候香港电视连续剧《上海滩》、《万水千山总是情》、《大侠霍元甲》等热播，我和小伙伴们会一边看一边学唱主题歌。另外一个原因，则是小时候父亲提醒我将来跟伯父伯母见面，是要用广州话交流的，因此我很早就有意识的学习。或许是血脉的缘故，我小时候看战争片时能听懂不少四川话，1999年我因为业务开拓来到奶奶的故乡重庆时，对重庆话感觉亲切，一点也不违和。

另外，大学里的饭堂跟读高中时比已经不止高了一个档次。那时北区第二饭堂就在宿舍旁边，我喜欢吃饭堂的塘虱鱼，也喜欢吃鸡翅膀。看着饭堂里那满满的一盘鸡翅，我心里在想这得宰多少只鸡呀？还有一道菜叫白云猪手，我当时不知道它为啥叫猪手，后来有人跟我讲因为它是猪的两只前脚，且是广州白云区的一道名菜。我不吝承认自己见识少，有一次还浪费了同班小军同学从家里带来的特产。小军家在汕尾近海，一次放假他带了几只大螃蟹回来，给我们几个舍友说不用煮熟可以直接吃。我和同宿舍的育浩犹豫了半天不敢入口，最后还是偷偷的找了附近的小食店加工后再食用。结果因为这事，我俩被小军狠狠地骂了一顿，说我们暴殄天物，枉费了他一片苦心，这么大的海蟹是很难捕捞的，生腌吃才最好味道。

大学里的另一道风景，就是身边的爱情故事。学生们在美好的年华遇到心仪的对象，就是一场美丽的邂逅。华工的男女生比例严重失调，每一对恋人都引人注目。我是校园恋情的旁观者，但爱凑热闹，曾经利用自己的文笔帮人写情书追女生。有人说，没有在校园谈过恋爱的人生是遗憾的，因为那个时候的感情最纯真，当中没有夹杂世俗利益亦没有其他动机，就是单纯的彼此喜欢。

没有爱情但也有同学之情让我记忆至今，在校期间班里的同学给我组织过一场热闹的生日party。在此之前，我的生日记忆是家里煮的两只红鸡蛋，宣告自己又长了一岁。同学们拼起几张桌子，买来蛋糕、花生瓜子、啤酒饼干，围着我唱起生日歌、吹蜡烛切蛋糕，热闹异常。那是我有生以来，过得最隆重的一次生日！也是在华工度过的生日！



我很珍惜在华工求学的时光，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生活也让我开了眼界涨了见识，在学习之余我拾起曾经的球拍坚持打乒乓球和羽毛球。干训楼四楼有间乒乓球室，我成了那一张乒乓球台的常客，与同学和师兄、各专业的校友一较高低。那时候我已经意识到，一个人走出校门面向社会后，不单止要有专业能力，最好还要有自己的兴趣爱好和特长，因为一个人的发展需要综合能力。因为来自山区，我们跟城里的学生相比起点低，小时候不可能上兴趣班，也没有少年宫为自己的爱好打基础。认清事实但不低头，因为现实不是不可以改变；我抱着一有机会就去尝试的心态，并安慰自己一张白纸未必就是坏事。事实也证明，只要你肯努力付出和敢于挑战、超越自己，不可能往往也就变成了可能。

今日看来，华工的学习生涯或许在无形中培养了我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我在全身心投入学习的同时，也在观察和体会、在感悟和品味，以让自己走向社会时多一分认知和底气！



三、

1996年7月的广州盛夏，我在校园门口的公交车站履行承诺送梁杰去佛山高明报到。作为中国大陆最后一届有毕业分配的学生，我俩在双向选择的社会就业环境下叩不开城市的大门，双双从校门口分手各奔前程。这段经历已经藏在我俩内心深处，多年后两家人相聚，梁杰还跟他的孩子讲起这个有特别意义的故事。我的人事档案被学校退回到梅州市，随后转到了县经委，并被告知大概率分配到濒临死火的钢铁厂或水泥厂。在现实面前我断了回去的念想，亦从那一刻起宣告踏上打工之路。曾经，我也想过在体制内锻炼几年积累经验后再下海，但人生事哪能尽如人意。

上世纪九十年代，外地人在广州还要办理暂住证，到深圳和珠海需凭边防证过关。当时心中还存有一丝希望，毕业前我已经报名参加全国统一的律师资格考试；走出校门没有落脚点，我就到附近城市一亲戚家里复习待考。这种状态让我心里非常忐忑和尴尬，忐忑的是律师资格考试通过率很低比高考竞争更激烈、号称中国第一考，成败未知；尴尬的是到了男儿当自强必须独立的时候，怎么还能靠家里救济？因此，我认为一定要先就业养活自己才能考虑去做律师。所以，在亲人的推荐下我去了广州一家港资的机械厂上班，拿到人生首份offer，我的职业生涯就这样正式开始了。

那是1996年八月初，我带着行李一早跟随一部货车前往位于海珠区某个村工业园里的工厂报到。因此，我的第一份工作不是别人眼中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的白领，也不是在写字楼，而是面对各种机器的运转与轰鸣的铁皮厂房里；每天上班，耳边此起彼伏的金属撞击声像一首合奏曲。我和厂里全国各地的民工一起，住在简陋的大集体宿舍里，开始适应环境和从头学起。厂长谢启昌先生给我开了每月1500元的工资，并承诺结合厂里的效益和我的工作能力提升再调整，同时告诉我厂里的伍学荣工程师是我的校友。这个起薪点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应届毕业生中并不低，甚至比我班不少同学都高，当然这里面的苦和累也不是一般人能够体会和承受的。

就这样，我在车间里跟着每一道工序上的工人去学习，了解每一个零件的制造标准和原理，他们中间停歇的时候我也上手试一试。厂里每个人都对我的到来都感到好奇，一些人也怀疑我适应不了工厂的艰苦环境和粗重的累活，大抵是干不了多久的。我每天都跟各岗位的工人和机器打交道，一天下来发现手上、身上沾了不少油污。工厂的产品从零件毛坯开始到半成品，再经过机床等设备的车、钳、铣和喷漆等工序，然后组装成一台机器，最后经勘机和检测合格后出厂。我这个读法律的毕业生，就这样一边上班一边复习准备参加律师资格考试。



但生活的挑战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料，每天下班后宿舍里一片嘈杂，各种聊天的、大声放音乐的、互相串门的闹哄哄到深夜，连一个稍微清净的环境都找不到，周围卫生状况也差。有一段时间让我觉得所处现状实在是糟糕、让人心力憔悴，我只好安慰自己或许正处于“劳其心智、苦其筋骨”的阶段。我想这或许是生活对我的考验吧，但还够不上“深夜痛哭足以谈人生”的程度。从走出校门步入社会工作伊始，我就每月按时给家里的父母寄去生活费，一步步挑起生活的负担，因为责无旁贷。

我也很清楚必须体现自己的能力和价值，这是立足社会生存的基础，因此熟悉环境后就开始主动请缨，希望给自己定位、开启属于我的工作领域。在厂房与宿舍两点一线的忙碌工作中，我坚持不忘初心去参加考律师资格考试，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那道裂痕无法弥合，终究未能通过。虽说我在学校时读书很认真，但毕竟实践过少；或许还缺少凿壁偷光、程门立雪的狠心。我当时已认识到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在取舍之间要先专注于眼前的工作。当然，专业的思维和习惯，也给我在职场的成长带来一定的帮助。

随着角色的转换，我在慢慢了解社会各个行业的同时，也不断拓展社交的圈子。那时BP机正在兴起，一台摩托罗拉数字传呼机将近1000元，每个月还要交月租，街上到处都是腰间别着BP机的人。大概1997年吧，数字信号手机开始占据主流市场替换大哥大，信号好通话质量高保密性也强；摩托罗拉、诺基亚、爱立信等品牌占据着国内大部分的市场份额，芬兰的诺基亚一度成为通讯业霸主，时代在不断发展进步。

为了不荒废好不容易学到的一点电脑技能，我还报了个会计电算化培训班，在学校时上机实操时间有限只是学到点皮毛，上培训班等于花钱加深一下计算机理论和练练手。那几个月里，如遇到厂里安排外出办事回来晚了，我就顾不上吃饭拼命的赶去上课。作为工厂里唯一的应届大学毕业生，谢厂长、伍工以及负责业务的黄经理都安排了工作给我，我是多多益善来者不拒、当领导培养我，并承接起日常的通知和文件处理、办公用品的采购。每到季度冲刺时，我还负责写宣传标语，毛笔写在大红纸上用绳子串起来横挂在整个车间。临近春节时，谢厂长说今年公司不买对联了让我来写，我也无知无畏的接下任务。其实我对自己的字并不满意，当时真的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如今再让我写，已然没有这个胆量，心虚得握不住笔。

我还承接了外联事务负责联系机械零配件的深加工，根据伍工设计好的图纸尺寸将半成品送过去荔湾区的加工门店、把加工好的成品再拿回来。那些日子，我踩着变速单车穿梭于大半个市区、风雨无阻，甚至学会了踩三轮车送零件去邮局打包邮寄。送零配件深加工时，我喜欢经过二沙岛，那一栋栋的别墅在绿树红花掩映下显得特别高档有品位，马路上人少路阔景色很好。在那个心如过客、前路迷茫的年代，我知道这个地方不是普通老百姓能享用的，至今二沙岛还是广州的富人豪宅区，在房地产市场处于稀缺的高端地位。

后来厂里将走访客户与交货的任务交给了我，当时工厂的材料好大一部分都从香港进口，完成加工出口后要去广州外汇管理局办理外汇核销。这一项任务也交了给我，按照计划，厂里准备安排我去考报关员，并将进出口的事项逐步移交到我手上。经过近一年的磨练，我已经有明显的成长进步，已可以独立可以面对各项困难和挑战。但也到了我思考前程的时候，回顾进入工厂所走过的路，我不断对自己地未来发展进行思索。

评价走出校门一年来的表现，我认为自己始终保持勤勉的工作状态，尽心尽职、毫不计较、任劳任怨，但终究不是自己的兴趣所在。同时，我结合专业评估自己的发展空间和潜力，认识到未来的职业方向应当是商业和服务业，应投身到更加广阔的天地中去。在得到伯母的理解和支持后，我感谢厂里培养的同时提出了离职申请，没想到各位领导对我的离开都表示支持，认为年轻人应该再去闯一闯，况且领导们也知道我具备不错的素质和条件。就这样，在经历了人生第一份工作的锻炼后，我煽动着羽翼未丰的翅膀扑腾扑腾的飞向未知的远方，虽然不知道前方等待的是泥泞、是风雨还是鲜花和阳光。

这次的选择，成为我人生的转折点。自此我的人生故事亦如画卷铺开，当中有坎坷曲折、有梅花苦寒；有柳暗花明，也有峰回路转；有一腔孤勇，还有风雨兼程。



四、

上世纪90年代的广州是充满活力的热土、是年轻人向往和梦想启航的地方。那时阿里巴巴、腾讯等巨头还没创建，茅台的市值也远远未达到三万亿。走出校门那年，天河北80层的中信广场还在建未封顶，天河的CBD珠江新城此时正是未改造的城中村，周围一大片菜地和零散厂房。离开第一家企业后，我搬离厂里的宿舍开始了在城中村租房子的日子。我在冼村租住过阴暗潮湿的握手楼，也租住杨箕村巷道内吵闹喧嚣的小楼阁，和千千万万个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一样，在都市中寻找属于自己的那一片天空。

在那段殊不容易的探索期间，我不经意的进入医药健康行业，加盟到一家外地的制药公司。这份工作对我来说，相同的是依然跨界重头再来；不同的是开始人生新征途，自此踏入江湖经风雨。我花了半年多的时间努力去了解、学习这个陌生的行业，并经历挑战的洗礼后快速成长，开始独挡一面。一如既往的努力，在进入行业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几乎跑遍了广东21个地级市，并完成从基层业务到市场管理岗位的职场蜕变。此后，我因被派驻外省市场，单枪匹马从广西到重庆开拓业务，再从重庆到北京；为企业立下汗马功劳的同时，也经历了两年跨越大江南北的职业生涯。

时光流逝又逢父母年岁增添心中牵挂，我于2001年回到广州，并重新考量未来的发展方向。经董靖总裁的推荐，我与他一起加入到现今这家医药集团公司的创业团队。那时我已经离开校园5年，回首跌宕起伏的这段时间，我认为它应该是自己人生的一个重要阶段，因为确定了发展方向和目标，经过历练也多了一份从容、淡定和成熟。结束漂泊在广州发展后，我也进入到恋爱、成家的另一个生活阶段，并为人夫有了自己的家庭、为人父有了下一代。三十而立再回首，我恍惚看见自己从梅州山区的小镇一路走来，在广州这座包容的城市一步一步改变着自己的命运。我走的路，或许是千千万万个七十年代同龄人的缩影，我们通过自身的努力、凭着执着坚持和沉淀积累在城市安身立命、谱写自己的人生故事。



五、

毕业十周年的时候，我与班里部分同学相约华工校园，大家回到五山校区干训楼、回到曾经的饭堂和课室，走过熟悉的地方。十年间变化不小，我们的容颜多了一些沧桑和世故，校舍变得斑驳树木长得更加高大挺拔。十年间感觉毕业已经是遥远的事情，同学们有的在体制内、有的在事业单位，而我则属于为数不多在企业打拼的人。但总体来说，大家都在各自的领域努力打拼。同样，十年间有的同学还能联系上、有的同学已联系不上了，果不然世事无常、物是人非。

我们毕业的十年，是跨世纪的十年，百年沧桑后世界进入了二十一世纪。新世纪的曙光照进我们这个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经济蓬勃的社会，也在2003年发生了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史称SARS事件。同样，1980年后的孩子作为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开始进入社会，而1970后的我们经过社会的磨炼逐渐成长成熟，进入工作和事业的上升期。进入人生的黄金时段，我也在为公司努力工作、为家人创造更好生活的同时，开始慢慢走向社会的大舞台。

公司经过市场竞争的考验脱颖而出，不断发展壮大，并不断履行取之于社会、回报社会的承诺。这方面，董靖总裁是主导人、我是支持者和积极参与者。这源于我自小就得到众多亲人的关爱、心怀感恩的种子，一直期待有一天以自己的能力让这个社会更加美好一点。因此我开始积极参加社会公益活动，包括乡村扶贫、资助贫困学子、助力大学生就业和参加志愿活动等等。2010年广州举办第16届亚运会期间，公司承办了全市唯一的民营企业志愿服务站——花城广场站，我担任志愿服务站副站长，在董靖总裁的带领下和60名同事一起坚持了一年半的志愿服务，为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提供了超过30万人次的各项服务。力所能及的帮助他人、回报社会坚持公益活动，一直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

随着各方面综合能力的提升，我于2021年当选了广州市天河区第十届人大代表，在新的社会岗位上积极履职参政议政、倾听民声反映民意、助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民生问题，为这座城市的美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六、

有人说，唯有读书与运动不可辜负。在读书方面，我是有所辜负的，后来只是在2010年于中山大学岭南学院上过一年的EMBA总裁班，这远远不够。但运动方面，我已经长久的坚持下来并将坚持下去。自2006年起，我在打乒乓球的同时也爱上了羽毛球这项运动。城市快节奏的生活和忙碌紧张的工作，让运动成为我减压和释放的方式，也成为业务和人际交往的手段。

运动给我带来的益处是明显的，我一直保持着还不错的状态，并乐此不疲。特别是在广州市天河区的非公企业乒乓球与羽毛球比赛中，我和公司代表队的小伙伴们取得不错的成绩，公司荣誉墙一排金灿灿的奖杯是过去取得成绩的见证。这成为公司企业文化的一部分，我经常鼓励公司的小年轻们要去运动、坚持运动。曾经，很多人都对运动有误解认为那是头脑简单的人热衷的事情。这个观念不单止错误而且过时，特别是生活品质提高人们更加注重健康的今天。

为弥补小时候的遗憾，我告别了旱鸭子学会了游泳。虽然再也回不去40年前镇上那条碧波荡漾的小河游泳，但终于了却心中的夙愿。2013年夏天，我报名参加了广州市一年一度的横渡珠江，游动在珠江中感受到城市的心跳、天地的开阔，并作为广州生活20年的纪念。

同年，我踏上了10年寻根之路，追寻爷爷奶奶的历史足迹以告慰亲人在天之灵。皇天不负苦心人，在我踏入人生40岁不惑之际的2014年，第一次在网络上看到了爷爷的照片，看到他将近70年前的容颜。2020年，在苦苦守候5年后，我于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找到爷爷两张宝贵的单人照，分别是爷爷85年前和75年前拍摄的照片。艰难的付出得到回报，我没有想到自己会创造一个奇迹。10年过去，我追寻的行程超过2万公里，也写下了将近50万字的纪念文章。我寻根的诚心和经历打动了不少人，也感动了很多素不相识的网友。我以最大的努力去还原自己家族的历史，并为自己优秀的亲人骄傲与自豪！这条路还在继续，我会以最诚挚的行动感谢给我生命的亲人！



七、

2016年毕业20周年之际，经班里同学们的推荐，我组织了这场纪念活动。来自各个地方的同学们如约而至广州，我们再次回到了华工，寻找曾经的足迹。这一次返校，干训楼已经搭上了竹架被围了起来，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即将被拆除。我和同学们都深感留恋，这是我们在华工生活过的地方。也是在这一次，我联系上了当年的授课老师徐松林教授，并跟法学院校友会的李健师弟取得联系。多年以后，我们终于回归到法学院的怀抱；在华工1号楼，我们跟院领导举行了一次座谈会，如同游子返家。法学院的网站上，我们班也终于可以跟大师兄师姐们区别开来了。

2023年11月，在法学院设立经济法专业30周年纪念活动中，我作为“二师兄”回到了大学城校区，与当年的授课老师和大师兄师姐们欢聚一堂，共话当年校园同窗之情。我邀请了班里的梁伟宁和梁逸华两位一同前往，在法学院除了见到徐松林老师外，我们与阔别20多年的苏来英书记、刘江老师也重逢了。当年的莘莘学子，如今大多都已经霜染两鬓，步入人生中年；而老师们也陆续退休，开始安享晚年。对我们第一届、第二届的法学专业毕业生来说，真可谓是“校园秋晚三十载，归来白发不少年！”。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母校华工在211、985、双一流的名校建设上高歌奋进，法学院早已今非昔比，30年来为社会培养了近万名的法律专业人才。如今，在全国各地的公检法系统，都有华工法学院的校友。再也没有人会奇怪，华工也有法学专业？30年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浪花一朵，但却是我们人生非常宝贵的一部分，值得珍惜。

未来，华工法学院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优秀校友谱写自己与华园一起成长的人生故事。

应苏来英老师的邀请，我以此文响应相约华园——我的成长故事。谨此纪念，并致敬华工法学院！

成稿于2024年4月 · 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