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核心馆藏艺术史导览》

勤力 Sherry

漫步于维也纳，若你心怀对艺术的向往，那么艺术史博物馆（Kunsthistorisches Museum）便是一处不容错过的圣地。这座由弗朗茨·约瑟夫一世皇帝下令建造的宏伟殿堂，初衷是为了妥善安置哈布斯堡家族数百年来搜集的无数艺术瑰宝。1891年，它在著名的维也纳环城大道旁落成开放，如今已跻身全球最重要的博物馆之列，以其无与伦比的馆藏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目光。 然而，艺术的震撼从你踏入大门的那一刻便已开始。仰望着那挑高恢宏的大厅，巨型大理石柱擎天而立，支撑着金碧辉煌的穹顶。目光所及之处，尽是精美绝伦的浮雕与庄严的雕塑，它们与建筑本身融为一体，仿佛一曲用石头与黄金谱写的交响乐。这座建筑本身就如同一件巨大的艺术品，由最珍贵的材料构筑，并凝聚了当时最杰出的艺术家的心血——其中甚至包括了日后以金箔画风闻名世界的古斯塔夫·克林姆特。 一进门的大厅穹顶。 挑高恢宏的阶梯大厅。 金碧辉煌 华丽精致的壁画及庄严的雕塑。 【观展花絮：与一位“未开幕”大师的邂逅】这张博物馆大厅中央的《女画家》Malerin 让我疑惑了许久。为何当日遍寻不着她的特展展厅？直到归来后查证才解开谜题——原来，我与这幅杰作的相遇，正巧在一个充满悬念的时间点上：2025年9月28日。这一天，迈克尔娜·沃蒂耶(Michaelina Wautier) 的特展尚在最后的筹备中，将于两天后（9月30日）才正式揭幕。博物馆别具匠心地将她的代表作预先悬挂于此，如同一个盛大的预告。我就这样在无意中，成为了这场艺术盛事最早的见证者之一。这次美丽的“错过”，反而让这份记忆更为深刻。它提醒着我，艺术之旅总有不期而遇的惊喜，而每一次的探寻，都让我们与历史走得更近。‍迈克尔娜·沃蒂耶是一位近年来才被艺术史重新发掘并推崇的杰出画家。她是 17世纪的佛兰德斯画家，主要活跃在今天的比利时地区。她是一位在17世纪极其罕见且成功的女性职业画家。在当时，女性通常被限制在绘制静物画或肖像画等“较小”的题材，但沃蒂耶的才华和野心远不止于此。她突破了这些束缚，其创作超越了当时对女性的绘画限制。‍她的作品技艺精湛，风格大胆而自信，完全有能力与同时代的男性大师如伦勃朗、鲁本斯等人比肩。艺术史学者认为，她的成就之所以被长期埋没，正是因为她女性的身份。 穿过那金碧辉煌、雕塑林立的大厅，我们正式踏入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的艺术画廊。在这里，我并未随意漫步，而是开启了一场追寻西方绘画灵魂的深度巡礼。我的镜头，便是我与数百年艺术大师对话的窗口。在这场旅程中，我们将依次邂逅三个伟大的艺术时代：首先，是文艺复兴的和谐与理想，从勃鲁盖尔笔下的尼德兰寓言，到拉斐尔、提香与委罗内塞构筑的意大利华美殿堂。随后，我们将感受巴洛克革命的戏剧与激情，直面卡拉瓦乔的光影、鲁本斯的动态与圭多·雷尼的优雅。最后，我们将聚焦于北方之光，品味克拉纳赫的线条、丢勒的精密、维米尔的静谧与伦勃朗的深沉。现在，就请随我一起，推开历史的大门，透过我的镜头与描述，感受这些画布背后不朽的灵魂与故事。 作为本次艺术之旅的起点，我们首先要欣赏的正是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老彼得·勃鲁盖尔（1525/30-1569）。这里是世界上收藏其作品最丰富、最重要的殿堂。勃鲁盖尔是尼德兰文艺复兴的巨匠，被誉为“农民画家”。他以其包罗万象的全景式构图、对乡村生活的深刻描绘以及隐藏在细节中的丰富寓言而闻名。他的画作如同一面镜子，既映照出16世纪的世间百态，也揭示了永恒的人性。 The Tower of Babel, 1563《巴别塔》| 1563年站在勃鲁盖尔这幅巨作前，我们凝视的不仅是一座塔，更是人类傲慢与命运分岔的永恒寓言。故事源于《圣经·创世记》第11章：人类企图建造通天之塔来传扬己名，上帝因此变乱其语言，使工程中断、人类流散，“巴别”即“变乱”之意。勃鲁盖尔以无与伦比的想象力与百科全书般的精细，将神话定格于戏剧性一刻：巨塔倚斜，结构已显混乱，却仍有无数工匠在鼎沸劳作。前景微小的港口与塔的庞然形成对比，古典与罗马式建筑元素的融合，更暗示着人类雄心可能重蹈古老覆辙。这幅画远不止于图解故事，它是勃鲁盖尔对人类野心、协作及其终极困境的深刻沉思。 补充知识：· “巴别”的意思：经文中明确提到：“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所以那城名叫巴别（就是“变乱”的意思）。” · 在《圣经》中的位置：巴别塔的故事在《创世记》中具有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它解释了世界为何会有不同语言和民族的起源，并引出了之后上帝拣选亚伯拉罕（亚伯兰）的故事，从而开启了以色列民族的历史。 Massacre of the Innocents‍（老彼得·）勃鲁盖尔之作（由其子复制）《屠杀无辜者》| 16世纪下半叶这幅画作描绘了《圣经·新约》中一则令人心碎的故事（记载于《马太福音》第2章1-18节）：东方博士追随星星来到伯利恒，朝拜新生的“犹太人之王”耶稣。这引起了统治者的恐慌，当时犹太地的王——大希律——获悉了预言，他害怕这位新生的王者会威胁到自己的王位。在无法从博士处得知耶稣具体下落之后，残暴的希律王下令，将伯利恒及其周边境内所有两岁及以下的男婴全部杀死，以期铲除未来的威胁。这一惨绝人寰的事件，在基督教传统中被称为“屠杀无辜者”。勃鲁盖尔以深刻的胆识，将这场古代悲剧直接搬移至16世纪佛兰德斯的雪村。画中士兵身着当时警察部队的红色制服，使暴行宛如一场发生在观众身边的当代镇压，尖锐揭示了权力践踏无辜这一跨越时空的永恒主题。尽管画作质量极高，但通过技术分析，它被认定为勃鲁盖尔之子对其父原作的精良复制。两幅作品都曾珍藏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鲁道夫二世的宫廷。 Hunters in the Snow (Winter)，1565‍老彼得·勃鲁盖尔（约1525/30–1569）《雪中猎人（冬）》| 1565年这幅《雪中猎人》是欧洲绘画史上第一幅，也是最杰出的一幅纯粹的冬日风景画。它捕捉了16世纪尼德兰乡村冬日的本质。画中，一队猎人正疲惫地归来，走向山下被积雪覆盖的村庄。他们的收获甚微——只有一只狐狸孤零零地挂在猎矛上，连猎犬们都显得无精打采。画面的左边，村民们正在露天火堆上燎烤猪毛，为食物做准备，这一生动的日常细节充满了生活气息。而远处，冰封池塘上嬉戏的滑冰者等无数迷人的细节，共同构成了这幅画作广受欢迎的重要原因。勃鲁盖尔以精湛而统一的技法，成功地在观者心中唤起了一种恒久的、浸入骨髓的寒冷感。从猎犬弓起的背脊到行人缩紧的身影，从灰白冰冷的天空到覆盖万物的积雪，每一个元素都共同营造出一种对严冬的深刻体验。这不仅仅是一幅风景画，更是一首对自然节律与人类生存的视觉诗篇。 The Procession to Calvary，1564‍老彼得·勃鲁盖尔（约1525/30–1569）《前往各各他》| 1564年这幅巨作描绘了基督教艺术中一个核心主题：耶稣背负十字架，前往名为“各各他”（髑髅地）的山丘受难。勃鲁盖尔将这一事件表现为一个从耶路撒冷城延伸至各各他的、拥有众多人物的庞大队伍。然而，勃鲁盖尔的非凡之处在于，他将这个神圣的圣经故事彻底置于他所处的时代背景下。画面场景被极大地扩展，呈现为一个16世纪的尼德兰世界，其中充满了对当时普通生活的细致观察与现实主义描绘。人群熙熙攘攘，各色人物——农民、骑士、商贩、看客——沉浸在自己的事务中，仿佛中央那场关乎人类命运的核心悲剧，只是他们日常生活中一个遥远而模糊的插曲。在这喧嚣的人海里，只有身着不合时宜的古典服装的三位玛利亚和门徒约翰，因其服饰而从普遍的时尚中凸显出来，成为连接神圣叙事与世俗图景的坐标。而最引人遐想的是，画面最右边那位安静凝视着旁观者，据信正是艺术家本人的自画像。他就如同一位历史的见证者，冷静地将这纷繁复杂的人间戏剧——连同其中的神圣、冷漠与残酷——一并呈现在我们眼前。这幅画不仅是勃鲁盖尔笔下人物最多的作品，更是一面深刻的镜子，映照出在时代洪流中，个体对崇高悲剧的漠然与遗忘。‍这个故事记载于《新约》四福音书，特别是《路加福音》第23章第26-33节。 Peasant Wedding，around 1568‍老彼得·勃鲁盖尔（约1525/30–1569）《农民的婚礼》| 约1568年这幅画作看似一个偶然抓拍的瞬间，实则是勃鲁盖尔精心构图的杰作。与他的寓言画不同，这幅画摒弃了象征意义，是一份忠实记录16世纪佛兰德斯农民婚宴的现实主义“快照”。画面充满了有趣的细节：· 新娘安静地坐在一块绿色挂毯下，头顶悬挂着一顶纸皇冠，这是她身份的标识。· 按照当时的佛兰德斯习俗，新郎并未出现在婚宴席上。这让观者不禁好奇他的去向与角色。· 宾客中包含了社会各阶层的人物：头戴四角帽的律师、身着褐色长袍的方济会修女，以及最右边带着狗的庄园领主。他们的在场，描绘出了一幅完整的乡村社会图景。· 食物的简陋凸显了农民生活的质朴：麦片粥被盛在木盆里，由两个人用一扇卸下的门板充当托盘抬进来。抬粥者那略显笨拙却又无比真实的姿势与步态，尤为生动传神。勃鲁盖尔以其天才的洞察力，将一场平凡的乡村婚礼，升华为一曲对生命本身、对人间烟火的朴素赞歌。 Peasant Dance， around 1568‍老彼得·勃鲁盖尔（约1525/30–1569）《农民之舞》| 约1568年‍这幅《农民之舞》与《农民的婚礼》是同一时期的杰作，完美展现了勃鲁盖尔对乡村生活的深刻洞察。这幅画捕捉了乡村集市开幕舞蹈的瞬间：一种传统的前导舞蹈，由两对舞者表演，之后才是众人的集体欢舞。前景中的一对舞伴正急切地准备加入，却被最左边的场景吸引了注意力——一个乞丐（抑或是一位朝圣者？）正凑近桌前行乞。勃鲁盖尔以其冷静而客观的笔触，呈现出一幅毫无矫饰的乡村生活画卷。画中对农民的刻画，既非居高临下的俯视，也非刻意追求滑稽效果，而是一种近乎于理想化的现实主义在主导。人们沉浸在音乐、舞蹈、饮酒与交谈中，他们的姿态或许笨拙，举止却充满了原始的生命力。每一个细节——从男子腰间别着的刀，到桌上散落的食物，从远处教堂与酒馆并存的景象，到人物脸上质朴的神情——都共同构建了一个真实可信、生机勃勃的世界。这不仅是风俗记录，更是对人性本真与民间活力的深沉礼赞。 Children's Games，1560‍老彼得·勃鲁盖尔（约1525/30–1569）《儿童游戏》| 1560年勃鲁盖尔采用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鸟瞰视角，这是唯一能让他笔下那庞大的人物群像清晰可见的方式。我们仿佛站在一个高点，俯瞰着整个城镇广场，眼前是令人惊叹的景象：超过230名孩童正沉浸于83种不同的游戏之中。对于希望解读所有游戏的观者来说，画面中微小的场景细节需要进行缓慢而选择性的研究——这本身即是一种愉快的消遣。从滚铁环、抽陀螺、跳山羊，到模仿成人世界的婚礼和洗礼，勃鲁盖尔以惊人的耐心与细致，记录下了一个完整的童年游戏宇宙。这幅作品的构图在美术史上既无先例，也无可并行者，可以被视为一幅没有说教意味的、纯粹的歌颂。它超越了单纯的场景描绘，成为了一部绘制的“游戏百科全书”，为我们定格了人类童年那份共通的、不受时代拘束的活力与天真。 告别了勃鲁盖尔笔下的尼德兰风情，我们即将进入文艺复兴盛期最优雅的典范——拉斐尔 Raffael（1483–1520）的世界。‍在欣赏拉斐尔的完美和谐之前，让我们先来看看他老师的教导。‍彼得罗·佩鲁吉诺 Pietro Perugino（约1448–1523）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早期的重要大师，活跃于佩鲁贾和佛罗伦萨。他的艺术以宁静和谐的氛围、柔和的光线和抒情诗般的优雅著称，完美体现了文艺复兴初期对理想美的追求。他最为人知的身份是拉斐尔的老师，其宁静明朗的画风对这位日后成为“文艺复兴三杰”的学生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Madonna and Child with Saints Peter and Paul, by Pietro Perugino‍这幅《圣母子与圣徒彼得和保罗》出自彼得罗·佩鲁吉诺之手，画中那静谧的庄严与平衡的构图，正是拉斐尔艺术风格的直接源泉。这幅祭坛画是佩鲁吉诺风格的典型代表，圣母玛利亚位于中心，圣婴耶稣坐在她的膝上，两侧对称地站立着圣徒彼得（手持天堂的钥匙）和保罗（手持象征殉道的剑）。佩鲁吉诺运用柔和、统一的色彩与朦胧的远景，营造出一种静谧、神圣且超越尘世的氛围。这种将神圣家族置于理想化风景中的布局，以及追求和谐与清晰的形式感，直接为他的学生拉斐尔所继承并发扬光大。 作为与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并称的“文艺复兴三杰”，拉斐尔的艺术被誉为古典和谐的顶峰。他的作品以清晰平衡的构图、理想化的优美人物和精湛柔和的光色处理著称。拉斐尔善于融汇诸位大师之长，笔下人物尤其是圣母像，充满了恬静的慈爱与超凡的和谐，将文艺复兴的完美理想展现得淋漓尽致。 The Madonna of the Meadow, 1505 or 1506‍Raffael （1483–1520）‍拉斐尔的《草地上的圣母》| 1505 或 1506 年‍我们终于来到拉斐尔这幅标志性的杰作面前。它完美体现了拉斐尔艺术中那种和谐的构图与理想化的美。这幅作品是拉斐尔艺术风格的完美典范，被誉为文艺复兴新精神思想的“圣像”。画面中，圣母玛利亚、圣婴耶稣与年幼的施洗者约翰被巧妙地安排在一个稳定而和谐的金字塔形构图之中。这种经典的三角形布局，赋予了整个场景一种庄重、平衡与永恒的宁静感。人物的互动充满温情与深意：圣母玛利亚以保护性的姿态扶持着耶稣，耶稣一手抓住十字架，似乎正准备接受象征未来受难的十字架。年幼的约翰在一旁虔诚仰望。这一切都被置于一片优美恬静的田园风光之中。这片风景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它生机勃勃，强调了人间世界的现实感；另一方面，它向着远方的地平线逐渐淡去，仿佛将神圣的家庭与凡俗世界隔开，从而凸显了其中蕴含的永恒真理。拉斐尔以其精湛的技艺，将神圣的庄严与人间的温情、完美的形式与深邃的情感融为一体，创造出这幅超越时代的理想之美。 Raffael und WerkstattHoly Family with the Young John around 1513/14‍拉斐尔及其工作室《圣家族与年幼的约翰》| 约 1513/14 年这幅作品描绘了一个充满温情的夜晚场景。尽管有拉斐尔助手参与绘制的痕迹，但它与大师本人的创作构思紧密相连。画中，圣约瑟手牵骡子，以及背景中的棕榈树，共同暗示了“逃往埃及途中歇息”这一经典主题，为静谧的夜景增添了一抹浪漫与旅途的辛劳感。艺术史学者认定此画与拉斐尔直接相关的依据在于：现存有一幅由拉斐尔亲手绘制的、关于画中儿童的原始草图，此外，还有由拉斐尔本人绘制的多个不同版本。这些证明了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的这幅作品，其核心构思与人物造型完全源于拉斐尔本人，当然，很可能由他的工作室助手在大师的监督与指导下完成。因此，这幅画作让我们得以窥见文艺复兴大师工作室的运作方式，它既是集体协作的产物，也闪耀着拉斐尔不朽的创意光辉。 Raffael und Werkstatt‍St. Margaret, around 1518‍拉斐尔及其工作室《圣玛格丽特》| 约 1518 年这幅作品创作于拉斐尔艺术生涯的晚期，此时的拉斐尔已能毫不费力地将古典美学融入基督教主题，并赋予其新的生命力。画中的圣玛格丽特，其胜利的姿态与动态，宛如一位罗马的维多利亚（胜利女神），彰显出古典式的崇高与力量。她脚踏怪物，展现了对黑暗的战胜。然而，此画的执行手法——包括略显粗放的笔触和强烈的明暗对比——与拉斐尔本人标志性的极致优雅有所不同。艺术史学者推测，这很可能出自其工作室助手之手。一个有趣的假设是：在当时繁忙的拉斐尔工作室中，可能存在着根据客户预算而定的“高价版本”（由大师亲笔）和“廉价版本”（由助手执行）之分。这幅维也纳的杰作，其宏大的构思无疑属于拉斐尔，而其具体的绘制则可能是这种工作室生产模式的体现。 告别了拉斐尔的寓言，我们的旅程将进入威尼斯画派的核心，去拜访一位真正的色彩魔术师——提香 Tizian。提香·韦切利奥是（约1488–1576）意大利文艺复兴后期威尼斯画派的巨匠，也是西方艺术史上最具影响力的色彩大师之一。他的艺术生涯漫长而多产，作品以辉煌的色彩、大胆的笔触和充满动态的构图而闻名。他尤其擅长运用暖金色调，使画面洋溢着生命的热力与感性的美，无论是宗教神话题材，还是肖像画，都充满了戏剧性的情感张力。‍提香自1533年起便担任罗马帝国皇帝的官方画家。 Madonna with Child and Saints, around 1520‍提香的《圣母子与圣徒》，约1520年这幅构图紧凑的半身群像，是提香在1520年代叙事风格的典型代表。与《三王来拜》的构图形式类似，圣母子被从画面中心移至左侧，为簇拥而来的圣徒们腾出空间——踢闹的圣婴耶稣坐在圣母膝上，周围环绕着圣徒：教会古代教父圣哲罗姆、圣司提反与圣莫里斯。提香以温暖和谐的色调与充满活力的人物姿态，将神圣家族与诸位圣徒巧妙地联结成一个戏剧性的整体，展现出他早期作品中已臻成熟的叙事能力。值得一提的是，此画存在另一个版本，现今收藏于巴黎卢浮宫博物馆。 Christ with the Globe, around 1530‍《手持寰宇的基督》，约 1530 年，创作于提香及其工作室。‍这幅画作以极为精炼而有力的图像，呈现了“救世主”基督作为全世界统治者的神圣威严与仁慈。画面中，基督一手庇护性地按在光球上，庄严地宣告祂作为全世界统治者的身份。那光球上交汇的光影，暗喻上帝是光的创造者。基督深邃的目光与沉稳的手势，传递出一种撼人心魄的宁静与力量，将神性的光辉与人性的温情融为一体。 Christ and the Adulteress, around 1512/15‍提香作品：《基督与行淫的妇人》| 约 1512/15 年这幅画作捕捉了《圣经》中一个极具张力的著名场景（记载于《约翰福音》第8章1-11节）：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质问耶稣，企图试探祂。基督智慧地回应：“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 在质问者们全都羞愧退去后，他对妇人展现了最终的怜悯与宽恕：“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在这幅紧凑的半身群像中，提香将基督置于前景左侧，一道来自左侧的光线精准地照亮了祂与那位卑微的妇人。基督的目光充满宽恕，越过人群，最终落在这位罪人身上。提香以温暖的色调和充满张力的人物姿态，将故事中的智慧、罪责、羞愧与怜悯凝固在这一永恒的瞬间里。 Ecce Homo, 1543提香作品：《瞧，这个人》| 1543年‍“Ecce Homo”（拉丁语，意为“瞧，这个人”）是基督教艺术中一个经典主题，其叙事直接来源于《新约·约翰福音》19:4-5等章节：罗马总督彼拉多将受尽鞭刑、头戴荆冠的基督带到大众人面前，说：“你们看这个人！”，意图平息众人的怒火。这一幕在意大利艺术中较为罕见，其创作很可能是提香的委托人有佛兰德斯背景。尽管画中基督的形象被显著地移至画面一侧，但通过提香精湛的构图，祂依然凝聚了我们所有的目光：左侧情绪激动的年轻人作为“引子”，而背对观者的士兵则将我们的视线引向这位主角。祂平静的神情与周遭的喧嚣形成强烈对比，展现出神性的隐忍与尊严。 提香的光芒照亮了整个威尼斯，而紧随其后，另一位大师——保罗·委罗内塞，则以同样恢弘华美的笔触，共同铸就了威尼斯画派的黄金时代。‍保罗·委罗内塞 Paolo Veronese (1528-1588) 是意大利文艺复兴后期威尼斯画派的巨匠之一，与提香、丁托列托齐名。他以其辉煌的色彩、宏大华丽的场景和对建筑空间的精湛描绘而闻名。委罗内塞尤其擅长处理大型叙事画，笔下人物充满优雅与尊严，其作品充满了戏剧性的节日气氛和世俗的欢乐感，极具装饰性。他最著名的大型作品《迦纳的婚宴》收藏于巴黎卢浮宫。‍我在维也纳艺术博物馆里找到他的一幅作品。 Christ and the Samaritan， around 1585‍Paolo Veronese und Werkstatt (1528-1588)‍保罗·委罗内塞及其工作室（1528-1588)《基督与撒玛利亚妇人》| 约 1585 年这幅作品描绘了《圣经·约翰福音》第4章中一个充满深意的场景：基督在雅各井旁与一位（非犹太族的）撒玛利亚妇人进行了一场深刻的对话。在这场对话中，基督向她启示了自己的神性，而这位妇人则认出了祂就是世界的救世主。委罗内塞以诗意的黄昏景色与和谐的人物布局，完美地捕捉了妇人“领悟与倾听”的瞬间。画中柔和的夕阳以及人物优雅的姿态，无不洋溢着威尼斯画派特有的华丽与宁静。此画很可能是现藏于华盛顿国家美术馆的《井边的利百加》的姐妹篇，共同展现了画家对“井边相遇”这一主题的典雅诠释。 文艺复兴的和谐秩序，在新时代的浪潮中迎来了蜕变。艺术家们开始打破稳定的构图，用强烈的明暗对比与充满动感的线条，将绘画带入一个更富戏剧性与情感张力的新纪元——这便是巴洛克的时代。‍我们将目光转向一位欧洲艺术史上极具戏剧性并改变了绘画风格的大师——卡拉瓦乔。在欣赏他的画作前，让我们先认识一下这位传奇的画家。米开朗基罗·梅里西·达·卡拉瓦乔（Michelangelo Merisi da Caravaggio，1571–1610）‍意大利巴洛克绘画的奠基者，他动荡而短暂的一生主要活跃于罗马、那不勒斯、马耳他和西西里岛。他以强烈的明暗对比和逼真的写实风格著称。他以普通人为模特，把宗教题材拉回现实生活，以戏剧性的光影和情绪表达彻底改变了欧洲绘画方向。他的表现方式迅速在各国传播，催生“卡拉瓦乔主义”，影响了鲁本斯、伦勃朗、委拉斯开兹等众多大师，对整个巴洛克时代的艺术面貌具有决定性作用。 Madonna of the Rosary, around 1603 by Michelangelo Merisi da Caravaggio‍卡拉瓦乔的作品《玫瑰经圣母》| 约 1603 年这幅气势恢宏的祭坛画，卡拉瓦乔描绘圣母将玫瑰念珠交给圣道明，请他将恩典传递给世人；圣伯多禄殉道者指向圣婴耶稣，强调一切恩典的源头。卡拉瓦乔以其“暗绘主义”风格，将人物从深色的背景中强烈地凸显出来。一道仿佛来自舞台的追光，精准地照亮了人物的脸庞、手势以及具有丰富质感的红色帷幕，营造出极具感染力的戏剧性瞬间与情感深度。 卡拉瓦乔的艺术之火，并未随着他的早逝而熄灭，它在那不勒斯找到了最杰出的继承者——乔瓦尼·巴蒂斯塔·卡拉乔洛。‍乔瓦尼·巴蒂斯塔·卡拉乔洛 Giovanni Battista Caracciolo（约1578-1635）是一位意大利画家，活跃于那不勒斯。在卡拉瓦乔短暂的那不勒斯停留期间，卡拉乔洛不仅全盘接受了卡拉瓦乔标志性的强烈明暗对比和戏剧性的现实主义，更将这种风格发展出属于自己的、更具雕塑感和严峻气息的个人特色。他的作品常常以冰冷的光线、瓷器般光滑的人物肌肤和庄严肃穆的情感张力而著称。‍现在，就让我们通过他的作品《基督在橄榄山上》，来感受这份一脉相承却又独具特色的艺术力量。 《Christ on the Mount of Olives》by Caracciolo‍乔瓦尼·巴蒂斯塔·卡拉乔洛（约1578-1635）《基督在橄榄山上》| 约 1615/17 年画作融合了圣经叙事与虔诚的灵性呼吁，描绘了基督在被捕之夜里，于橄榄山上惊恐祈祷并得到天使慰藉的经典场景。画中的基督呈现出传统的“苦难者”面貌，其痛苦与顺从在强烈的身体语言中表露无遗。作品充分展现出卡拉瓦乔的直接影响：戏剧性的明暗对比、冰冷的色调以及人物如瓷器般光滑的肌肤质感，共同赋予了这幅早期作品一种独一无二的严峻与肃穆感，将那个决定性的夜晚所蕴含的孤寂与神性张力凝固其中。‍描绘了基督在被捕之夜里，于橄榄山上惊恐祈祷并得到天使慰藉的经典场景（其事记载于《新约·路加福音》22:39-44，亦见于马太、马可福音）。 卡拉瓦乔的风格不仅塑造了意大利的追随者，其戏剧性的力量更跨越了阿尔卑斯山，影响了整个欧洲。在佛兰德斯，其最伟大的回应者——彼得·保罗·鲁本斯，将这种戏剧性融入了他那充满生命力的宏大叙事之中。‍彼得·保罗·鲁本斯 Peter Paul Rubens (1577–1640）是佛兰德斯（今比利时地区）最伟大的画家，也是欧洲巴洛克艺术最杰出的代表。他是一位真正的国际性人物，活跃于安特卫普、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鲁本斯的艺术以充满动感的构图、绚烂夺目的色彩和汹涌澎湃的生命力而闻名。他将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宏大风格与北方艺术的细腻观察融为一体，创作了大量宗教、神话、历史画与肖像画。 The Assumption of the Virgin Mary about 1611/14-1621‍彼得·保罗·鲁本斯（1577–1640）《圣母升天》| 约 1611/14 - 1621 年这幅祭坛画作原为安特卫普大教堂的主祭坛而创作，虽最终于1621年至1776年间安放在该市耶稣会教堂的圣母礼拜堂，却无损其作为鲁本斯笔下第一幅《圣母升天》的里程碑意义。画面上，圣母玛利亚在璀璨的光芒中冉冉升向天堂，而聚集在她空石棺旁的信徒们，则以充满人间气息的惊愕目光，凝视着这一神迹。鲁本斯以坚实有力的形体和温暖的大地色调描绘尘世，与天上耀目的光辉形成强烈对比。相较于他后期版本中那极具流动感的动态构图，这幅纪念碑式的早期杰作在构图上更显庄重与静态，展现出鲁本斯对古典平衡感的追求，同时也预示了那即将喷薄而出的、属于巴洛克的澎湃激情。 The Miracles of St. Ignatius of Loyola, about 1617/18‍彼得·保罗·鲁本斯（1577–1640）《圣依纳爵的奇迹》| 约 1617/18 年这幅气势磅礴的巨作曾与另一幅《圣方济各·沙勿略的奇迹》轮流陈列于安特卫普耶稣会教堂的高坛上，鲁本斯当时负责该教堂的室内装饰。‍在这幅作品中，他将多种情节汇聚在一起：描绘了耶稣会创始人圣依纳爵真实生平中的事迹，及圣人事迹。在宏伟的古典建筑背景下，圣依纳爵正为信众驱魔治病，整个场景充满了戏剧性的动态、奔放的激情与炫目的光影效果，充分展现了鲁本斯塑造神圣叙事的巅峰技艺。 The Miracles of St. Francis Xavier, about 1617/18‍彼得·保罗·鲁本斯（1577–1640）《圣方济各·沙勿略的奇迹》| 约 1617/18 年这幅不朽的巨作曾与《圣依纳爵的奇迹》轮流陈列于安特卫普耶稣会教堂的高坛上。画中，圣方济各·沙勿略立于中心，正向一群民众布道。围绕着他，鲁本斯生动地描绘了这位圣徒在亚洲传教时行的诸多神迹：有人从死里复活，盲人与跛足者得医治，而庙宇中的偶像则轰然倒塌、摔碎在地。整幅画面充满了巴洛克艺术特有的戏剧性动感与神圣激情。 The Calydonian Boar Hunt‍彼得·保罗·鲁本斯工作室（1577–1640）《卡吕冬野猪狩猎》| 约 1617/28 年 (?)这幅气势恢宏的画作源于一个古希腊神话：因国王俄纽斯在丰收节上怠慢了狩猎女神阿尔忒弥斯，她遂派出一头凶猛的野猪蹂躏卡吕冬的土地。国王之子墨勒阿革洛斯最终在女猎人阿塔兰忒及其同伴的帮助下，成功将其猎杀。鲁本斯工作室以其高效的协作而闻名，此画正是最佳例证。这幅作品是十七世纪安特卫普画派一次大师合作的辉煌见证。 鲁本斯的艺术定义了佛兰德斯巴洛克的辉煌，而他的同乡与助手——雅各布·约尔丹斯，则将这种巴洛克的活力，转向了更接地气的世俗生活与民间寓言。‍雅各布·约尔丹斯 Jacob Jordaens （1593–1678）是17世纪佛兰德斯与鲁本斯、范·戴克齐名的“巴洛克三杰”之一。他深受卡拉瓦乔、鲁本斯以及其他荷兰画家的影响，却发展出自己独特的风格：笔下人物充满粗犷的幽默感与蓬勃的生命力，尤其擅长描绘民间节庆、宴饮等风俗场景，用饱满的色彩和强烈的明暗对比，展现了一个乐观、喧闹而又时常蕴含训诫的世俗世界。 The Feast of the Bean King, around 1640/45 by Jacob Jordaens‍约尔丹斯‍的《豆王节的欢宴》| 约 1640/45 年这幅画作生动描绘了主显节期间的一项佛兰德斯民间习俗：谁能在一只蛋糕中找到藏好的豆子，谁就能成为这场欢宴的“豆王”，并挑选出最美丽的女士作为他的“王后”，而其他在场者则担任各种“荣誉职务”。约尔丹斯以其标志性的饱满构图、暖金色调与跃动的生命力，将这场微醺的狂欢刻画得淋漓尽致。画面中人物红润的面庞、豪放的姿态与丰富的静物细节，共同营造出一种温暖而喧闹的节日氛围。然而，这场纵情享乐的场景之上，悬着一丝警醒。上方的拉丁文题词——“没有人比醉汉更接近傻瓜”——为这场逐渐失控的欢宴赋予了一层道德训诫的深意，展现了北方艺术中常见的、在描绘世俗乐趣时蕴含讽喻的传统。 巴洛克艺术的多样性，在意大利半岛内部便展露无遗。如果说卡拉瓦乔代表了革新与戏剧，那么博洛尼亚的圭多·雷尼 Guido Reni（1575–1642）则代表了另一极。他深受拉斐尔影响，在巴洛克的洪流中承袭文艺复兴的古典理想，其作品以神圣的优雅、细腻的情感和完美的平衡著称，在时代的戏剧性之外，独自开辟出一条追求永恒和谐与静谧的道路。 The Baptism of Christ, around 1622/23 by Guido Reni.‍雷尼作品：《基督受洗》，约 1622/23 年这幅作品描绘了《圣经》中记载的核心事件：施洗者约翰在约旦河中为耶稣施洗。当耶稣踏入河中，天使捧着祂脱下的衣袍，圣灵以鸽子的形态降临，天父之声从天上传来：“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雷尼以拉斐尔式的平衡构图，将现实主义与理想化完美交融，使世俗与神圣在此庄严场景中彼此渗透。画面色调柔和而神圣，人物姿态优雅且充满张力，既捕捉了神性显现的戏剧性瞬间，又保持了古典主义的和谐与宁静。 在圭多·雷尼的古典式优雅之后，我们迎来了巴洛克能量在那不勒斯的另一位杰出代表——卢卡·乔尔达诺。他以其融合了鲁本斯动感与威尼斯色彩的“快笔”风格，为这场宏大的“巴洛克风格”奏响了一个辉煌的尾声。卢卡·乔尔达诺 Luca Giordano（1634–1705）| 活跃于那不勒斯、佛罗伦萨与马德里‍St. Michael Vanquishing the Devils《圣米迦勒击败众魔鬼》| 约 1664 年这幅画作描绘了《圣经·启示录》中的经典场景：大天使米迦勒率领天使军团，将与上帝为敌的堕落天使打入地狱的深渊。乔尔达诺的构图充满了巴洛克艺术特有的戏剧性与动态。圣米迦勒的身姿轻盈而矫健，从天而降，而战败的魔鬼们则扭曲、哭嚎着坠入深渊。然而，画面的色彩却透露出另一种渊源：圣米迦勒铠甲与披风上微妙而丰富的色调，明显继承了威尼斯画派的色彩传统。这幅祭坛画最初为哪座教堂所作已不可考，它在18世纪末从维也纳的一所教堂被移至帝国画廊收藏。 巴洛克的激情旨在撼动人心，而与此同时，在北方，艺术家们则用一种更沉静、更细腻的观察，描绘着人间的真实与精神的沉思。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束深邃的“北方之光”。‍让我们一同先走近德国文艺复兴的代表人物——老卢卡斯·克拉纳赫的世界。‍老卢卡斯·克拉纳赫 Lucas Cranach d. A. (1472-1553)是德国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画家之一，同时也是版画家和绘图员。他曾是萨克森选帝侯的宫廷画师，也是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的挚友。他的艺术风格独特，以其优雅修长的人物造型、鲜明的轮廓线、以及对风景的细致描绘而闻名。他的作品题材广泛，既创作宗教画与神话场景，也以其笔下的女性形象（无论是圣洁的还是诱惑的）而著称。 《基督别母》，约 1520 年，(Christ Taking Leave of his Mother), c. 1520 ‍老卢卡斯·克拉纳赫 Lucas Cranach d. A. (1472-1553)“基督别母”这一主题，作为基督受难系列事件的序曲，最早见于中世纪晚期的文献记载。在苦难正式开始前，基督在拉撒路的家门前，与他的母亲、抹大拉的玛利亚、克罗帕的玛利亚和撒罗米进行了最后一次会面。在克拉纳赫的这幅画板上，耶稣做出安慰的手势，面对着一群悲痛欲绝的妇女，背景是一片开阔的风景。这一构图存在数个版本，其中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所藏的这件，被公认为是年代最早、品质最高的一幅。‍画作描绘的“基督别母”场景，并非直接出自《圣经》正文，而是源于中世纪晚期的虔诚传说。它艺术性地填补了耶稣在进入耶路撒冷正式受难之前，与母亲及亲友们告别的感人一幕。 Paradise, 1530‍老卢卡斯·克拉纳赫 Lucas Cranach d. A.(1472-1553)《乐园》| 约 1530 年在这幅画作中，克拉纳赫以一种独特的“连环画”式布局，将《圣经·创世记》第2至3章中人类始祖被造与堕落的几个核心场景，组织在一个松散的叙事序列里。我们的阅读顺序可从右至左：1. 创造亚当（《创世记》2:7）：上帝正赋予亚当生命。2. 创造夏娃（《创世记》2:21-22）：上帝从沉睡的亚当肋旁创造出夏娃。3. 堕落（《创世记》3:6）：画面中央，蛇正诱惑夏娃，亚当也已接过禁果，人类原罪就此发生。4. 发现罪行（《创世记》3:7）：吃了禁果的二人意识到自己赤身露体，心生羞耻。5. 逐出乐园（《创世记》3:23-24）：天使挥剑将亚当夏娃驱离伊甸园。而所有这些场景的序曲，正是画面最前景中上帝的诫命（《创世记》2:16-17）：祂正告诫亚当与夏娃，不可吃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克拉纳赫以此精妙的构图，将故事的因果同时呈现在我们眼前。 《手持何乐弗尼之首的犹滴与仆人》(Judith with the Head of Holofernes and a servant)，1537年之后。‍老卢卡斯·克拉纳赫 Lucas Cranach d. A. (1472-1553)《圣经·次经》中的《犹滴传》讲述了这位年轻寡妇如何拯救家乡伯夙利亚免于被亚述军队攻占的故事：她赢得了敌军统帅何乐弗尼的喜爱，趁其醉酒熟睡时，用他的剑砍下了他的头颅。在克拉纳赫所创作的众多同一主题的画作中，这幅尤为特别，因为它甚至描绘了女英雄的仆人。画中，犹滴神情镇定而高贵，华丽的服饰与她手中那颗头颅的暴力形成了鲜明对比，忠实的仆人则在一旁协助，共同凸显了这场以弱胜强的著名胜利。‍这个故事完整记载于《圣经·次经》中的《犹滴传》，其中砍下敌军统帅头颅的戏剧性一幕，具体描述在第13章第6-8节。画作正捕捉了犹滴带着首级，与仆人一同安全离开敌营后的那一刻。 欣赏了克拉纳赫笔下充满寓言与优雅线条的世界，让我们一同走近他的同胞、德国文艺复兴的另一位巅峰——阿尔布雷希特·丢勒。他的艺术，展现出一种糅合了北方理性的精密与南方宏大意境的非凡力量。‍阿尔布雷希特·丢勒 Albrecht Dürer (1471-1528)丢勒是德国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画家、版画家及理论家，其影响力跨越阿尔卑斯山，沟通了北方与意大利的艺术精髓。他以其无与伦比的精密素描、对细节的忠实记录、以及对人体比例的科学研究而闻名。丢勒的作品，无论是木刻版画、铜版画还是油画，都兼具了北方艺术的细腻深刻与意大利艺术的庄重和谐，他将德国的写实主义推向了顶峰。 All Saints' Picture (Landauer Altar), 1511‍丢勒作品：《万圣图》（兰道尔祭坛画），1511年纽伦堡商人马特乌斯·兰道尔为赡济年老贫困工匠而创办了“十二兄弟之家”，并委托丢勒为其礼拜堂绘制了这幅祭坛画。《万圣图》描绘了天上天使与圣徒，以及地上历代信徒，共同朝拜圣三位一体的宏伟景象。在画面左侧，捐赠者马特乌斯·兰道尔跪立于众义人之中。而与天上异象遥遥相隔的尘世一角，丢勒别具匠心地将自己绘入画中：他身着节日盛装，手持一块写有他著名签名与日期的铭牌，自信地宣示着艺术家的身份与荣耀。这幅画作不仅是虔诚的宗教表达，也是丢勒将北方细节与意大利宏大构图完美结合的典范，更是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自我意识觉醒的珍贵见证。 我们即将从文艺复兴的宏大叙事，步入荷兰黄金时代最静谧、最迷人的一瞬。首先，让我们认识一下这位“代尔夫特的斯芬克斯”——约翰内斯·维米尔。‍约翰内斯·维米尔（Johannes Vermeer 1632–1675）是荷兰黄金时代最杰出的大师之一，一生主要活跃于代尔夫特。他与伦勃朗齐名，并称为荷兰最伟大的画家。维米尔的作品以其静谧、和谐的内景画而闻名于世。他擅长描绘日常生活中的诗意瞬间，对光线的运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他的画作构图精妙如几何学，色彩温润而丰富，尤其是对“维米尔蓝” 的运用，堪称一绝。尽管一生作品不多，但每一幅都是精益求精的杰作。 The Art of Painting, about 1666/68‍Johannes Vermeer (1632-1675)维米尔作品：《绘画的艺术》，约 1666/68 年这幅画是维米尔最复杂、最富盛名的作品之一，远非简单的风俗画，而是一幅关于绘画本身的寓言。画中，背对观者的画家正在画架上工作，他的模特头戴月桂冠，手持喇叭与书本，扮成了历史女神克莱奥。她象征着永恒的声誉，正激励着画家，并宣告着荷兰绘画的荣耀——这荣耀已被她载入史册。画面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强化了这一主题：地上的石膏模型、画家的素描本与未完成的画作，共同体现了艺术的统一性。而背景中那幅详细描绘了分裂前尼德兰十七省的地图，则暗指这片土地自古以来的声誉，正是由绘画艺术所铸就。维米尔以其魔术般的光影和宁静的氛围，将他的工作室升华为一个神圣的艺术殿堂，以此向绘画艺术本身献上了最崇高的敬意。 我们终于来到荷兰黄金时代最深沉、最善于用光影探索灵魂的巨匠——伦勃朗面前。这幅《大幅自画像》正是他艺术生涯中期的精神宣言。伦勃朗·哈尔曼松·范·莱因（1606–1669）伦勃朗是荷兰黄金时代最伟大的画家之一，也是西方艺术史上影响最深远的巨匠。他一生活跃于莱顿与阿姆斯特丹。伦勃朗以其戏剧性的光影、真挚的情感和粗犷而富有表现力的笔触而闻名。他不仅是杰出的肖像画家、历史画家，更是无与伦比的版画家。他的一生历经荣华与破产，大起大落的人生际遇使其作品，尤其是数量惊人的自画像系列，成为了记录个人内心成长与灵魂探索的非凡史诗。 伦勃朗作品：《大幅自画像》，1652年这幅自画像在伦勃朗超过六十幅的自画像序列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它不再是他早年成功时期那些穿着华丽服装或扮演角色的形象，而是一幅回归艺术家本真的自信宣言。画中的伦勃朗，身着一件朴素的棕色画家工作服，以双手叉腰、拇指扣入腰带的坚定姿态立于我们面前。他的目光沉着而直接，充满了内省的力量。与早期作品相比，光线不再是华丽的装饰，而是如同一束追光，精准地照在他的脸庞、双手和粗犷的画袍上，深刻地勾勒出他的坚毅性格与内心世界。这幅作品不仅记录了他的容貌，更见证了他的艺术成长——从对外在成功的展示，转向对内在自我与艺术家身份的深沉肯定。 除了那些直指人心的戏剧与寓言，博物馆也收藏着记录世界真实面貌的杰作。18世纪的意大利画家贝尔纳多·贝洛托 Bernardo Bellotto（1721–1780），便以其如同“时光相机”般精确的城市景观画而闻名。他是另一位城市景观大师卡纳莱托 Canaletto 的外甥和学生，因此也常被称为“小卡纳莱托”。‍贝尔纳多·贝洛托笔下的《维也纳美景宫》，是他精确画风的代表。作品以近乎建筑图纸般的严谨，再现了18世纪哈布斯堡夏宫的全貌。画面在均匀的冷光下显得宁静而宏大，既是一幅优美的风景画，也是一份记录维也纳历史风貌的珍贵文献。 走过一座座由艺术大师们筑就的宏伟顶峰，我们的探索之旅并未结束。现在，让我们放缓脚步，去细细品味那些散落在路旁的、同样闪耀着独特光芒的风景，聆听来自其他杰出艺术家的动人故事。 我们来看手法主义大师帕尔米贾尼诺笔下这幅极具戏剧性的杰作。Parmigianino (1503-1540)The Conversion of St. Paul, around 1527/28帕尔米贾尼诺 (1503-1540) | 活跃于帕尔马、罗马、博洛尼亚《圣保罗的皈依》| 约 1527/28 年这幅画作描绘了新约中一个决定性的时刻：扫罗在前往大马士革迫害基督徒的路上，突然被天上的光芒笼罩，目眩而扑倒在地，此后他皈依基督，成为热忱传播福音的使徒保罗。帕尔米贾尼诺以独特的手法主义风格，将这个神圣的瞬间诠释为一场高度戏剧化的事件。扭曲拉长的人物形体、不稳定的构图以及强烈的情感表达，共同营造出一种狂喜与动荡的氛围，仿佛神圣的感召同时震撼了人与动物。画作故事的圣经出处：其事记载于《圣经·新约》的《使徒行传》第9章第1-19节。在《使徒行传》22:6-16和26:12-18中，保罗也亲自回顾了这次改变他一生的经历。 这幅《手持歌利亚头的大卫》David with the Head of Goliath 所描绘的，是《圣经》中最著名的故事之一，充满了以弱胜强的戏剧性。这个故事完整记载于《圣经·旧约·撒母耳记上》第17章。故事梗概：非利士人的军队与以色列人对峙，他们的勇士——巨人歌利亚——连续四十天出来骂阵挑战，以色列人中无人敢应战。年轻的牧童大卫当时只是来军营给哥哥们送饭，他毅然接受了挑战。他拒绝了国王扫罗提供的铠甲，仅凭投石索和从溪中挑选的五块光滑石子出战。大卫对歌利亚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 他用投石索甩出一颗石子，石子打入歌利亚的额内，巨人随即仆倒在地。大卫上前，用歌利亚自己的刀割下了他的头。非利士军队见状四散逃跑，以色列人大获全胜。此役使大卫声名大噪，奠定了他日后成为以色列伟大国王的基础。画作主题：因此，画中少年大卫手持的，正是巨人歌利亚的头颅。这个主题在文艺复兴艺术中极为流行，它象征着美德战胜强权、信仰击败暴力。 Salome with the Head of John the Baptist‍《莎乐美与施洗约翰的头颅》这个故事记载于《圣经·新约》中的《马太福音》第14章1-12节和《马可福音》第6章14-29节。这是一个关于权力、欲望与复仇的悲剧：1. 囚禁先知：希律王娶了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这违背了律法。施洗约翰因此公开指责他们：“你娶这妇人是不合理的。”希律王于是将约翰关进了监狱。2. 致命的舞蹈：在希律王的生日宴会上，希罗底的女儿（传统上被认为是莎乐美）进来跳舞，她的舞姿让希律王和宾客们大为喜悦。希律王于是起誓说：“随你向我求什么，就是我江山的一半，我也必给你。”3. 母亲的阴谋：莎乐美受母亲希罗底指使，对王说：“请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我。”4. 君王的承诺：希律王虽然感到忧愁，但因已在众宾客面前发誓，只好下令照办。士兵于是在监狱里斩了约翰，将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了莎乐美。莎乐美又转头把它交给了母亲。为何艺术家钟爱此主题？这个故事为画家提供了无与伦比的戏剧性瞬间：· 人性的冲突：包含了权力、欲望、道德、复仇与残忍。· 强烈的视觉对比：莎乐美的青春美丽与盘中血淋淋的头颅形成触目惊心的对比。 这个故事是文艺复兴乃至巴洛克艺术中极具戏剧性的热门题材。博物馆里有几幅出自不同画家的这个主题作品，这是另一幅。 我们即将从传统的绘画世界，步入一个充满奇思妙想的奇幻领域。这位画家以其独一无二的创意，在艺术史上留下了不朽之名。朱塞佩·阿尔钦博尔多 Arcimboldo（约1527–1593）阿尔钦博尔多是一位意大利画家，但其艺术生涯的巅峰主要在维也纳和布拉格的神圣罗马帝国宫廷度过。他是一位极具原创精神的怪才，早期主要从事传统的肖像和彩绘玻璃创作，并负责策划盛大的宫廷庆典。然而，令他名垂青史的，是他开创的“复合头像” —— 用水果、蔬菜、花卉、书籍、甚至鱼类等各种物体，精妙地组合成一张人脸。这种超现实的、充满智慧和幽默感的风格，使他被视为20世纪超现实主义艺术的先驱。 阿尔钦博尔多作品：《夏》，1563年这幅画是阿尔钦博尔多为他著名的《四季》系列创作的杰作，也是他奇异艺术风格的完美体现。画中，阿尔钦博多完全摒弃了传统的人物面部画法。“夏” 的整个头像，从头巾到脸庞，再到颈部的轮廓，全部由当季盛产的蔬菜、水果和谷物构成，没有一笔用来描绘天然的皮肤。仔细看去，饱满的麦穗、多汁的桃子、鲜嫩的黄瓜等都化为了肖像的一部分，既写实又充满幻想。艺术家还将自己的签名和创作年份“1563”巧妙地编织在画面右下角的草绳上。 我们接着欣赏阿尔钦博尔多《四季》系列中的《冬》。朱塞佩·阿尔钦博尔多（约1527–1593）《冬》，1563年在这幅《冬》中，阿尔钦博尔多运用全然不同的元素，构建了一个严峻而富有生机的拟人化形象。与《夏》的丰饶不同，《冬》的头像由断裂的树根、粗糙的树皮和常春藤构成，宛如一位历经风霜的老者。唯一象征着生命的“果实”，是一颗悬挂在“枝桠”上的柠檬。而整件“外袍”实则由一件草垫编织而成，充满了质朴的寒意。画作同样隐藏着精巧的细节与寓意：在袍子（草垫）的领口处，缠绕的草绳巧妙地构成了一个字母 “M” ，这正是指委托创作此系列画作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二世，是艺术家对赞助人含蓄而机智的致敬。 我们继续欣赏阿尔钦博尔多另一组杰作——《四大元素》系列。这幅《水》与刚才的《四季》系列有着巧妙的对应关系。朱塞佩·阿尔钦博尔多（约1527–1593）《水》，1566年艺术史博物馆收藏了阿尔钦博尔多《四大元素》系列中的两幅画作。这个系列与他之前创作的《四季》系列形成了巧妙的对应关系，共同构筑了一个微妙的象征宇宙：· 《冬》对应《水》· 《夏》对应《火》· 《春》对应《空气》· 《秋》对应《大地》在这幅《水》中，阿尔钦博尔多再次展现了他无与伦比的想象力。整个人物头像由各种珍奇的水生生物构成：包括各类鱼、虾、蟹、贝类甚至一只海龟，它们奇妙地组合成一张面孔，仿佛从深邃的海水中浮现。与《四季》系列一样，画作也暗藏了对皇权的致敬：漂浮在“头顶”的小巧王冠，很可能是一个隐藏的参考，指向委托创作此画的皇帝本人，象征着帝国对自然元素的统治权。 我们来看阿尔钦博尔多《四大元素》系列中象征最明确、与皇权联系最紧密的一幅——《火》。朱塞佩·阿尔钦博尔多（约1527–1593）《火》，1566年这幅《火》是《四大元素》系列中最为直白地歌颂皇权的作品。与《四季》系列相对应，《夏》的丰饶正对应着《火》的炽烈与能量。阿尔钦博尔多用与燃烧和光芒相关的物体构建了这张面孔：蜡烛、油灯、火炮、枪械以及各类金属勋章共同组成了这张燃烧的脸庞。在这些元素中，皇权的象征清晰可见：画中显著地描绘了金羊毛骑士团的领饰与双头鹰勋章。双头鹰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纹章，而金羊毛勋章是哈布斯堡王朝最尊贵的骑士团勋章。这些符号最明确地指向了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二世，表明这幅画是对帝国权力与荣耀的直接赞颂。 说来有趣，今年五月我曾在巴黎卢浮宫特意寻找阿尔钦博尔多的《四季》，却遗憾错过。没想到命运的安排如此巧妙，竟在维也纳的艺术史博物馆与它们悄然相遇。虽然在此只邂逅了《夏》与《冬》，未能得见《春》之绚烂与《秋》之丰硕，但这份不完美的惊喜，或许正是艺术之旅最迷人的地方——它总为我们留下再次出发的念想。 阿尔钦博尔多的《四季》系列广受欢迎，他为此创作了多个版本。我们眼前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所藏的，正是其中杰出的一套；而更为人所知的最早版本，则珍藏在法国巴黎的卢浮宫。 从色彩饱满的绘画长廊转身，来到另一层楼，视线骤然被石质与青铜的冷峻光泽所接替。为了赶赴下一段旅程，我只能在这片陈列着古希腊、古罗马与埃及古董的区域短暂停留，仓促记录下几个永恒的侧影。 这挂毯织得精致细腻，仿佛油画一样。 当脚步最终迈出这座恢弘的殿堂，身后的世界仿佛缓缓合上了一部沉重的巨著。然而，那些色彩、光影与故事并未远离。它们已化作一场精神的盛宴，在记忆里持续回响。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的巡礼至此结束，但这趟旅程馈赠的无数颗种子，已在心中悄然埋下，静待生长。 图片：摄于奥地利维也纳，2025年9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