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广州城防惊变的背后

刘丹（广州）

导读

1949年的广州，笼罩在解放战争的烽火之中。国民党残余势力一边叫嚣着“死守南国重镇”，一边暗中筹备撤退与毁城计划，整座城市陷入风雨飘摇的危局。

就在此时，一场震憾全城的警察起义突然爆发——广州13个警察分局集体倒戈，2000余名武装警员调转枪口，7000 余支武器完整移交解放军，硬生生护住了广州民众的安宁。

而这场起义的真正操盘手，竟藏在所有人的视线盲区里——他顶着国军中校的军衔，他是广州警界手握实权的大队长，表面上对国民党指令唯命是从，背地里却早已织就一张护城起义的大网。这位站在起义背后的神秘中校到底是谁？他又如何在敌人心脏完成这场惊天策反？

受命潜伏

1946年冬，来自广州珠江江面上的阵风，裹挟着一阵紧似一阵的寒湿冷意，让街头行色匆匆的路人，不由得缩紧了脖子。时年42岁的粤西汉子程长清，此时却怀着一腔的热望，在广州市政府办公楼的楼梯前拾级而上。

他走进市长办公室，恭恭敬敬地站在了市长欧阳驹的面前。欧阳驹曾经担任过广东警官学校校长，而程长清曾经毕业于这所学校。眼下，程长清向欧阳驹双手递上自己的毕业证，还有国民党退役陆军步兵中校的编余军官证——程长清曾经跟随粤籍将领薛岳，三次参加长沙保卫战，此刻他对欧阳驹表示，他想在广州警界谋一份工作。

欧阳驹看过证件后，原先严肃的脸立刻切换成亲热之色。除了念及此前的师生情谊，欧阳驹更看中程长清那个国民党退役陆军步兵中校编余军官的身份。乱世之中，人才难得。欧阳驹立刻安排程长清入职广州警察局，并且根据程长清的资历，当即委任他为警察局保安警察总队第三大队的大队长。

程长清刚一到任，便自行招募800余人马。他以“牛哥”为绰号，很快就在部队中建立了个人威望，程长清在极短的时间里，精心打造了一支“自己的队伍”。

欧阳驹根本就没想到，这位看似老实巴交的前门生、前国军中校，前不久遵照中共粤桂边区党组织的指示，取道香港前往粤桂边区去开展革命工作。在香港，他的任务发生了关键性的变化。

刚在香港落脚，程长清就被安排去见中共华南分局副书记林平（尹林平）。程长清没有料到，林平同志见到他，便直接命令他改变行程，转回广州从事党的地下工作，还指定了潘古帆作为程长清的单线联系人。林平同志还要求他，尽快在广州市站稳脚跟，以便尽早接受组织交办的任务。

从香港折返广州，程长清一刻也没敢耽搁，他找到欧阳驹门上，靠着一张“师生牌”，程长清很快就在广州有了立足之地。

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广州警察局既是他地下工作的起点，更是他从事地下工作后，危机四伏，如履薄冰的开始。

当时，担任广州市警察局局长的黎铁汉，对突然出现的这位“编余军官”心生怀疑。加上程长清与欧阳驹这层亲密关系令他十分忌惮，他以资深党阀排除异己的心狠手辣，立即派姓王的亲信，赴任程长清所在第三大队的副大队长，还同时调换了此前程长清提任的三个中队长。

程长清立刻意识到，他正面临着潜伏后的第一次重大危机。黎铁汉做这样的人事安排，说明他已经套用了国民党特务系统的“高规格”，将自己列为“重点监控对象”了！

程长清告诫自己，既不能急躁冒进，也不能坐以待毙，必须沉着应对，务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程长清顺利入职广州市警察局

步步为营

面临严峻的局面，在监控与反监控的博弈中，程长清显示出高超的暗战智慧。对黎铁汉派来的王姓副大队长，以及那三名新到任的中队长，程长清没有排斥和打压他们，恰恰相反，程长清对他们主动示好，很快就与他们建立了“良好关系”。

程长清先是动用自己以往的关系，在海南岛为黎铁汉派来的王副大队长谋得县长职位，令官迷心窍的副大队长喜不自胜，立即赴任。程长清此举既除掉了“眼中钉”，又显示其“为朋友着想”的姿态。对那三个中队长，程长清平时常常施以小恩小惠，处处关照他们的利益，让那三人觉得程长清实属难得的好人。这三个“耳目”在黎铁汉面前，反而为程长清说尽好话。如此一来，程长清成功地实现了“反监控”。

后来，国民政府内政部警察总署署长唐纵来广州视察，在接受唐纵检阅广州警察队伍之前，程长清精心准备，让队伍展现出最佳状态。为此，唐纵赞赏有加，这让黎铁汉觉得脸上有光。当黎铁汉被提升为广州警备司令时，他慷慨表示要投桃报李，拟提拔程长清为保警总队的总队长。程长清立即谦虚推辞，给众人以“不图名利”的良好印象。在后来一次接受警察督察检查时，程长清再次巧妙安排，从而又一次使自己的队伍在检阅中获得优异成绩。这一来，广州的国民党高层都认为，程长清是“可用之才”。

顶着耀眼的光环，程长清暗中搜集国民党华南作战计划、兵力部署等大量机密情报，秘密上报给中共广州地下党组织。另外，他利用职务之便，成功解救了不少被国民党特务逮捕的革命同志。

后来黎铁汉被撤职，朱晖日接任广州警察局局长。看到警察局秘密逮捕地下党的计划屡屡落空，好不容易抓到的共党分子，竟会神不知鬼不觉地不翼而飞，朱晖日对程长清产生了怀疑，对他实行新的严密监控：朱晖日撤换了程长清手下的许多营、连、排长，大大地削弱程长清对警队的控制力；同时，专门从刑警队抽调一组特务，对程长清实施24小时跟踪。这些特务如影随形，目的是要找到程长清与地下党联络的证据，或是发现他的“赤化”倾向。

这一次，程长清不再用怀柔小招而直接放硬核大招：他面见欧阳驹进言，他说现在时局动荡，人心险恶，市长的安危万不可疏忽。但是眼下，他已经被朱晖日架空，他的队伍已经变成了空架子，这样一来，他将无法保证市长大人的安全。又说朱晖日对他程长清动手，根本就是不把市长放在眼里。欧阳驹听后表面不动声色，但是很快，他亲自出面对警察局的人事变动进行强力干预，一举恢复了程长清所有旧部的职务。这一记“杀威棒”令朱晖日作声不得，程长清趁势将自己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旧部亲信，都安排进了第三大队的各个关键岗位。

第七中队中队长吴威勋与第八中队中队长黄杰安，原是黎铁汉安插在程长清身边的钉子，朱晖日继任局长之后，又把亲信周文保任命为第九中队中队长。这些原本在身边环伺程长清的耳目，都被程长清的怀柔手段一一化敌为友，最终成为他的忠诚部下。

1949年10月14日的广州，表面上风平浪静，实则暗地里的暗战异常激烈

城防惊变

1949年10月初，解放大军势如破竹，直逼南国重镇广州。国民党在华南的最后屏障，此时已是大军压境，兵临城下。国民党仓惶撤退之际，程长清面临最后也是最危险的一次考验。

10月11日，解放军抵达花县。程长清认为，策动广州警界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当天晚上，程长清秘密召集李铮然等核心部下开会。程长清指出，国民党大势已去，他要让自己掌控的队伍全部留在广州，为迎接解放做准备。程长清的部下一致坚定表示，将追随“牛哥”一起行动。

10月12日凌晨0点至2点，国民党广州绥靖公署召开秘密会议，制定总撤退计划，敲定海珠桥爆破的最后方案。随即，广州卫戍总司令李及兰下令，调运100箱TNT炸药到海珠大桥。

秘密会议还宣布了一项临时人事任命：原太平分局局长黄逸民被提任市警察局代理局长；黄沙分局局长练秉彝提任代理副局长。这份任命明示，黄、练 二人将共同负责维持广州治安。实际上，吉章简私下通知他在警察局里的嫡系骨干做好撤退准备。另外，李及兰、吉章简对黄逸民、练秉彝隐瞒了海珠桥爆破的具体时间。

接下来，国民党当局与中共地下党组织及进步力量，形成公开与隐秘的博弈态势，双方为实现各自的政治目标，在广州解放前的沉沉暗夜里，悄然拉开了一场关乎城市命运的殊死较量——

10月12日，就在绥靖公署的秘密会议召开几个小时之后，程长清通过地下情报网，获知了这次会议形成的重要情报。一方面，程长清立刻向党组织汇报；另一方面，程长清专程去到练秉彝的住所，开门见山地告诉他，国民党明里提任他和黄逸民共担“维持广州治安”的责任，但是从国民党当时的整体战略来看，其核心任务是“总撤退和总破坏”，而非“保城安民”。国民党提拔他们的真实目的，是让他们充当负隅顽抗的“替死鬼”，做国民党撤退的“拖延工具”。其后，程长清明确告诉练秉彝，自己手下的警察队伍已经决定起义，在广州市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他恳请练秉彝做出明智的抉择。

练秉彝具有较强的政治判断能力，他知道吉章简已经暗中将警察局的精锐武装（如保警总队主力）纳入撤退序列，留给黄逸民和他的，只是人心涣散的普通分局警力，既无足够弹药，也无统一指挥权，根本不具备“维持治安”的实力。他深知自己已是国民党的一枚“弃子”，李及兰与吉章简的如意算盘是，他们自己逃之夭夭，而把毁城害民这个千古罪名，扔给他和黄逸民去领受。

听了程长清开诚布公的这番话，练秉彝毫不犹豫，态度坚决地表示，同意并且大力支持起义。其后，练秉彝随即前往黄逸民处，与他进行充分的沟通，二人达成了起义共识。

至此，起义阵营快速策反广州警政系统核心负责人的行动，获得了一致响应的实效。

10月14日凌晨4点-上午7点， 国民党军开始分批向广州南部沙面、芳村等渡口集结，准备撤往海南岛；保密局爆破小组完成海珠桥炸药布设与引爆装置的调试，等待爆破信号。

按起义阵营的预定计划，练秉彝以代理副局长的身份，通过警局内部电话系统，向广州警察局28个分局发布“坚守岗位、保护设施”的预指令，以试探各分局的态度。

程长清部署他的第三大队，加强对市区要害设施的警戒，防止国民党残余趁乱破坏。

上午7点-9点，广州卫戍司令部的传令兵向程长清送达指令，率保警第三大队务必在当天上午10 时前抵到沙面集结，随大部队撤往海南，并责令“尽快找齐撤退船只”。程长清表面接受命令，指派大队训练员郭温诚带人去“找船”，实则是让郭温诚沿江侦察国民党军队撤退人数以及撤退路线。

程长清的手下发现，吉章简率警察局嫡系人员已从沙面渡口登船撤离。程长清以这个事实策反市政府自卫常备队队长黄玉辉，最终得以将自卫常备队的队伍纳入起义武装序列。

上午9点-11点，迟迟没有看到程长清率部前来沙面，保警总队副总队长李启英持吉章简手令，到程长清驻地监督他立即撤退，并威胁“抗命者军法处置”。程长清对李启英晓以利害，终成功策反对方。李启英当场交出随身武器，并承诺配合起义。

国民党军在撤离途中开始抢掠市区商户，部分散兵试图破坏电报局、水厂等设施。程长清接到郭温诚传回的敌情：国民党军主力已撤离打半，渡口仅有少量断后部队。这时，程长清又成功策反保警第二大队大队长吴国泉，起义武装兵力扩充至 2000 余人。起义的警察部队迅速完成武装力量的整合，随即奉命封锁市区要道，驱逐抢掠散兵 有效阻止了国民党的局部破坏，稳定市区秩序。

下午1点- 2点，国民党军最后一批撤退部队撤离沙面。吉章简再次致电程长清，命令他立即率队赶到沙面集中，马上随最后一批撤退部队撤离广州！程长清微微一笑放下电话，他大步走出办公室，来到警察局大院正式宣布起义。他下令各大队“严防国民党残余反扑，保护市民与公共设施安全”。

在同一时刻，练秉彝以代理副局长的身份，正式向全市28个分局发布起义通电，其中13个分局明确响应，15个分局头目选择弃职逃跑。起义阵营一举瓦解了国民党保警总队高中层指挥链，广州警政与武装力量彻底脱离国民党掌控，起义阵营从“隐蔽筹备”转向“公开接管”。

下午2点- 5点，国民党断后部队在城郊与解放军先头部队交火，企图拖延解放军进城节奏。在海珠桥上，国民党保密局的爆破小组进入最后待命状态，与撤退指挥部保持通讯联络。

李及兰在他乘坐的撤退指挥船上，向爆破小组下达炸桥命令。程长清闻讯，当即命令周文保率第九中队跑步赶往海珠桥护桥。周文保中队行至惠福路口时，猛然听到从海珠桥方向传来一声巨响，国民党爆破小组引爆了海珠桥炸药。海珠大桥中孔南北两段梁体断裂，沉入江底时，激起巨大的水柱直指天空。爆炸造成 400-500 名市民死伤，百艘船只沉没。

爆炸发生后，练秉彝、黄逸民以警政系统名义发布安民告示，稳定市民情绪。周文保中队即刻在海珠桥周边区域疏散民众，救援受伤人员。起义警察全面封锁爆炸区域，防止次生混乱发生。 海珠桥爆炸大约一个小时后，解放军先头部队抵达广州北郊沙河。程长清亲率起义警察前往迎接，与最先进城的解放军15兵团参谋朱国才会合。

此时，练秉彝、黄逸民发布欢迎解放军进城的通电。当天晚上8时许，国民党残余部队完全撤离广州。程长清陪同解放军先头部队进入广州市区，接管警察局、市政府等核心机构。

其后，起义警察按照部署，释放关押在警察局以及黄华路、仓边路监狱内的全部犯人。此前，程长清还安排部下蒙振威摸清了国民党第三补给区司令部的粮食、武器等仓库地址，这些信息为解放军进城后顺利获取物资、接管城市提供了极大便利。

10月15日，程长清将广州市警察局所有武装队伍的步枪和机关枪共计7410支，完整交给了进城的解放军。程长清策动的这次起义，不仅避免了广州城内因治安力量溃散引发的混乱，更粉碎了国民党试图利用警察武装阻挠广州解放的企图，有力地配合解放军的进城行动，为广州的和平解放发挥了关键作用。同时，广州警察的起义，完整保存了警政体系，为解放后广州公安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起义警察在街头维护社会治安

传奇落幕

广州解放后，程长清历任广州公安总队副总队长、广州公安局警训总队副总队长、广州市纠察队队长，主要负责反匪、反特和情报相关工作。1950年，他进入中共华南党校，参加为期10个月的学习。

1951年，程长清遭受广州市公安局“两陈”案牵连，被捕入狱坐牢6年。1957年，程长清虽然被“免于起诉”获得释放，但仍长期处于政治监视状态，“文革”亦未能幸免于难。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程长清的冤案得以平反。其后，他担任广州市政协常委，广州市政府参事室副主任，享受厅局级待遇。

2007年5月9日，程长清在深圳逝世，最终以103岁的高寿，走完了他曲折坎坷且功勋卓著的一生。

程长清的潜伏传奇，作为中共地下工作的经典范本，被永远铭记于共和国的光辉史册。

参考文献

《广州文史资料选辑》

《华南解放战争后勤史料》

图片来源/网络

程长清给我们留下了一个远去的背影

作者简介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

毕业于广州暨南大学新闻系。

曾系南宁电台、电视台记者，后供职于广东南方报业传媒集团。

已出版报告文学集《大海作证》（花城出版社）、《第三者：玫瑰色的幽灵》（湖南文艺出版社）、《苏联：沉没前的100天》（香港中国风出版社）、中短篇小说集《无名镇风情》（珠海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