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渡记忆（下）百年解读之八，农业学大寨与园田化

孟先

秦渡记忆（下）百年解读之八

农业学大寨与园田化

1970年修周佛路（0702工程）。秦镇工程营由公社干部何自新、杨自新、黄云龙领导。营部驻地：三里峡口。秦镇各大队住板房子。

----薛思达、杨志俊《秦渡镇近百年事略》

1964年毛主席发出“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1975年9月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召开，户县被列为全国“一年建成大寨县”百县之一。11月26至12月6日，户县第一次农业学大寨群英会召开。

县内大型的水利工程相继上马。1975年12月25日，太平河改造工程开工，包括秦渡在内10个公社日上劳2.6万，25天移土石79万多方，完成太平河底宽50米，深4米多，长6.35公里的河道开挖工程。1976年春，又完成了整个河底、河堤的衬砌工程。队上几乎是调集了队上所有的青壮劳力，突击阶段，“火线整党”，所有青、老党员开赴工地。三秋结束后，又组织劳力，完成了甘河25公里的改造工程，秦三派出了一百几十人的队伍。奋战25天，按时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以后，大量的劳力，又参加了涝河改造工程。

涝河工程完工后，党支部动员组织，开展了本队“枣树湾”的低洼田改造工程，全体动员，以土方计量计酬，调动群众劳动积极性，共动用土方数十万方，将上百亩水淹蛙鸣的低洼湿地垫成平坦肥沃、旱涝保收的良田。

1976年12月召开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户县被评为大寨县。1977年1月9日至13日召开的户县第二次农业学大寨群英会，秦渡人民公社被评为“大寨社”，秦三大队被评为“大寨队”。随后由县农业局、科委、文化局、教育局领导郭维义、王文博、贺知良、白文彦、李安琪等人组成的学大寨工作组入住秦三。住在秦三的还有咸阳地区学大寨工作团的带队，咸阳党校的王百惠校长。王校长，山西人，1938年前参加革命，是一位资深的老干部。文革前任省委农工部部长，文革被“打倒”后下放到咸阳地区某县劳动改造，落实政策后，任咸阳党校校长。之前我和王校长接触过两次，一次是1975年参加咸阳党校学习，听过王校长就当时局势做的专题报告。讲课不用稿子，随场发挥，讲座上高高的书摞，信手翻阅，对理论的熟悉程度令人折服。我记忆犹新的是他引用列宁《论左派幼稚病》中的段落。第二次是在秦渡公社在崔家湾召开的“农业学大寨动员大会”，王校长讲了话。当时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人们对否定阶级斗争言论禁若寒蝉，他却在会上讲：“不管他什么纲，农民有白馍馍吃，就是纲。”当时听到后很吃惊，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王校长家住西安，每次回家，随团的黄部长。张部长等人都是单位车接车送，唯有王校长自己搭公交车，有时，顺路坐秦三往西安拉沙的拖拉机回家，总是乐呵呵的。一直到后来回城担任省委党校校长，有人还碰见骑着自行车的王校长。一个副省级干部，朴素的作风令人肃然起敬。

为了完成“过长江（全年亩产超过八百斤）”的任务，上级强行要求生产队种高粱，基层干部和群众抵触情绪很大，受到批评。生产队干部为了应付上级检查，地头种高粱，里边种玉米。另外提倡玉米育苗移栽，对这种违背科学的做法遭到了群众的抵制。王校长知道后，公开表态支持群众，制止了这些违背群众意愿，违背自然规律的做法。对全国全面”一年建成大寨县”表示质疑，给中央写信反映情况。这种不顾个人安危，“为民请命、为民立命”的作风与当时一些人趋炎附势，蔑视群众的作风形成鲜明的对比。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农业学大寨运动，虽然遭到了“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但是带来了农村面貌巨大的变化。

除了太平河、涝河、甘河的改造，农田土地的平整，给户县大地带来最大变化的当数从1975年底开始实施的“田园化建设”工程。秦三村的园田化实施是在驻秦三村工作组的李安琪（县派干部，時兼秦渡公社党委副书记）带头下，协调各生产队，相互兑换插花地，形成一队一方，或一队两方，并进行土地大平整，实现了“路端渠直林成网，田方地平井成行”的目标，彻底改变了过去以村庄为中心辐射状的道路，建成了宽窄统一。纵横有序的主干路和生产路，形成丰产方，为以后的机械化打下的基础。秦三村从七十年代后期，建起了拖拉机站，实行集体免费统一耕作、统一用电，几十年来，一直没有中断。

1969年至1970年，又抽调大量劳力，支援宝鸡峡引渭工程及0702工程。1969年8月，全县抽调3600名民工支援宝鸡峡引渭工程，1970年2月12日又增派2400人。宝鸡峡引渭工程是一个从1958年就开始规划设计的大型引水工程。这个工程从1958年12月20地开工，1962年因工程巨大下马，1979年重新开工建设。户县由县委副书记白炳伟带队，主要负责汧河渡槽前边仝家沟一带七公里的引水渠工程。秦渡工区由贾武星带队。秦三大队两次共抽调12人，由时任民兵连长薛汉军领队，随秦渡公社的队伍乘坐火车，从户县出发直达宝鸡卧龙寺车站。拉货的大罐车，装满了随身带去的架子车等工具，人挤在工具的空隙中。天气冷，不知谁在车厢中烤火引起大火，风助火势，越烧越旺，火车只好停了下来。还好大火很快地扑灭，没有造成多大的损失。从卧龙寺车站下车，这里仝家沟村不太远，大约七八里地。大家背着被褥行李步行来到仝家沟驻地。这里背靠土塬，从底下往上望，弯弯曲曲的小路在山坡上盘旋而上，光秃秃的一片，没有一点绿色，让人头晕目眩。民工们住宿大都是借用生产队的空房。秦一大队人多，住在村子的戏台上，空旷而寒冷。秦三的条件较好，住在一座临近崖畔窑洞式的小庙中。在地面上铺一层麦草称作地铺。窑洞里保温，冬暖夏凉，条件算是最好的。

我是第二批去的。1970年正月初十前后，我与一位同乡搭火车去宝鸡，坐过了头，在宝鸡车站下车后一路步行。背着被褥用具，沿着高低不平的山路前行，穿过石羊庙村，前往仝家沟工地。下午五、六点后赶到仝家沟。该村是一个二十多户人家的小村庄，各家分散住在千河畔的台地上，村西是高高的土塬，北边离汧河渡桥不远。

正月的天气正冷，人们还穿着大棉袄。当时的任务是在土塬的半坡上挖出一个平台，然后在在平台上挖出深深的水渠。整个的工程量非常巨大，为了加快进度，每人分有土方任务，一个人平均每天出土量高达六方之多，完成任务方可收工。凛冽的寒风中，挥汗如雨，脱着光膀，抡动洋镐。这里的土中料姜石特多，手顶得生疼，打满血泡，就连膝盖上都打上厚厚的茧子。

二十岁左右正是“吃不饱，做不乏”的年龄。就这样做到精疲力尽的程度，还是不忘给眼皮“过生日”。收工后，一伙人多走上里路，到光明公社的工地“看电影”，我以为真的是电影，原来是光明公社民工中女娃多，顺路去看女娃干活。要么就手工找女医生，装病害牙痛。

食堂是以公社为单位，从民工中抽调的炊事员。一天两头是菜馍，中午是面条。事实是活重，饭确实吃的不少，“长杠子”蒸馍一个半斤还嫌少，有人打赌曾吃到四个蒸馍。我到宝鸡去拿的是长安大老碗，工地一看，中午领饭都是洋瓷盆子。虽然活累，但是能吃饱，在那个年代，能吃饱是最高兴的事了。

最艰苦是渠面衬砌的过程，没有电夯，渠底全部是人工夯实。四个人一伙，喊着号子，夯石上下跳动，工地上欢声雷动。渠底渠塝所用的混凝土全部是人工搅拌、人工传递运输。整个工程在热火朝天、有条不紊的进行着。汗水打湿了衣衫，人们已到了疲惫不堪的状态。平时不知困乏的们真有些撑不下来了。收工后，困作一团，没有了昔日的嬉戏玩闹的精神。就这样在极度疲劳中完成了大渠的衬砌工程。后来还增援了渠首的增高工程。就这样，这一陕西水利史上划时代的工程顺利完工，1971年宝鸡峡引渭工程正式通水。多年后，每当我们路过这里，就会想起那段岁月，一股自豪感油然而生，因为我们在这里奋斗过，流过血汗。

从宝鸡下回来的1970年9月，0702战备路（108国道）正式开工，支援宝鸡峡的小伙伴们随即又参加了这一工程。这一工程的规模要比宝鸡峡工程的规模更大更艰巨。宝鸡峡工程户县去了3400多民工，而0702工程总共上了1.1万人，几乎是队上的所有男劳，都被派往0702工程。这次工程是我的叔父高云龙带队。共去了50多人。全县完成从狐狸沟到秦岭梁31.4公里的路基任务，1971年又完成秦岭梁3公里的路基工程。

下面是秦三村“0702”工程参与者薛联营的回忆：

一、风雪入山：正月里的筑路号子

1970年正月，秦岭的冰天雪地还笼罩在年味里，我们几十名秦三村青年已背着铺盖卷踏上了周佛路的修筑征程。公社的卡车在周至马召抛锚时，夜色正浓，零下二十度的寒风像刀子般割着脸，脚手冻得几乎失去知觉。第二天天未破晓，我们便踩着积雪进山，背包带勒得肩膀生疼，雪粒灌进布鞋，冻得脚趾发木。有人唱起信天游，歌声惊飞枝头的松鼠，年轻人的朝气与对远山的好奇，让踩雪的脚步声都带着股子狠劲。

走累了就坐在雪地上，抓起雪团塞进嘴里解渴，背贴着冰冷的山石，不一会儿就冻得打哆嗦。“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的口号成了我们“精神药”，成了我们对抗严寒的“暖身贴”。两天后抵达元潭子，山民的土坯房成了临时栖身之所，火塘的暖意还没捂热身子，我们就忙着砍树搭棚——竹笆墙、油毡顶的工棚，在风雪中摇摇晃晃，却撑起了一群人的筑路梦。

二、生死时速：暴雨中的生命竞速

我们连负责元潭子到板房子的路基拓宽，比起三里峡的悬崖作业，这里看似安全，却处处暗藏杀机。1970年夏的那场暴雨，成了所有人记忆里的“生死关卡”。那天午后，乌云压得山尖喘不过气，铜钱大的雨点砸在工地上，我们40多人挤在一处凸出的悬崖下避雨。高云龙连长盯着不断渗水的岩壁，突然大喊：“全体后撤！快！”

没人敢耽搁，深一脚浅一脚往工棚跑。刚躲进棚里，身后就传来闷雷般的轰鸣——整面崖壁裹挟着泥石倾泻而下，如一条黄色巨龙吞噬了刚才避雨的地方，沟道瞬间被填得严严实实。望着被泥石填满的沟道，所有人都惊出一身冷汗：若再晚撤十分钟，怕是连尸首都找不着了。高连长蹲在工棚门口对大家说：“干工程的，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更得把弟兄们的命揣在怀里。”

三、岁月留痕：石头上的青春刻度

工地上的危险从不因“幸运”而缺席。薛余良被滚落的巨石砸中腰部的那天，阳光正烈。他抱着刚凿好的条石往路基上搬，山尖的飞石突然失控，重重砸在他背上。送往县医院的路上，他咬着牙说：“等伤好了，还想回工地打夯。”可这一伤，就再也没回来——后来他被安排到县照相馆，却在四十岁出头便因病去世，只留下泛黄的记忆，定格着他22岁的青春。

54年过去，当年的油毡棚早已坍成废墟，拓宽的路基上，柏油路取代了沙石路面。但每当暴雨倾盆，我仍会想起高连长绷紧的眉头，想起薛余良倒下时抱在手中的条石，想起我们用三个木桩捆成的夯具，在路基上砸出的每一个深深浅浅的印记。这些印记，是一代人用青春和热血刻在秦岭深处的生命刻度，更是不该被岁月湮没的集体记忆。

　　（部分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