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我的士兵生活（六） 卫训排的记忆 ‍‍——烟台某部一个炊事兵的故事

张宗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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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的卫生员训练与往常有所不同，当时部队刚完成换防，营区尚未完全安顿妥当，不能集中训练，卫生员培训便由各单位自行组织。我们师直有24人组成卫生员训练排，梁文平军医任排长，两个班，李安福任一班班长，何卫平任二班班长，我担任一班副班长。

对我来说，卫生员的课程不算陌生，有在家乡卫校学过一遍的底子，很快就跟上了节奏，再加上有种“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不肯认输的钻劲，整本卫生员训练教材被我啃得滚瓜烂熟，页码都快记清了。每次考试几乎都得满分，排里领导和教员经常在讲评时提到我的名字，现在想起那时课本及密密麻麻的笔记，似乎还能摸到当年学习的热乎劲。

按照训练大纲要求，卫生员训练队每期训练快结束时要进行开门办学。我们选的地方是离营区50多公里的铺集乡松油村，后勤部领导特意要求拉练步行去。

那天清晨，郭副院长亲自带队，炊事班用小推车推着锅灶，军医教员背着教材和器械，我们则背着背包，近30人的队伍整齐列队出发。队伍行进时，脚步声在细沙路上清脆作响，引得路边的老乡们回头张望。这是一支什么队伍，人数不多，有男有女，有老有少，还推着锅灶，甚是好奇。

松油村是一个依山而建的村落，村民们皆以务农为生，却将最淳朴、真挚的热情毫无保留地给予了我们。我们两人一组住进老乡家中，他们把最好主炕让给我们（胶东地区老百姓习惯睡炕不睡床，有三个房间，进门房间一边一个锅灶，东西两侧房间是炕），自己却挤在偏炕上休息。清晨我们帮忙打扫院子、挑水，老乡总会抢着说道：“你们远道而来很辛苦，这活儿怎能让你们干。”在这相互推让之间，满是军民鱼水一家亲的烟火气息与亲近之感。

这次开门办学主要课程是战地救护和临床。主要围绕着战地救护展开，在大队部授课。教员拿着纱布、夹板、三角巾等实物，将螺旋包扎要松紧适度，骨折固定要先复位再固定的要点讲解得清清楚楚，甚至连如何系活结，怎样避免压迫血管都进行了反复示范。理论知识课讲完后，我们便背着简易救护包，跟随教员前往村后的山坡。那里的草长得十分茂密，还有几块大石头，恰好可以当作“战场掩体”。

到达山坡后，郭副院长亲自现场指导。郭副院长是抗战时期入伍的老兵，具有丰富的战场抢救伤员经验，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斗中，荣立一等功二次，二等功二次，其他功奖多次。他教导我们：“战场救护分秒必争，耽误一秒钟，战友就可能有生命危险”。

教员一声令下开始实操！众人立刻分散行动起来。我们按照三人一组进行分工：一人扮演伤员，特意将胳膊别在身后，装作骨折模样，或者往额头上涂抹一些红药水，冒充外伤出血，并且还得时不时哼唧几声，模拟身处战场时的痛苦状态；一人担当卫生员，要先猫着腰快速跑向伤员，在奔跑的过程中观察周围环境，嘴里还要呼喊着“同志别怕，我来救你”；剩下的人则充当担架员，利用老乡提供的粗麻绳和两根木棍，临时捆绑出一副简易担架。等卫生员处理好伤口后，便一同将伤员抬到指定的安全区。

记得有一回，我扮演卫生员，要为模拟腿部中弹的战友处理伤口。蹲下时裤腿被草刺钩住了，我心急之下直接扯破了裤子，迅速打开救护包，先拿起纱布按压住伤口止血包扎，接着用三角巾将夹板固定在腿上，系活结的时候，我的手在颤抖，既担心绑得太松固定不住，又害怕太紧影响血液循环。等把伤员抬上担架时，我后背的汗水早已湿透了衣服。

教员在旁边来回巡视检查，时不时停下脚步纠正大家的动作：“你这包扎手法太松了，根本止不住血！”“担架一定要保持水平，否则会碰到伤员的伤口！”有一回，一名战友抬担架时没稳住身体，险些把伤员摔下来。教员立刻叫停，神情严肃地说道：“你们现在练习的每一个动作，都是在战场上救命的本领！今天在这里摔倒的是模拟伤员，明天到了战场上，摔的可就是真正的战友！”这番话让所有人都羞愧地低下了头。再次练习时，大家每一个动作都格外认真。

后话：由于我们卫训队战地救护操作规范，近乎实战，得到上级领导的好评。1979年26军在我师卫训队召开战地救护现场会，1980年代表济南军区参加全军比赛，并取得好成绩，荣立集体三等功。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在村里举办多场义诊。1976年秋日的暖阳，将松油村山坳晒得暖融融的。临时诊室设在村头一间闲置的土坯房里，虽说墙皮已然斑驳，但屋内却被打扫得干干净净。郭副院长、军医教员和梁排长亲自坐诊，将仅有的血压计、听诊器、压舌板整齐地摆放在木桌上。另一桌的战备药品箱内摆放着常备药品。

义诊那天，天刚蒙蒙亮，土坯房门口就围了不少老乡。有拄着拐杖被儿女搀着的老人，有怀里裹着厚被子抱孩子的妇女，还有局促往里瞅的中年人。因为人多，村干部过来维持秩序，让大家排好队逐个进入诊室。

郭副院长坐在最中间，一边听诊一边用山东口音的普通话说：“夜里咳嗽得厉害不？有没有痰？”梁排长则在旁给我们讲解：“你看这位大娘的舌苔，再听她的呼吸声，这是典型的支气管炎，跟课本里的症状对上了。”

记得村东头的王奶奶，颤巍巍走进来，说风湿性关节炎腿疼好几年，阴雨天钻心地疼，连炕都下不来。梁排长蹲下来轻轻卷起她的裤腿，膝盖又红又肿。“大娘，您这风湿性关节炎，平时得注意保暖，别沾凉水。”他一边说一边从药箱拿药膏仔细涂上，“再给您开点口服药，按时吃，过段时间就会好些。”王奶奶攥着他的手，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解放军同志，俺这腿疼了这么多年，不方便外出治疗，谢谢你们给我看病”。

来看病的老乡络绎不绝，一是对解放军医生的信任，二也反映了农村缺医少药老乡看病的不易。中午简单吃点饭下午继续，直到太阳快落山，最后一位老乡拿着药离开，我们才收拾东西。郭副院长深情的说：“这义诊办得值！不仅给老乡们看好了病，还让你们把课本知识用到了实处，比在课堂上讲十遍都管用。”

对我们学员来说，这不仅是义诊，更是最生动的临床课。课本上写的支气管炎、风湿性关节炎，在老乡咳嗽的声音里，肿着的关节上有了答案；理论扎进实践里，那些知识点就像生了根，再也忘不掉。

还有位患脑血栓的李大爷，50多岁，得病后没条件康复治疗，被人搀扶着到我们住地。他右侧胳膊蜷着，手指弯得掰不开，连站都站不稳，生活不能自理。梁排长和我们看着他的样子心疼，每天给他做针灸、按摩、伸手指、练站立等康复训练。一开始李大爷没信心，总说“俺这手和腿怕是废了”，梁排长就鼓励他，陪着练。才一周时间，李大爷的手指居然能慢慢伸直了，还能扶着墙走十多步。他拉着梁排长的手，眼泪都下来了，说“俺又能自己端碗了”。后来卫训排撤离时，经领导批准，将李大爷带到我们医院，经过一个月的系统治疗，基本能生活自理。直到现在，我还能想起他出院时笑着挥手告别的样子。开门办学，我们学到的不仅仅是知识，更深刻领悟到了卫生员这一职责的分量和担当。

在回医院的车上，梁排长突然说出这样一句话“你们在坐的可能要出一名大学生”，这个大学生是谁呢？待续。

1976第二十期卫教排毕业合影。前第一排左二是郭副院长，前第一排右一是梁文平军医兼卫训排长，后第二排右五是作者，后第一排左二是班长李安福。前第二排右三是女兵班班长何卫平。

2010年10月14日，作者（右一）与卫训排女兵班班长何卫平（左一）到威海看望军医兼卫训排长梁卫平。

德高望重的老院长。

70年代的嘎斯救护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