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下马索志书

瀛洲居士

毛泽东“下马索志书”

毛泽东非常重视方志，深受历史传统的影响。他常提及南宋理学大家朱熹“下轿伊始问志书”的典故。朱熹上任南康郡（今江西星子县）时，刚下轿便问随从《南康志》是否带来，这成为“治郡国者以志为鉴”的典范。毛泽东评论道：“朱熹这个典故流传后，‘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和‘以志呈阅’就成了后人的惯例。” 他对随同人员和地方官员强调，“今天你们也要懂得以史为鉴，才能办好事”。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这句话是明代嘉靖年间山西巡抚杨宗气在《山西通志》的序言中说的，点明了史书对治理天下、方志对治理地方的重要镜鉴意义。

毛泽东一生都与地方志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下马索志书”的习惯，是其深入了解中国国情、创造性地将历史智慧运用于革命和建设实践的一个生动缩影。这个故事不仅体现了他个人的读书癖好，更折射出其独特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智慧。

方志是详细记载某一地方历史沿革、地理风貌、物产经济、风俗民情、人物典故的综合性著作，堪称“地方百科全书”。毛泽东非常看重方志的“资治、教化、存史” 功能，将其视为了解地方情况、进行决策参考的宝贵资料 。他认为，治理一个地方，首先要懂得它的历史与现状。

毛泽东对志书的重视贯穿一生，尤其在战争年代和视察工作期间，留下了许多佳话。

在长征这样艰苦卓绝的环境中，毛泽东也坚持搜集和阅读方志。红军渡过湘江后轻装前进时，他曾坚定地表示，《三国演义》、《水浒》、唐宋诗词以及沿途收集的地方志，“都是必要的，比饭锅、牙刷还必要”。每到一处，他常派人寻找当地县志府志，在遵义会议期间还阅读了《遵义府志》。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到各地视察时，“下马索志书”几乎成了惯例。例如，1958年到成都开会，他立即调阅《四川省志》、《华阳国志》等；1959年登上庐山，清晨便借来《庐山志》及其《续志》阅读，并借此典故教育身边人员“懂得以史为鉴，才能办好事”；1965年重上井冈山途中，在茶陵县深夜阅读《茶陵州志》直至凌晨三点。

毛泽东对地方志的重视产生了深远影响：

推动修志事业：在1958年的成都会议上，他倡议 “全国各地要修地方志”。这一号召极大推动了新中国方志编纂工作的开展。

毛泽东率先垂范，将阅读和研究方志作为重要的调研方法，这对各级干部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主张到外地考察前先阅读当地方志，以了解历史沿革和风土人情。

毛泽东“下马索志书”的故事，生动体现了他重视历史、立足国情、深入调研的务实作风。他将方志中的智慧创造性地运用于实践，为我们提供了如何向历史学习、向现实学习的宝贵示范。毛泽东不仅是这样倡导的，更是身体力行的典范。在他革命与建设的生涯中，始终将地方志视为了解地方情况、进行决策参考的宝贵资料，形成了著名的 “下马索志书” 的工作习惯。

2025.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