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王阳明“龙场悟道”前的历程，是长达二十多年的求索，同时代的大儒湛若水总结为“五溺时代”，黄宗羲《明儒学案》中总结为“三变而始得其门”。五与三皆是歧路之谓，其中是唯当事者能冷暖自知的艰难辛苦，历历载于《王阳明年谱》中。阳明学与孟子学一样，皆是儒门顿教。既是顿教，便亦如禅宗一般，讲究个上上根器。上上根器的核心标准是什么？王阳明的悟道历程便为我们进行了鲜明的呈现，而并非很多人以为的善出聪明知见者——这早被禅宗所否定，如沩山灵祐接引香严智闲时所云：“我闻汝在百丈先师处，问一答十，问十答百。此是汝聪明灵利，意解识想，生死根本。父母未生时，试道一句看！”对此核心标准，牟宗三曾有精到之述说：做圣贤并不是一句空话，要落实做去，全靠自己心悟。这全是内心生活的事。从何处用心下手呢？这不是处理一件事，亦并无外在的成规可资持循。所以在生命愤发向上的过程中，必有极端烦闷困惑之时。尤其生命强的人，内心生活强的人，在未得到归宿之时，必东倒西歪，纷驰杂流，任何事足以吸之，任何事亦不足以安之。所谓烦闷困惑，即是极度的不安。一般人安于一件事或一种职业以系其身，这不是对于精神生活有强烈要求的人所能安。依做圣贤言，这全是习气或气质的胶着。一般人安于习气胶着中而无超拔的觉悟，此其所以为凡人也。宋儒讲学即在求如何成圣成贤。其中之大流，是程朱一路。程朱提供出一义理之规模，为一般修学者所遵循。然阳明即于此起一大疑窦，在其生命中形成一大烦闷。与一大贤所提供之规模相接触而生大疑，成大烦闷，这其中必有原故：或由于自己尚未了彻，或由于该规模本身有问题，或由于自己之生命气质有特殊之絪缊而总不能与之相契，而将有特殊之表现，将开创一新局。此一疑窦与烦闷是阳明生命史中一件大事。吾人必须深切注意。不疑则不悟，大疑则大悟。“疑”不是外在的理智的游戏，而是内在的生命上的事。能形成一大碍，即预期将来一大悟。其将开创一新局，可以说是其生命愤发向上中所必然要到达的。具不具根器的核心标准，即是有无这“生命的烦闷”；根器高低的核心标准，即在这“生命的烦闷”是大还是小。一如禅宗之参禅能否成功的核心条件，就是能否对某个代表某种问题之话头起“疑情”，以及这疑情是大还是小。故有“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之总结凝练，多少禅宗大德的悟道历程皆予以了验证。“疑情”到底是什么，很多人都有疑惑，朴切来讲正是这“生命的烦闷”。而非逼自己去疑，更非胡思乱想与疑神疑鬼。这种“生命的烦闷”，如牟宗三所言，是一种“内在的生命”的“极度的不安”，这种不安来自于“生命强”、“内心生活强”却“未得到归宿”。这种情形，贯穿了王阳明从留心于格物穷理至“龙场悟道”的全程。比如年谱中载，王阳明二十一岁，实践程朱理学的格物穷理，格竹子用心力到病倒却一无所获，只好“自委圣贤有分”，把原因归结为圣贤不是谁都能做的，自己不是那块料。心灰意冷之中，把心思转到诗词文章、科举功名上去了。二十七岁时，六年过去了，这种不安终究是蛰伏于心底而蠢蠢欲动，想寻求良师益友又找不到，只能日日时时“心持惶惑”。某日读到朱子关于读书应“循序致精”之语，意识到自己以往只求广博而未尝致精，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呢？于是再遵前贤之教而行，日益浸润中虽学问明理日渐融通自得，自心的安顿却依旧了无消息。结果“沉郁既久，旧疾复作，益委圣贤有分”，心灰意冷到“遂有遗世入山之意”。“烦闷困惑”却冲撞不出去，这种心境以苦闷来形容更显贴切。其有多苦多闷，普通人以自己有求于功名利禄而不得之苦闷相参照，或可体会一二。但也只是一二，因生命本身的苦闷是远远更加深刻的事。所谓刻骨铭心，这是与生命本身相关才会有的。“疑情”称为“情”，即是这样一种大苦闷的情态。若以十二岁立志学圣贤算起，王阳明就是带着这样的大苦闷二十多年，直至三十七岁时才得“龙场悟道”。我们可以想象，在这种深刻的如影随形的苦闷之中，他必是念兹在兹，随时在寻求突破，最终才有牟宗三所谓：“能形成一大碍，即预期将来一大悟。其将开创一新局，可以说是其生命愤发向上中所必然要到达的。”而这绝非孤例，而是一切悟道者都曾历经过的。如禅宗古德悟道偈中“几年个事挂胸怀，问尽诸方眼不开”、“三十年来寻剑客，几回落叶又抽枝”及参禅成功前“大悟一十八遍，小悟不计其数”等语，已然透露消息。说到参禅，“看话禅”的开创祖师大慧宗杲自己，亦是如王阳明般最鲜明的例证。他曾自道：“老汉十七年参，也曾零零碎碎悟来，云门下也理会得些子，曹洞下也理会得些子，只是不能前后际断。”十七年的时间里，他曾向禅宗五家七宗之宗旨中苦苦推求，也曾参问很多禅德，可始终不得那个称为开悟的一念不生的照体独立境界。宗杲禅师最终是在圆悟克勤座下得悟，而在往依克勤禅师前，他曾暗下决心：这次要还是不行，“我则造无禅论去也”，没有参禅开悟这回事；“枉费精神，蹉跎岁月，不若宏一经一论，把本修行，使他生后世，不失为佛法中人”，就只做个老实修行弘法的和尚去。其中的心灰意冷，那种心中的大苦闷，与王阳明别无两般。王阳明与大慧宗杲都是在这种“生命的烦闷”的推动下，最终得以悟道。却不止参禅如此，渐修之能够道心坚固、勇猛精进，也绝离不开此点。若不然者，大乘五十二阶位之漫长而艰辛的修证次第，要靠什么坚持下来，靠喝鸡汤、打鸡血或欺骗自己、强迫自己么？五十二位中还散布作为重要节点的种种“不退”之说，信不退、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之类。退就是退转、退堕，退步回去了，堕落回去了，发生退转、退堕甚至是在相对凡夫很高的地位境界上。所以若无这种来自生命本身的最深层之推动力量，走得下去、爬得上去么？所以“生命的烦闷”的巨大重要性及意义所在，就是只有具备这样的来自生命本身之源头的最强烈、持久的内在驱动力，才可以保证了此大事，绝无替代之物，否则终将不免浅尝辄止与半途而废。没有这种生命的大烦闷，结果就只能是三种：要么只是一爱好者，要么沉迷于知见，要么在放逸之中偶尔蜻蜓点水罢了。“生命的烦闷”之所以是慧根的核心标准，是因能具备这种烦闷特别是大烦闷，乃稀有之人、稀有之事。绝大多数人则深为业障习气所蔽，自我尚且不明，何况性情，更况生命。能具备者必是业浅习轻之人，所以来自生命本身的蠢动，其震动能够显现，并成一大驱动的力量。他们之为有性情人、有自我人、智慧灵利人，亦因于此，只是非最深之根本。这可以带给我们巨大的启示，即我们总以为我们要去修行，只有修行才能有所成就。却不知在此之前，先要找到与立于一个至关重要乃至决定性的起点，即此“生命的烦闷”，此方为修行证果之途首要的节点。亦即先须成牟宗三所谓“生命强的人，内心生活强的人”，而从“一般人安于一件事或一种职业以系其身”的“依做圣贤言，这全是习气或气质的胶着”的禁锢之地中出脱出来。非如此，便永是“一般人安于习气胶着中而无超拔的觉悟，此其所以为凡人也”。其实人生在世，只要未得最终安顿，生命的苦闷便都是有的，亦都是大的。问题其实是在体用割作两截：生命本身为体，生存为用。迷失者只是被生存的焦虑所裹挟与淹没，而把生命本身搁置于暗地了，因在生存的焦虑面前生命本身被视作“无用”。而不见生存之用亦只是生命本身的要求与需求，亦有反哺于生命本身的最终目的，生命本身更有它不共于生存的安顿要求。所以并不须讲从生存回归生命的老生常谈，因生存亦是生命之一半。而可以讲“即生存而生命”——在生存之中，若能懂得体认其中的生命课题之义，不仅足够，亦为最上。儒家根本精神之一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忧患意识，《周易》“易多忧患”的根本课题，以及“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一切世间法，皆是佛法”、“一切治生产业，皆与实相不相违背”的大乘佛教精神，其实便是这样本为一体而统合观照与体认的模式。如是即发动生命苦闷之机关，亦可谓炼根器、养慧根。最后，牟宗三“由于自己之生命气质有特殊之絪缊而总不能与之相契，而将有特殊之表现，将开创一新局”一句，亦极有味。因每一生命都是具独特性安立的个体，悟道之一大本质即是这独特个体走出自己的一条新路。经典圣贤之言则只是参照与摸索之资，因必有“我非他”的有隔。这是生命之烦闷必然要遭遇的根本理由，亦是生命之烦闷必须要具有的根本理由。</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