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作者:陶红玉</p><p class="ql-block">红军长征的直接原因是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被迫进行战略转移以保存革命力量，目的包括寻找新的革命根据地、继续领导全国人民抗日。</p> <p class="ql-block">国民党政府对苏区进行第五次反围剿二幅图片</p><p class="ql-block">从1930年开始，国民党政府对中央苏区发起了五次大规模的军事围剿。红军在中央苏区坚持了四年的反围剿斗争，虽然取得了一些胜利，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再加上当时军事指挥出现失误，最终反“围剿”失败，中央苏区眼看就要被攻占，主力红军如果继续硬拼，后果不堪设想。</p> <p class="ql-block">红军长征三幅图片</p><p class="ql-block">当时红军长征的目的主要包括以下二点：</p><p class="ql-block">（1） 寻找新的革命根据地：在原有苏区红色根据地难以继续立足的情况下，寻找更有利于革命力量生存和发展的地区，建立新的革命基地，以图发展壮大。</p><p class="ql-block">例如，红军向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西北挺进，为后续革命斗争寻找新的立足点。</p><p class="ql-block">正是红军长征向西北挺进的过程中，可能博古自己也没有想到，正是由于博古在上海召开的一次会议决定了隐蔽战线长征之路的开启，为以后红军长征立足陕北延安及后续发生在西安的“西安事变”和日本对华所进行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前，是中共在北方隐蔽战线工作的历史上做出了极其有效的突出贡献，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创造的一个有利的条件和基础。</p> <p class="ql-block">博古（秦邦宪）照片</p><p class="ql-block">具体情况是，博古当年还在上海1931年后任中共临时中央局成员、临时中央政治局书记和负责人时期，即在1932年6月24日，临时中央在上海法租界秘密召开了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又称“北方会议”，会议由博古主持，参加会议的有河北、河南、陕西、山东、山西、满洲等省委负责人以及临时中央的张闻天、李竹声、康生等。</p> <p class="ql-block">张闻天照片</p><p class="ql-block">正是由于这次会议开启了隐蔽战线长征之路的起步工作，具体操作运作人就是武胡景、刘仲华、南汉宸等等，这点将在本文后面具体讲述。</p><p class="ql-block">（2） 继续领导全国人民抗日：红军将士以民族大义为重，把民族矛盾作为制定方针政策的考虑因素，通过长征转移到更适合开展抗日斗争的地区，继续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抗日救亡运动，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积蓄力量、创造条件。</p><p class="ql-block">由于当年博古、李德领导的这场“左倾冒险”行动，最终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惨败。红军的根据地被逐步蚕食，士气低落，粮草弹尽。就在这关键时刻，红军被迫开启了那场震惊世界的“长征”——一场跨越大半个中国的“逃亡”。</p> <p class="ql-block">李德照片</p><p class="ql-block">这次失败的原因，归根结底就是“战略失误+人事失误”。</p><p class="ql-block">一方面，博古和李德的“左倾路线”让红军偏离了实际战术，盲目追求“决战”，结果适得其反。另一方面，蒋介石的“堡垒主义”政策，虽然严密封锁，但也让红军失去了与民众的联系，孤立无援。</p> <p class="ql-block">长征结束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博古在延安照片</p><p class="ql-block">但从隐蔽战线长征的历史看，时任中共上海中央军委书记武胡景按照“北方会议”（1932年6月24日）指示下，实际领导中共上海中央军委情报部门负责人刘仲华与南汉宸（中共中央“军委”北方情报联络负责人）具体筹划安排下，在西安成立了西北地区第一个情报小组，“西北情报小组”，即代号“c3小组”。</p> <p class="ql-block">武胡景照片</p> <p class="ql-block">刘仲华照片</p> <p class="ql-block">南汉宸照片</p><p class="ql-block">其第一任组长谢甫生，第二任组长余大奎，第三任组长崔仲远，组员有张慎夫、刘佛吾、任启明、葛霁云、崔孟博、庞志杰等等。</p> <p class="ql-block">谢甫生照片</p> <p class="ql-block">余大奎照片</p> <p class="ql-block">崔仲远照片</p> <p class="ql-block">张慎夫照片</p> <p class="ql-block">刘佛吾照片</p> <p class="ql-block">任启明照片</p> <p class="ql-block">葛霁云照片</p> <p class="ql-block">崔孟博照片</p> <p class="ql-block">庞志杰照片</p><p class="ql-block">并且在这以后又建立了中共中央直属的西安秘密交通站，站长龙凤舞。</p> <p class="ql-block">龙凤舞照片</p><p class="ql-block">即从1932年下半年开始一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以前期间，“西北情报小组”（c3小组）和“西安秘密交通站”及其有关人员为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延安前后建立陕北延安红色根据地并且与“西北特支”负责人谢华、徐彬如和中共陕西党组织以及有关方面密切合作，通过建立陕北延安红色根据地与国民党统治区之间的统战、政治、军事、经济及交通运输等等方面做出了重要的交流沟通和具体实际相互帮助和支持，贡献是显而易见的。</p> <p class="ql-block">谢华照片</p> <p class="ql-block">徐彬如照片</p><p class="ql-block">重点是1936年9月，当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以后，党中央派张文彬(原名张纯青,任过红三军团政治保卫局局长，当时在红军大学一科学习)到西安与杨虎城继续谈判，达成了口头协议，主要内容是:</p><p class="ql-block">一、互不侵犯,双方在防区取消敌对行动;</p><p class="ql-block">二、取消经济封锁,设贸易站保障苏区贸易,十七路军负责掩护,苏区不禁止群众供应十七路军粮食;</p><p class="ql-block">三、建立军事联络,双方军事行动事先通报等。</p> <p class="ql-block">杨虎城照片</p><p class="ql-block">协议确定后,张文彬作为中共中央红军代表驻在西安,对外以十七路军总指挥部政治处主任秘书名义活动。在西安、宜川、洛川等地设有秘密交通站,与苏区和其他地区联络。</p> <p class="ql-block">张文彬（1936年春，任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锋军第十五军团东渡黄河司令部政委，后调任毛泽东秘书。）照片</p><p class="ql-block">尤其是在“西安事变”发生以后，“西北情报小组”即“c3小组“以及“西安秘密交通站”成员和有关人员也在西安正式建立的“吴德峰情报系统”（其时任重要成员有陈养山、罗青长等）的承接分流整合下，逐步健全起了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北方隐蔽战线以及全国各地的情报保卫、机要交通工作新的征程。</p> <p class="ql-block">吴德峰（西安地下工作时期）照片</p> <p class="ql-block">吴德峰照片</p> <p class="ql-block">陈养山照片</p> <p class="ql-block">罗青长照片</p><p class="ql-block">回望这段历史，有形的战场与无形的战场的相互配合，灵活变通，共同努力才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二个主要方面，也是取胜的关键所在！</p><p class="ql-block">总而言之，“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本意是为了肃清北方各省省委所谓的“右倾”，推动北方各省工作的所谓“转变”，于1932年6月24日，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法租界秘密召开了“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又称“北方会议”。</p><p class="ql-block">却在时任中共上海中央军委书记武胡景按照“北方会议”（1932年6月24日）指示下，实际领导中共上海中央军委情报部门负责人刘仲华与南汉宸（中共中央“军委”北方情报联络负责人）具体实际运作下，在1932年下半年到1937年七七事变前成立了“西北情报小组”和“西安秘密交通联络站”，并且在具体发展过程中，实现了党中央和红军在陕北延安建立红色根据地的过程中与外部国民党统治区之间的统战、政治、军事、经济及交通运输等等方面做出了重要的交流沟通和具体实际相互帮助和支持，这也是当年在上海召开的党中央“北方会议”的一项意外所得成果。</p><p class="ql-block">本文特注:张文彬、吴德峰、罗青长都有参加红军长征和参与隐蔽战线长征经历的情报工作者。</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