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中的主旋律》之<八年舞台生涯＞

帆幛儿

作者 老提琴

　　七十年代初，县城里要组建文艺宣传队，将各区宣传队的优秀节目进行汇演，从中选拔演。

我们区就选了我们的《智取威虎山》中“深山问苦”一场戏和我的独唱节目。

结果是，杨子荣和小常宝爹入选，小常宝落选，原因当然又是家庭出身问题。我重返农村，不过这次是让我去农中教书，我认为那是重用我啦。

几个月后的一天，却又接到县宣传队的通知，要我去试唱。其实，他们是缺独唱演员，再加上“小常宝爹”，就是我现在的丈夫的强烈推荐，他当时已是乐队队长。

到剧团的第二天上午，我独自一人站在剧场舞台上与台下的乐队排练歌曲。我看见剧团团长在空无一人的楼厢里走来走去，若有所思。然后他让我当晚就上他们的售票正式演出。我唱完一支毛主席诗词《沁园春 .雪》后，观众掌声热烈，于是又唱一支《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观众掌声不断。我只得又加唱了一支毛主席诗词《送瘟神》，这歌名好象有点得罪观众，他们还是热情地鼓了掌。这才让我下了场，领导们在观众的热烈掌声中作出了留下我的决定。

天赋与实力终于让我有一次机会战胜了逆境。在那个大人“有病”却让孩子“吃药”的年代，经历过无数次磨练后的我终于成为了一个县文艺宣传队的正式队员。不管我的人生舞台该不该在这儿，我必须面对现实，意识到这是命运给我最好的安排。

宣传队成员大部分是知青，也包括少数原属川剧团的演员。我在这个温暖的小团体里生活得很轻松，这儿没有尔虞我诈、争权夺利。我感觉自己似乎还生活在单纯的学校里，而未进入社会。

我的演出任务主要是独唱，伴唱，表演唱，偶尔也去给川剧高腔帮腔。每次为川剧帮腔我就用美声靠前一点的位置拉直了唱，老川剧演员们竟没人说不对。

有一次，让我扮演一个青衣小旦之类的群众角色，化妆师把我整个头包扎好后，我的眼角便被提了起来，头部像孙悟空被唐僧戴上紧箍咒那么疼痛，眼泪止不住就流下来。正好三岁的儿子拉着外婆来看妈妈的新形象，看我这样就想逗我开心，便说：“妈妈好像空军啊！”在他印象里空军就是这样整个头都被包着的，弄得我哭笑不得。

除了综合歌舞节目外，我们还学习排练演出许多歌舞全剧，甚至芭蕾舞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洪湖赤卫队》《江姐》《苗岭风雷》《刘三姐》等剧常常满场数十天。

我不属于“高大全”英雄形象的那类人物。队领导是原川剧团的老领导，他曾形容我独唱上场时是：软绵绵的就走出来了，没精神。我想他大概希望每个人都要来个芭蕾舞式的大跳或川剧式的前滚翻闪亮登场？恐怕至少要像韩英江姐那样雄姿英发吧？不知他是开玩笑还是真不懂，还说我们的二重唱：怎么才两个人都唱不整齐…尽管如此，还让我上了《刘三姐》的主角。当时根本没有更多的排练时间，全凭我平时演群众角色时混得眼熟耳热，拉通排练了一次就正式上场了。

回想起来，很是感谢他们对我的信任，也很惊叹自己曾如此的胆大。

有一段时间，剧场的乐池有地下水浸入，乐队就只好安排在侧幕后面，伴唱人员就安排在台下旁的角落里。一天，票房的售票员阿姨告诉我：有三个年青人连续三天来票房指定要买第一排27、29、31号座位的剧票，这是最边上的座位，完全不是观看舞台的最佳位置，她很奇怪，就问那几个年青人为什么一定要这些票，他们说主要是想看那个在台边上伴唱的姑娘唱歌…“人家的娃娃都三岁了，你们就别乱想了！”售票员阿姨得意地说道，“然后我就把他们骂走了。”我当时愕然无语，一直以为观众的注意力全部都在舞台上，没人会在意角落里的角色。让我隐隐不安的是：我竟然在毫无意识中被人注意着，也许他们并没有其他歹意，就只是喜欢听唱歌而已。从此以后，我在任何场所都很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也许舞台上的每一个演员可能内心里都十分在乎自己在观众心目中的形象。

我很少在那些歌剧舞剧中扮演主角，但是我很满意自己在舞台中扮演的任何角色，哪怕是川剧中在一旁摇旗呐喊，走场而过的“红辣椒”角色我也认真对待。一个人在舞台中央独唱时认真表演，在台旁台下伴唱也不马虎。“把自己看作泥土，别把自己当珍珠。”我深信只有这样，生活工作才会更踏实；艺术修养才会更深厚。

一次，著名作曲家罗念一回老家途中路过此地，来到我们文艺队，我有幸接受了他的亲临指导，他把自己当时最新写的歌曲“翻身农奴把歌唱”耐心地教会了我，并观看了我们的演出。他为故乡的乡亲们能最先聆听自己的新作而高兴，我为能在此首唱他的新歌而自豪。罗念一还把我们队里的舞蹈演员介绍到成都军区歌舞团学会了正宗的“洗衣歌”舞蹈。成都市歌舞团来我们剧场演出时，我趁此机会去请教他们团里独唱演员邓子辉的声乐知识和技巧。

那时她也刚从北京学习声乐回团。记得我们俩在一起睡午觉时还拉了许多家常话。她教我如何科学用嗓；如何控制气息；如何把歌曲内涵表达得更完美，这次与她接触，我受益匪浅。

我们每年有一半的时间到农村去为农民演出，常常要背着几十斤重的行李背筐，一天要走几十里路，到目的地后还得大家一齐搬道具装台。舞台有时是搭在大坝子上，而大部分乡村的舞台就是那些很有点年头的旧戏楼台。

在这种舞台上演古装戏时，感觉就像回到那个时代，而在这种舞台上演出现代歌舞时就总觉得有些不伦不类，不过看到台下兴致高昂的农民观众时就当我们是入乡随俗了。

那些年久失修的舞台常常令我们提心吊胆，一次正在演出中，突然“啪”的一声从台顶上掉下一条尺多长的青花蛇，幸好当时只有两个男演员在台上，台下观众位置低，没有发觉，也未引起骚动。如果当时有几个女演员在台上，那肯定有一场好戏可看呢！

在外遇到下雨天，不能赶路不能演出而“扎雨班”时，女演员们就坐在住地的地铺上，织毛线，看书，讲故事，谈天说地。我们同吃同住同甘共苦，每次在外巡廻演出就是一次增进友谊的机会。最有趣的是在这个只有四五十个人的团体，最后竟然产生出十对成功结合的夫妻。

我们在外演出大部分是歌舞综合节目，川剧折子戏。只要在当地住扎下来后，空余时间就较多。我就利用起这些机会练习小提琴，后来居然敢上台演奏，当然是有点滥竽充数的味道。为了台上的统一，我当时的小提琴老师，队里的“首席”小提琴手只好坐在我右边，在我出现不规范动作时，他便临时调节自己的弓法来掩护我。

记得有一个节目是歌颂地道战，乐队、演员齐上场，我先在乐队里演奏，然后一阵大鼓雷鸣，趁前台有舞蹈演员过场时，我把自己和小提琴藏在大鼓后面，待大鼓安静，音乐响起，我从容地走向前台开始独唱：“太阳出来照四方，毛主席的思想闪金光……”那时感到又好笑又有趣。

在文艺队工作了八年，几乎走遍全县每一个区和公社，让我们觉得欣慰和感动的是当地的农民们对文化生活的渴望，他们会从数十里远的地方徒步赶来看我们的演出。一次文艺队到本县一个最边远的山区演出，七十年代那些地方还没有公路，我们背着行李沿着一条河谷往山上走。河床时宽时窄，最宽时有十几米，水流时而湍急，时而平缓。河对岸的山林茂密无隙，我不敢向那些深不可测的密林里探望，想象里面一定隐藏着啥可怕的东西。

沿途除了河流冲击石头的哗哗声外，四处十分安静。我们走了几十里路竟然没遇见一个山民，也没看见一处农舍住房。我和一个跟我一样体力较差的女演员走在最后，有时被大队伍落在后面，看不到他们的人影，心里便有点发虚，只得快步跟上。我们一路都在想：我们究竟还要走多远？这么荒凉原始的地方，连人影都未见到过，会有人来看演出吗？

山势越来越高，人也累得汗流浃背，腿脚疼痛难忍。就在我们快挺不住时，发觉山路已是呈向下走的趋势。快到了！走吧，走……不停地走，几个钟头后，终于到了一个叫“天堂坝”的公社所在地。只有两栋二层楼的房屋和几间零散平房，没有街道，最显眼的只是公社的挂牌和邮政所的标志。

让我们没想到的是，第二天晚上当我们在这里的大坝子上演出时竟然来了三四百人的观众！ 他们是从哪儿冒出来的？住家离这儿究竟有多远？

后来有人告诉我们，有些观众是从几十里甚至上百里外的地方赶来的，有些地方已属于贵州省，云南省的地盘，他们为了看演出头一天就来这边亲戚朋友家住下了…

当晚演出完毕，我们回住地洗漱完毕准备睡觉。忽然，我看见窗外远处有蜿蜒连绵的亮点在天上游动，星星怎末会这么动？再仔细一看，原来是回家的村民打着火把在翻越对面的高山，也许有的人回到家已快天亮了吧…想到这些渴望文化生活的人们，我们一路的辛苦也值得了。

在这八年里，我从结婚到生子，包括每年的节庆日从未回过老家看望父母。那是我们最忙的日子，所有的个人决定都要服从演出安排，那是团体活动，缺一不可。在儿子出生的前几天我还挺着大肚子在台旁伴唱，照现代人的医学看，孩子一定会被大锣大鼓吓着的。不过，儿子从小对音乐就特感兴趣，以至小学，中学，大学甚至在上海市大学生演唱比赛中都有不错的记录，大概就是胎教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