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河山-中国青铜时代的兵器-苏州博物馆西馆

王義勝

前言青铜时代前接石器时代，后启铁器时代，因人们主要使用青铜生产工具、挥舞青铜实战兵器而以材质冠名。中国青铜时代却由于青铜礼器的繁盛和文献书写的传统而变得内涵深邃，它既可与夏商周的王朝历史对应，青铜本身亦成为中国早期文明的象征，这样的认识多发轫于他无而我有的青铜钟彝。如何由中国青铜时代探寻古代文明发展的共同经验，中西皆持之兵刃也许能另辟一条路径。中国青铜时代的兵器类型庞杂，有弓矢、斧钺、戈戟、枪矛、刀剑、甲胄、车马等，又各具金银铜铁、草木竹石之材属。本次展览回归兵器物质性，分溯创造之源：弓矢斧钺或是承接上个时代的遗产，车马刀剑可能来自另一种文明的馈赠，枪矛迭代有文化交融之赞助，戈戟更新亦受理念转型之影响。百态千姿的兵器熔炼出作为时代产物的共性，是先进理念的凝聚，是精密制造的结晶，是文明互通的旁证,是社会变革的利刃。这些共性恰是中国青铜时代的世界性,也揭示出早期文明交流圈的存在。不过中国青铜时代独有的技术与审美、礼仪与思想使得每一件兵器在共同经历了井然生产、等级规范与荣耀凯旋后，仍能各具旨趣：由下寺佣矛的镂孔一眼望出，是华夏独特范铸技术的妙到毫巅；饕餮从鼎腹攀至戈援，给三角援铜戈增添一抹神秘色彩；为弋射隐去的箭镞锋刃看似是祀与戎的分野，实则是兵与礼的合流；千年的文学积淀可赋予太湖边一柄无主之剑“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的浪漫想象。孔子言：“胡簋之事尝学之，甲兵之事未之闻。”然有文事者，必有武备，了解兵器的生产与使用，发现其中的术与美，探索个体之兵与时代、与社群、与个人的互动当是展览由今观古的趣味所在。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由秋入冬正近《周礼》“大阅”之期，展览能应时而生，离不开云南省博物馆、枣庄市博物馆、滕州市博物馆、辽中京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宝鸡市考古研究所的倾力支持，在此致以最诚挚的感谢!谢晓婷苏州博物馆馆长二〇二五年十月 石镞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江苏吴江梅堰遗址出土苏州博物馆梅堰遗址距太湖不到四公里，遗址内发现良渚文化时期（公元前3300-2200年)的居住遗迹14处，周边则有分群墓葬，是一处颇为成熟的史前村落。遗址内出土的动植物遗存以及古环境分析表明该遗址曾处于一个水草丰茂、渔猎资源丰富的时期。在梅堰遗址发现的石器很多都采集自遗址周边，这种分布上的零散状态可能有遗址所处地理环境的后期干扰，但或许也反映人类在资源丰富时期可能在多个地点、多种场景中使用着类似的石器。 石刀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江苏吴江梅堰遗址出土苏州博物馆新石器时期石刀数量虽然不少，但有着发达柄部的石刀并不多见，且集中在太湖流域，良渚文化时期有少量，之后的钱山漾文化（公元前2300-2000年）和马桥文化（公元前1900-1200年）能看到更多。更常见的石刀没有柄部，刃部呈弧状内凹，被认为与植物采集或作物收割有关，又可称石镰。这件石刀刃部呈弧状外凸，可能是专作切割的用具。 石钺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江苏吴江梅堰遗址出土苏州博物馆石钺的定义是扁平的、穿孔的、双面刃的，尤其是穿孔，决定了其装置方式与其他石质工具有别。目前关于石钺的绑缚，多认为是在木柄一端开一凹槽，嵌入石钺，再用绳索通过穿孔捆缚加固。柄的方向与刃部平行，使用时以劈砍为主，木柄作为动力臂，能够以较小的挥动力产生较大的切割力。这种力学特性也使装柄成为兵器制作时最常见的选择。 石锛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江苏吴江梅堰遗址出土苏州博物馆石锛并非单一功能的工具，而与多环节的精细木作行为有关，其使用方式，依形态特征不同而异。例如这件石锛背部弧曲，可能是在木料初步取平时斫削使用，弧背能保证石锛尽可能水平接触木料加工面。 有肩石锛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江苏苏州越城遗址出土苏州博物馆有肩石锛的背部有方折的起伏，可能在刨削木材时使用，如同今日木工使用的刨子。石锛相对石钺来说，工具色彩更浓烈，但在安徽的凌家滩遗址（公元前3500-3300年），高等级贵族墓葬中也随葬精美且数量惊人的石锛，这是石锛在部分地区礼仪化的一种表现。 石钺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江苏苏州越城遗址出土苏州博物馆在新石器时期，石钺由早及晚，器体越来越薄、用料越来越好、重度使用痕迹越来越少等特征，标志着钺正从砍伐类的生产工具向武器甚至仪式用具发展。 石镞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江苏苏州越城遗址出土苏州博物馆越城遗址位于苏州市区石湖北侧，距梅堰遗址约30公里。这件石镞造型与梅堰遗址的略有区别，但都是由磨制法制成，着重磨砺锋尖和两侧刃部。新石器时期还有一类打制石镞，使用压制法加工修整出刃缘，但在华东地区的遗址中基本不见。即使在同一个遗址中，这些磨制石镞的长短、宽窄有时也相当悬殊，没有标准的生产方案，具体的装配方式可能也因个体而异。 吴王光剑春秋苏州博物馆一字形格，喇叭形空心圆茎，圆环形剑首，中空剑茎内残存木芯。剑身双刃弧曲，在近锋三分之一处收束形成锋尖。中脊线隆起，两从斜弧。靠近剑格处的剑脊两侧铸有两行八字铭文“攻吴王光自作用剑”。“吴王光”即吴王阖闾（公元前514-496年在位），“作”铭文中写为“乍”，与常见作字写法不一样，末笔带有盘曲，有学者认为这代表着吴国鸟虫书的初始年代，但是近年来有随州文峰塔出土吴王子光戟，已是成熟的鸟书，因此“乍”字至多只能视作鸟虫书的一种简化表达。 越王丌北古剑春秋苏州博物馆剑首环绕铭文一周，共12字：唯越王丌北自作元之用之剑。铭文以鸟虫书形式展现，且为了兼顾文字布局的美感，添补了“唯”“之”这样没有实际意义的装饰文字。越王丌北古目前多认为是越王勾践之孙不寿(公元前457-448年在位），文献中记载他被自己的儿子朱勾篡位杀害。吴越统治阶层热衷于铸剑刻铭，且铭文内容多在强调剑的个人属性。 左一：云雷纹曲刃铜短剑西汉苏州博物馆剑身宽短，近格基部甚宽，中段弧曲外鼓，呈曲刃形式；剑首作圭首形，中脊线隆起；一字形宽平格；圆茎上亦起中脊，截面略呈弧棱形，扁平形剑首。茎部装饰云雷纹、弦纹、三角形锯齿纹及絢（táo)索纹；剑首饰云雷纹、叶脉纹各一周。一字格剑在云南、贵州、广西、湖南，直至越南均有发现，各区域在局部形态上有别。剑身修长、不见曲刃者主要为云南中部滇池周边人群使用；剑身短宽，曲刃幅度大者多见于贵州西南、广西西北和云南东南的三省交界处。云、贵、桂地区看似整体青铜文化面貌相近，但内部子区域又有各自特点，这与《史记》中所说“西南夷君长以什数”的情况十分吻合。左二：銎(qióng)枘铜短剑战国苏州博物馆剑身狭长，近格基部较宽，中段略外鼓，中脊线隆起；一字形平格；圆柱形茎内中空。剑茎上端饰叶脉纹，中段饰四周云雷纹，下端铸成镂空的放射线状。茎上还残留鎏金。左三：手心纹铜柳叶形短剑战国苏州博物馆剑身狭长成柳叶形，前锋尖锐，中脊隆起，两从斜弧。剑身扩展后收狭形成茎部，上有二穿。剑身满饰虎皮斑纹，近本初一面饰浮雕手心纹，心似蛇首形；另一面饰虎形纹。虎皮斑纹为镀锡工艺形成，手心纹、虎形纹是巴蜀地区兵器上常见的特殊符号。柳叶形短剑是西南地区最早使用的青铜兵器之一，三星堆遗址内已出土柳叶形玉剑，以及类似带鞘剑的饰品，可认为是巴蜀短剑的早期案例。结合该地区鲜有车马器出土，使用短剑近身搏斗或飞剑投掷应当是一种与当地自然环境条件相伴长久的战斗形式。左四：三叉格铜短剑战国苏州博物馆前锋弧尖，中脊隆起，剑格作三叉形，两侧叉突出，亦为剑身最宽处。圆币形剑首，茎身饰螺旋纹，间以粟点颗粒。三叉格式的铜剑或铜柄铁剑主要见于三个地区，一是甘宁交界的陇山一线，二是川西北的岷江上游，三是云南滇池、洱海地区，这件最接近洱海地区的常见造型。短剑分布情况也反映出青铜时代横断山脉雅砻（lóng）江和金沙江的南北向深陷峡谷是我国西部人群来往交流的要道。左五：蟠(pan)龙首铜短剑春秋苏州博物馆此类铜剑在我国北方燕山地区的玉皇庙文化遗址中集中出现。玉皇庙短剑以其直刃为主要特征，剑首则各有分别，仅北京延庆玉皇庙墓地一处，出土短剑依剑首、剑格的不同就可划分出十余种类型。玉皇庙墓地内这类直柄短剑全部出于男性墓葬，且无论墓葬大小，随葬比例很高，显示这种铜剑主要代表武士身份，并不与社会或政治地位直接相关，铜剑类型不同可能是分属墓地内不同的武士集团。左六：T形柄曲刃铜短剑春秋苏州博物馆此类铜剑多见于我国东北地区，并延伸至东北亚的朝鲜半岛和日本。短剑由剑身、剑柄和柄端加重器三部分组成。剑身两侧通常为曲刃，前锋下两刃外撇起节尖，节尖下收束后再度外鼓并达到最大宽度，叶末收成弧线形双肩；锋尖与两刃极为尖利，锋下内凹成沟形槽。其流行从西周直至西汉，早晚形态有所不同，主要表现为节尖位置向剑茎移动，直至萎缩，沟形槽也不断下移。短剑剑茎通常短小，需要另接剑柄，剑柄本身还需加配重量，以增加击刺的力度。 上：兽面纹格平脊铜剑战国苏州博物馆剑身狭短，近锋处收狭呈三角形；中脊宽平，两侧斜刃；倒凹字形厚格，饰简体兽面纹；圆茎实心，有两道凸箍；圆盘型首，铸有多圈同心圆纹饰，同心圆间饰折线纹。平脊的设计克服了柱脊剑的一些缺陷。早期柱脊剑剑脊过于粗壮，两侧剑从面积小，适合戳刺，但在劈砍时刃部没有厚实的从作为支撑，容易损伤。平脊的设计减少了剑身厚度，加大了剑刃宽度，提升了劈砍攻击时的威力，不过在戳刺时，由于剑身的整体强度下降，从中折断的可能性上升。 上中：窄格凸脊铜剑战国苏州博物馆剑身呈兰叶形，后半部较宽，两刃平行至前段收窄，“束锋”现象明显。叶中起三棱凸脊，中线直贯前锋；叶边起刃缘，中脊与刃之间从部凹陷，形成沟形槽。 中下：冰裂纹铜剑战国苏州博物馆剑身宽长，剑锋处收狭，双刃呈弧形，前锋尖锐。中起条形凸脊，两从凹弧面。薄格，茎部剖面呈菱形。茎末端外接环形首。剑身表面有不规则的冰裂状花纹，长沙地区的战国楚墓出土有相同装饰的铜剑。 下：马蹄纹铜剑战国苏州博物馆剑身窄长，近锋处收狭，双刃微弧，前锋尖锐，中起脊线。两从斜弧面。厚格，圆茎实心，有两道凸箍。圆盘形剑首。剑身两面各以十八个方向不一的凹铸马蹄形花纹排列。 铜镞商滕州市博物馆中原地区自出现铜镞以来主要流行铤式镞，其中又以双翼镞使用最早。夏商时期一直流行中脊突出、后锋尖利、两翼宽展的型式，仅在局部有些微变化，如加长两翼，延伸后锋，缩短中脊，加长铤部。这些调整重在加强铜镞的杀伤性、飞行中的稳定性以及安装的牢固性。铜镞在样式上与以叶形、锥形为主的骨镞、石镞并不相同，老传统与新材料同时投入生产与使用，在青铜时代前期形成了默契互补。 铜铲形戈西周苏州博物馆此类铜戈形制罕见，关于其年代的判定暂时也并不可靠。上世纪七十年代浙江湖州地区疏浚河道时出土一件铜戈，上饰云雷纹，这件亦为相似的器型，相似的云雷纹。目前暂将这类铜戈定为西周时期，实则早至商代，晚至春秋均有可能。 短銎(qióng)有胡铜戈商苏州博物馆援身起宽脊；中胡设二穿；内末端圆弧，下角有突刺，内上饰目形纹；内与援之间为椭圆形短銎。短銎戈在殷墟曾十分流行，可能是对北方风尚的短时偏好；且相较夹内戈，其装柄方式更加简单。不过短銎戈一方面容易从木松中甩脱，因此援下刃延伸出胡部作进一步固定；另一方面圆銎式戈有环绕木秘转动的可能，因此銎孔要做成不易摆动的椭圆形。但以上变动意味着制作一件铜戈的成本会大幅上升，因此这类铜戈并未流行很久。 管銎（qióng)铜戈春秋内蒙古宁城小黑石沟遗址采集辽中京博物馆椭圆形长管銎，管銎中部有圆泡状突起，刃部为三角形。北方地区兵器以管銎斧钺为主，并不盛行管銎铜戈，这件铜戈明显是将中原特色与本地技术工艺相融合，在管銎后端的喇叭形配重上，还装饰了类似缠缑（gou)的纹样，也是画蛇添足之举。 棘铭船纹铜戈战国苏州博物馆援身束腰且上扬，锋部钝圆膨大如蛇头，中胡有二穿，阑上有一穿。胡上錾刻特殊的巴蜀符号，一些学者释其中一字为“棘”，暂以此命名。戈内一面刻一艘大船，船首和船尾均高高翘起，船身前部建有重楼，后部竖立战鼓和大旗，船尾探出一平台，台上建尾舱，船下有一条巨型鱼，船首有两个常见的巴蜀符号。船上立鼓与旗，表明这可能是一艘战船。戈内另一面为一只中箭猛虎，表现了巴蜀地区另一种战斗场景。 三角援铜戈商苏州博物馆王振华、王淑华夫妇捐赠所谓三角援，即援身呈较规整的三角形。三角援铜戈的上下刃一般不发达，但援面宽大，劈啄功能突出。因此援本设计得更宽，以克服因啄击导致的戈体后陷；同时三角援的长宽比较小，抗弯曲性能强，更加耐用。这件铜戈在接近援本的位置还做了三角形的加厚凸起，也是为了防止重击时援与内的结合处应力断裂。 王子反戈春秋滕州博物馆直内有胡戈。此戈援上刃作了开刃处理，十分锋利，这使得戈在以前锋啄击、援下刃勾割之外，又增添了以上刃推椿的攻击形式。胡部铸铭六字：王子反铸寝戈。“寝戈”被解释为警卫人员专用戈，曾侯乙墓出土有曾侯乙寝戈；“王子反”被考证为楚国王子子反，芈(mi)姓，熊氏，名侧，活动于春秋中晚期的楚庄王、楚共王时期，因晋楚“鄢(yan)陵之战”（公元前575年)失败引咎自尽。此戈可能是子反派发给他的近身护卫使用。 三穿铜戈西周陕西宝鸡旭光墓地 M32出土宝鸡市考古研究所直内有胡戈。下刃末端向下延伸，形成中等长度的胡部，胡上有二穿，上阑亦有一穿。这件铜戈援中部起脊，脊线两侧又各有一道棱线，是宝鸡地区周人铜戈的常见形制，在商代晚期已经出现，或可归入周人在关中地区韬光养晦、翦商之前的阶段。陕西南部汉中地区亦常见与之相似的铜戈，但胡部更长，穿孔更多，极富地方特色，显示了周人与其南方邻居的密切交流。 歧冠内铜戈商苏州博物馆曲内无胡戈。此类铜戈内尾装饰十分华丽，是实用性不强而强调仪仗装饰的一种表现。内尾的歧冠有学者将其称为鸟纹，下垂部分为鸟喙；也有将之视作夔龙纹，认为所谓“鸟喙”部分呈环节状的纹样，是商周夔龙躯干和尾部常见的表现手法，后缘的歧冠则是龙头上歧出的双角。 凤鸟纹铜戈商苏州博物馆直内无胡戈。与前一件相比，援部明显变宽，中间起一道宽脊，内部位置上移，内后部的凤鸟形纹饰线条粗疏。内部位置上移是早期铜戈在形态上出现的主要变化，因为戈在这一时期主要以啄击形式攻击，戈头啄击受力后多会向上倾翻，所以需要给下阑留出更多空间作绑缚，确保牢固。 兽面纹铜戈商山东滕州轩辕庄遗址出土直内无胡戈。此类型铜戈在商代最为常见，援部较长，中间微微起脊；援与内之间有上下阑；内上一圆穿，内后部装饰线条粗疏的兽面纹。相较于一些时代更早的铜戈，商代中期铜戈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出现齿状的上下阑，这告别了过去一根长条的铜戈造型，在嵌入木松安装时，上下凸出的阑部更方便缠绕绑缚，内上出现穿孔也是出于同样目的。 凤鸟纹铜戈商苏州博物馆何澄先生及其子女捐赠曲内无胡戈。戈援形制、内上的纹饰风格与直内的凤鸟纹铜戈无甚差别，但内部后端作圆弧形的下曲。相较于直内无胡戈，商代曲内戈数量稍少，但戈内位置等变化基本同步，显示了对实战性能的一致追求。此类铜戈另有部分为超过35厘米的大个体，可能有礼仪功用。 管銎铜戈春秋内蒙古宁城小黑石沟遗址采集辽中京博物馆椭圆形长管銎，管銎中部有圆泡状突起，刃部为三角形。北方地区兵器以管銎斧钺为主，并不盛行管銎铜戈，这件铜戈明显是将中原特色与本地技术工艺相融合，在管銎后端的喇叭形配重上，还装饰了类似缠缑（gou)的纹样，也是画蛇添足之举。 铜蟾蜍形雌钺西汉苏州博物馆銎装式。銎部铸浮雕蟾蜍，蟾蜍头向銎口，身较宽，背上有扁圆形纹，前足环成双耳，后足连接钺身。相似的蟾蜍形钺在云南江川李家山遗址有出土，分雌雄，该件为雌钺，雄钺身较窄，銎较细长，刃部呈新月形。雌雄铜钺成对同出，在李家山遗址仅见于最大型的四座墓葬，既是高等级贵族的权力宣言，也带有生殖繁衍色彩。云南青铜时代晚期随着墓葬等级的攀升，随葬铜钺的数量和类型也越来越多，这与早期的鳌凤山墓地形成鲜明对比。 铜钺战国云南剑川鳌凤山墓地出土云南省博物馆夹内式。鳌凤山墓地出土多件铜钺，皆是夹内式，长方形直内位置居中，钺身前半部呈舌形，后半部束腰。剑川位于云南西北部横断山脉南延，在西南与西北的沟通要道上，云南青铜时代的早期遗址也多发现于这一区域。相较于铜钺在中原的强权指示性，鳌凤山遗址铜钺的职业指示性较强，很少与其他容器或工具同出，墓主可能专司战斗。 铜靴形钺战国苏州博物馆王振华、王淑华夫妇捐赠銎装式。此类刃部不对称的铜钺在战国秦汉时期主要分布于我国南方，尤其是西南和岭南地区，展出的这件下部接近方形，在越南北部的东山文化中也相当流行。从一些同时期的图像记录来看，这类铜钺具有军事威权意义，如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铜提筒图像上，有一首领立于战船高台，一手高举靴形铜钺，一手提一俘虏首级。 涡纹铜钺商苏州博物馆夹内式装置。这种扁斧形夹内钺是商代最常见的青铜斧钺形制，其诞生可追溯至二里头文化时期。不过这件铜钺在纹饰上的表现颇怪异，例如在涡纹乳钉中间加水平分隔线，下方的蕉叶和夔（kuí)龙的样式也都是粗糙抽象的几何线条，李学勤据此提出该钱可能是边远地区的一件同时代仿品。 兽面纹铜钺商河南安阳大司空村墓地1980M539出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夹内式装置。长22厘米，宽16.7厘米，在殷墟已发现的铜钺中属正常尺寸。长方形直内位置偏向上侧，是为确保劈砍时钺与木柄连接牢固。钺身饰异兽纹，兽面占据大部，但两侧底角伸出前肢，细看时有正面蹲伏的视觉效果；内部另有一较小异兽，仍是正面蹲伏姿态，细节作了简化。同墓出土两爵两觚，墓主大致是殷墟中等贵族级别，铜钺的出现代表墓主可能曾担任所在宗族的军事领袖。 铜钺西周陕西宝鸡旭光墓地M74出土宝鸡市考古研究所夹内式装置。这件铜钺的直内位于正中位置，内部有一穿，阑部有两穿，钺身饰两素面圆饼形饰，装饰手法十分少见。铜钺出土时位于墓主右腹部，该墓是旭光墓地目前唯一出有铜钺的墓葬，随葬青铜容器数量也最多，显示了墓主不一般的地位。在西周，等级较高的王畿贵族或地方诸侯多以半环形的銎装钺随葬，扁斧形夹内钺地位下降，但依然非常人可持有。 管銎铜钺春秋内蒙古宁城北山嘴M7501出土辽中京博物馆銎装式。钺身大圆弧刃，两角上卷略呈钩状，刃尖锋利，与中原铜钺相似；一侧连接管状銎，銎背上有一突出，应是为了增加劈砍时的惯性；銎管下部两侧各有两个圆形钉孔，为固定木松用。铜钺本身已设置銎孔用以装柄，并有钉孔固定，则钺身所开圆孔仅是对中原早期铜钺的一种模仿，而丧失了绑缚的实用性。在宁城，中原风格的青铜礼器也有一定出土，反映了该地区与中原的密切联系。 兽面纹铜矛西汉苏州博物馆铜矛前锋弧尖，中起脊线；刃缘甚阔；胶口呈凹弧形，正面有一小系。散部装饰三兽首，相互对置，兽首吐舌，舌上饰雷纹；中脊饰两组云纹。与之类似的有徐州狮子山楚王陵、阜阳双古堆淮阴侯墓出土铜矛，这些墓葬级别甚高，反映出这类装饰精美，带有东周遗风的铜矛主要为西汉诸侯贵族珍藏。 王字纹铜矛战国苏州博物馆断面呈菱形，中脊起棱；两刃斜直，锋端略圆；椭圆形骸孔，中空直透前锋。中脊尾端有圆孔，孔下铸“王”字纹，下再设兽面系钮1个；以中脊为中线饰两组燕尾纹。这类造型与装饰在两湖至岭南地区都很常见，被认为是百越族群的特色兵器。 宽叶铜矛战国苏州博物馆叶身甚宽大，中起凸脊，上抵锋尖，下部穿胶上兽首形鼻钮直至骸口；凸脊与刃缘之间两从微凹形成气槽；叶部中空与胶相通，胶口弧形内凹；鼻钮上有叶脉纹。此类铜矛战国时期在浙江、湖北、湖南地区较常见，被认为是越人率先使用的类型，继而由楚人进一步发展。鼻钮在此时已不作固定用，可悬挂璎饰。 葵子叶铜矛战国苏州博物馆前锋收成尖叶形，两刃直而外斜，延伸至叶末；叶中起棱脊，锋尖下方两从下凹，形成沟形槽；叶中起凸棱，向下延伸至胶部；胶部呈束腰筒形，胶口内凹，一面有钉孔作固定。葵子形矛为吴国铜矛的常见形制，沟形槽有点类似后世兵器上常见的血槽，作用可能也相似，主要为增强兵器结构强度，不易弯曲、折断。早期带沟形槽的兵器有东北地区的曲刃剑和吴越地区的铜矛、铜剑，中原地区并不常见。 兽面纹铜矛商河南安阳大司空村墓地1980M539出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叶长超过全长之半，最宽处接近叶末，叶底圆收后向上延伸与叶中的桃形气槽连贯；骸部呈四棱筒状，两侧各有一系。骸口饰兽面纹，两面各一具,兽口朝向上方；兽面纹上方饰弦纹一周，弦纹上方又有三角云纹。外形与江西大洋洲商墓出土铜矛相似。矛出土时与铜钺并置，墓内出土多件铜戈则分处放置，说明此件铜矛与铜钺意义价值相当，也表明在殷墟早期阶段，铜矛在中原地区还是颇为珍贵的兵器。 北单矛商苏州博物馆何澄先生及其子女捐赠两边侧刃前聚成锋，叶底圆收；叶中起锥状柱脊，脊内中空，空腔由胶部一直贯穿至矛尖，因此又称“透尖矛”；胶部两侧各有一半环形钮，安装木柄后可穿绳绑缚加固。胶下部近銎口铸有铭文“北单”，铭文为阳线凸起。北单矛视觉上比兽面纹铜矛要更加宽阔，同类铜矛在商代晚期数量大，且在一些等级很高的墓葬集中出土，有着特殊的社会属性，可能为王族直属部队配备使用。关于“北单”，有学者考证为一种官职，可能是都城北面的管理者。 燕王矛战国苏州博物馆从西周中期直到春秋中期，出土铜矛类型有限，有学者认为这一时期车战盛行，而矛的攻击范围有限，不是车战中的主要兵器，因此更新较慢。直到南方式铜矛二度影响，才开始流行“胶叶融合”的棱脊矛。这类矛的叶部分锋、从、刃，叶中起凸棱，胶与叶的分界趋于模糊。燕国铜矛也不例外，战国中晚期的燕式矛上还常带有燕王名字，此件骸部一侧铸有“燕王”，第三字多释为“右”，在已知燕王矛中尚无可对应者。另一侧两字模糊，上字有学者释作“巨”，下字仅余部首“金”。 巴蜀符号铜矛战国苏州博物馆铜矛前锋尖锐，中脊隆起，叶身如同柳叶；圆形胶稍宽，胶口沿饰云雷纹，两侧有弓形钮。骸部两侧各有奇异纹饰，一面为虫、虎等七种，一面为鹿、手心、戟等九种，共计十六种。这种符号式纹饰是巴蜀兵器的主要特色，但至今未能破译释读。 云纹铜矛西汉苏州博物馆刃作叶片式，略薄；圆筒形胶部较长，饰卷云纹，并以弦纹分隔为四组。薄叶式铜矛多见于云南地区，胶部装饰繁缛者则集中在以昆明为中心的滇池周边，具有较强的族群指示性。 玉镞西周河南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出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灰黄色，有白色沁蚀，为透闪石-阳起石类玉料，形态扁平，铤残，整体形制与当时流行的铜镞相似，镞身用两道平行的竖阴线表现起脊，阴线内填有红色颜料。玉镞多出现在商周时期，特别是商代高等级贵族墓葬中，殷墟以外也出现在地方首领的墓葬中，与墓主贴身随葬。地方首领墓葬中出土的玉镞可能来自商王的赏赐，命其镇守疆土、征伐不臣，《史记》即记载商纣王赐给周文王弓矢斧钺，文王遂得征伐之权。 骨镞商苏州博物馆扁体叶形镞，镞身较宽，铤部也较粗。镞身一面起脊，另一面平整，截面呈三角形。这种类型的骨镞主要流行于商代早中期。镞身平整面有刻划符号，整体刻划风格与商代早期陶文相似。尽管骨镞在新石器时期就已出现，但青铜时代仍见使用，甚至在殷墟早期还不断衍生出新的形态，具有极强的实用性与生命力。 玉韘战国河南新蔡葛陵楚墓出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新蔡葛陵墓内出土了大量简牍和铭文器，墓主身份可考，为战国时期楚国平夜（即今河南新蔡一带）的封君，名“成”。玉韘出自棺内墓主右手附近，由一块小玉挖凿而成，玉呈青黄色，挖孔一端大一端小，外前侧侈出一突，用于勾弦，窄沿处有两个小穿孔。该墓棺外南侧存放兵器的椁室还发现一件象牙碟，两件韘出土情境不同，暗示着同一类器物的使用差异。此件玉韘作战功能退化，是墓主的玉敛葬装饰。 铜人面饰西周山东滕州庄里西墓地M8出土滕州市博物馆墓内出土此类铜人面饰四件，五官与人的面部相近，脸型瘦长，眉型稍粗，双目凸出，鼻大而高挺，嘴长而镂空，额上有丝丝分明的头发。面具背面上部有两个竖纽、一个横纽，下部有一个横纽，四纽均可供穿系。这件器物尺寸要比实际人面为小，应当无法作为面具使用。再考虑其出土数量和背面的穿系设置，更有可能作为盾牌或马车上的防护性装饰。 立马钮铜胄西周内蒙古宁城石佛乡西三家村出土辽中京博物馆弧形面门边缘起凸棱，顶部伫立一小马，两侧护耳有对称方钮，使用时束带自顶部马腹下方穿过后，再各自穿过耳侧小钮，最终在下巴束结固定。与商代晚期常见的铜胄相比，这件前部面门高、护耳窄长、胄内空间浅，设计上强调作战时头颈部位的灵活性和宽广的观察视野。青铜时代出土盔胄数量不多，这可能是由于除了铜胄，还有更多复合材质的防具投入使用，尤其考虑到重量较大的金属甲胄可能会严重降低战士的机动性。 兽面铜胄饰商山东滕州前掌大遗址出土枣庄市博物馆整体作兽面，矩形角，角面饰双“子”字形符文，“臣”字形兽目，眉间有菱形饰，阔鼻起脊，嘴大开咧，两侧露出獠牙。牙和鼻间有隔梁，是为穿，左、右角上也各有二穿。这类铜饰在商代晚期常见，除异兽外还有水牛首造型，用途有巫术说、装饰说、祭祀工具说等。前掌大遗址出现的这类铜饰常与圆形护耳同出，显示其是戴于头上用作防护的盔胄。铜饰在一些顶角位置有穿孔，可能缝配有皮革或织物质地的护衬。 平夜君成戟战国河南新蔡葛陵楚墓出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分体戟由戈和矛形戟刺组成，这导致在考古发掘时有一些组合戟被视作单体戈、矛分别记录，而兵器的铭文、形制和数量可提供复原戟兵的参考。葛陵楚墓出土四套铜戟形制一致，均是一戟刺二戈的组合。戟刺为宽叶形，前锋锐利，叶身两侧也开刃，胶部有一梢孔固定木松。两戈分上下放置，上戈援部较长，长方形直内也甚长，胡部设三穿，胡面有“平夜君成之用戟”铸铭；下戈援部较短，内部更是短至几可忽略，胡面有“平夜君成之用”六字铸铭。 铜戟西周陕西宝鸡旭光墓地M74出土宝鸡市考古研究所戟，《说文解字》释为“有枝兵”，即相对戈或矛多出额外棘刺，十分形象。从考古发现看，“戟”于商代中期出现，现代学者按铸造与组装方式的不同将戟分为合体浑铸和分体联装两类。此件为戈矛一体的浑铸戟，前锋圆尖似舌形，援脊有三道棱线，援本中间有一圆穿；长胡，上有二穿；长方形内；援本上端的戟刺呈卷首刀造型。浑铸戟在商周之际的关中西部十分流行，可能是周人惯用的新式兵器，有研究者进一步指出其出现可能与周人所行车战有关。 令戈战国滕州博物馆锋甚尖利，长援上扬，援背呈弧状，脊线明显；长胡，有三个波状子刺，内呈长方形，有一穿。内部较短，不排除也是一件联装戟的第二或第三节。胡部铸铭文三字：令之造。这种简单的兵器铭文在齐鲁地区比较常见，“令”可能是一处地点，也可能是人名或职官名。与雏戟一样，令戈在胡部发生的形态变化，是战国时期列国兵器进一步开发杀伤效果的直观体现。 铜铃春秋陕西宝鸡旭光墓地M19出土宝鸡市考古研究所双系铃，上端为铃体，中间为伞盖形托，下部正中有双系伸出。铃体呈圆球状，侧面一周有镂孔，铃腔内有一个圆形铜珠，振动可发出声响。铜铃可用于马身装饰，西周马车上能发出声响的装饰还有位于车衡上的銮铃，《诗经·蒸民》有“四牡彭彭，八鸾锵锵”即是形容四马拉车发出清脆的声响。车发出声响使周遭听闻也能彰显车主的身份地位。 上：铜当卢西周内蒙古宁城小黑石沟墓地M8501出土辽中京博物馆上段为梯形，下段为束腰长方形，周边及上、下均起凸棱。上段装饰人面，眼部由螺旋状凸泡表示，瞳仁镂孔，可能原有绿松石镶嵌，菱形鼻子；下端端头存有两个圆形镂孔，背面附有四个桥钮，可以穿系缚带。 下：铜钉齿镳西周内蒙古宁城小黑石沟墓地M9601出土辽中京博物馆镳体呈浅凹字形，内侧四角各有一枚钉齿，两端有方形銎孔用以贯穿绳。圆柱形单节衔，两端以圆扣形帽卡住镳体，镳在衔上可以滑动，此类带钉齿的镳多认为是用于驯服烈马。 滕盉西周内蒙古宁城小黑石沟墓地M8501出土辽中京博物馆喇叭形捉手盖，捉手顶铸铭文，释作“滕”。自盖至器身满饰瓦楞纹。肩部一侧为兽首环耳，耳上有环钮，钮上设一向上攀援的猴子，双手环抱盖缘环钮；相对一侧为斜直流，流上饰三角形云纹，云纹下还有一周鳞纹。与多数商周铜岙下附三足或四足不同，这件铜盂平底内凹，香身折肩以及用圆雕动物作为环钮衔接亦不常见，很可能是一件本地创作的仿中原铜器。小黑石沟遗址主体属于夏家店上层文化（公元前1000-300年），这一文化的相关器物常杂糅草原与中原风格，因此其文化主体所在的内蒙古东部及辽宁西部地区也被认为是西周至春秋时期中原与外界交流的重要孔道。 上：人面纹铜杆头饰西周内蒙古宁城小黑石沟墓地M8501出土辽中京博物馆圆柱状体，端头饰以扁平浮雕的人面。这类人面在中原地区少见，却与西伯利亚米努辛斯克盆地的奥库涅夫文化（公元前2600-1700年）滑石人像颇有些神似。所谓杆头饰是一种以动物或人物圆雕为主的小件铜器，因装于木杆顶端得名。有学者认为这类器物是用于礼仪活动的仪仗用具，一些杆头饰内附有圆珠，会随人或车的移动发出声响，强化仪式的神圣性。带銮铃铜W形器 下：西周内蒙古宁城小黑石沟墓地M8061出土辽中京博物馆两端似弯曲的蛇形，端头及下端装饰镂空的铃形饰，中间以长方形横梁连接，横梁顶部设有两个不规则穿孔。器物功用可能与弓形器相近，但因外形与弓已没有太多相似点，或可从功用出发称为挂缰钩。类似的器物在外贝加尔地区也有发现。 长子口方斝西周河南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出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方斝口沿两侧置方塔形立柱，器腹一侧有兽首形錾(pan)手，四足外撇。器身四面四角装饰扉棱。器口下装饰蕉叶纹，蕉叶纹下一组对首夔龙；器腹四壁装饰简体兽面纹，以中间扉棱作鼻梁；四足外侧装饰蕉叶纹。以上纹饰均以云雷纹衬地。整手兽首为圆雕牛首状。器内底有铭文“长子口”。商代墓葬中常见以斝这类酒器随葬，体现商人重酒的传统。长子口墓虽是西周早期墓葬，但墓主为商人旧族，无论在礼器还是车马随葬上皆延续殷商传统。 战争场面铜贮贝器西汉云南晋宁石寨山墓地甲M6出土云南省博物馆两铜鼓上下重叠焊牢，有底有盖，出土时器内满贮贝壳。盖上铸有圆雕战争场面，现存人物十八个，马四匹。人物按发饰、衣着、战斗状态可分两类，一类是头戴尖盔或梳髻，身披铠甲，或骑于马上，或手持护盾，或端射弓弩的滇人；另一类是头梳双辫的昆明人，他们或摔于马下，或双手捆缚，或被砍下头颅。铜鼓器身还有纹饰，胴部铸有羽人划船图案六组，腰部有牛形及舞人形，足部及胴上皆有三角齿纹和同心圆涡纹组成的带形纹饰，其中羽人划船纹样也暗示另一种战争场景的存在。叠鼓型贮贝器目前出土数量极少，基本只见于最高等级的滇人贵族墓葬中，墓主与滇王关系密切，甚至就是滇王本人。例如出土这件贮贝器的M6，另出土滇王之印金印，由西汉王朝授予。贮贝器塑造的这场与昆明人的战争可能就是臣服于汉朝的这位滇王的一项重要功绩。 上中不详 下：铜剑战国江苏苏州长桥新塘墓地M3出土苏州博物馆墓内随葬品很少，仅有铜剑一件、箭镞两件、刮刀一件，以及两件灰陶器。因为不见铜礼器，陶器造型也相当简单，这表明墓主并没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而兵器，特别是铜剑，成了唯一能探明其身份的物件。素面的凹字形剑格是战国时期较常见的南方铜剑配置，铜剑刃缘磕缺较多，有重度使用痕迹，墓主可能曾是一名士兵。 骨镞与椎骨商河南郑州商城遗址出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1997年在郑州紫荆山路发现了2座白家庄期丛葬坑，一座坑埋葬人骨3具，有2具作捆绑状交叉在一起，另一座坑有人骨4架，上下两层叠葬，其中下层有一具人骨的脊椎内被射进一枚骨镞。 歧冠内铜戈商河南安阳大司空村墓地1980M539出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墓内共出铜戈13件，按位置可分六区，按形态可分两类。一件厚重的直内戈紧贴墓主右肩上方，当为生前实用。余下的12件均为体大质薄的歧冠内戈，不可能是战场上的实战兵器。但在此件内部前端可看到残留的木痕，说明也曾绑缚有可握持的木柄，可能是与墓主葬礼上的某些仪式相关，仪式结束后再一并随葬。 铜戈西周陕西宝鸡旭光墓地M26出土宝鸡市考古研究所位于东侧二层台偏北处。直内，援上卷，中部起脊，短胡，无穿，有阑。墓内共出铜戈五件，均出现不同程度的损坏，两件为援部上卷，一件折为两段，还有两件上下叠放，均折断锋尖。学界十分关注商周之际的这种毁兵葬俗，认为是武王克商之后提出“禁暴”思想的社会行为表现，也有学者将其与《周礼》中记载的墓内驱鬼仪式相联系。“毁兵”在商代已见端倪，到东周时期，荆楚、巴蜀地区仍留有这一葬俗，其具体含义需联系时代和地域背景分析。 神人凹点纹铜剑战国苏州博物馆剑身宽厚，近锋处收狭，双刃呈弧形，前锋弧尖，中脊微隆，两从斜弧面。薄格，圆茎中空，环形首。剑身满布圆形凹点纹，其中一面近格处有阴铸的神人图像。人像张腿，顶饰羽冠，颊侧有须，耳向两旁伸张，瞠目张口，上身赤裸。右手持戈戟，左手操长蛇。类似图像见于荆州博物馆藏兵辟太岁戈上，学界目前多认为此戈有辟兵之意，即在战争中免遭兵刃之伤，神人铜剑当也是这一目的。 刻辞卜（bi)甲商河南安阳花园庄东地甲骨坑H3出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这片龟腹甲与其他1582片龟甲、兽骨同出，使得花园庄东地H3甲骨坑成为殷墟甲骨最重要的发现之一。花东甲骨刻字规范，工整秀丽，最大特征来自占卜主体，不是以往多见的商王，而是“子”。卜辞记载了“子”参与祭祀、田猎、征战等诸多事项，部分内容也反映出“子”与商王武丁、妇好关系密切。有学者推断“子”为武丁之子，也有认为是前任商王的后裔，或是武丁时期的王朝重臣。该片卜甲上与兵事相关的内容有两项，一是子占卜戊戌日在泞地、己亥日在滩(yong)地的射箭活动是否顺利，二是子在戊申日占卜选派谁人前去商贾处挑选车右之马，并最终选择前去。两项内容均可与其他卜辞联系，形成较完整的习射与购马事件。 越王石矛战国苏州博物馆矛叶中起脊，从部凹弧，刃缘磨制均匀，前锋尖锐。骸部宽阔，胶口呈凹弧形，中有一钻孔，但无法正常装柄。石质光滑，两面浅刻勾连云纹，正面中脊两侧云纹中刻有简化鸟书文字，均倒刻，左右对称，三对六字，上部为越，中部为用，下部为王。越国兵器文字时有错倒，矛铭释读应为“越王用”。有研究者指出以玉石矛为代表的越式矛体大且细节装饰精美，本身的礼仪属性要强于实用属性。 玉刀西周河南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出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出土于棺中部墓主腰间。墨玉，基本无沁蚀。弧背曲刃，尖上翘，柄宽短，刀身中部略厚，刃极为锋利。刀身中部单面钻一孔，刀背两侧有阴刻竖向及横向逗点纹，柄处留有红色颜料。纹饰经观察为砣(tuó)具砣刻而成，圆形凹点利用程(ting)钻制作，穿孔主要为管钻工艺。玉兵在形制体态上无法与圆雕或线条丰富的玉饰相媲美，但其工艺难度在于锋刃的打薄开刃，需要打磨力度与粒度的合理分配。同时在原材料加工上，大型玉兵的切割成型难度也要远高于小型玉器。 玉戈西周河南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出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出土于棺北部墓主胸侧。沁为黄色，间有黑色根茎状沁斑，部分位置有红色颜料残迹。戈援两面磨刃，中部起脊，且由内部向前锋逐渐厚凸，至锋尖处棱脊突显。内略呈长方形，上下缘亦有磨切，形成浅坡；内上设二穿，大者为单面钻，小者为双面钻；小穿后接两组阴线刻纹，与两组刻纹垂直，内尾端有五组阴刻线，并伸出内末形成扉牙。长子口墓除一件玉钺外，其他所有玉兵均出于棺室内，八件玉戈中有六件都在墓主身体位置，当涉及具体葬仪。 曲刃铜戈西汉苏州博物馆王振华、王淑华夫妇捐赠戈作曲刃直内，援上刃向下弧曲，援后端饰水滴状的双圈放射纹和一组双手上举、腿部弯曲的蹲踞式人形纹，援本设二穿；内作长方形，有长方形穿，后缘呈相对卷云状，并饰蹲踞式人形纹。类似纹样主要流行于云南东中部和贵州西南。在云贵地区的战争画面里，多出现钺、剑、矛，少见铜戈，显示戈的实战性较弱。而在石寨山墓地M13 出土的一件铜鼓残片上，有两位身披豹皮和虎皮的女巫执曲刃戈而舞，仪式性更强。 射爵商苏州博物馆口沿上有一对菌状柱，爵体直壁圜底，三棱形锥足外撇。除柱帽饰涡纹外，通体光素。扁环整对应内壁铸铭文一字：射。甲骨和金文中的象形字，一字异形的现象十分普遍。与弓箭相关的“矢”与“射”字也如此，不同字形可能对应不同类型的箭镞，或弓体的不同状态。“射”字本身可能还有军事单位或家族的含义，如商王自己统帅的武装里就常见“多射”，并可能由此引申出一个新的族氏。此爵为清末吴大澂旧藏。 戈罍(léi)西周苏州博物馆商代甲骨已出现与戈氏相关的卜辞，由卜辞可知戈氏拥有一定属地，并受商王命令，对王室承担义务。戈氏到了西周仍相当活跃，包括在陕西泾阳设有家族墓地，后人也常为西周重臣服务，考古学上的表现是一些铸铭青铜重器在行文最后出现“戈”铭族徽。戈氏的来源以文献考证，夏时可能就存在“戈”地，并以地名为氏；但若考虑文字象形，家族本身可能与戈兵的生产或使用有关，而以职业分工为氏。此罍为清末吴大澂旧藏。 刻纹铜剑西汉云南晋宁石寨山墓地甲M6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该铜剑刃部两面均刻一手持短剑的滇族男子与一种头部如水獭形状的虎身怪兽相搏，另有一猴前爪拖住兽尾，张口欲噬。怪兽白头颈以下与老虎无异，有爪、身带条形虎斑、长尾，但头颈以上花纹一改虎状条形而呈点状，头部细圆，小耳，吻部突出，模样与水獭极似。有学者指出剑身上出现的人、猴共斗一兽表现出一种盟友的关系和制胜观念。但也不能排除实际存在人工训猴以帮助狩猎甚至作战的可能，《庄子》中记载的“朝三暮四”故事实已说明先秦时期人工养猴行为的存在。 兽面纹铜铙西周河南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出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铜铙是流行于晚商到西周中期的一种带柄合瓦形青铜击奏乐器，柄口可安装木柄，铙身中间有一长方形加厚块，为敲击部位。铙在《周礼》中被记述为指挥撤军的乐器。《周礼》关于乐器演奏的描述十分规范，鼓是演奏中的主角，不同鼓用于不同场合，军事中所用的称为鼓(fén)鼓，是一种大型两面鼓；鼓之外还有四种金属乐器，罅、镯、铙、铎，除铙以外，其余三种在军事场景中分别负责调和鼓声、节制进军和传达命令。 石犀牛西周山东滕州前掌大墓地M103出土滕州市博物馆此墓曾经被盗，多数青铜随葬已不存，但残剩的器物仍有铜胄、铜戈、铜铃等，暗示了墓主身上的军事色彩。石犀牛出土在墓内二层台一角的一件漆木盒内，其中还有砂石器、蚌笄等。犀牛有双角，可能与现代苏门答腊犀有关。以往认为犀牛即是商代甲骨文中常见的“兕”(si)，是商人田猎的主要猎取对象之一。不过近年来多倾向于“兕”是一种已灭绝的圣水牛，而非犀牛。商代田猎与军事活动有密切关系，是战阵演习、士卒训练的重要形式，《周礼》中关于周代军事训练也有“四时皆田”的记述。 师道簋西周内蒙古宁城小黑石沟墓地M9601出土辽中京博物馆由盖及簋身组成，器形多见于西周中晚期。器身腹部低垂，腹下有圈足，圈足又接四个曾形足，肩部附两个对称的圆雕夔龙环耳。器盖顶部有捉手。盖面内圈饰三周棱纹，外圈饰一周窃曲纹，肩部和腹部分饰窃曲纹和竖棱纹。内底铸铭文九十余字，中部略有缺损,字迹不清。铭文显示铸器者为“师道”，内容为西周经典的册命封赏文辞，周王在周康宫面见师道，由益公作为右者、尹氏宣读册命文书，文书内主要赏赐了一些物品，包括品级衣物、装饰繁缛的铜戈和马器。西周册命文字中赏赐戈多与实际战功相关，若赏赐弓、钺则有赋予军事征伐权的含义。 同上 塞之王戟春秋苏州博物馆胡部铸有铭文四字：塞了之王戟。“了”指示塞地“邑”的属性，说明该件兵器为塞地所铸，上供至楚王室管理使用。塞地位于今河南信阳一带，春秋楚文王灭息国后在此地设县，而成楚国北部重镇。东周与商代军事组织的最大变化就在于以血缘维系的宗族武装在军事战争中的比例下降，兵器的管理和军队的招募不再由贵族私自操作，而由国家以地区为单位统一完成，这体现在兵器上，可明显看到铭文由标示家族所有到体现地方生产的转变。 臽(xian)戈商苏州博物馆兵器上的族徽式铭文可能是宗族武装具有军事独立性的一个绝佳证据。这件铜戈的铭文考释仍有争议，例如张光裕认为，此字上部似人，下部似鼎，根据古音和字形可释作“仃”。也有学者认为此字上部为人形，下部为“井”状，整体像人坠入陷阱，可能是甲骨文里表示陷阱之“”的另一种写法。不过“”字做单字族徽用十分罕见，“仃”字在甲骨金文里更是前所未见，在此按其中一种说法先称之为“戈”。 亚口(hú)矛商苏州博物馆该矛胶部铸有铭文，外面方框释作“亚”，方框内部释作“口”，是商代比较典型的一种复合族氏名。“亚”本身常与军事活动相联系，而亚口族可能与活动于辽宁、河北交界的孤竹国有关，此处可算作商朝政治体系的东北边地。远离殷墟的这些宗族随葬兵器的比例也很高，因其陷身于异族之间，无武装则无立身之地。从考古材料看，族与殷墟郭家庄M160墓主亚址一族关系密切。这种互动关系或能帮助他们在边地遭遇不测时，仍能受到王朝的庇护。 亚弜(jiang)弓形器商河南安阳殷墟刘家庄北地M837出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弓形器两端为球状镂孔，孔内无铃球，器表有布纹印痕。弓身有铸铭，中间为内外重合的两个“亚”字，两侧各有一个“弜”字，合起来可释作：亚弜，亚弜。弜族是卜辞中常见的一个氏族，有向商王贡纳牛、马，也曾率众伐羌。刘家庄北地多座墓葬出土有“亚弜”铭文器，可能代表此处是该族的一处集中居住地。 铜爵商河南安阳刘家庄北地墓地1994M637出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该墓共出土青铜礼器7件，其中炊食器2件，酒器5件，时代属殷墟第三期偏早阶段。两件铜爵形制、花纹和铭文均相同，腹饰两组对称夔龙组合而成的兽面纹，錾下腹壁有铭文“亚若”二字。亚若铜器在此之前已有发现，但多是传世品，近年宝鸡旭光墓地也出现带有亚若族徽的铜器，可能与周灭商之后的分器行为有关。 铜觚(gu)商河南安阳刘家庄北地墓地1994M637出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觚也是商人的常用酒器，两件铜觚均器体细高，上腹饰四组蕉叶纹，其下饰一周蛇纹，下腹和圈足下部饰兽面纹，圈足上部饰夔龙纹。圈足内壁有与爵一样的铭文“亚若”。双觚双爵是殷墟贵族墓葬中最常见的青铜器随葬组合之一。器物组合的常见性反映了殷墟时代这一阶层贵族群体的广泛性，他们大多是王畿内大小宗族的领袖，是商王朝实现统治的“基本盘”。 短銎铜戈商河南安阳刘家庄北地墓地1994M637出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短銎铜戈与双觚双爵出自一墓，墓内还出有多件青铜兵器。商人宗族有着自己的武装力量，其成员除族内中、小贵族外，以平民族众为主要成分，这种宗族武装是其能够统治异族的支柱。因此在双爵双觚的贵族墓葬中，兵器随葬比例很高，且往往不止一件。作为宗族领袖，兵器除供他们个人使用外，可能还要在战时分配给族内非职业武士的族众。 七年武城相邦戈战国苏州博物馆戈内部刻有铭文三行十九字：七年武城相邦/畋□□工师啬夫口□冶妾执齐。“执齐”为典型的赵国术语，意为掌握合金配比；铭中武城长官称“相邦”而不称“令”，裘锡圭因而疑此“武城”为孟尝君或平原君在赵国受封之东武城，即今天山东武城；而从相邦后跟“畋”字来看，孟尝君的可能性更大。兵器署名相邦意味着由国家的最高行政官僚直接监管兵器生产，这种铸铭形式主要见于战国中晚期的秦、赵二国，此二国也以军威强盛而著称。 倗矛春秋河南淅川下寺墓地M2出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形体较大，叶部呈寰底尖叶形，叶中起锥状凸脊，中空与骸部相续。脊中又聚成磬折线，由叶基直贯前锋。两从饰镂孔窃曲纹，胶部颇长，接近全长之半，上与凸脊想通，胶口圆形。近胶口处饰兽面纹，正反面各一组。兽面纹以上至叶中凸脊饰对称云雷纹，正反面各七组。胶中部一侧置三角形单耳钮，另有钉孔置于胶上部中线上。胶部一面中线上有铭文1行4字：倗之用矛。“倗”通“冯”，器主人名，亦是该墓墓主，全称遠（wei)子冯，文献记载曾于楚康王九年（公元前551年）出任楚国令尹。 铜靴形钺西汉苏州博物馆短剑表面装饰有银白色的斑块，铜钺的銎柄和钺刃位置部分也呈银白色。刻意装饰银白色的铜兵在西南地区十分流行，其成分通常也是铜与锡的合金，只是锡的比例会异常高。此类装饰的技术原理经过多番研究检验，可确认为热镀锡工艺，在具体操作上有将青铜浸入熔融的锡液和将锡液涂覆在青铜表面的区分。 暗格纹铜剑春秋江苏苏州葑门河道出土苏州博物馆吴越地区兵器著名的“三绝”工艺也以改造青铜合金为核心。剑首同心圆指在剑首铸出凸起多圈同心圆的细密棱线，部分同心圆棱线之间甚至还有装饰，是极为精密的加工技艺。这可能与陶器制作上的轮制法同源，而相比制作陶器，剑首同心圆对陶范泥料质地、轮制模具精度等要求会更高。复合剑技术是指剑的中脊和刃部以不同成分的青铜铸接，剑脊往往含锡量低，韧性更好，刃部含锡量高，硬度更强，从而达到刚柔并济的效果。复合铜戟相较于铜剑更加罕暗格纹指铜剑表面呈现规整目重复的暗黑色纹饰线，有关其技术工艺尚有争议，有认为是使用金属膏剂填涂而成，有认为是铸槽填锡形成，有认为与热镀锡工艺有关。暗格纹是吴越铜兵最具标识性的外观特征，或许不能排除各地区工匠为实现类似的装饰效果，而以不同工艺做仿制的可能。 复合铜戟战国苏州博物馆 铃首铜短剑商苏州博物馆 镂空鞘曲刃铜短剑春秋苏州博物馆 铸镶红铜匜(yí)春秋山东枣庄徐楼墓地MI出土枣庄市博物馆这套盘在腹部和底部曾镶嵌红铜材质的菱形纹，现已脱落，技术手段为透镶铸造。“透镶”是指制作与器壁等厚的红铜纹饰，生产时将红铜纹饰嵌入范中一体浇铸，因为红铜的铜含量高，熔点相对器身所用青铜合金也更高，所以不会在浇铸时熔化，完成后红铜饰片成为器壁上的异色装饰。红铜铸镶的技术来源可能是青铜垫片技术，二者原理相似，只不过垫片是为保证器壁厚度统一或固定内范，而红铜铸镶是主动性的装饰。这也是审美观念驱动技术转型的一个实例。 镂空鞘蟠(pán)龙纹铜短剑春秋苏州博物馆如果在使用铸镶法浇铸时，将红铜嵌饰替换成泥范,那么成型后的铜器上就会留有同形镂孔。当然以镂孔为青铜器装饰出现的年代要更早，二里头遗址的铜爵上常装饰三角形的小镂孔，一件铜刀刀柄位置也留有装饰性的六个镂孔，是青铜兵器镂孔装饰的先驱。此后这样的镂孔装饰在北方地区更加常见，铃首铜短剑的剑首、曲刃短剑的刀鞘，还二里头镂孔铜刀有一些镂空铃球，都以不同的表现方式应用着镂孔技术。 同上 错金铜戈春秋苏州博物馆戈援略狭短，前锋弧尖，上刃微扬；援末一小穿，中胡二穿；长方形内，内上有一长穿，内后端饰错金双钩线花纹，下角有缺口。错金银技术与我国早期玉石镶嵌工艺关联密切，基本步骤是先在器物相应部位铸就沟槽，或铸成后錾刻凹槽；再加工凹槽底部，形成上小下大的燕尾形，金属嵌入后不会脱落；适当加热镶嵌所用金银丝或片，捶打或挤压入凹槽；裁切掉多余部分后将外表打磨光滑。 鎏金菱形纹铜剑战国苏州博物馆剑身较宽，中起脊线，近锋处收狭明显；一字形格，圆茎中空，剑茎表面呈不规则龟裂状，上有缠缑痕迹；圆环形首。剑身两面饰菱格状鎏金，自剑锋至剑格，斜线分左右两组，各三十条。此剑在藏家手中时，曾作显微拍摄，显示金线下无凹槽，密度较松，部分缝隙间有铜锈，因此断定剑身所用为鎏金工艺。鎏金技术是以金屑按比例与水银调配，成为汞齐，俗称“金泥”，再涂于器物表面后烘烤使汞升华，金则附着留存于器物表面成为装饰。 错金银车辕饰战国枣庄博物馆自然界天然银远较金稀少，加之银本身易氧化变色、延展性较差，因此直至战国，随着炼银技术的成熟，银制品数量才开始缓慢增多。近东地区早期炼银，基于银在铅中溶解度高的特性，使用名为“灰吹法”的工艺将银从铅中析出，中国至晚到唐代也能熟练使用灰吹法。而中国早期部分银制品的铜含量很高，其提纯使用可能与灰吹法无关，有着独立的技术路线，但具体如何实现尚无清晰证据。 元高戈春秋苏州博物馆戈援略狭短；援末一小穿，胡上设二穿；内长方形。援本近阑处和内中部各有一耳形穿，近阑穿有同形金片夹嵌，内上未见。胡部铸有铭文三字“元高戈”。此戈特征与三门峡虢国墓出土铜戈相类，应属春秋早期。“元高”之意暂时无从考证。有学者曾认为此戈铭文有六字，第一字疑为“晋”，后跟“公厥元高戈”，其中“高”字又可释作“乔”，“元乔”有善金之意，合并即某位晋公以优良金属铸造此戈，但从实物看，铭文确只见三字，此说过于想当然。 金柄铁剑春秋陕西宝鸡益门村二号墓出土宝鸡市考古研究所金质剑柄，铁质剑身，柄茎为长条六棱形，中空无纹饰，格与首为变形蟠虺纹，镶嵌有圆形绿松石珠。黄金是益门村二号墓的最突出特征，且不似中原常见的贴金、包金、错金制品仅作点缀使用，益门村二号墓所见黄金主要作为兵器的基础部件材料投入制作。从技术手段看，这些器物也多系铸造而成，并不是对自然状态的黄金作物理上的锤堞打制。因此有学者认为，是与西北边缘地带相接的秦人彻底掀起了中国持续千年的“黄金为尚”。 金剑柄春秋苏州博物馆柄端为两兽首相抵的环形首，周边饰絢纹；剑格饰背向鸟首，相背处饰羽状纹；柄身铸出席纹。剑格内尚有少量铁刃残渣。从剑柄形制看，与草原式短剑风格相近。剑柄相当厚重，应是使用范铸工艺制作，其具体方法是：先将所要制作的器物依具体形态制模翻范，后将熔炼成液体状的金倒入范中，冷却后即成。范铸技术在草原风格金器中并不常见，这些北边以及西边的邻居们更擅长使用锤蹀、模压等工艺。 上：嵌绿松石兽面金方泡春秋陕西宝鸡益门村二号墓出土宝鸡市考古研究所同形制方泡共计四件，金泡呈不规则方形，一端稍窄，底纹由阴线和小珠纹构成，每条蟠螭的眼部为透雕的圆孔，再以料珠镶嵌；方泡中间为一兽面，两眼透雕填充料器；下端中部又出一三角形小兽首，刻画眼、鼻。背部有一长条形横档，可穿系固定，可能也是用于马首马身某些络绳节点位置的装饰。中：金络饰春秋陕西宝鸡益门村二号墓出土宝鸡市考古研究所圆柱形管状，素面，大小基本一致，应当是用范铸法制成。这组络饰应是用于马身上的穿绳饰件。 下：嵌绿松石金冠饰春秋陕西宝鸡旭光墓地M19出土宝鸡市考古研究所出土于墓主头骨南侧。喇叭形，正面圆鼓，中间有一圆孔，以爪镶工艺镶嵌圆形绿松石。器身中部有三周凹棱，形成三级阶梯，由外向内第一圈镶嵌12颗橄榄形绿松石珠，第二圈镶嵌12颗圆形绿松石珠，第三圈无镶嵌。背面中心伸出格挡，用于固定中心最大的一颗绿松石珠。 嵌绿松石歧冠内铜戈商苏州博物馆相比上一件铜戈以绿松石凸显兽面装饰，这件铜戈更像是用绿松石给凹陷的线条作美缝，嵌片形态以细长条为主。制作这种嵌片装饰，首先要将获取到的绿松石原石打制剥片，分拣出不同形状的坯料；坯料一般细碎且不规则，变成可使用的嵌片还需要用砺石将其正反两面磨平，四侧磨成上大下小、可牢固镶嵌的楔状，最后抛光。模拟实验表明制作一件绿松石嵌片耗时约40分钟，这件铜戈两面至少有100枚嵌片，仅加工嵌片一项就需要投入近70个小时的人力，而这仅是装饰粗糙的一例。 嵌绿松石兽面纹铜戈商苏州博物馆援略狭，前锋弧尖，中脊隆起；内作长方形，有一圆形穿，后部凹铸兽面纹，并镶嵌绿松石。绿松石早在新石器时期为装饰原料，至二里头文化时期，带有绿松石装饰的制品一度成为最珍贵的礼仪用器，但这一地位很快为青铜礼器所取代。绿松石到商周时期更多用于兵器装饰，原料可能主要来自湖北十堰、陕西洛南等地。二里头、殷墟等都邑能够大量使用绿松石装饰，也显示了早期王朝对重要资源区的控制。 镶孔雀石柄铜短剑西汉云南晋宁石寨山墓地甲M13出土云南省博物馆前锋微缺，一字形剑格，圆形柄首，有内外二圆，内外之间镶嵌孔雀石片，部分已脱落。在一些兵器和扣饰表面镶嵌玉石是云贵高原青铜器设计的一个重要特色。是否要镶玉石以及镶嵌成什么样的图案，在器物铸造前已完成设计，以便在铸造时预留凹槽。孔雀石片的生产工序为切割开料、打磨成圆柱，钻制中孔，再连续切割成厚度相当的圆片。柄首表面涂以黑色的粘结剂，可能是生漆，在尚未完全硬结之前，将孔雀石片按压粘附在上面。 镶绿松石曲刃铜短剑西周内蒙古宁城小黑石沟墓地M8501出土辽中京博物馆剑柄端头为半圆形扁体配重，两面鼓起分饰三道瓦棱纹，正中有穿孔；身柄连铸，柄部短小为扁圆柱体；剑身曲刃，节尖明显，柱状脊，气槽与节尖位置都处于后缩阶段，显示这件曲刃剑的年代不会太早。剑柄上有一小片规整的圆形绿松石，是整器的焦点。长城以北地区绿松石装饰并不多见，主要出于随葬较多的墓葬中。相较商代嵌片，这件短剑上的嵌片要更加规整，但耗费的工时无法与中原的密集劳动相比较。 嵌绿松石龙凤纹铜樽战国苏州博物馆杨休先生捐赠樽是战国时期楚国使用的一种酒器，由器盖、器身两部分扣合而成。器盖隆起，顶部平整，盖上立三羊形钮，盖沿边缘有三兽面形卡扣。器身直壁斜收，平底，腹上部饰两处对称兽首衔环，下接三矮兽蹄足。器盖中心饰两周弦纹，外部饰变形龙凤纹和云纹。器身腹部满饰变形龙凤纹、云纹，排列与器盖略有不同，龙凤形象更加飘逸。所有纹饰均为嵌错金线而成，纹饰之间的凹槽又填以绿松石。 金柄铁剑春秋陕西宝鸡益门村二号墓出土宝鸡市考古研究所金质剑柄，铁质剑身，剑柄、剑身分别制作再铆合在一起，铁茎直接插入金柄内。剑身呈柳叶形，柱状脊。剑柄整体镂空，两面纹饰相同，均饰有浮雕勾云变体蟠虺纹，并镶嵌有绿松石。剑茎两侧由勾云纹排列成五对齿状凸起，整个柄部均由细珠纹衬地。该剑出土时，剑身外有织物包裹的印痕，并有小金泡七枚整齐排列成一行，应该为剑鞘的遗迹。除此剑外，另出土金柄铁剑两件，还伴随大量金器，不少金器风格与凤翔秦景公墓（公元前576-537年在位）相似，墓主与秦国高等级贵族当有密切交往，有学者进而推断墓主可能是秦国征服的某戎人部族君长。 同上 同上 人面纹铜矛战国苏州博物馆矛刃作柳叶形，前锋尖锐，中脊隆起，刃叶饰云雷纹。筒形胶，胶部两面饰浮雕戴冠人面纹，顶冠为三叶形，双目与鼻部凸起，阔嘴，颌下有三绺胡须，胶两侧系钮正好充当神人双耳。人面表现似与三星堆青铜人像相似，且两器同属巴蜀。不过铜矛年代最早不过战国，年代上距三星堆过于遥远，因此也有学者联系同时期兵器上的人面造型，认为此处的人面与南方地区广为流行的太一神等兵神信仰有关。 虎纹铜戈战国苏州博物馆戈援宽阔，前锋弧尖，中起脊；下刃援未延展成中胡，有二穿，上援末一小穿；长方形内有一圆穿。援本铸出浅浮雕虎纹，虎侧首张口露齿，朝向锋尖，虎身顺胡下伸，饰凸起云雷纹，虎爪双趾尖锐，更似鸟形。巴蜀地区十分流行这种浮雕式的虎纹铜戈，虎身或水平延至内上，或垂直顺胡下伸。《后汉书》中有“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似乎可与兵器上饰张口虎纹的行为相照应。 立犬铜豆西周内蒙古宁城小黑石沟墓地M8061出土辽中京博物馆直口，浅盘，下腹壁斜直，柄较高，喇叭形豆座，足部边缘有一周三角形填线纹。铜豆口沿一周站立了11条小犬，犬尾翘起，犬身装饰圈点纹样。铜豆从形态看明显是对同遗址陶豆的模仿，写实且立体的动物装饰则颇具草原风格。这种以动物顺次排列形成封闭圆环的形式在西南、西北以及中亚地区均有发现，尤其在新疆和中亚也呈现高足托盘的形态，年代更晚，作何用处尚不得知。足部边缘的三角形填线纹在亚欧草原的一些铜斧上也有装饰。 立兽铜啄西汉Western Han Dynasty云南晋宁石寨山墓地甲M云南省博物馆銎较短，刺细长，呈四棱形锥体，前锋尖锐但无刃，銎上焊铸一只狐狸。在兵器銎管一侧竖立动物的表现方式在黑海沿岸、伊朗高原以及我国北方地区较常见。伊朗有所谓洛雷斯坦风格的青铜器，其中即有不少这类站立动物的兵器。而在米努辛斯克盆地的塔加尔文化（公元前800-100年），也发现一件类似的立兽铜啄，只不过其顶部伫立的是一头大角鹿。 右：虎首柄铜短剑春秋苏州博物馆通体一次合铸而成，剑身两侧在中部有突起，已不甚明显。剑身与剑柄交界处有弧形剑格。剑茎光素，但剑首造型生动，为一蹲伏老虎的前半身，前足收屈与下颌项链，虎头眼、鼻、齿、耳的刻划都相当细致写实。河北隆化下甸子墓曾出土过一件同类器，两件在剑身下半部略有差异，其他位置包括虎首造型都十分相近。冀北、辽西及内蒙古东南这一片区域还曾发现多件熊首短剑，应出于相似的造物理念。 左：动物纹铜扁盒西周内蒙古宁城小黑石沟墓地M8501出土辽中京博物馆扁体仿皮囊造型，上部塑造出器盖，但与器身实为一体。盖上饰有三角形几何纹，器身从上至下依次饰有蹲踞状马纹、三角形几何纹、蹲踞回首状马纹以及鸭纹共四组。这种复制式的动物排列在蒙古草原的鹿石中十分常见，尤其马的形象，也多见前肢弯曲的蹲伏姿势，这些鹿石上还常见兵器与工具的图像，也多是北方青铜器的风格。 长子口方尊西周河南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出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整器方正，口部外张，颈部收束后伸出一截短小的斜肩，圈足外撇，圈足下折出阶状方座。方尊四处折角及四面正中均有扉棱。纹饰繁缛,颈部至肩部饰两种不同造型的夔龙纹，一类倒立填于蕉叶纹中，一类呈水平相对状。腹部饰连体外卷角兽面，圈足饰分体曲折角兽面，兽面均凸出于器表，并以云雷纹衬地。腹内底有铭文“长子口”。方尊四面正中和肩部四角分立柱形角兽首和象首，兽首都采用焊接与器身相连，焊料为铅锡青铜。 兽面纹三角援铜戈战国苏州博物馆戈作三角援无阑式。援本宽阔，前锋弧尖，整体近似三角形。中起脊线，援本有一圆形穿，援末有二长穿。斜长方内，呈鱼尾形，有椭圆形穿。援部饰多层次兽首，凸目，吐舌为脊，对称饰三角形云雷纹，内部纹饰则富有巴蜀特色。整体装饰效果与商至西周兽面纹相比亦不逊色。战国时期，列国曾掀起一段复古风潮，除纹饰外，一些器型也刻意铸成古典模样。有学者认为这与战国时期出现的“尊古尚质”思想有关，巴蜀地区亦卷入潮流可能也受物质文化以外的思想影响。 兽面纹铜车轴饰战国陕西宝鸡旭光墓地 M3出土宝鸡市考古研究所车轴饰分为一端粗一端细的套管和一块舌形踏板，套于车轮内面，与车舆相交。套管以中脊为界，左右两边各装饰怒目圆睁的侧面凤鸟形象，两只凤鸟头部恰好又组成了一个正视兽面的眉眼，并增添了硕大鼻翼使之更加形象。前伸的踏板上也装饰了相对的兽面纹，兽面头上有水牛似的内卷角，口部吐出獠牙，两只异兽似成相互撕咬之势。车轴饰与车軎组合有固定轮毂的作用，两只异兽互相衔咬，或许是稳固车轮的意识性表达。 兽面纹铜斝商山东滕州轩辕庄遗址出土滕州市博物馆口沿张开，上立对称伞状柱，腹部呈上窄下宽的覆盆形，下接三棱形锥状空心足，器身一侧设一錾。伞状柱上饰涡纹，颈部饰夔龙纹，腹部饰兽面纹，主纹饰上下均设一周联珠纹。斝是商代常见的酒器，这件铜斝的年代大致在商代中期。作出这种年代判断的原因有三，一是覆盆形的腹部主要见于商代早中期；二是口沿上立着的两个斝柱，时代早靠得较近，时代晚的基本分列口沿两端；三是纹饰呈现较宽的条带状，也是商代早中期装饰上的流行风格。 贮壶商苏州博物馆口部平面为椭圆形，颈部收束，腹部鼓起，腹下接高圈足，颈部两侧设对称贯耳。颈部有对称兽面纹装饰，兽面眼部凸起，眼上部有外卷双角，鼻、口的端部也都作外卷上翘处理，后爪塑造相当写实；圈足饰简化缩小的兽面纹，贯耳为圆雕外卷角兽首。贯耳式铜壶流行时间较短，由其纹饰风格也可敏锐捕捉时代特色，颈部主体兽面都是较粗的线条，与填充其间的细线云雷纹对比鲜明，从而凸显出兽面轮廓。口沿内壁有铸铭“贮”，是家族标识。 子马方彝商河南安阳花园庄东地墓地M42出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无盖,器身呈长方体，圜底，圈足四面正中下方各有一长方形缺口。器身四面满饰花纹，主题基本相同。口沿下部以扉棱为中心饰相对夔纹；腹壁饰牛首兽面纹，扉棱为鼻，圆眼外凸，与其上部夔纹以一凸弦纹相隔；圈足壁饰相对的顾首夔纹。有云雷纹为地，但主体纹饰除眼部外，均未凸出器表。器底有铭文“子马”，也有学者释为“子豕(shi)”,可能是墓主的名字。墓葬时代为商代晚期的较早阶段。 谢谢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