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知青生活（中）

八憨

　　四、年轻气盛的拼命三郎

在农村要成为一个好社员不容易，要成为一个优秀的男社员更不容易。因为你要有一副好体魄能抗大活，要有一身好本领干活不落人后，还要有敢抢能干计件工分的技能与魄力，一个评价硬指标就是全年获得的工分数要领先。

当年我插队当知青的时候还不满18岁，相比自己不到15岁就离家当童工的哥哥，以及那些初中毕业就下乡的弟妹，我算幸运的。因为自己从小独立，适应性也比较强。加上自己一贯自律，很少让人操心。

虽然没想过要在农村干出什么名堂，但好强的性格，不服输的傲气，让自己在插队区间以肯干能干赢得大家好评，同时也因为不计后果的蛮干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1、扛磅秤摔晕自己。一段时间，我担任生产队记工员，碰到称重计分的活计，为了方便大家，我总是把秤带到劳动现场。因为逞能，我从不请别人帮忙，也不愿多跑几次，在搬动磅秤时总是腋下夹着计分簿，顺便用手扶着扛在肩上的秤架子，再用另一只手提着厚重的铁秤盘四处跑。一天工作结束收工，自己搬着秤回家时，因为扛着秤低头走，不小心磅秤横梁撞在墙角上，自己一下摔倒，也不知是被秤的什么部位砸中头部，现场晕了过去。等醒过来，自己睡在床上，才知道是别人把自己送回来的。万幸，这次事故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

2、无证驾驶拖拉机。在我担任生产队出纳的时候，玉溪行署资助给生产队一辆手扶拖拉机。到峨山物资局提车时，销售人员只是简单说了一下操作要领，我在球场上开了两圈就直接上路了。拖拉机开回队里，我自然成为第一任拖拉机手。因为是以机耕的名誉要来的拖拉机，适逢栽秧季节，我必须完成机耕耙田的任务。为了证明机器比牛行，我着实拼了一把。因为手扶拖拉机耙田是在机头下装一个铁质抓耙，通过马达飞轮带动抓耙旋转击碎土块，操作人员必须步行，在后面用双手控制机头的运行走向。这样，我从早到晚一个人开着拖拉机，赤脚在水田里跑，才一天，自己的双脚就被小石子划出不少口子，钻心的疼。因为无人替换自己，第二天不得已穿着鞋子下田继续工作，后来队长看到自己走路异常，于心不忍，而且工作效率不是那么高，才结束了这项工作安排。

开拖拉机在田里跑危险不大，上路就不一样了。

有一段时间我被抽调参加小街公社在小海洽开垦台地的青年突击队，在回家探亲返程时，知青户的家人提出送我回去顺便看看突击队的工作。获得队长的批准，我带出的徒弟开手扶拖拉机送我们。自持是老驾驶员，我想再过把瘾，自己开车拉着知青战友一路欢歌出发。拖拉机开到离小海洽不到3公里的地方，在一个左转弯处发生意外，手护拖拉机的转向离合器控制拉起后再放开却不复位，结果拖拉机继续左转弯一下冲进路边的排水沟里。也许是突发事件把大家吓呆了，一串惊叫后变得鸦雀无声，甚至没有一个人及时跳车。等大家反应过来纷纷跳下车兜，才发现车头掉在沟里卡住，车厢还在路上，而排水沟下面是一个至少5米的深沟。可以想象，如果不是排水沟卡住车头直接冲下去，车毁人亡的后果将不堪设想。这次事故之后，我再没有开过这台手扶拖拉机。

3、拉柴玩命飞车。在农村做饭全靠烧柴，上山挑柴也是每个知青的必修课。和本地社员饭前饭后一人担柴不同，知青担柴总是占用队上的出工时间集体出行。我们又和其他知青不同，一是我们烧的灶是柴老虎，枝条柴没有大树块柴好用，砍树劈柴是最佳选择。二是我们下乡时单位配了一台手推车，用车拉柴比肩挑效率高很多。为了方便，我们总是在路边砍树劈柴，很多时候不顾及是哪个生产队的山。本来生产大队有明确规定，不允许在路边砍树，也安排有巡山的社员。不过当时我们知青户有一个女生在大队合作医疗站当医生（绝对的自学成才赤脚医生），平时出诊名声很好，知青户另一个男生负责生产队磨面房服务工作，人缘很好。护林的社员看到是我们户知青砍柴，直接睁只眼闭只眼，只交代注意安全就离开。所以，我们砍一天柴几乎够用两个月，那数千斤的柴用推车往回拉基本是我驾车。由于返程有不少下坡路段，为了省力，我会在车的后下方栓一根劈有斜口柴做刹车，然后在下坡时保持住车的平衡，双脚离地，人在空中利用身体重心控制方向，再用车把高度调节刹车力度以控制车速。这个举动看起来像个省力开心的飞车游戏，实际上就是在玩命。有过几次幸运，最终还是难免出事。一次就是因为车速过快，过一个小弯时没有控制好，车子直接飙出土路，我在空中被弹飞出好几米，好在年轻灵活，人落地只是擦破皮没有明显受伤。在大家赶来把车抬回到路上，重新装车回家时，再不准我飞车，老老实实拉车。

4、过劳伤身。很多人把下乡当玩，我们为了不给父母丢脸把挣表现看得重了。平日里，我们没有人会偷懒不出工，也没人无故请假回家休息或游走其它知青户，即便轮到煮饭，下午饭后的一段时间也要去挣几分工分。仅仅是为了对得起自己每天的十分工分，我的付出是日后的身体劳伤。

握锄头把留下腱鞘炎。由于生产队田多劳力少，每年栽秧前挖干田就挖一个多月，一天从早到晚一人要挖4分多田，一个季节下来铁制叉叉锄可磨损近一公分长。种小春时挖种菜籽、种蚕豆的地沟我一天的记录是150丈（约500米），加上其它平地、铲草皮垒田埂等，长时间用力握锄头把，导致自己的左手中指握拳后不能自己打开，必须要另一只手帮忙才能掰开，现在已开始有明显的胀痛感，不知道明天会怎样折磨自己。

踩打谷机双膝半月板受损。我们见过不少运动员因为早年超负荷锻炼导致半月板损伤，没想到当年玩命干活也让自己受伤。我们插队的地方收水稻的方式是在稻田里放一个专用的大木盆，木盆里放置一部双人打谷机，由专人踩机器脱粒，其他人用镰刀把水稻割下送给踩机器的人。一般情况下，踩机器的一人负责接5到6个割手的稻子脱粒。不知道当年队长是怎么想的，给我们组安排了10个人，指定我任组长。如果按常规，安排2人踩机器，一人只负责4把刀，明显窝工。如果安排一个人踩机器，要打9把刀，会很累。考虑到当时是按照收割水稻的面积来记工分，我只能拼了，整个收割季一个人承担打9把刀的任务。机器一踩就是一天，中途刨谷子、捆稻草也没闲着。虽然生产效率高，工分没少挣，社员也钦佩，但硬撑两年的后果是双膝半月板受损，晚年爬山双膝无力，天阴下雨或蹲起膝盖有酸胀感。

挑重担闪过腰。在农村挑担子是基本功，能挑重担是一种资本。因为年轻好胜，担任记分员曾用杠秤称过300公斤的烧柴，也曾打赌和其他社员扛电机断过两根十公分粗的木椽子。一次往田里送粪，挑着150斤的担子过沟闪了腰，几天直不起腰，慢慢好了没在意，直到快退休时腰痛去医院看病，医生问以前腰是否受过伤，自己告知当年在农村的情况，医生断言腰痛是陈旧性腰肌劳损，除了小心静养没有特效药。

自己老了，常感叹“年轻真好！”

想想当年的疯狂，又感叹“年轻真傻!”

我们下乡的时间不算长，干过的农活可能不比回乡的同龄人少。而我应该算干过农活最多的知青之一，甚至生产队长都把我当作强劳力安排工作。比如犁田耙田，整理育苗秧田，上石灰窑烧火，到砖窑上踩窑泥、掼砖制瓦等技术类农活，当过开手护拖拉机的师傅，也当过生产队首任磨面房师傅。

和知青户其他战友不同，我曾有过一段单飞磨砺的经历。

下乡第二年冬闲季节，小街公社开决定在小海洽建个农场，抽调各个生产大队社员组成青年突击队前往开垦大寨梯田，可能是因为小新寨知青好名声影响，大队要求我们知青户派个男生去管突击队队员的生活。虽然没点名，我知道自己必中奖，于是主动报了名。

舍郎突击队有28人，主要工作就是开台地，每人每天要挖土两个立方。 我的主要任务是生活保障，管理钱粮、采买菜蔬肉品调料，偶尔到台地一线挑土。那时没有交通工具，出行全靠脚走肩挑。一般采买到小街镇走10多公里，若到玉溪研和买肉往返要走20多公里。

三个月时间里，艰苦的食宿条件令人终身难忘。因为所有突击队成员是自己背米，自己交伙食费，油水差，原则上只能吃饱。半月改善一次伙食就是按计划每人半斤猪肉买回来不切，直接水煮后蘸点酱油辣椒吃，正所谓互不吃亏，大块吃肉香。吃半斤一块的肉成为我一生破不掉的记录。

很难忘记在突击队经受的严寒考验。那时我和同生产队一个叫吕柱生的社员住在一个农户家小楼上，四面墙有一面空着，晚上睡觉可数天上的星星。临近过年，山区夜晚寒冷，加上自己行李单薄，碰到刮风下雨总被冻醒。一天早晨，自己迷迷糊糊之中把头手从被子里探出来，一种异样的感觉袭来，除了感觉到皮肤凉飕飕的，被子也少了平日里的柔软，用手敲敲硬邦邦的，原来是外面下大雪，一夜地上积雪将近20多公分，世界冰冻了，我睡在冰窟里。

当天大家没有出工，我和煮饭的杨姐成为大忙人。冰冻导致煮饭引水的管道没水，我要到很远的井里挑水做饭。当自己一个人挑着水桶在雪地里奔波的时候，完全没有现在的年轻人玩雪的那份欢喜，脑子里就想着知青户的兄弟姐妹，如果不出工，大家可以在家里烤火，打牌唱歌玩雪，多好。再看看白茫茫的田野里自己孤独的身影，这就是电影《卖花姑娘》里主角花妮一个人在雪地里卖花独行的情景，联想到这是否就是自己以后的生活？悲由心生。

也因为工友们难得休息，在伙房温暖的火塘边上出现了一些有趣的小故事。

故事一：赌雪水是清的还是黑的。在大家眼里，皑皑白雪洁白无瑕，电影里曾见过人饥渴了大口吃雪的画面。我相信，真正喝过雪水的南方人不多。结果大家用口缸装满雪，放在火塘边烧开，再倒在白瓷碗里看，雪水是黑的。原来最初的雪包裹着大气层尘埃，如果久不下雨，尘埃融进水里水变黑就是必然。工作后我有机会冬天去了哈尔滨，在零下40摄氏度的漠河尝过雪的味道，也取了中间层的雪回宿舍化开，结果水是清的。

故事二：赌谁能吃。年轻人能吃是真，而男青年和女青年谁更能吃却不一定。当时突击队里公认能吃的男青年是一队的施XX，女青年是煮饭的杨姐。那天不知是谁挑起的战争，要二人比赛吃，胜者可赢负者10斤大米，大家推我做裁判。当时工地上煮的饭相对较硬，一斤米称2.2斤饭。第一次每人称一斤米的饭，很快吃完；第二次每人再称半斤米，两人又吃完；之后杨姐提议每人再吃半斤，施哥只同意吃二两再说，僵持了一会儿，施哥认输。最为雷人的是杨姐获胜后感言：男人永远不要和女人比吃，因为女人是橡皮肚，肚子里可以放进篮球，男人连乒乓球都放不进，怎么比？都说高手在民间，这段感言如果写进影视作品，没准会成为经典。

故事三:比掰手腕。杨姐比吃饭胜了，有男生不服提出比掰手腕，还宣称可让一拳。结果左右手让一拳男生都输了，最后不再让公平对抗，男生勉强获胜算是找回一点面子。可以说，在农村比力气大，男女差距主要在出力方式上。爆发性力量男的会好，但讲干活的能耐女的甚至超过男的。比如我们生产队的女能人可以把一台打谷机用头顶背到队里任何一个田间角落，也能把一头猪背到街上卖掉，这种活任何一个男士做不到。以后常听人说“男不跟女斗”，我的理解除了谦让，也包括不能斗、斗不赢。

五、实力知青户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相信每个知青户都有自己的故事。

我们或许不算最优秀，但绝对是当年知青中口碑很好的一家人。

1976年初，玉溪地区组织过一次先进知青户表彰活动，我们知青户名列其中，参会代表还荣幸地坐上主席台。

撇开党群系统权利机构有形或无形的影响，我们自身的努力与成绩也不容小觑。

因为有知识有文化有人缘，加上大家表现突出，下乡不到一年，我们知青户几乎担起了整个生产队的家。除了生产队长一职，其它如会计、出纳、保管、政工员、科技组长、团支部书记（包括大队团支书）等队干部都由我们户知青担任，这种情况在当时可能是独一无二的。

或许是受机关生活的影响，也是领队最初定下的规矩，我们每月会有一个下午的学习日。平日里，大家对读报、听广播有很好的习惯，对一些敏感的政治话题会展开自由讨论。记得1975年底，全国兴起批邓反击右倾方案风的浪潮，在一次例行的学习讨论会上，针对邓小平提出的“白猫黑猫理论”，持不同政见的人展开了激励的争论。也许是政治见解不够，亦或是社会经验不足，也包括知青户里好几个战友有半导体收音机，除了了解一些国内新闻，也会偶尔收听一些外台，所以发言中提出了一些与报纸广播相左的观点，大家对“猫论”的定性产生了较大分歧，可以说争得面红耳赤，这是我第一次见识到不同人对一件事认真的不同境界。虽然这次争论没有影响到大家日后的正常生活，但因为少有的争执引起领导的关注，最终我们私下收听外台的事情暴露，被上级组织严肃批评，还成为日后大家笑谈的一个话题。

在我们插队期间，赶上周恩来、毛泽东、朱德三位伟人相继去世。1976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当得知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电影《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永垂不朽》在县城播放，全家人不顾白天干活的辛劳，冒雨步行近8公里赶到县城电影院去看电影。因为没有提前买到电影票，大家只能向电影院的管理人员争取关照。磨破嘴皮，也许是被大家的精神所感动，工作人员最终同意我们在最后一场观影。挨到快12点，大家终于坐在楼厅过道的台阶上看上电影。电影散场，大家心情很沉重，完全没有了平日的欢快气氛，开始为国家的未来担忧。当大家默默地在雨中沿着山路走到小新寨家里，已经听到鸡叫。早上出工，家里没有一人缺席，表现出高度的自律与自觉。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知青户成为整个生产队最悲痛的家庭，不少人都失声痛哭。大家除了对自己最崇拜的伟人离世感到悲痛，也对自己未知的明天感到忧虑。那几天，大家自觉地承担了队上搭建悼念灵堂的工作，每天准时布置并参加悼念活动。在小街公社组织的追悼纪念会上，我户李X同学代表知青作发言。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家里再没有往日的欢歌笑语。直到华国锋同志出任中央主席，许多工作步入正轨，大家的心情才有所缓解，笑靥也慢慢回到脸上。这个片段曾被县文化馆的老师用相机记录下来，成为永恒的记忆。

知青学习的照片

农田里摆拍的照片，也是知青户留下的珍贵照片

一个特殊时代的记忆

1977年8月，当邓小平主持召开科教座谈会决定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大家精神振奋，专门召开会议讨论参加高考事宜，并派人回家收集考试复习资料，全户掀起了文化学习热潮。可惜，当时的峨山知青办出台了一个错误的决定：知青在报名高考与招工回城之间只能二选一。尽管我们多方努力，迫于“县官不如现管”的现实，我们只能开会讨论如何选择的问题，结果有10人选择了先返城再高考，之后把辛辛苦苦找来的复习资料束之高阁，不再复习文化课。事实证明，当时大家做的这个选择不够明智，因为后来的返城招工比预想的快，而且招工单位根本不受县上土政策影响，实行“一锅端”。

1977年11月26日，招工单位来到知青户，只给了三天时间，我们将离开农村返城。因为一起走，大家少了电视剧里推荐走后门和争名额勾心斗角的尴尬。没有太多麻烦，我和另外两个女生进入玉溪地区制药厂，其他9人进入玉溪水电设备厂。进厂后因为一些老领导的帮忙，我们中有5人补报名参加了恢复高考第一年的考试，可惜没有充分准备，当年的考试成绩不理想，只有2人录取。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们知青户12人中，先后有8人考上大学，包括2个初中毕业下乡的弟妹。很有意思的是，高考走出来的8人后来有6人当了老师，另两人也曾在国家级高层机关从事过教育管理工作。有人开玩笑说我们是个教育之家，专业全人才多可以办个学校。遗憾的是，当年我们知青户从没有一个人当过代课老师。记得后来我在玉溪师专工作，在一次基层校长培训时，有幸碰到当年舍郎中心学校的王校长，闲聊中问过当年为什么没有知青受聘代课的问题，他的回答是：有过考虑，因为不确定我们能在多久，怕聘了上岗又走掉换人麻烦，所以不聘。这样说，当年的学校领导够明智，决定算英明。因为到了我们返城时，招工单位只给了3天时间完成体检交接工作，当时队里不论是换干部还是会计交帐、保管交物都是个大难题。

1977年11月29日，我们离开农村，知青生活正式结束。

知青返城前两天大家到县医院体检后到相馆留下的合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