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沟竹马的历史渊源与民间信仰

李振忠

陵川县礼义镇东沟竹马的历史渊源可追溯至古代军事文化、民间信仰与民俗传统的交融，其发展脉络与晋东南地区的地理环境、历史事件及文化生态紧密相连。以下从四个维度展开分析：

一、军事文化的渗透与演化

东沟竹马的表演程式中蕴含着明显的军事元素，如“四门斗”“八卦阵”“力破迷阵”等阵法变换，这与陵川地处太行山区、历史上多战事的背景密切相关。陵川曾是宋金对峙的前沿，明清时期亦为军事要地，民间流传的“古战场练兵”传说为竹马的军事意象提供了文化土壤。陵川境内的“棋子山”相传为周武王灭纣后箕子隐居推演围棋之处 ，这种尚武传统可能通过民间艺术得以延续。

表演中的“马战”形态（如“狮跃龙腾”“两军对垒”）与古代军事演练的模拟直接相关。演员通过跑、跳、转等动作模拟骑马作战，手持马鞭或兵器，配合锣鼓节奏展现攻防阵势，这种“以舞演武”的形式可能是古代军事训练仪式的民间化演变。此外，竹马道具的设计（如竹制骨架、马首马身分离结构）便于演员灵活操控，暗合实战中骑兵的机动作战需求。

二、民间信仰与祭祀传统的交融

竹马起源于古代儿童骑竹马游戏，后逐渐与祭祀、庆典结合 。东沟竹马的发展可能受到当地民间信仰的深刻影响：

1. 庙会与祭祀活动：礼义镇作为“中国文物第一镇”，分布着龙岩寺、南、北吉祥寺，崔府君庙等国保单位，竹马常与庙会、社火活动结合，成为祭祀仪式的组成部分。例如，陕西泾阳枣坪竹马传说与药王孙思邈有关，通过表演祈求平安 ，而东沟竹马可能承载类似的祈福功能。

2. 二仙信仰的关联：礼义镇南神头二仙庙是晋东南地区最早的二仙庙之一，二仙信仰中“驱邪纳福”的仪式可能与竹马表演形成文化共生。竹马的“跑阵”可能隐喻驱疫逐鬼的古老仪式，与社火中的傩戏传统一脉相承。

三、民俗传统的地域共性与独特性

东沟竹马与晋东南及周边地区的竹马文化存在显著共性，同时又具有地方特色：

1. 与沁水李家山竹马的渊源：两者均以军事阵形为核心，表演程式（如“蛇蜕皮”“八卦阵”）和音乐节奏（如《将军令》）高度相似，反映了晋东南竹马文化的统一性。李家山竹马明确与长平之战相关，东沟竹马可能通过文化传播或共同的军事历史形成关联。

2. 与陕西枣坪竹马的呼应：枣坪竹马传说与药王孙思邈有关，表演中包含“力破迷阵”“狮跃龙腾”等程式 ，与东沟竹马在叙事结构和动作设计上存在相似性。这种跨地域的文化共性可能源于晋陕豫民间艺术的交流，或共同的农耕文明背景。

3. 本地特色的形成：东沟竹马与平腔秧歌（省级非遗）在同一村落共存，两者在音乐、服饰上可能相互影响。例如，竹马表演的锣鼓节奏可能吸收了秧歌的韵律，而秧歌的叙事性又为竹马增添了戏剧元素。

四、历史文献与口传记忆的印证

尽管缺乏直接的文字记载，但通过地方志、民间传说和现存表演可勾勒其历史脉络：

1. 地方志的间接佐证：《陵川县志》记载田庄村（陵川县）有竹马表演，且名剧《蝴蝶杯》出自该村 ，间接说明竹马在陵川地区的历史存在。田庄村与东沟村同属礼义镇，文化生态相似，可推测东沟竹马亦有较长历史。

2. 口传历史的延续：当地老艺人相传，东沟竹马“自古有之”，据陵川县志记载，距今己有五百多年的历史，与“祈雨”“祈福”等民俗活动紧密相连。这种口传记忆虽无法确证起源时间，但反映了竹马在地方社会中的文化根基。

3. 现代传承的实证：2025年元宵节期间，东沟竹马与平城纸龙、扛桩等非遗项目共同参与礼义镇民间艺术巡游，证明其活态传承。传承人通过“非遗进校园”等活动培养新人，延续了“言传身教”的传统模式。

五、文化生态的共生与演化

东沟竹马的存续依赖于多重文化生态的支撑：

1. 古建与民俗的共生：礼义镇密集的宋金古建筑（如北吉祥寺、南神头二仙庙）为竹马表演提供了仪式空间，而竹马的“跑阵”路线常与庙会上香路径重合，形成“建筑-仪式”的文化闭环。

2. 农耕社会的周期性：竹马表演集中在春节、元宵节等农闲时段，既是对农耕节律的回应，也通过集体参与强化了村落凝聚力。例如，寺湖村的柳编竹马与农耕工具制作技艺结合，体现了民间艺术与生产生活的深度融合。

3. 现代转型的尝试：礼义镇通过文旅融合将竹马纳入全域旅游线路，与乾庄民宿、古建研学等项目联动，这种“非遗+旅游”模式在保护传统的同时，为竹马注入了新的文化功能。

因此，东沟竹马的历史渊源是军事文化、民间信仰、民俗传统与地域生态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军事阵形源于太行山区的战争记忆，民间信仰赋予其仪式功能，与周边地区的文化互动形成共性，而本地的古建、秧歌等元素则塑造了其独特性。尽管缺乏确切的历史文献，但通过表演程式、口传记忆和文化生态的综合分析，仍可清晰勾勒出其千年演化的轨迹。这一扎根于太行深处的非遗项目，不仅是民间艺术的活态见证，更是理解晋东南文化多元性的重要钥匙。